2009年11月16日

【公告】紀錄片工會第一本出版物《愛恨情愁紀錄片》尋求支持!(文/蔡崇隆)


編按:這篇文章是紀錄片工會即將出版的第一本紀工訪談書的序文,也是一份募款聲明,由紀錄片工會理事蔡崇隆撰寫,希望能藉此募集到足夠的經費(約十萬元)完成出版計畫。這本書的部分內容,就是紀工報連載的「烏山頭不大之紀錄群像」。紀錄片工會一直嘗試著要對台灣紀錄片環境做出一點貢獻,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嘗試。希望在閱讀過此文之後,願意解囊相助的朋友,煩請直接匯款至工會帳戶:台北富邦承徳分行(銀行代號:012)匯款帳號:306102014822,並留下大名及通訊方式,未來出書後工會將致贈書籍一冊。若有任何問題,請電洽紀錄片工會:02-02-25571191。

《愛恨情愁紀錄片》是我2006-2007年間在南藝大帶領《紀錄片製作》課時,與學生合作紀錄片導演訪談計畫的部份成果。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因緣際會跨足於學術領域,我深深感受到本土紀錄片研究/論述的不足。

市面上,可以看到諸如《製作紀錄片》、《紀錄與真實》…等西方紀錄片翻譯書,也可以看到針對中國大陸紀錄片工作者的研究調查如《記錄與探索--與大陸紀錄片工作者的世紀對話》等,唯獨不見十餘年來在台灣紀錄片領域始終耕耘不懈的紀錄片導演訪談或相關研究。

這構成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紀錄者無人紀錄。

不要說專門培養紀錄片生力軍的南藝大音像紀錄所學生,對畢業學長姐的創作脈絡了解有限,即使同為紀錄片工作者的我,也未必知曉其他拍片朋友影像風格形成的背後歷程。我們往往只有機會在影展或新片座談時匆匆交流,或者透過少數學者、記者與影評人的眼光來解讀紀錄片同好的作品。近年來有些影展更強調,會邀請國外知名影展的選片人,來評選國內紀錄片作品,「市場性」與「好看性」不知不覺也成為評斷紀錄片高下的主流價值。

對我來說,逐漸成為隱憂的是,十年來台灣的紀錄片風潮,據說是八零年代新電影以來少見的文化榮景,而這樣的沃土或多或少也滋養了目前被看好的新興國片內涵。可是,我們這些活在當代的創作者,卻似乎陷入一種相互疏離的失根狀態中,只能不斷汲取境外的奶水,或迎合所謂紀錄片先進國家的標準。我們原本就不夠了解自己,現在又逐漸失去自信,這反映於本土紀錄片走過「榮景」之後,在創意與深度上的停滯不前。也預示了台灣紀錄片可能步上當年新電影後塵,在影展與市場間進退失據,終於在創作意識遠離社會真實之後,失去了廣大人民/觀眾的支持。

我們有歷來最多的紀錄片徵件或競賽,獎金從數萬到數十萬不等,我們也有數不清的影像人才培力課程,在台灣各地進行。據說相對於香港或大陸,台灣的紀錄片推廣是兩岸三地做的最好的,這應該是台灣民主化的可喜成果之一。只是我常想,我們對紀錄片的了解,十年前與十年後的差別到底有多大?也許紀錄片的技術門檻下降了,紀錄片的刻板印象改變了,但在紀錄片的文化視野上究竟拓展了多少?我們會不會只是從傳統教條的一端,擺盪到市場媚俗的另一端?不僅看不見兩端之間豐富多元的奇花異草,自然也無從肯定他們存在的意義或價值。

這本書希望朝這方向跨出第一步。這批受訪導演名單並非由我決定,而是以南藝大學生眼光為準,不分知名度高低,先針對首批顯然風格殊異,同時也還在此領域工作的導演進行音像紀錄。受訪紀工朋友們和我一樣,願意拋磚引玉,提出自己的創作經驗/思惟供外界檢視。一方面這些素材可能成為本土紀錄片研究的基礎資料,另一方面也希望搭起紀工們彼此,或不同世代觀影者之間的橋樑。

這本書的成形,必須特別感謝南藝大紀錄所烏山頭不大小組成員小辛等人辛苦的採訪整理,同喜文化林睿育的用心編輯,與台北紀錄片工會的慷慨支持。也因此不循一般商業模式出版,而希望將版權留在工會。若能如願成為這個紀工團結組織第一本出版品,未來版稅收入盼能用來繼續訪談其他中生代、新生代的紀錄片工作者。

不過遺憾的是,一直到我寫序的此刻,年餘以來所能找到的經費,雖有國藝會的部份贊助,仍然不足以支應這個卑微的出版計畫。所以透過本序的書寫,我也厚顏向關心台灣紀錄片發展的各界朋友,發出求助的訊號。不論您願意樂捐多少,都將有助推動這本書的出版。這份心意紀工們將會永誌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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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5日

【紀錄片VS.補助案】補助、投資、委製,還是...(文/林木材)

在台灣,許多紀錄片工作者常常對資金的籌措非常苦惱,製片制的拍片模式也不常見。許多紀錄片工作者必須身兼藝術行政的工作,自己寫企劃案、自己想辦法找到資金,或是試著向影展投件。縱然國內有許多基金會或政府單位有提供補助,也對外公開徵案,但能獲選的畢竟是少數。

補助金額多寡往往最吸引人。但相對來說,補助者和獲補者之間相對的權利義務關係條件為何?其實才是更重要的課題。諸如影片完成後的版權分配與歸屬、出版獲利的比例和,究竟案子的概念是補助、投資、還是委託製作?徵案的條件和辦法有沒有在第一時間就清楚地公佈?有無舉辦說明會?或是含糊帶過?

種種看似平淡、平常、再自然不過的案子裡,其實也隱約含蓋著不同組織單位對於紀錄片不同的看法和想法。擴大來說,這是關乎紀錄片工作者權益的大事件,也是對於紀錄片整體環境的思考。本期的紀工報特別訪問了國藝會和CNEX基金會,希望藉此能讓大家一起來關心這樣的議題。

【紀錄片VS.補助案】專訪國藝會董事長黃明川先生(訪問、整理/林木材)

編按:在今年(2009)的九月份有一則引起許多紀錄片工作者關注的新補助案誕生了。由「公共電視」與國藝會聯手挹注1000萬元補助款的「紀錄片製作專案」將於12月1日開始收件,提供最高150萬元的高額補助,最多補助10名。本次訪問也針對這次專案,希望讓大家能對此更深層的了解。詳細辦法請看:千萬紀錄片製作專案說明


林木材:董事長您好,國藝會在台灣紀錄片的環境中,一直是最大力和最慷慨的補助者,像是每年有常態和專案兩種,過去也有藝術紀錄片的製作補助、紀錄片映演的補助,但似乎某些補助項目不是每年都有,可否請您談談這些變化的原因。

黃明川:這就是您提到的常態和專案之間的互補關係。國藝會視聽媒體類補助計畫關於紀錄片的部分,年初受理的補助申請雖然稱為專案,但事實上並不是「專案」。國藝會平常定義下的專案是指在常態之外新增的補助計畫。

可是為了讓外界能夠理解,在年初能夠申請的紀錄片專案,是金額高,而且有特別考量,所以我們也勉為其難稱為「專案」。事實上這是將原來的常態,濃縮為一個補助對象較少、金額較高的辦法。

如果沒有記錯,我2000年左右擔任國藝會董事時,很多人向我呼籲,視聽媒體的常態幾乎是要命的做法。譬如說50萬以內的補助,國藝會到底是追求拍不好的影片?或者是叫人家辭職去拍錢不夠的影片?還是只當週末導演在非常低的預算下勉強去拍一部試驗性的作品?倘若兩季都是這個情況,我覺得給業界的幫助顯得非常困難,如果基金會這邊沒有錢去另起一個紀錄片專案的話,是不是把兩期常態的其中一期,也許用濃縮的方法,讓資金在充足的情況下,能鼓勵製作出更好的優秀作品。當初這個最高120萬的專案是這樣子來的。

木:去年好像有所謂「藝術紀錄片」的補助項目。

黃:至於您提到的藝術紀錄片,是去年新增的專案補助計畫。因為前年和大前年基金會剛好有「餘絀」。在董事小組的呼籲下,倡議我們內部的執行團隊研擬比較好的、或沒有想過的專案來鼓勵藝文界投入。

其中一項是《藝術經理人出國計畫》。這一專案很久沒有舉辦了,目的不只是鼓勵藝術家,也鼓勵藝術行政人才,像從事各領域藝術經營管理相關工作的人,有再深造的機會。第二個是「藝術紀錄片專案」,因為視聽媒體類常態的申請內容有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新現象,即藝文方面的紀錄片增加許多。是不是能有一個專案來鼓勵他們?國藝會也鼓勵藝文影音的記載,而藝術紀錄片因為它的特殊屬性,在展覽性格比較強的影展裡不容易被接受,所以董事與執行團隊大家願意接受,試辦一次專案看看其成果。

這兩個專案都是只試辦一次,這個情況點到一個重點。通常與企業合作的專案,所謂的「藝企合作」都會簽約三年;但如果是我們內部所發動,經費由國藝會負擔的專案,通常先試驗一年。而事實上若一個案子是要鼓勵比較hot的新趨勢,一年是不太夠的。

木:那麼可否請董事長也談一談紀錄片的映演補助的部份?。

黃:映演專案是由一個不願讓人知道他大名為何的無名氏所捐贈,我記得去年這筆錢就全部用完了。

木:所以這筆錢是只給紀錄片映演?還是也包括其他的藝術項目?

黃:這筆錢指定給紀錄片映演計畫使用,大部分是給受到國藝會補助的影片居多,雖然捐款已經用完,不過明年(2010年度)起,我們也在六月接受申請的常態補助裡,增加了映演的申請項目,持續希望拍片者跑社區,或像許慧如的《黑晝記》到醫院放映等等這類有意義的計畫。

木:接下來我想問的是,評審們在評定拍攝企劃書時,是否有一個既定的標準?
或是最在意的的部分?當然我知道這或許不該被稱為「標準」,但能否談談您的理解,這部分也許可以給想投件的紀錄片工作者們作為參考。

黃:這部分我很難回答,但可以談談制度本身。這項制度國藝會已經維持很久了,評審的部分通常就是一年設定一次。常態的部分一年兩期,但不會每期都換人,而是兩期作為一個共同名單。所以同一年的視聽媒體常態、專案,是同一批人,這是過去的做法。

我們也有另一個壓力,外界常常呼籲我們評審不要用同一批人,不論是哪一個領域,雖然明明知道某些評審很優秀,譬如說他能夠看的很深入,會從某些少見的角度給予優秀的建議,但我們仍希望都全換。這樣才不會有學者過多、業者過多、製片過多,不會有過度單一化的傾向在評審會議中發展,進而影響他人的問題出現。因此再怎麼好的評審每年也都盡量會更換與輪替。

至於您說有沒有所謂的標準。每一場評審會議我都盡量出席,有時候有非常精采的交鋒和辯論,雙方都不願意讓步的情形也蠻明顯的。我不曉得這是「傷」還是「合」,有一些好片子,往往可能在關鍵時刻合議的總分數不會特別突出,只因為並非所有評審都喜歡。

如果案子在中庸以上,或者第二優勢的作品,沒有特別明顯的缺點,可能在平均分數上反而意外的高,我想你我都可以理解這點。常常在很多評審會議上,分數最高的是二級作品,因為沒有帶給評審任何負面的觀感與負擔,分數自然可能比較正向。

優秀作品當然爭議性會很高,也因此分數可能拉不起來。

木:哈,我同意這樣的說法(笑)。

黃:除了每年會換評審,七個評審裡的最高分和最低分會去掉,怕申請者和評審本來之間存有我們所不理解的敵意或特別關係。儘管評審和這個案子沒有直接的關聯或掛名,可能會莫名其妙地給低、高分,這我們自動刷除。所以最終分數就是去除最高分和最低分之後,其餘加起來除以五(如果是七名委員的話)的平均值。

另外我個人的觀察是,申請者如能提供試拍帶,普遍來說說服力會比較高。我記得大概1998年的時候,國藝會剛設立,規定紀錄片是不准先拍的,就是只能提申請企劃書,但不可以先拍攝。

後來內部經過檢討,容許先拍攝,這樣顯然比較能夠跟得上時代腳步。紀錄片和劇情片不太一樣,事實上可能要先跑了很久才能了解題目,及預想與實際有多大的距離,讓世人或朋友明白議題的重要性。據我的了解,現在反而是先拍的人多,而且我們也鼓勵即便是快要拍完的計畫也可以來申請,只要不要剪接完成即可。

當然試拍帶有試剪的意思,我們很樂意,評審也很高興去觀看這樣的帶子。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結案時不想看到扣款和撤案的情形,評審也想做出正確的決定。所以您問我標準,我會說,那些已經拍到某一個程度,而且提供相當有說服力、優秀的五到十分鐘的短片者,在合議評審會議上是非常具優勢的。

木:今年紀錄片補助案的大變革,就是日前國藝會和公共電視聯手推出的1000萬元補助款的「紀錄片製作專案」,請您談談當初催生此方案的初衷和過程?

