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0日

讓不美好的社會再更好一點──專訪楊力州導演(上)(訪問、整理/林木材,訪問協力、校稿/肥內)

林木材(以下簡稱木):你剛開始學習紀錄片到現在成為一個專業紀錄片工作者,在這個過程中紀錄片的意義對你來說有沒有不同或改變?

楊力州(以下簡稱楊):我在學校剛開始學紀錄片的時候真的不清楚紀錄片的意義。我在研二的時候還曾想放棄,理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繼續做下去。我身旁的人除了小倩(朱詩倩)之外,我爸媽是很緊張的,覺得我在高中教書教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我從大學就喜歡影像,可是我沒有真正影像的正式學習,只學過一些攝影技術,所以進南藝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與選擇。

開始拍攝之後,我對紀錄片的某些意義和想像變得非常複雜的,每個人告訴我的意義都似乎是成立的,反而離開學校後自己才比較認真的想這個問題。嗯……這個意義很模糊,如果還是要用名詞講出來,我會說是「改變」,紀錄片裡面的改變,或是紀錄片完成、紀錄片播放之後的改變,或者是對拍片、被拍的人的改變、或對環境的改變……等等,我很喜歡這個改變。我其實前段時間整理了過去大學拍的東西,找到了一卷錄影帶,就是一台攝影機對著人拍,請班上同學輪流對攝影機說自己未來要做什麼,有點像時空膠囊。現在看到我講的內容還很害羞,我那時候很喜歡李宗盛,我就說:「希望我以後能像李宗盛一樣,用影像改變這個世界。」我在大四畢業前居然會講這種話,可是老實說,那時候拍攝紀錄片在我生命中是沒有存在可能的。所以你問現在的我,我會覺得我還是和大學時的期待一樣希望這個世界有所「改變」。大學時我唯一印象比較深的紀錄片是《月亮的小孩》,這是我記憶中最深刻的。紀錄片的部分只有這個,其他都跟紀錄片無關,反而跟劇情片和藝術表現有關。但總之從大學以來我一直喜歡「改變」這個意義。

木:你意識到「改變」是紀錄片裡很重要的意義的時期是什麼時候?

楊:那是離開學校之後的事了,我抓不準是哪一年。南藝的作品露出大多是在校園或影展上,後來拍完《我愛080》就畢業了,然後和公共電視合作,開始跟觀眾有所對話,才開始意識到紀錄片的「改變」力量是存在著。但當時的「改變」力量我個人覺得還是非常小眾,就是紀錄片愛好者或是拍片創作者,一種相濡以沫,覺得紀錄片是有影響力、可以改變世界、但是方法仍不知道如何應用,總覺得我只要去拍出一個有力量的作品就可以了。這幾年則是因為做商業性的映演,接觸到的人是一般觀眾,往往他們給你的回應是很直接的。比如說以老人議題來說,觀眾會直接回應,喔…..原來失智症是這麼一回事啊,原來也可以這樣看待事情,原來我好像可以對自己的長輩做一點什麼事吧,那個「改變」是從觀眾的角度看到的,是更寬且更廣泛的。

木:剛剛提到畢業之後你也開始和一些團體合作,然後也有過渡期,但這幾年,相較之下你算是知名度比較高的紀錄片導演,跟商業團體的合作較密切,能否談談這當中的轉折。

楊:聽到題目後我在想,我有跟很多商業團體合作嗎?(笑)回憶一下好了,離開學校之後,我和公視合作,大概有三、四部紀錄片,最後一部是《新宿驛東口以東》,結束之後我就沒有再跟「紀錄觀點」合作了。在那之前也有電影公司找我,就是電影《雙瞳》的紀錄片《過境》,2004到2005年我沒有拍紀錄片,都是接一些案子。到2006年我和NIKE合作,拍廣告式的商業短片,拍完之後決定發展成長片《奇蹟的夏天》,但長片部分找的是山水電影公司支持。比較明顯的商業媒體應該是「商業週刊」,他們找我拍《水蜜桃阿嬤》;2008年的《征服北極》也是一個基金會找我,基金會背後是一家商業公司,這兩個是比較明確的。接下來的《被遺忘的時光》是失智老人基金會,而《青春啦啦隊》是我們自己籌拍的;林海音的《兩地》則是由出版社出品。所以真正商業團體比較明確的,應該是《水》和《征》這兩部,不過可能因為其他影片我選擇做商業性映演,所以大家都誤以為是商業團體的合作。

這轉折或許和我的工作有關。我拍完《新宿》,影片發表之後,大概2004年我就沒有再拍紀錄片了。雖然不是因為沮喪但也沒有放棄紀錄片,那時候我已經成立「後場」這個工作室了,那段時間為了維生我選擇去做商業性質的影片,大概做了兩年,我記得決定要拍攝長片《奇蹟的夏天》的時候,是因為2006年拍完廣告短片,我才動了這樣的念頭。

