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工作調查（七）：資金與映演
在近幾年的本土電影產業蕭條當中，紀錄片一度異軍突起，包括《生命》等少數作品進入院線播映並創下國片難得賣座佳績；在2008年的海角旋風之前，竟也成為戲院國片中的重要類型，在整體片量與票房表現，佔比都達到兩成左右。這些產量與成績，有一大部分是靠著政府補助而達成。雖然補助政策讓許多創作者獲得些許挹注、進而提高了紀錄片產量，但一般來說，補助額度仍明顯不足；在預算難以提高的限制下，政府必須協助創作者爭取民間投資，並增加映演管道的回收，紀錄片工作者才能夠取得足夠的資金與收益。
根據本研究的統計，紀錄片年產量在2001到2004年出現高峰，每年約達50部左右。2005年後有所下降，但大致仍有30到40部之間。紀錄片產量成長最主要可歸功政府輔導金挹注、及公視所提供的常態性資金與映演管道。在2000-2006年的300餘部紀錄片中，由公視自製或委製的比例約五成，新聞局與文建會則合計補助約三成。
目前政府的輔導金補助，主要包括國藝會與新聞局兩個單位。整體來看，2000年之後的補助數量與金額逐步增加，在2002年達到一年20部、總金額超過1億元的高峰。若以補助結案後準備發行的時間來看，也與整體年產量在2003年達到高峰的狀況相符合。可見政府補助對於紀錄片生產的重要性。但是政府補助通常無法全數支應製作成本，更因為遵循「不重複」的原則、也就是一部片通常只能拿到一份補助的狀況下，大多數紀錄片產製都是在資金不足的窘境中，靠著工作者「縮衣節食」完成。
不僅資金不足，絕大多數紀錄片也很難靠著映演與發行而有所回收。以公視而言，自製與委製影片在發行後的版稅約6%，購置影片則多僅支付數萬元播映費，對創作者來說僅是杯水車薪。而戲院票房方面，紀錄片在2004年的映演成績達到高峰，當年以平均票房而言，紀錄片成績是劇情片的兩倍以上。但紀錄片的賣座呈現兩極化。以2004-2006年的紀錄片來說，只有2004年國片賣座冠軍《生命》、與2005年《無米樂》在台北市戲院分別達到1000萬與400萬元，其餘紀錄片的票房則在200萬元到數萬元之間不等，差距相當懸殊。
因此，要改善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條件，絕不能僅僅靠著輔導金的補助政策。政府如何一方面協助引介商業與民間基金會對紀錄片的投資，另一方面幫助紀錄片打開更多的映演管道、例如增加國內外電視頻道的播映機會，並且建立發行與銷售的管道，是目前台灣紀錄片發展的重要課題。
在近幾年的本土電影產業蕭條當中，紀錄片一度異軍突起，包括《生命》等少數作品進入院線播映並創下國片難得賣座佳績；在2008年的海角旋風之前，竟也成為戲院國片中的重要類型，在整體片量與票房表現，佔比都達到兩成左右。這些產量與成績，有一大部分是靠著政府補助而達成。雖然補助政策讓許多創作者獲得些許挹注、進而提高了紀錄片產量，但一般來說，補助額度仍明顯不足；在預算難以提高的限制下，政府必須協助創作者爭取民間投資，並增加映演管道的回收，紀錄片工作者才能夠取得足夠的資金與收益。
根據本研究的統計，紀錄片年產量在2001到2004年出現高峰，每年約達50部左右。2005年後有所下降，但大致仍有30到40部之間。紀錄片產量成長最主要可歸功政府輔導金挹注、及公視所提供的常態性資金與映演管道。在2000-2006年的300餘部紀錄片中，由公視自製或委製的比例約五成，新聞局與文建會則合計補助約三成。
目前政府的輔導金補助，主要包括國藝會與新聞局兩個單位。整體來看，2000年之後的補助數量與金額逐步增加，在2002年達到一年20部、總金額超過1億元的高峰。若以補助結案後準備發行的時間來看，也與整體年產量在2003年達到高峰的狀況相符合。可見政府補助對於紀錄片生產的重要性。但是政府補助通常無法全數支應製作成本，更因為遵循「不重複」的原則、也就是一部片通常只能拿到一份補助的狀況下，大多數紀錄片產製都是在資金不足的窘境中，靠著工作者「縮衣節食」完成。
不僅資金不足，絕大多數紀錄片也很難靠著映演與發行而有所回收。以公視而言，自製與委製影片在發行後的版稅約6%，購置影片則多僅支付數萬元播映費，對創作者來說僅是杯水車薪。而戲院票房方面，紀錄片在2004年的映演成績達到高峰，當年以平均票房而言，紀錄片成績是劇情片的兩倍以上。但紀錄片的賣座呈現兩極化。以2004-2006年的紀錄片來說，只有2004年國片賣座冠軍《生命》、與2005年《無米樂》在台北市戲院分別達到1000萬與400萬元，其餘紀錄片的票房則在200萬元到數萬元之間不等，差距相當懸殊。
因此，要改善紀錄片工作者的勞動條件，絕不能僅僅靠著輔導金的補助政策。政府如何一方面協助引介商業與民間基金會對紀錄片的投資，另一方面幫助紀錄片打開更多的映演管道、例如增加國內外電視頻道的播映機會，並且建立發行與銷售的管道，是目前台灣紀錄片發展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