黃:我試著回憶大家的說法,也把還在我記憶裡的重大經過報告一下。

這件事情是去年公共電視《紀錄觀點》的製作人有一次在其他會議裡向我提出來探尋合作可能,但是雙方在各自的機構裡都有困難。國藝會內部反應認為可能會有重大困難,和原來的補助方式差很多,譬如版權、所有權等;而公視內部也有不一樣的聲音,因為雙方從來沒有合作過。

從去年(2008)九月金融風暴開始,對方提起這件事情,也可能和當時立院凍結公視4.5億的預算有點關係,這可能要請您再詢問公視。總之後來我們就停擺了。

過了舊曆年之後,雙方再次談起合作,在許多方面的分歧意見開始減少了。像版權的部分公視願意分享,不再擁有絕對的版權,開始有開放的跡象;二來收益的部分,公視也願意很大格局的開放。我把這個訊息告訴內部業務單位,雙方都願意再談談看,一談就是七個月!可以想見這個困難程度遠遠超乎我的想像。

那時候我也覺得這個合作案可能就談不成了,果真如此也沒有關係。雙方如果都有基本的困難,底限是不能接受的,那就不用再談了。

其實當時為什麼會重談呢?因為我也向這屆董事會表示,時代一直在變,使用公共資源的人,更應該提供方便之門,讓人民來親近。很多拿到非常重大資源的表演團體,不能只在國外或重大的劇院收費表演,不然窮人家怎麼辦?他們也納稅呀!所以國藝會有《表演打天下》這個與公視合作節目的開端。

我也希望內部和董事會能夠支持的是,和公視合作,和電子系統合作。或像國藝會成立的「國藝之友會」,給我們一年大概兩百萬的資源,把《國藝會》雜誌從季刊改為雙月刊,擴大親近大眾是一個共通的努力,不是特別要在紀錄片,做一個單一性的或個人情緒性的努力,不是這樣子的。

早在這之前,我們和公視合作的《表演打天下》,是希望拿了許多補助金的優秀案子,不要只是表演幾場就結束了,這對文化的保存和藝文分享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於是就開始向公視的節目部經理談這件事情。

一方面是公視的藝文表演節目非常少,只有一個《公視表演廳》。比起歐洲重要的公共電視台,隨便上網找都會覺得非常汗顏,哪有公共電視台是不重視文化藝術節目的?因此我向公視提出內容由國藝會提供,彼此合作看看。雖然國藝會提供的資金有限,但所提供珍貴的藝文內容都是專案辛苦支持的,非常專業而無價的。

希望藉由這份合作,開始《公視表演廳》之外的藝文節目,加入導讀,有更多的inside被開啟,打開除了教育部之外的藝術教育之門。也希望有機會發行DVD傳播,讓更多人看到優秀的表演藝術節目,這是親民政策的一個計畫。

木:所以親民政策的計畫,也是這次千萬補助案的基本概念。

黃:相同的情形。過去也有人跟我抱怨,拿到最多120萬的紀錄片,都到國外去參展比賽,都想成名拿大獎,這些作品很難也很不容易接近;而我也了解很多人是很認真的在各地巡演,我很感動。所以我們也試想著,是不是可以經由和公視的合作,透過電視的系統,每次播出至少有一萬人或兩萬人在看。

也可以試試看,讓我們來理解這樣的效應怎麼樣。而不是像有一些作品在國內只有少數的幾千人,甚至幾百人看過而已。

任何一個專案的開啟,都是試圖要touch看看會不會產生我們所理想當中的效應。我想您問的這個問題也是包含在這個塊面裡頭。

木:那麼我必須問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這次的補助金額號稱是千萬,公視和國藝會各出了多少錢?

黃:國藝會就是從年初專案的四百萬和公視的六百萬結合。

木:意思就是本來的專案部分國藝會是四百萬的預算,現在就是把這四百萬挪到千萬補助案來,和公視合併。

黃:是。

木:聽董事長這樣說,似乎強調著紀錄片能被更多人看到是重要的,在電視上播出也是一個相對簡易的事情。可是在這個思考之前,有沒有想過是在映演補助上面增加一些補助呢?因為就我的思考立場和我所熟知的一些聲音告訴我,片長被限制在52~56分鐘,可能會限制了影片深度和廣度的探索。

這變成以長度來決定一切,而非以影片的深度和廣度來作為首要思考。譬如說如果我拍九二一地震的影片,我很難在60分鐘以內說清楚那麼多事情。我想請問,再和公視談合作時,有沒有爭論過類似這樣的問題。

黃:謝謝。我認為長度的問題,是整個台灣文化的問題,像是電視和影展就明顯分野到令人驚訝的程度。不管是說您提到的片長或內容,也常常和拍片者有很大的分野。我們不像法國可以願意接受不一樣長度的影片,我們很殘忍的,還希望你我多努力去改革。

木:您指的是電視的部分嗎?

黃:對!台灣沒有任何一家電視台願意接受像83、73分鐘這樣怪長度的影片,他們不好處裡。如果願意接受的話,電視台會希望你縮短,因為或者利用節目破口廣告時間將影片刪減,我也遇過一次。

我想是這樣子,我們活在這個環境裡,要改革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輿論,從外圍施加壓力,就像紀錄片工會或紀工報這樣;另一種是進到內部,從裡面產生化學變化,譬如在特定時段裡面,使另類影片、另類片長都可以被接受,落差的時間再請該電視單位去把它填滿。

事實上這些一直都有聲音,但很遺憾,包括我個人在公視裡面,發覺董事會討論一直無法進到節目核心,都還是關於公視法、人事、制度和行政的部分。很遺憾至今我也沒辦法達成。

如果國藝會跟公視合作,也許不要期待第一次就能達成;但如果你永遠都不願意合作,你何來能夠從內部去影響它,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從內部,你可以一步一步勸說、侵蝕,進展到決策…種種,去改變這個態度。

也許不是所有的案例都適合這樣子做,台灣的思維就是很硬,像是公務化的思維。這塊給你、那塊給你,本來就劃好的東西千萬不要去動,你要怎麼做內容是你的事情,但長度千萬不要動。

這部分我也不覺得以台灣在改變自己的速度和情況下,不必然會永遠如此。但你如果不願意碰,只願意從外部給予輿論壓力,我也不認為很快就能達成改革。所以我們一起試看看,也讓公視《紀錄觀點》知道不能單方面完全擁有一切,雙方各有一半權益(細節等下再說)。

我要求公視給作者48%的利潤分紅,在我離開國藝會之後是不是能繼續提高呢?記得以前紀錄片導演僅分得6%,哭都哭不出來,現在好像增加到12%了。這是不是因為國藝會的關係呢?我也不曉得,但我覺得我們可以來一起努力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把一件事情嚴肅地提出來,而且你能夠幫忙,你確實會讓對方再想一次──是不是已經很多年沒有去注意和關心到合作者、創作者的利益呢?

我覺得是很多複雜的事情同時在動。我也不瞞您說,我也必須克服很多內部的壓力去拿出這四百萬來。為什麼?因為四百萬不是只給紀錄片單項,而是和實驗片、動畫片一起的。我們也必須說服董事,排除其他兩項,今天才有機會拿出四百萬的足額來跟人家談六百萬。這有相當多的線索攪在一起,必須在這段時間內全部一起解決的。

同時我知道紀錄片工會對這個案子有許多想法,認為原來有的自由、國內唯一有的不干涉創作的機會為什麼會完全都不見了?我們在這四百萬的經驗內,體驗到不是任何獲補助對象都會保留你的理想情況呈現給你看。譬如說實驗片的數量就不會很多,因為年輕一代的實驗觀念與老一代不同,同時他們多被稀釋到多媒體或商業體系裡去了;這是一點,動畫的部分也接近,交片的品質連續兩三年都非常不理想,基本上錢也不太夠,動畫需要很多錢。

所以我們做了明顯的努力去說服董事會將這些錢全部撥來給紀錄片。經過蠻多程序、細節,最後說服了董事們一起來支持一個很大的改變。

過往得到120萬的紀錄片平均每年給兩部,這就是我們所擔憂的「多元的不足」。事實上,我認為視聽媒體這一項專案應該可以給到五部以內的優秀紀錄片作品,就是整個企劃案裡可能有五部很不錯的,也就是多元。但若五部裡平均只能給前兩名,你也知道,最好的作品可能不會是第一或第二,而是第三之後的,一開始我就講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內心深知有這個危險。如果可以開放到八部,我覺得最搞怪的企劃、最不被青睞但卻可能賣命去拍的傑出作品就有可能會入圍。這也是我的想法,如何創造一個氛圍是可以多元併納的,這個案子裡也隱藏著這樣的理想,當然可能很遙遠,但卻是很努力想要達成的。

木:據我所知,公視內部的委託製作案有自己的審片小組,這些紀錄片工作者最終的成品,會因為公視的某些考量而被刪減或更動。這在這個千萬的方案裡,最終也會也有這樣的制度嗎?

黃:我聽過很多。本來公視的總經理馮賢賢沒有直接參與這件事,後來有一次機會我碰到她,她說林泰州的《書包裡的秘密》,也是因為雙方看過後作了共同接受的修改,讓影片有更好的結果。我問了泰州,他的答案是:馮賢賢是一位強勢但優秀的製作人。

回到你的問題,我同意您的看法,公視《紀錄觀點》過往可能會要求創作者修改。這次我也問過節目製作人,他表示這次公視的審片比較是考量「技術性的」,這是所有的電視台的基本要求。就像影片不能有馬賽克,或是聲軌不穩、忽高忽低。也許最終的入圍者有技術上比較不熟練的人,可能會有這樣的問題。

有關申請案的企劃案審查,則是由國藝會負責。

木:那麼有關成品的部分,也是需要審片嗎,還是?

黃:我們會有審片會議。將來會由公共電視與國藝會共同召開,由多位委員共同進行結案的考核。國藝會每年的五百多個補助案,大多數也都要經過考核。

關於這點,也有曾經無法通過考核的補助案。申請者如果不滿,我們會再更換考核委員。如果兩位考核委員意見一致,我們選擇接受考核委員的看法;如果兩者意見不同,我們會召開會議,必要時邀請第三位考核委員表達意見。

木:對於千萬方案,紀錄片工會持的可能是比較反對的立場,但似乎也有不少紀錄片工作者是很支持的。可否請董事長談談普遍反應如何?以及理由。

黃:在國藝會舉辦說明會的那天,結束時我隨性問了其中三位與會者,他們都表示很喜歡這個案子。因為工會的信堯與龍男希望馬上再開閉門會議,時間不夠,我只問了三位其中一位為什麼。她向我說,他們完全沒有機會去向公視申請,這是一個比公視還更開放的機會,而且是經由國藝會對外宣示的。

據我了解,公視《紀錄觀點》製作部門,比較希望是已經熟練的創作者,或是經過介紹是很好的作品,沒有什麼問題的。

請容許我這麼說,國藝會一向都了解我們的補助案帶來冒險,是帶著一種冒險的精神給予機會的。為什麼呢?因為通常一個計畫書我們並不能了解其成功率會有多高(當然多元的專家評審會帶來可參考的意見,過往考核委員的意見也有助益),就算有試拍影帶也是;另外,也常常有許多試拍影帶是舊作品的集錦,與其企劃案無關,那麼冒險更大。畢竟補助不是給獎,你事先看不到結果,這是所有申請補助與徵案的通性。

所以我們能夠說這個導演上一部片拍的很好,這部片就一定很棒嗎?我們不知道;或者他過去的作品考核委員說還需要加強,但我們也沒有意料到他下部作品居然是這麼樣的精采。因此,包括承辦人員、總監、許多同事們,我們只能說國藝會一直以開放、冒險的精神在做補助工作,也有失敗、不盡理想的可能。

木:這個千萬方案,是只試辦一年嗎?往後還會繼續嗎?

黃:我一開始說到,對於這種合作案如果沒有簽下三年的合約,通常就只試辦一年。一年之後,檢討和評估績效,若兩邊還願意再合作,整個大環境不錯、申請者也都喜歡,才有繼續合作的可能;如果說沒有改善的空間,一定會自動停止。

我一直不願意太大聲講。我們希望不要太過於保守,時代在變,整個大環境變得很快,也不是只有紀錄片工會給我們壓力。早在這之前,我們有更多的壓力,對於我們之於120萬的得主應該怎麼做,我們其實背負更多。

所以相對之下,能不能在擴大給予、期待多元發展之基礎上嘗試跨步出去。當然你會覺得你可能原有的自由與版權權益被稀釋掉了。對於那些不太喜歡和公視合作的人來說,我發覺他們會更感冒。這些我都可以理解,不過公視紀錄觀點的合作方式也改變了,不是嗎?目前工會與紀錄觀點合作的新經驗是如何呢?

但相對地,常常專業人士以外的,也就是新進的人,我們都忘了,沒有去思考他們的發展。面對整個大架構、整個拍片族群,事實上不是只有我們常常拍片的人關心。每年新進來的,從學校離開進入業界的人非常的多,國藝會也必須注意新銳與新創作潮流。

我們再度辦理《藝術經理人出國》專案,就是希望人才不要斷層,另外《視覺藝術策展》專案今年也增加一個培力子計畫,鼓勵剛出道的策展人透過研究調查、或出國觀摩等方式累積實力,補助款至多可達40萬(《藝術經理人出國》是50萬)。

也就是說,補助是一個重要的機制沒錯,但時時要有培育下一代、不要斷層的觀念,這存在在所有的藝術補助領域裡頭,一千萬專案同樣也是在思考這件事情。

如果你有七個、八個名額,可能可以攔截一個有著令人出奇不意的好想法,剛從學校畢業的優秀學生。如果名額只有一個、兩個,那真的太難給新人了。就算回到常態補助去排隊,請調查一下就知道,視聽媒體常態補助名單中還有院長、所長級的人來申請,獲得補助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不是要在說明會現場去說服什麼,而是希望各位可以從大的架構來思索,這些修訂與移動是有一些原因的,變化是有一個脈絡在走。但我們也看到了這當中可能的危險,所以希望先試辦一年。

另一邊,我們也不曉得公視是否會如您所說,在結案審片的態度會如何,我也不知道,您的臆測我也無法回答。因此,一開始我們就說了,如果要談,從一年談起,雙方坐下來才有這樣的進展,好的合作可以讓大家都走得很遠很遠。

木:我想我的問題都得到了很詳細的答案。謝謝您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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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國藝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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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剽悍,到溫柔的對視 ─寫在訪談楊力州之後(文/吳文睿)



「當我希望藉由你更大更大的力量,去發揮更大更大的影響力,我會願意去做。有人批評我這是在跟魔鬼談交易,但是如果跟魔鬼談交易,可以產生正面多於負面的影響力,我願意搏一搏。」─楊力州


……國泰很難過,站起來跑出去了,我很慌張地拿起攝影機追出去,那時候已經是傍晚,他很快就跑下樓去了。我說:國泰你幹什麼!你幹嘛這樣?我擔心他會幹嘛,因為他才剛跟我講完出櫃的事情。我追著他的背影,追著追著,一個轉彎之後,有一個人突然抱住他;我鏡頭也剛好到,大概離一米多或兩米的距離。我嚇了一跳之後把鏡頭往上帶──是2007年的國泰。他抱著他。──楊力州口述未發表作品《青春》部分內容(註)

1996年,楊力州辭去了復興美工教師的職務,進入剛成立的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學習紀錄片。其後數年,他接連拍出了《打火兄弟》、《我愛080》、《畢業紀念冊》等至今仍深具代表性的作品,以俐落、乾淨的影像語言,節奏輕巧、結構分明的敘事線,建立起鮮明的個人風格。與同世代的吳耀東、陳碩儀等人,既破且立地,在前人建立的紀錄片基礎之上(或之外),開拓出一條條臺灣紀錄片的新路。

十多年過去,楊力州已近中年。音像紀錄所畢業之後,他馬不停歇,幾乎是量產般驚人地完成了十餘部作品;其中廣為人知的有《新宿驛,東口以東》、《過境》,更廣為人知的則有《奇蹟的夏天》和《水蜜桃阿嬤》。現在,他的身分除了是專職的知名紀錄片工作者,還身兼中華民國紀錄片發展協會理事長,以及紀錄片工會常務理事。

若看過年輕楊力州的《打火兄弟》、《我愛080》、《畢業紀念冊》等作品,大概會同意前述的幾個形容詞──俐落、乾淨、節奏輕巧等等;更通俗的說法是:好看!也會同意「臺灣電影筆記」網站上所言的「勇於挖掘人們不敢逼視的赤裸情感與種種荒謬矛盾的社會制度,使得他的作品也帶著凌厲的批判刀鋒。」而對更多的、只看過近中年楊力州的《奇蹟的夏天》和《水蜜桃阿嬤》的觀眾來說,除了覺得「好看」,大概還要加上「好感動!」

同時看過楊力州不同時期作品的人,或許會陷入某種困惑,彷彿置身時間的甬道,甬道二頭各站著一個手持攝影機的楊力州,一個年輕,一個中年;年輕的那個目光銳利,中年的那個神色溫柔。他的風格一樣明快、俐落,他的目光依舊望向制度的荒謬以及無法逃脫的人生處境,攝影機背後的那雙眼睛,卻漸漸變得溫柔。

或許因為如此,這幾年偶有聲音說:楊力州變了。或者:楊力州這幾年技術變得更好了,可是某些觀點或批判性卻少了。作品之外,楊力州受到的討論與批判也與日俱增。《奇蹟的夏天》發表時,有人說他與商業靠攏;一年之後,楊力州與商業周刊合作拍攝《水蜜桃阿嬤》,更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批判風暴。

從「剽悍」到「溫柔」,從獨立製片到與商業資本家合作。是什麼改變了楊力州?

2007年八月底,我帶著上述的疑問,與楊力州有了一場長達五個小時的訪談,讓他在數萬言的回答裡,與現在和過去的自己對視、自陳或答辯。我們幾乎可以聽見楊力州如是說:現在的我才是原來的我。

而觀眾們必定會期待純粹的「作者楊力州」能夠再次重現。他持續拍了超過十年的作品《青春》,會是個起點嗎?這個楊力州好久不見的「自發性的題材」,混雜了「昔日楊力州」與「今日楊力州」甚至「是楊力州」或「非楊力州」……。篤定會是楊力州重要作品的《青春》,或許會是二者交會的瞬間:


……他能這麼健康地成長,是有一個來自十年後的自己在守護著他……在那一個轉角、在那一個轉彎,不知道他奔向哪裡的時候,緊緊地抱住他……──楊力州口述未發表作品《青春》部分內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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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為導演發想中內容,正式發表可能有出入。

楊力州導演簡介


1969年3月9日生。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畢業、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所畢業,曾經擔任復興商工廣告設計科專任教師,現為紀錄片工作者。亦擔任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講師及中華民國紀錄片發展協會理事長、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常務理事,為國內最為人熟悉的紀錄片導演之一。

重要作品《打火兄弟》獲金穗獎最佳紀錄錄影帶獎、入圍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國際競賽類;《畢業紀念冊》獲台北電影獎非商業類影片台北特別獎、美國NAATA影展觀摩。《我愛080》獲台北電影節獨立創作競賽紀錄類提名,並獲山形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亞洲電影促進協會特別推薦獎、金穗獎錄影帶特別獎、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競賽影帶公視推薦獎、瑞士尼翁真實國際紀錄片影展新感覺單元最佳影片。

《奇蹟的夏天》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並入圍韓國釜山影展、香港亞洲影展、日本海洋影展、土耳其兒童影展等。2007年《水蜜桃阿嬤》於全國十八家電視台聯播,並引起廣泛討論;2008年完成《征服北極》及《活著》,為該年度金馬國際影展閉幕片。

歷年作品:
1996 《三個一百》
1997 《打火兄弟》
1997 《看見四個名字》
1998 《畢業紀念冊》
1999 《我愛080》
2000 《留念》
2001 《老西門》
2002 《過境》
2002 《飄浪之女》
2003 《新宿駅,東口以東》
2004 《顯影》
2006 《奇蹟的夏天》
2007 《水蜜桃阿嬤》
2008 《征服北極》《活著》
2009《青春啦啦隊》

深度訪談楊力州導演(一)

訪問/吳文睿、蔡崇隆

問:學長在自述中提過,二十五歲前的人生跟紀錄片是沒有關係的;想請學長談談您二十五歲前後的生命歷程,包括成長、求學乃至工作經歷,以及當初如何與紀錄片發生關係?

楊:其實我……我成長在一個美術的家庭,我的父親是做跟美術有關的工作,然後…我常會跟朋友聊到我很幸運,我幸運我成長過程中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因為受到爸爸影響,所以我喜歡美術,他也支持我去畫畫,去學跟美術、美工有關的事情,可是我記得我在國中、尤其是國中的時候,印象很深,就是班上有些同學,畫畫也很好,可是他們家人不會同意他們走美術這條路,剛好我父親是在這個領域,所以他會支持我。所以我從小就沒有擔憂過工作、或者是要…更明白地講就是什麼賺錢養家等等……就是我的父親給我一個很安穩的成長、很自由成長、朝我喜歡成長的空間去走。

後來我讀的是復興商工美工科,我讀美工科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很喜歡美術,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考不上任何學校,真的是很離譜,我記得我的高中聯考很像就只有二百出頭吧,我們那個年代要讀一個高中要三四百分才可以,後來到我高職畢業之後…高職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個過程,因為我很系統、很具體有系統地去接受美術的訓練,我很多關於美術的基礎、底子甚至成績,都是高職那三年被建立起來的。所以,當時我…當然我父親的期盼是我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家、成為一個畫家,那我也這麼告訴我自己,我想成為一個畫家、成為一個藝術家,所以當我高職畢業之後,我就去補習,去南陽街補習,因為畢竟高職沒有充足的學科教學。後來,我在南陽街補習那一年過完之後,通過了大學考試,然後那時候要填志願,那時我其實陷入人生的第一個選擇,因為你知道我選讀高職美工科,沒有所謂選擇的問題,我覺得我人生就應該走美術,可是到大學的時候有二個選擇,我到底是要選填關渡那個當年好像剛成立的台北藝大的美術系,還是要選擇一個跟它截然不同的領域,就是輔大的應用美術系。

我約略知道這二個系所的差異;一個是純藝術,就像我從小、我高職想要成為藝術家的一個學校,就是北藝大,另外一個就是商業的美術,後來我選擇了商業美術。有幾個原因,第一個是當時我爸爸在創作上面有一些侷限,他也是必須靠創作賺錢,但他有一些侷限,所以我發現到,我很強烈地意識到美術可不可以成為我一輩子可以……在台灣做一個純粹的藝術家的一個生活的照顧的無慮,我會擔憂。然後第二個是,我在補習那年接觸到一些設計的東西,當然復興商工的時候也有接觸,我發現我似乎可以試著去嘗試應用美術這條路,後來我選擇到應用美術系去。

到大學讀書,所謂的繪畫我在大一那年就停止了,我在高中很喜歡畫畫,可是一直到大一那一年,我停止的原因是因為我大一那年畫了一張水彩去參加一個很大型的美術比賽,有得獎,我就用那筆獎金,我記得是八萬塊錢,去買了我人生的第一台攝影機,那台攝影機我還留著喔,到現在還在我家我還留著,很大!以前用VHS的那種攝影機,上肩的那種。自從有了那台攝影機之後我竟然沒有再畫畫了,我從大一的暑假開始,我就開始東拍西拍東拍西拍,開始去探索自己、或探索土地,所以當時弄了很多影片──關於台灣本土的東西。當時關於台灣本土的論述大量出現,所以當時我跟很多同學去弄這個東西。然後大學就這麼過了。

到我大四的時候……我選的是廣告影片組,我在學校的主攻其實是廣告影片,就是我們打開電視會看到的那種商業廣告影片,那學校老師教你的是廣告影片的東西,結果當所有我們這個組的同學都在做可能跟廣告、跟商業影像有關的時候,我的大學畢業製作反而搞了一個一點都不商業的東西,反而是一個我現在拿出來看還看不大懂的實驗短片,那個短片還留著,那為什麼講這個短片,這個短片對我後來很重要。我就做這個影片畢業了。

我記得我那個影片叫《埋冤小調》,那我其實取的是「台灣」的閩南語的諧音,「埋」就是「台」嘛,「冤」就「冤魂」,「台灣小調」。當時其實自己……我剛剛提到我認識有限,但是整個、尤其在學生的世界裡面,關於這樣的本土論述大部分是建立於一種悲情的氛圍底下,所以自己不知不覺去做了這樣的影片來當作自己的畢業製作,當時也覺得自己很有使命感,就把這個東西給完成。可是說真的完成之後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麼或解決了什麼,因為充其量那個影像其實根本就是一個相當相當具有個人實驗特質的、非敘事性的影像的拼貼,雖然說有意義在裡面,可是它太實驗太拼貼了。

後來大學畢業後就當兵,當兵退伍進入到復興商工,又回到母校去教學,教學我就在廣告設計科,因為可能自己大學學的是應用美術系,所以在自己第一份工作,就是二十五歲那年成為一個廣設科的老師也是理所當然。我敎繪畫也教設計,教色彩學也教各種的類型,反正高職就是一種…老師能教就儘量讓他教。那時候我二十五歲嘛,然後我大一擁有的那台攝影機還沒有壞,我就拿那台攝影機去拍我班上的學生。當時拍這群學生其實不具有特別明顯的目的,純粹只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後我想要記錄他們的樣子、拍拍他們的樣子。然後有一部分是功能性的,比如說我每次在示範素描,我不用每次都一直示範,我乾脆把它拍下來,錄影帶可以給學生回去看,就很功能性的,也有這種。那台攝影機在我教學那二年期間一直跟在我旁邊,功能性的使用佔很大一部分,但是也可能在那功能性的使用之外,不知不覺也留下了我覺得現在看起來很珍貴的關於這一班學生的影像。

後來我敎了二年之後沒有再繼續教書,因為我覺得,其實教書我不快樂,我沒有很快樂,我開始有一點不安於……我這麼說好了,我們的主任會帶我們一些新進老師去看房子,然後會鼓勵你去買房子定下來等等,他的意思只是說你們要安定在這所學校,因為復興商工是一個老師流動率很高的學校,所以他希望老師能夠長期被留下來在那邊教書,我一直得到這樣的訊息,可是我在敎第二年書的時候我發生了一個事情,就是我在教色彩學,色彩學是一個很無聊的學科,所以我一定會在某些時刻講笑話給學生聽,所以我就開始講笑話,那我在講那個笑話的時候學生突然會全部醒過來,很多睡著的全部醒過來,然後就開始很專心聽我的笑話,當然他們也笑了,可是那時候我突然、我真的是突然發覺到,我在去年的同一門課、同一個段落講了一個笑話,而且是一模一樣的笑話,我開始對於那種我可能未來每一年都要重複在做的事情很焦慮很不安,更可怕的是我知道五年後這個笑話就沒有人會笑了。

那我很不快樂,在教學中我沒有得到很大的成就感,我想要離開,然後…剛剛提到大學我喜歡東拍西拍,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大學同學,叫做東東,我還記得,我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打電話給我說:「力州,聽說有…」當時他也不知道我要離職,他只跟我說當時有一個新的研究所要成立,在台南,是一個電影研究所。我得到的訊息是很薄弱很少的:「是一個電影研究所,你不是很喜歡電影嗎?你趕快去考吧!」我突然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訊息,老實說我一直以為它是電影研究所,一直到我報名我還是認為它是電影研究所、一直到我去考學科我都認為它是電影研究所,甚至我送出去的作品…我沒有作品可以送,我就送我剛剛提到大學拍的那一部,我現在看自己都看不大懂的一部實驗短片過去。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初試時其中有一科考試放一段老影片,然後叫我們寫影評,我那時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為什麼要看一個很老的影片,他為什麼不是給我們看像《單車失竊記》?給我們看一個好像荷蘭人日據時代來台灣拍的一段生活的側拍。一直到我通過初試要去面試,去師大面試,還是台南面試?我有點忘了,應該是師大面試,面試的時候,有老師問我說,有面試官問我說,叫我舉一個我很喜歡的紀錄片,我還記得我有要求說我可不可以不要舉紀錄片,我能不能說一部電影?他說不行呀,因為我們是紀錄片研究所。

其實老實說到那個時候我才很明確地確定這個學校是教紀錄片的,雖然它的名稱叫「音像紀錄研究所」,可是我還是一直focus在前面「音像」二個字,我刻意去忽略「紀錄」這二個字。後來我記得我出來的時候,我還跟當時的女朋友,就是現在我太太小倩說妳就當我沒有來面試過吧。可是沒想到我就接到通知說我入選了。所以我必須說,現在我坐在這邊跟你講話,我還是不知道當時為什麼學校要錄取我,因為我算是一個很狀況外,雖然對電影喜歡,但是很狀況外地進入到紀錄片領域學習,但是我所有關於紀錄片的知識,我老實說,是從零開始,在南藝學習的。所以我今天長什麼樣子,應該也是南藝教出來的,當然也包含過去我自己的背景經驗,我大概背景就這樣子。

從我南藝畢業之後,因為我已經當過兵退伍了,所以我很快就進入到這個領域、這個社會或說這個職場,初期其實我很沒有信心,尤其在我研二吧,我還很擔憂紀錄片這件事情是不是我一輩子的事,然後我那時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我已經沒有什麼存款了,我又不想跟我的父母開口,我覺得都已經二十七、八歲了,所以我不想跟我父母開口,當然我知道我跟我父母開口他們一定會幫我忙,但是我還是不願意。那時我動一個念頭就是我要再回到高職去教書,所以當時我還有跟以前復興商工的一些同事聯繫,可是那時候我就接到通知,因為剛好我有去申請一個報社的補助,就聯合報,一個聯合報系基金會的補助,當時他們大概辦了三、五年吧,關於紀錄片的補助,那我就剛好通過了,所以我很高興,好像是三十萬元,那三十萬元就讓我那一年…他其實就是那一年讓你好好的拍片,什麼事都不用做、不用去工作。

那時候突然我的腳步被穩定下來,那時我才比較有確認、比較有信心可以把紀錄片當作自己的一份工作,也是那個適時的一個資源的支持,不然老實說我其實還蠻懷疑這個領域我該怎麼繼續走下去的,我還是要講我很幸運,我真的很幸運,因為在那之後,我在我的紀錄片的創作過程當中有很多朋友幫忙、很多單位幫忙,剛剛提到聯合報、甚至包含公共電視九七還九八年成立,在公共電視成立的初期,有一個製作人叫丁曉菁,她做了一個青少年節目,裡面有一個短的,十幾分鐘的紀錄片,那時候她來找我做,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就是她打給我,她說透過一個什麼朋友打給我,她跟我說一集會給我二萬塊、扣完稅有一萬八千塊,然後每個禮拜有一集。我心裡想哇!一個月拍四集我就有七、八萬的收入了,那我想哇那這真是一個可以做的行業喔,可事後證明我一個月只能拍一集(笑),所以那半年、我領了半年…那時候已經快畢業了,領了半年一個月一萬八千塊的薪水。可是那一段日子是我認為我很快樂的一段日子,因為我剪接很慢,我要花很多時間剪接,所以我每次去公共電視,那時候他們辦公室在康寧路那邊。我都是晚上九點多去剪接,然後都剪到天亮,我們都剪到天亮,剪到那種…那時候還有原住民新聞雜誌的一些大姊,過來跟我們打完招呼,我們才回家,那一段過程還蠻快樂的。這邊要講其實就是,在很多部份很多人都給我很大的協助,到目前為止。

問:剛才學長有提到您美術的背景嘛,那是不是可以請學長進一步地跟我們說明這個背景對您之後在拍紀錄片有什麼樣的幫助。因為像我自己看學長的片,覺得在影片的視覺設計上都會比較講究。那對於非美術背景出身的人,想加強這方面的……因為現在南藝的學弟妹,有很多比較是所謂的素人…

楊:不是大眾傳播嗎?

問:不是。

楊:大概是什麼?

問:像我們班就有生物科技啊、國文系、哲學系……之類的。

楊:好。首先我覺得這樣沒有不好耶,我的意思是說,一個美術科系的學生去讀南藝呀……雖然說現在還沒有任何一個老師告訴我當時為什麼要錄取我,可是我真的覺得一個美術科系的去讀紀錄片,他可能像你講的他可能在美術上特別注意,可是一個學農的人去讀紀錄片,他畢業之後可能會去關注他本質學門的那個領域,就像你說生物科技等等。我會覺得就一個紀錄片所的價值而言我覺得這樣沒有什麼不好,我記得我們那一年、我們那一屆,我不知道有沒有算錯比例,我印象中我們班讀大傳好像沒幾個耶,還是很多我不曉得?起碼我相信一定是一半以下,大部分都是像…我記得讀美術就我跟陳怡君是學美術的,然後還有些學外文的學什麼的。所以我個人真的是覺得所上收這樣的學生是很好的。

至於你剛第一個問題提到美術對我什麼的,老實說我沒有刻意去想這個事,我在拍的時候我不會去想說我有美術背景所以我在拍的時候就讓它「三角構圖法」或「對等構圖法」,就是一個很自然的力量讓我知道怎麼去抓鏡頭、抓構圖,就像阿東,吳耀東,他做攝影做了很久了,所以他拿起攝影機的那個鏡頭的魅力會很有靜照的質感,有那種凝結的魅力在。所以可能每個人過往的經驗會反應在他的作品上面,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美術在我的…聽你的問題好像是在攝影上面的構圖的構思喔,我覺得那個部分我沒有意識到,就算有一些還不錯的成績我相信那也是下意識的部份。倒是在後期剪接的部份、就後端處理的部份,那個美術的訓練、那關於所謂的均衡構圖等等會進入到我剪輯的思考底下,甚至假設會有一些文字的配置啊等等那些,都會進到後期的部份,這比較明顯。

我覺得你們擁有我沒有的力量,雖然說我還沒有看過你們作品我不知道,但肯定你們擁有我所缺乏的東西,所以那個本來就是…每個人的強項是不同的。但是我覺得有個東西的訓練是很有趣,而且很好執行的就是…我到現在都還在做,我包包沒有拿進來,我包包裡面還放二本漫畫書,我現在走到哪裡都帶著漫畫書,你知道漫畫書本身就是一種分鏡的概念,我看漫畫不是看爽快、看故事而已,我除了看它精采的故事內容,我會去看它的鏡頭,而且我有時候會很…像我太太有時候說「你怎麼一頁會看那麼久?」因為我會發現這一頁特別的厲害,因為那個漫畫家這一頁是很具有能力和張力的,所以我就會特別看它的…我看漫畫會特別看它的…去想像攝影機的位置。所以到現在的自我訓練還包含看漫畫,就像我剛剛開車過來是正好交通尖峰時間,我就會放一本漫畫在我旁邊,只要紅綠燈感覺會停很久我就把燈打開看個一頁也好。就是我不停地強迫自己去閱讀漫畫書做訓練,所以我們家不知不覺累積一堆的漫畫量,我覺得看漫畫是除了學校教育之外,自我訓練很棒很棒很棒的一個方法。

問:講到漫畫,我想到有一次我借《怪物》給蔡老師(蔡崇隆)看,他說你有跟他推薦過。

楊:喔,我家整套啊,好看!他最近還有一個就是《二十世紀少年》,出到二十二集,好好看喔,超好看!而且他那個時空的處理真的充滿了魅力。所以我覺得那個部份是養分,是一種很棒的滋養,而且這種東西不必靠學校。當然去讀小說創造出來的想像空間、畫面感也會有,但是可能不及於漫畫書的直接吧。包含我現在在輔大教書,我對學校的學生也是一直鼓勵他們看漫畫。

學長你們那時在所上念書的時候有上技術的課程嗎?

有啊,有「攝影學」、「電影攝影學」,很像請一個…對不起我忘記名字了,有點年長的老師,很像是拍過《八百壯士》的老師。有這種技術課程,但是提到這種技術課程,我離開學校之後我特別感觸深了一點就是,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起碼我今天看到你們二個一起來,我們當時比較多的訓練是一個個人的訓練,一個個人的攝影、個人的剪輯、個人的導演,個人怎麼去評斷自己的作品或評斷別人的作品,比較沒有團體合作的訓練。我甚至到我畢業為止喔,我好像沒有集體做過什麼作業,只有「電影攝影學」,可能底片比較貴還怎樣,會有分一個小team,可是拍完就拍完了,好像有沖沒有剪我忘記了,太久了。我離開學校的前幾年,我就用過往習慣的這種拍紀錄片的模式去拍,可是後來我越來越發覺到有很多問題無法克服,我個人的技術,比如像我對聲音的…我可能拿攝影機的時候我對收音的不夠方便等等很多細節,然後我慢慢想要…可能那時拍攝的紀錄片慢慢有些資源進來了,可以有一些資金讓我去請工作夥伴進來。初期的時候我們還會有工作上面磨合的問題,然後慢慢再一步步去調整和學習,老實說這個部份是我在學校沒有學到的,是出了社會才再自我透過經驗學習,那我不知道現在情況怎麼樣?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這幾年所上都沒有所謂的技術課程,那所上收非相關科系的學生又很多,所以很多人剛進來的時候就是會很惶恐,甚至會有抱怨的聲音出來,所以才會這樣問。

好,那我再回答多一點,我記得當時我們班上已經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有做紀錄片的經驗了,所以技術問題對當時而言好像也不是個問題,那對我這種非相關科系、也沒拍過紀錄片的…可是像我剛才提到我大一就開始東拍西拍,所以我也…攝影這件事也比較難不倒我,甚至我在大四那年,因為我是廣告影片組,所以我也學了剪接,所以我記得我進到研究所,除了理論課程、紀錄片理論課程之外,我們好像在實務上面是直接就拍了耶,我剛剛提到有什麼「攝影學」、「電影攝影學」,在某個比重上好像也沒有那麼重,對我們的實質加分幫助可能也有限,我們反而比較多就是不停地去拍。那聽起來好像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們第一屆到你們現在是第十屆,還第十幾屆?

問:第十一屆。

楊:對,好像是差不多的我想。

問:其實像我們現在比較多的就是同學間互相學吧。

楊:那如果大家都不會怎麼辦?我們那時候三分之二都很厲害,所以問他們都懂。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有個同學叫陳裕星,後來變助教,我們就會問他啊,因為他好像在電視台待過,所以我們都會問他betacam那些線路問題,我記得是這樣子。

問:接下來想請問學長關於創作的部份,看過不少報導提到學長時,常說您是個很會拍「好看」紀錄片的導演;那我記得學長說過,剛開始拍片時沒有自覺自己的片「好看」,是有一次紀文章在放完片之後說:「阿州拍的片都很好看」;所以說,這種在拍攝過程中不自覺,呈現出的作品卻「好看」的原因是否與您成長過程中的影像經驗有關?比如說您剛剛說以前比較多是接觸劇情片的部份。那您在有了這樣的自覺之後,在製作影片時,是否有刻意朝「好看」的方向前進?當然,這些問題很重要的前提是:您認為「好看」的定義、或它必須具備的要素是什麼?

楊:好,在我的印象中我應該沒有說過我自己的片子好看,所以關於好看這二個字大部分都是別人說的,我相信你查到的資料也是這樣。

嗯……我沒有刻意去…就算文章這樣跟我說,然後包含現在有一些朋友會跟我說,但是我從來還不會把好看這二個字在我拍攝、或者在後期處理的時候當做很重要很重要、或者說把它當作一個很主要的考量的因素,因為我覺得這個邏輯是很簡單,今天假設我拍出來的片子是不難閱讀的話,那我其實根本不用去思考我要不要把這個概念在我拍攝的時候放進來,因為它已經在我拍攝的血液裡面了,所以如果我很刻意去意識這件事,反而會很怪異,我老實說我從來…包含每部片這樣拍下來,我不會去想到我如何拍出一部好看的片,但是,大家要說好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解釋,只能說過去的養成教育吧,我自己的,喜歡電影、喜歡劇情電影的部份,然後花了很多年去做電視廣告,就是廣告CF的東西,包含我現在在輔大應美系,我教的課課名就叫「電視廣告」,然後…也可能我很喜歡看漫畫,我被漫畫害了也不一定喔?反正,我相信是很多原因造成這個情況,只是今天你如果要我自己去分析什麼是「好看」或我在拍的時候怎麼去想(好看),我真的沒有去想這些東西,我不知道這樣講大家願不願意相信,可是,這個概念從來就沒有在我拍的過程,或後來的過程當中,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那至於說你問我好看的定義的問題,我有另外一個概念跟這個有點接近,但是不是「好看」,而是如何讓紀錄片讓更多人能夠接受的這個部份,那這比較是後面在處理剪接的部份,在拍攝部份沒什麼太大差異,我到目前為止拍攝的做法跟我在南藝學紀錄片的拍攝的做法,原則上是差不多的,就是得花很多時間去耗去等,都差不多,但在後期處理,尤其這幾年來,比較明顯的是……嗯……你知不知道我有一次去台南做一個座談會,我帶《我愛080》去放,然後對方跟我通信、跟我打電話確認也是充滿了熱情要去推紀錄片。我一到現場去的時候…他們很努力喔,他們真的很努力,可是我到現場的時候觀眾是五個人,然後我們就放了那部影片,偌大的一個放映空間,五個人。然後放完之後…你知道每次放完之後一定會有個導演QA嘛。我那天其實從台南要離開回台北的時候,我想了很久耶,我覺得做一部紀錄片是不是要這樣一直做下去?當我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很棒的東西,當我們試圖用紀錄片去影響很多人的一些想法時,那五個人我們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當時我已經拍紀錄片拍了三、四年了,可能也累積了一點小小的成績,可是我能夠做的也只有這樣。

紀錄片的觀眾可能就從百分之一,就全台灣而言只有百分之一,那我們大家這麼多紀錄片工作者,有一所研究所也成立了,搞了紀錄片雙年展,從百分之一進步到百分之一點一、百分之一點二,可是那進步真的太慢了,我希望紀錄片能夠讓更多更多人看到。那這時候紀錄片在後期呢…在拍攝部份沒有太大的差異,可是在後期,我的紀錄片的處理就有很多很多要調整的部份,第一個要面對到的就是我的品質,剛剛提到在學校的學習過程當中,我覺得我很欠缺的那個部份──品質的部份:聲音的品質、畫面的品質、剪接的品質、成音的品質。你們做紀錄片有做成音嗎?成音就是說整個做完之後,把所有聲音再去做修聲音的處理,甚至再去調整balance、比例,調比例是最簡單的,有一些空間會有一些那種很怪的定頻的聲音,我會去找到它的高、中、低的音波,設定位置,把它的聲音給拿掉,我們會去處理到這麼多的細節,是因為我們必須讓我們的紀錄片…很多人的刻板印象覺得紀錄片是拍到就好,拍得好不好不重要、聲音收到就好,收得清不清楚不重要,可是我希望我們除了可以拍到之外還可以拍好、除了收到之外還可以收好,那這時候我們就必須提昇整個製作的水平,這樣子才能夠破除大部分人…到現在可能還是很多人認為紀錄片是那種品質很低落的、一種影像類型的刻板印象,可能還是很多人會說你看人家Discovery可以做得這麼好,為什麼台灣紀錄片還是沒有辦法到達一個層次等級?

所以我們就開始…最近這二、三年,我們花很多的精神跟金錢,第一是提升品質的部份,第二個,在說故事上面,我必須很誠實地跟你說,尤其當我們要做商業展演,比如說《奇蹟的夏天》,這樣做一種商業展演,或像《水蜜桃阿嬤》,它是要放在電視上播放,它可能會有三個破口、它可能會有四、五則廣告,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都必須考量到一些…我們的影片有辦法到達什麼程度?那在這個前提底下,我們該怎麼做,這些的確會在後期的部份納入考慮,但是我相信這個考慮絕對不是「好看」這二個字這麼簡單的定義而已,它是一個比它更複雜的邏輯的過程。

剛剛提到品質,包含說故事的方法,比如說電視播出的時候,我們最期盼的是像在公共電視,它可以不用破口,可是當我們會進入到一個破口的平台去播放的時候,我們該怎麼去思考這件事情?這都是我們這二年比較常去思考的東西,那這是不是妥協?或許是,但是這個是一個我們希望從百分之一能夠迅速到百分之三,甚至我們更貪心,希望到百分之五的觀眾能夠看到紀錄片,這是最大最大的目的,商業展演只是方式,讓更多人願意接觸紀錄片這才是目的。我舉個例子,我們去年上《奇蹟的夏天》的時候,你知道,我們進來電影院看的觀眾有小學生耶,而他看得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思考,我要拍一部只有知識菁英看得懂的紀錄片,還是連小學生都看得懂的紀錄片?那這樣的紀錄片是不是可以迅速地讓更多人看?

這一個…我相信有許多人看完我們這樣的紀錄片他會覺得說:哇原來紀錄片…可能破除了他過往的刻板印象,可是這樣的人可能…有一個小小的比例,他願意再去理解更多的紀錄片,他或許就會去看過去那個可能只有五個人會看的紀錄片,或許。那或許這個小學生他在小時候接觸到紀錄片,他長大越來越…年紀越來越長他可以理解到更多、更複雜的訊息的紀錄片,去閱讀的時候他就願意接受。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去開這個第一道門的時候,這個改變是零耶!就完全是零的。

我常常在跟我們…我們在共事的工作人員,比如說某一個計劃進行,比如說像《奇蹟的夏天》這個紀錄片要進行的時候,我們最多是到十七個工作人員一起做這部紀錄片,那我們大家都會聊到一點…我們裡面很多都是拍紀錄片的人,我們很多朋友來看我們初剪都會跟我們建議:「力州,你的紀錄片其實可以去探尋更深刻的東西」,那我們都知道,其實我們都知道,但是我們真的會期待我們這部紀錄片的階段性任務是去開啟一扇門。

我一直認為,當很多人認為紀錄片是武器,它像一把刀要刺進這個社會的不公不義或刺進政府的心臟裡面要要求改變什麼……當然這是一種方法,但是我不認為這個方法是最快、最好或最有效果的,我覺得,可能這跟我的性格有關,我覺得當你的影片如果能夠讓人家感動,他就會產生認同,他產生認同,他就有改變的機會,可是如果你連第一個階段的感動都無法達到,或者是感動完,他可能看完你的影片覺得「好感動喔!」,掉了幾滴眼淚之後他沒有產生認同,當然離改變又更遠。當然,另外一套的思考,他覺得一刀刺進去,把你砍死,那是改變最快的方法,那是方法之一,但我不習慣也不喜歡也不認為那是最好的做法,所以這三個步驟,我們很…尤其這二、三年來在紀錄片這一個…直接的執行,原則上都是靠著這樣的一個思維去走的,但是,因為這樣的改變,我們必須有所捨棄,剛提到的,有所捨棄,當然也必須背負某些批判,但是我真的覺得…嗯…反正就這樣子嘛!

現在我有機會做一些可以讓百分之一進步到百分之五的紀錄片的機會、資源,我就做,那一天沒有人要讓我做這個東西的時候,我還是可以回到可能只有五個觀眾看的那個紀錄片去做,大家會有一種很詭異的邏輯,就是你今天去做了會有百分之五觀眾看的紀錄片,你就永遠回不來,我不覺得這是這種二分這麼簡單的東西,我覺得很單純就是我現在有發言權,我擁有資源、我擁有機會,我就這麼做,明白確認我的目的是讓更多人接觸到的第一部紀錄片不至於討厭它,迅速的、更迅速的讓紀錄片觀眾增加,這是我認為我該負的責任。等到我沒有資源的時候,就不要做了,我可以好好拍或許只有五個觀眾的紀錄片,很快那個機會就是更年輕的創作者的,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

問:我覺得像學長剛才講的這些話,如果不是透過像今天這樣的訪談,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或是說可能會誤解,覺得學長這二、三年來可能有…大家認為的一些改變的部份。那如果順著學長的話講,你剛剛提到這中間必然會有一些妥協的部份,包括中間要傳達的一些訊息,那這個部份有沒有可能慢慢地去達到一個平衡?

楊:可以!這個東西…你知道一部紀錄片如果出來之後就只有這部紀錄片,那這是一部很遜的紀錄片耶,一部紀錄片出來之後,它最好是引起後面很多深度或延伸的閱讀或討論、論述甚至報導甚至導演的一些看法的東西,它就會變成是一個整體的力量,那我們當然希望我們不足的部份可以由其他來補足。比如說水蜜桃這個事好了,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問阿東?(吳耀東,《水蜜桃阿嬤》攝影師)不過這個部份很好玩,就是我們水蜜桃剪完之後,我有給所有工作人員看,然後阿東他看完之後…我們在一個工作人員那邊試片,看完之後他就跟我說:「欸,阿州,我們那天不是有拍到一個什麼事情嗎?你為什麼沒有放?」

我跟他說…我們當時已經有準備要做長片的規劃,我說,第一放不進去,因為電視播出有他時間上面的限制,我們要完整講完這件事情放不進去;第二個,我覺得那個東西可以放在我們長片,更嚴謹、更完整地去放。然後,阿東對《水蜜桃》的評論很有趣,他說這部片就是「很好閱讀」,他覺得這是一部很好閱讀的片子,可是他自己因為有參與,所以他知道拍到的不止是如此,然後他也知道我們要繼續拍,要讓它變成一部長片──更具有厚度的東西,這些事情都不是臨時起意的,而是到我們後期在做的時候,它已經在我們腦海裡面,想成為一個更完整的東西,去把它呈現出來。而當那個外在條件,比如說電視播出的外在條件的限制底下,我們會先做到這個地步,然後再去做更深厚的東西。

那《奇蹟》的例子比較特別,它是一個…有跟電影公司合作的部份,然後我們執行的時間太短了,我們…它原先是一個廣告短片,那也是我們重要的一個維生收入的來源,所以當那個廣告短片很像在大概四月多的時候就結束了,當這廣告短片結束之後,我們就繼續留在花蓮拍長片的部份。當時決定留下來發展長片時,我的製片、就我太太小倩(朱詩倩)她就找電影公司,當時設定是要在年底或第二年的年初做公開的放映,可是在時間的協調上面,最後那是一個很長的討論過程,最後就變成決定在九月底必須on,那九月底必須on的時候,就變成我們的時間是不足的,所以《奇蹟的夏天》有一點可惜的是,我們如果能夠再拍得更久一點,其實可以碰觸到更有意思的部份,因為我們進入的時間是他們國三下學期的開學沒多久,然後拍拍拍,拍到他們畢業。

所以我們本來的期盼值是拍到更多他們進入高中的一些改變等等,可是這是一個時間的東西,而這時間壓力的東西、deadline的東西,《奇蹟》好像也不是唯一耶,我們在做很多公共電視的委製案,常碰到這種情況,你deadline時間到了,就一定在那個時候要交片,就必須在…你要扣除剪接時間,在前面就必須先把它完成。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些都是過程,就是說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當然一輩子不會只做一部紀錄片,而且也不要把每一部紀錄片當作一個百分之百完美的詮釋,才是你的一部紀錄片。我甚至覺得在某一些deadline時間壓力底下去完成一部紀錄片,我明明知道它還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我還是會去承認這部紀錄片是我的片子,甚至…我舉個例子,比如說我看以前公視的片子,有時去做一些放映,那可能觀眾看完之後說他看了什麼很感動等等,我都會跟他們講我現在看完之後我發現哪裡有問題,還有我覺得哪裏是不足的,有時候當下你是沒有意識到,你會隔很久才看到,可是,我們該怎麼做?隔五年後再去做一個補充?我覺得那段過程完成出來的紀錄片就已經結束了,它就已經詮釋我們當下的看法或認知了,那如果說這個誤差過於離譜的話,或許我們才需要再去做一個什麼來補償,不然如果我隔很多年再去看,發現它有所謂不足的部份,我倒覺得還好,除非它傷害到什麼人或傷害到什麼事情。

不過…其實剛講那個有一點囉唆,但是簡單來講就是,我覺得那個都是自己每一個階段的一個註記或痕跡啦!而且我越來越認知到那個註記、痕跡不盡然是完美的,而且我也願意接受那個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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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集待續


【紀工塗解】各有弱點(圖、文/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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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生活圖解
http://www.wretch.cc/blog/beatlack

記第十一屆特拉維夫Docaviv國際紀錄片影展(文/楊蕙如)

 
2009年,特拉維夫Docaviv國際紀錄片影展(The Tel-Aviv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以下稱為Docaviv),Docaviv非營利組織(NPO)創立於1998年,主要辦理Docaviv影展活動,和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同齡。今年Docaviv國際視窗單元聚焦於”台灣紀錄影片”(Spotlight on Taiwan),代表台灣的五部紀錄片《醫生》、《銀簪子》、《黑晝記》、《雲的那端》、《星光傳奇》,於5/7~5/16間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城市參與放映。



Docaviv影展主要的放映場地在Tel Aviv Cinematheque(Israeli Cinema Center),這是一處擁有兩間放映廳(約150&250座)、小型藝廊、圖書館、影像教育、餐廳與戶外庭院的大型戲院,特別的是,今年適逢特拉維夫建城100周年慶典,Docaviv在特拉維夫城裡開闢了新的放映地點和市民生活連結,例如:特拉維夫港口(Tel Aviv Port)的露天放映、ZOA House(結合畫廊、餐廳的大放映廳,約450座)、特拉維夫美術館(Tel Aviv Museum)和特拉維夫舊火車站遺址戶外開幕Manshia(the station area- Manshia)等,新地點的開拓讓廣大的觀眾們除了可以觀賞80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紀錄影片外,還可以盡情的享受Tel Aviv城市、藝術、文化、美食之美,整體而言Docaviv將影展結合城市行銷的完美融合,搭配周圍相關活動反映出影展的價值與內涵,非常成功。


開幕典禮


影展的歷史與發展
Docaviv NPO成立於1998年,主要的任務在於促進以色列藝術、文化發展與提升以色列生活品質,並促進以色列紀錄片產業的成長與國際行銷。

每年春天,Docaviv NPO與國際文化機構合作,舉辦影展活動 (Docaviv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例如:賽凡提斯協會(Cervantes)、法國協會、英國國會、德國哥德協會和紐約MOMA美術館;除此之外,Docaviv也和國際各大影展有所交流,最著名的影展就是阿姆斯特丹影展(IDFA)。

影展中,除了規劃豐富的節目內容與競賽外,Docaviv也邀請國際導演賓客與會,針對紀錄片所反映的文化的、社會的衝突、現象議題,提出相關討論與國際交流。每年參加的人士來自世界各地,包含:電影、電視、文化、藝術節總監、導演等專業人員。初期,第一年(1999)Docaviv影展規模並不大,為期四天半,但在短短期間,觀眾熱烈支持累計約5,000人次以上的觀影人潮,讓Docaviv影展驚訝不已,證明Docaviv有足夠的能力與市場繼續經營影展,因而後續發展到現今10天的影展規模,2008年該影展有20,000人參與影展活動。


特拉維夫舊火車站遺址戶外開幕Manshia(the station area- Manshia)


開幕活動現場


特拉維夫港口(Tel Aviv Port)露天放映


Docaviv影展組織與規模
Docaviv影展組成成員包括:影展總監(Galia Bador)、國際與藝術總監(Ilana Tsur)、影展統籌(Sandy Raischer)、執行經理、國際&國內節目統籌、貴賓&評審統籌、國際影展連結統籌、影片資料庫經理、放映經理、公關經理、節目手冊編輯等,根據影展官方人員表示,核心成員除了影展總監(Galia Bador)、國際與藝術總監(Ilana Tsur)為Docaviv常設人員外,其餘成員皆於影展前3-4個月間成軍,這種現象和台灣影展頗為類似,但值得我們學習的是Docaviv影展協力單位的媒合對於活動人力精簡與專業而言是一大重點,該影展將戲院放映、導演工作坊、以及藝術文化活動三部份,分開交由協力單位執行與負責,影展放映由TelAviv Cinematheque戲院總監(Alon Garbuz)統籌,戲院員工負責放映、測試、影片調度與售票,導演工作坊則交由國際影展教育、製片公司進行活動規劃與執行,今年該影展和紐約製片公司(Films that change the world)合作,工作坊活動在影展期間帶領70多位以色列導演進行,活動中以紀錄片案例分析,分組進行紀錄片專業探討,課程專業、頗具趣味與前瞻性,是以色列導演們國際學習的重要活動;而周邊藝術、文化與城市推廣方面,Docaviv則設有藝術、文化總監與副總監進行籌備與執行,在筆者看來整體影展表現,因專業分工與合作,使得活動內容更顯精彩、紮實而成功。

此外,在台灣影展特別仰賴志工協助辦理的情況下,特別注意到該影展在志工方面的運用,Docaviv影展志工主要為TelAviv大學電影系、所學生所組成(因以色列服兵役關係,志工年齡平均多為25~30歲間),志工人數約為15人左右,主要工作負責影展貴賓接待(國際貴賓約為30~40人左右)。以本次為例,台灣團體共5人交由一位學生接待員負責,透過接待志工,導演們獲得許多關於城市觀光、影展活動及紀錄片等相關資訊交流,和志工在英文與希伯來文交雜對話中也學習不少當地語言與文化習俗,是每一位導演初步認識Docaviv 的重要窗口。

在影展活動方面,Docaviv主要涵蓋有:紀錄片國際徵件、選片、競賽、觀摩、放映、映後座談、推廣、導演工作坊(教育)、影像圖書館(資料庫)等內容,這些活動地點、位置相當,平均步行約為10至15分鐘,無論是晨間趕赴10點看片,沿著羅列包浩斯建築的城市街道行走,或午夜時分,拖著疲憊的身影和導演們於街角來一杯地中海飲酌,相互討論觀影一天的心得與收穫,都是一大樂趣。

除了影展活動外,Docaviv戶外交誼空間,是影展最受歡迎的場域,Docaviv設有室內與戶外的開放空間,作為民眾、導演們自然相互討論與聯繫的場所,偶而在此舉辦首映酒會,擺設簡單的沙拉、紅酒,齊聚討論首映影片的觀影想法,活動裡往往可以看到群眾們非常振奮討論的情景。此外,Docaviv每晚八點會在戲院餐廳舉辦Happy Hour邀請與會導演、貴賓們來聚會談論,作為一處80%觀眾為30~60歲年齡層影展的場域而言,Docaviv似乎很了解這群觀眾對於社交的需求,從觀眾們從早上10點到晚上12點場場幾乎爆滿的情況下,筆者可以感受Docaviv除了掌握了紀錄片的強大魅力與令人著迷的神奇魔力外,還透過映後的討論、戶外的交誼來創造觀眾和影展之間的情感。試想每年春天,觀眾們回到Docaviv來看老朋友,導演們回到Docaviv和策展人Ilana Tsur談談自己近期的創作和戲院總監Alon大谈地中海美食,談國際電影、影展的現況交流,這種情感上的連結互換使得Docaviv一步步的穩健的前進發展,開枝展葉,建立其以色列唯一的紀錄片影展特色。


影展競賽與單元規劃
Docaviv影展在競賽方面共分為三組競賽單元,分別為:以色列競賽(Israeli Competition、國際競賽(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學生影片競賽(Docaviv Youth Competition)。
在以色列競賽(Israeli Competition)方面,主要目的在於扶植以色列紀錄片導演,今年競賽影片共有11部影片入圍,最佳以色列影片獎《Google Baby》、評審團特別推薦《The Prisoner》、青年導演獎《The Worst Company in the World》、電影藝術獎《Long Distance》、最佳剪輯《9 Years Later》、最佳研究《Defamation》;而在國際競賽方面,主要於開拓以色列國際視野,今年共有10部國際影片入圍 ,最後由美國作品《At the Death House Door》獲得最佳影片獎;而在學生影片競賽方面,共有5部以色列學生作品入圍,首獎由《Fragments》獲得,優等獎則由《Away from the Tribe's Center》,導演特別推薦獎《Erasing the Lines》

以上,由獎項數量與分配觀察,我們不難發現Docaviv在鼓勵以色列導演與學生創作上給予極大的空間支持與鼓勵,將影展獎項名額3/2以上保留給以色列紀錄片工作者的企圖非常明顯,透過國際影展平台與行銷以色列紀錄影片,提升以色列導演的創作水準,設想Docaviv對於當地的紀錄片產業的開拓理應是重要功臣才是。

而在.單元規劃方面,Docaviv有幾個特別的單元規劃如:以色列特別放映Israeli Special Screenings、Closing Film、聚焦台灣Spotlight on Taiwan、美食紀錄DocFood、紀錄藝術DocArt、美國大師專題American Masters、情慾紀錄Sexydoc、紀錄之夜Docnight、前衛紀錄Doc Challenge等單元,運用生活中的美食、藝術、文化議題來吸引觀眾參與方向推展,筆者認為Docaviv單元規劃非常平易近人且充滿樂趣,各單元的特色鮮明,也反應該影展策劃團隊加入了年輕氣息,令人耳目一新。


映後座談QA (Tel Aviv Cinematheque)


後記
在Docaviv,雖然僅僅參與四天的影展活動,但筆者觀察整體影展活動表現大方俐落,也許是總監Ilana Tsur的性格使然,透過他的帶領,Docaviv影展洋溢著濃濃的地中海熱情與溫馨的情感,接續下個年度(2010) 影展總監Ilana Tsur已經告知所有貴賓,下屆影展將由新上任的策展人Sandy接手,她將退居幕後,擔任督導Docaviv影展的角色,由此,可以預見未來Docaviv影展表現是值得我們繼續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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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Aviv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http://www.docaviv.co.il

直接從痛處著手,不要避開!─ 2009南方影展紀錄片初審感言(文/林泰州)


「不要再寫絢麗陽光,而要直接從痛處著手,沒有人想讀客客氣氣的東西,那會讓他們睡著。」 ─美國小說家安柏奈斯(Anne Bernays)

也許我是一位殘忍的評審,看了幾十部報名的作品後,心情相當不耐煩躁。具體的說,我看膩了太多尊重自然、溫情、寫實等質樸製作的「安全模式」紀錄片,這些影片以大量手持、單機、晃動、自動焦距、不打光、不重錄音、缺乏構圖美感與電影基本語言…等模式在對我們觀眾說紀錄片應該就是這「髒灰色調」樣貌,但或許質樸甚至粗糙都還可容忍,只是,許多片子呈現方式過於保守刻板,缺乏深入的議題內容挖掘,或是美學形式的再發現,或缺少為了揭露而冒犯體制與道德邊界的勇氣,或許這才是令人難過的真正主因。

於是我試著以一般觀眾角度出發,去選出具有「詩意與魔幻時刻」的紀錄影片。什麼是「詩意與魔幻時刻」的紀錄片呢?我的解釋是︰具有戲劇般曲折、突發張力、衝突與引爆點的生命故事,而導演面對這些景觀的態度是直接從痛處下手毫不避開的,這些影像足以讓觀眾在觀影後內心產生疑惑、憤怒、不安、傷害或悲愴感受。於是我大膽捨棄那些缺乏戲劇曲線、不溫不火、「安全界線」內的紀錄片,寧願選擇可以在觀影過後能引發觀眾討論或做惡夢的作品。

紀錄大陸農村姑娘白天農耕、夜晚為娼的《麥收》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震撼之作,導演毫不避諱地進出被攝者的家庭與私娼現場訪問,慢慢浮現性工作者對家境的擔心、對戀愛的無助與性工作的徬徨,本片直接大膽呈現方式持續引發兩岸三地對紀錄片倫理道德的激烈爭辯。《遮蔽的天空》影片紀錄自2005年以來「反彰火聯盟」環保團體,如何與台電公司興建的「彰工火力發電廠」—這號稱不會造成污染的全亞洲最大的火力發電廠的長官抗爭的故事,這部片反映了「公家機關為利益財團帶頭違法」,是部充滿戲劇衝突、火藥味十足的優秀影片。

《再見北京》是評審們無異議一致讚賞的力作,導演紀錄一位當年因受毛主席理想感召自願下鄉留在延安地區的北京知青,幾十年後返回北京老家人事已非、不為家人接受的故事,強烈的今昔對比折射時間無情與理想不再,是「變動中的中國」最佳反映。《反擊地心引力》聚焦在處於威嚇的教練磨練之下一群國高中生禁假苦練舉重的經過,最戲劇化的是其中一位選手不堪苦練逃跑而被抓回訓斥,也帶出其坎坷的家世背景令人難忘。《掩埋》以大量史料照片與交叉訪問幾位地震專家,追溯1976年唐山大地震預測將發生以及當時大陸高官漠視心態所造成之悲劇,藉以對照三十年後中央官員看待四川地震處理態度似乎未取得先前的經驗與教訓,影片也透露三十年前的科技原來地震早已是「可以預測得知」的。

片長三個半小時的《馬大夫的診所》紀錄甘肅小鎮鄉村醫生與他的病人,簡陋診所內外空間呈現來往病人日常交談,帶出背後複雜的人性、生活糾葛與社會問題,導演藉由攝影機「看診」一個個「充滿精神問題」的中國病人,片尾雪中葬禮極具詩意。在許多小題大作或漫長播放時間的紀錄長片中,《莫比烏斯》展現了一部紀錄短片該有的篇幅—短題材小容量的精緻樣貌,影片紀錄一位被家人社會所不解的跨性別者難以言說之心理感受,敘述像是「將自己的傷疤掀起來再次觸摸傷口」般的極致表現,影像加入動畫表現值得讚許。

遺憾是這次審片中,打破紀錄片既定形式與跨類型紀錄片甚少,而多以自然質樸模式製作的紀錄片是否成為拍片的方便與藉口,以一種「隨便」與「業餘」之心態攝製是否也是對被攝者與觀眾的一種「不尊重」? 個人認為數位時代的紀錄片應要有新風貌,要提升美學層面的真實、重視技術、適當地呈現創意安排,甚至擺拍、重演或重新詮釋的乾淨旁白比較要求旁白音質的紀錄片工作者會把在現場訪問被攝者的長篇內容重新打字,然後整理刪減濃縮,再請被攝者去錄音室根據稿子重述錄音,以獲得乾淨順暢而精簡的旁白,這是仔細的做法,而台灣許多「尊重自然」或不要求品質的紀錄片導演只管在現場攝製後就直接剪片了,所以觀眾接收到的大多是「沒經過處理的」,或夾雜旁邊車聲狗叫聲「髒髒的」聲音,而旁白大多長時停頓或吃螺絲,這也難怪有些影片之節奏與氣氛就難以建立了),或能大膽結合文學、劇場、實驗、劇情、動畫等類型混雜(hybridization)與非標準化(decanonization)的紀錄片筆體呈現。影史許多拍攝題材或許大同小異,但因注入新表現與敘述觀點而打破既有常規而讓創作注入鮮活生命。尤其近十幾年,許多創意紀錄片超越既有學術理論分類框架而難以歸類,製造出另樣觀影的陌生與興奮,一種在紀錄片史上閱讀不到的新鮮感受,在傳統紀錄片脈絡中解放開來。

以下我希望能舉例些國外的創意紀錄片來支持我的論點,這些紀錄片呈現的創意是目前華人紀錄片創作所缺少的︰羅伯克拉瑪(Robert Kramer) 1991年《柏林10/90》(Berlin10/90)與《錄影書簡》(Video Letters),德瑞克賈曼(Derek Jarman) 1993年《藍》(Blue),艾維莫葛洛比(Avi Mograbi) 1999年《祝我生日快樂》(Happy Birthday,Mr.Mograbi),亞歷山大蘇古洛夫(Alexander Sokurov) 2001年《旅途輓歌》(Elegy of a Voyage)與 1996年《日本輓歌》(Oriental Elegy),克利斯藍椎斯(Chris Landreth) 2004年《搶救雷恩大師》(Ryan),珍納梅里維勒(Janet Merewether) 2005年《高人一等》(Jabe Babe:A Heightened Life) 與2007年《訂作一個寶貝》(Maverick Mother)。

最後我想列出英國導演約翰葛里爾生(John Grierson)的話,這位提出經典紀錄片定義的導演,在他的《紀錄片十四條戒律》第十四條這樣大膽地寫道︰「不要放棄對實驗的機會,紀錄片的名聲全然由實驗中取得。沒有實驗,紀錄片便失掉它的價值,沒有實驗,紀錄片便不存在。」

希望這是華人的紀錄片創作下一個努力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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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由南方影展提供

2009南方影展:http://southfilm2009.pixnet.net/blog
11/20-29 高雄市電影圖書館
12/16-18 台南市文化中心-會議廳
12/23-27 台南市文化中心-原生劇場

成熟與冒險─2008 南方影展紀錄片初審感言(文/陳亮丰)


今年(2008)入圍的七部紀錄片中,在六部時間較長、製作格局較大手法也較專業的作品之外,突圍了一部學生作品《尋找》。我想在這裡向大家報告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這個逆轉,使當時的討論延長了兩個小時,是我覺得很值得分享出來的部份。

記得剛開始看片時,我問了南方影展執行者之一的阿章(賴育章)一個問題:要選片了,南方影展有什麼樣的期待呢?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影展表達出自己的觀點與選片的期許,讓看片人與影展的功能產生對話。而不是把選片的結果變成一種投票與算術—交由評審之間各自的主觀總加起來再平均的結果。當時,阿章很認真的寫了一封信給我們,信中說,南方影展在過去主要以學生或新人作品為主,但近年有很大的轉變;今年則更明顯,資深作者的新作品幾乎都來了。這對南方固然是欣喜,但是回顧來時路,加以南方的工作者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紀錄片作者,阿章特地寫道,希望評審不要忘記在眾多資深者中,也看見那些青澀,卻具有某種創作能量的新人。

帶著這樣的思考,我在看片時留意著「新人」的痕跡。陳敏佳的《團圓》,僅14分鐘,像小說的第一頁,卻在形式、攝影和敘事上,將我強烈的拋進了一個家庭祕密及他對「家」的渴求。他的作品再度讓我想到,紀錄片的力量不在於拍攝時間的長度,而在於作者與議題搏鬥的程度。他這部片很像一個起頭,我非常期待他繼續拍下去。另外是陳穎彥的《尋找》,我被這位年輕人掏挖自己的方式有點嚇到了。這部片也許很像《25歲,國小二年級》,但是一點不走優雅路線,而是感受得到作者心臟的跳動與害怕、影像晃動、勞工家庭舊日光燈下的光線與構圖都很差,但當時弟弟妹妹的話卻是那樣重要;小阿姨在昏暗的廚房講出關鍵片段,但也許是緊張或無法了解的原因而構圖歪斜,全片交雜著尷尬、刻意、悔恨、不知所措的姿態探索著作者的內在。

雖然我注意到了這些,但在初審會議的第一階段,我還是依傍著成熟度,這是我的侷限吧。第一輪討論後,具共識的六部作品很快出線,這時評審之一的朱賢哲導演說了一段話,撞擊到了我,他是這樣說的:「如果還有一部的空間,我想要爭取像《尋找》這樣的作品。因為其他六部都是專業取向、大格局的題材。雖然是我們的共識,但大致上卻缺乏那種冒險、一頭闖進未知的態度。」

他的質疑使我想起阿章的話,我問朱賢哲,關於冒險性你可以說得更清楚一點嗎?朱賢哲解釋:「就是那種無知的、像孩子沒有包袱那種在玩的狀態。因為每次評審的時候,成熟度高容易獲得共識的作品就很容易出線,也不是我故意的,但是要以共識決的話就會造成這種結果。如果你常跟紀錄片導演聊你就知道,選什麼題材、什麼製作方式容易取得資源,這對紀錄片來說,相對劇情片或劇本是比較能掌握的。我常常想這是好事嗎?如果有機會的話,我甚至希望入圍作品中能有不具共識的,但這又跟影展制度是衝突的。」

陳麗貴導演表示,目前南方選片的制度中,鼓勵新人這一塊的功能確實不很清楚,她會期待將來南方能有資源把新人跟專業者分開來評選。而在「尋找」中,她肯定作者有一種可貴真切的動力,但是其中刻意表演的部份卻又有點假,技術的粗糙也使她不安。

「是的,這些刻意的部份我也有看到。」朱賢哲說:「但這使我想起最早的我。我當年的實驗作品現在看也覺得很好笑,但是那種冒險、去碰不同表現方式的動力,是我覺得最可貴的。新手的作品就是這樣,它不完美,好的地方非常好,不好的地方你看得很清楚,這不是壞事。這種作品影展很難去鼓勵,但這種東西拍了之後,創作者會有機會更了解自己。所以,相反的,我不是因為他是新人而為他爭取,而是因為他在創作上敢探求自己所要的,那種原動力在我心中比成熟穩健更重要。」

這樣的討論跨越了黃昏,且將「尋找」再看了一次,天黑的時候,我們終於為今年的片單注入了不同的元素。我想這不是一個新的課題,影展,雖然為獨立創作帶來映演與支持,但目前的多數決制度及影展必須承擔的成果壓力,很容易使選片趨向了掌聲,卻遠離了創作,這使我決定把以上對話簡單整理出來。我也曾經想過,面對其他老手,也許這位新人會需要這段對話,並且是來自去年南方得獎者(朱賢哲—穿越和平)對創作的一種反思,這應該是個不錯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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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由南方影展提供

一場版權的文化戰役─《Remix宣言》(Rip: A remix manifesto)(文/林木材)


由加拿大電影局(NFB)和Eyesteel Film公司一起投資製作的《Remix宣言》(Rip: A remix manifesto),是部觀念創新、思緒清楚、又頗富娛樂性的紀錄片。2008年時,先是在全球規模最大的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IDFA)裡得到了最佳觀眾票選獎,進而開始展開全球影展和電視台的放映之旅,獲獎無數。

我在2009年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IDFF)終於看到這部大名鼎鼎的影片。影片開始之前,導演Brett Gaylor上台向觀眾打招呼,他開玩笑地說電影裡有俗稱的「好人」和「壞人」,當好人出現的時候,觀眾可以盡情喝采或尖叫,當壞人出現時,則可以開他汽水,用力的噓!

最後他簡單說到:「雖然我的職稱是掛導演,但我只能算是本片導演們的代表。事實上本片是由許多人共同完成的,這些人在網路上下載素材進行混製,或是提供自己的素材,或在網路上共同編撰劇本(wiki的概念),最終我照著這些共同素材來完成這部作品。」

聽起來似乎有點難以想像,是嗎?《Remix宣言》由數百位網友集體混製創作,他們將各自作品提供給Open Source Cinema網站。這個計畫原名為Basement Tapes,希望能夠完成全球第一部「開放原始碼」的紀錄片。

最終,費時六個月,他們真的做到了!本片談論的正是「著作版權」(copyright),更精確地說,是「著作版權過度過擴張」的問題。影片的原始發想,來自於過去的下載分享軟體Napster被控告的官司事件,再延伸到許多知名公司因著作權過度擴張,藉此控告他人,獲取不合理的巨額賠償。更嚴重地說,這些大公司彷彿賴著巨額的資本,對文化進行控制,為了固守原本所擁有的一切,種種法律上的限制,將使得我們所享有自由越來越少。

但,時代在變,數位技術的進步革新了許多觀念,於是,導演想著:「既然可以有Copyright,為何不能有Copyleft(不受著作權管轄的免費資源)呢?」

這顯然是場文化上的巨大戰爭,影片貫徹著這樣的概念,從一位總從網路上下載12首以上或更多樣本歌曲,再混製成不同歌曲,以混搭(mashup)風格著稱的DJ Girl talk開始談起。一路訪問了許多專家、創用CC倡導者、建議版權開放的運動者,同時也嘲諷和調侃許多將智慧財產版權牢牢掌握在手中跨國大公司,像是華德迪士尼、U2樂團、Sony音樂、時代華納、EMI、BMG……等等。

因此,《Remix宣言》的對象和運動性格非常明顯,它要用自己的方式挑戰這些團體。

影片內容全都是從網路上下載的影像和音樂,遊走在法律邊緣,但卻「合法」地使用這些素材,利用動畫和各種方式,近乎羞辱的諷刺這些跨國大公司,把觀眾逗得哈哈大笑,樂不可支;但更難得的是,在議題上,同時也佐以證據和論辯,站在「公平」的前提,領著觀眾重新去思考和檢視這些被稱為貼上「智慧財產權」的音樂、圖像、影像、藝術。

最後,影片甚至訪問了巴西的音樂家和孩童,這使得討論再被推舉到另一個高度之上──到底這些東西被創作出來的原始目的和功能是什麼?是為了成為大公司的寶貝金雞母,藉此獲取巨額利益?對文化進行壟斷?還是要帶給社會大眾更多快樂或心靈感受?

這樣的論點提醒了大家,不單單只是copyright或copyleft的思考,不只是關於「守舊」或「開放」,關於「價格」和「價值」,而是關於如何分享文化、如何貢獻一己之力去讓世界邁往更好的方向。

記得影片播完後,觀眾在影廳內喝采叫好。映後,導演在影展大廳被大家所包圍,他身上穿著一件「(米)老鼠自由陣線(Mouse Liberation Front)」的T恤。這是片中所出現的地下漫畫家Dan O’Neill所畫的(米)老鼠,他從70年代就開始抗議和控訴華特迪士尼侵犯版權至今。

導演發給在場觀眾一張空白的Mouse Liberation Front會員卡,只要自由的填上姓名和編號,就可以成為「(米)老鼠自由陣線」的成員。這張可愛的卡片左邊有一隻(米)老鼠自由女神,左手舉著聖火,右手拿著一本封面為「July Ⅳ MLF」(MLF意即Mouse Liberation Front的縮寫)的書本,下方寫著:「 I have no mouse and I must to squeak.」(我沒有老鼠/嘴巴,而我必須吱吱叫)。



就像卡片上所意味著的,即便我什麼都沒有,但我仍有發聲的權利!

《Remix宣言》不只是一部好看、了不起的紀錄片,它前衛激進,宣揚開放、分享和公平,紮紮實實地發出了眾人之聲,給這個日趨封閉和勢利的社會,一份警世和清澈的提醒;同時,這樣一部藉由網路力量集眾人之力的紀錄片的出現,也象徵著數位時代的來臨,將掀起一場思維與媒體的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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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將在2009世界公視大展精選影展BEST INPUT中播出
11/15高雄、12/6台北:http://bestinput.pts.org.tw/flimmaker.htm

Rip: A remix manifesto官方網站
http://www.ripremix.com

Open Source Cinema
http://www.opensourcecinema.org


當然囉,Youtube上絕對也能看到這部片的全貌






















工會小記事‧09年十一月份

民國98年9月

98/09/04 第一屆第十七次理監事會議

98/09/12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改選理事為李中旺、李亞梅、林琮昱、翁英修、陳正勳、黃信堯、楊力州、蔡崇隆、龍男‧以撒克‧凡亞思,監事為林育賢、賀照緹、黃琇怡。

98/09/25
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推選常務理事為龍男‧以撒克‧凡亞思、黃信堯、林琮昱,常務監事為林育賢。
工會連署聲援「既解僱、又提告 傷害新聞專業,記協等團體呼籲年代主動撤回告訴」。

98/09/29
出席國藝會與公共電視台合作的紀錄片專案製作說明會


民國98年10月
98/10/02 世新社發所研究生鄭超文開始至工會實習,為期半年。
98/10/31 秘書江依紋離職。

民國98年11月
98/11/02 參加文化局召開第十二屆台北電影節第一次諮詢會議
98/11/04 與文化局簽訂空間使用契約


工會最新財務狀況:
98年7月份結餘:130,850元
98年8月份結餘:284,599元

工會會員人數:
98年8月31日會員人數:203人。

工會會員投保概況:
至98年7月份
保勞保會員:131人。
保健保會員:115人(不含投保眷屬:3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