你這個問題讓我想到,這幾年台灣有一些的委製作品,其實在之前還有一個模糊的階段,有點像《奇蹟的夏天》的例子。有一段時間,我被動地必須工作、生活、賺錢。當我接了一個案子,突然發現這當中是有故事的、讓我有拍片的動力、主題的思索等等,創作除了自己的原始發想之外,其實有一塊會是從這邊來的。

你記得電影的海報嗎?有個小孩子準備要踢球,他腳上穿的其實是愛迪達,紀錄片裡面還有PUMA,也有「NICE」,因為小朋友也買山寨版的NIKE,什麼牌子都有,有段時間這部紀錄片被誤解成NIKE投資的,其實完全不是,是山水電影公司。

木:你近幾年的作品中,有許多都是公益團體委託製作,可否談談你們合作的模式?什麼樣的案子你才會接?企劃和切入點通常如何產生?

楊:第一個是「議題」,我要強調的是,以我的例子而言,我覺得我沒辦法接觸到那麼多的故事,  我的確有我想要拍的,但是有時候別人告訴我的故事我也覺得很不錯,這時候我就會接受這個議題,最好的例子就是《被遺忘的時光》。這兩、三年來,類似的委託製作案跑來辦公室敲門的很多。可是我們百分之九十都是拒絕的,第一是對議題沒有興趣,第二是要看對方的「放手」程度到哪裡,通常合約裡面我們會有一條「導演擁有這部片的剪接權」──這意味著一種完整的「詮釋」權力──,光是這一條就嚇走一堆人了,因為他們不能干涉作品的進行。但是失智老人基金會他們同意,雖然他們在拍片過程中還是會跑來說:「力州,宗教信仰對片中那個阿嬤是很重要的。」但是頂多如此,不會干涉太多,而我還是繼續堅持拍我想拍的,最後影片的樣子,他們都沒有任何意見。

我會想要拍《被遺忘的時光》是因為這群老人家失去的東西叫做「記憶」,攝影機在拍的是把記憶永遠保存下來,可是你拍的人記憶卻會一直一直消失,對我們而言,這裡面有哲學的思維,這種哲學的思維會深深地吸引我,是非常有魅力的,所以我就會願意進行這樣的計畫。雖然最後作品和剛剛談的記憶流失或哲學思維可能有點距離,可是這的確是一開始想拍攝的原因。

木:但是接案和自己真正想拍的東西,會不會有所衝突?心態上怎麼平衡?

楊:沒有。對於委製影片或自製影片我都非常付出。這並不是代理孕母這樣簡單的形容詞所能描述的,而是我對議題真的有興趣,所以付出的強度是沒有差別的。你知道委製通常還有時間上的壓力,以《被遺忘的時光》為例,可能一年就要做完,這種壓力會促使我投入的時間或思考都是更多的。我有個片子叫《青春》,到現在一直完成不了,就是因為一直被這些計畫插隊。

劉松頤:《被遺忘的時光》一開始就有想要上院線嗎?院線票房和委製單位的關係是什麼?

楊:一開始我和社工主任見面的時候,他們是想辦紀錄片徵件比賽,我就幫她規畫好了,但最後決定不做徵件,轉成拍片。後來要拍的時候,我去了養老院幾次,跟他們聊過,然後就簽約了。一開始他們有提出要上院線,在這之前我已經上映過兩部紀錄片《征服北極》和《奇蹟的夏天》,所以他們當然清楚我知道要怎麼進行這個環節。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一直跟他們說「再說吧」,我覺得才剛開始拍,談上映還稍早,到底最後會拍成怎樣也不知道。拍了一年之後,我覺得拍的很不順利,拍不下去了,也曾跟他們說不要上片了,直接做衛生教育宣導影片就好,他們也有動念,可是我自己又有點捨不得。

拍到第二年,我們問他們是否還有預算,他們就說真的沒有了。所以我們提的建議是:我們自己去申請輔導金。很幸運那年就拿到了,所以才有資金繼續拍。所以一開始雖然他們有念頭,但從製作成本、合約內容都沒有上映這部分的預算規劃,都只有製作費,像是轉拷貝、行銷費用都沒有在合約中,僅是維持最低限度「拍攝」而已。可是當第二年拿到輔導金,就不能不上片了,因為規定必須上,所以我才開始認真思考要上片了。而院線票房都捐給失智老人基金會作公益使用。

木:過去有人批評你走向委製案和商業映演是「和魔鬼交易」,這也有點弔詭,你的作品有些人會認為宣導意味濃厚,可是做為創作者,應該是想回到紀錄片本質去思考,不知道對你來說,宣導片如何與紀錄片作出區隔或平衡?

楊:老實說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不存在。《被遺忘的時光》對我而言就不是宣導片,它就是紀錄片;我替電影資料館拍的《顯影》,對我來說就是宣導片,所以心裡的掙扎是完全不存在的。

以前我們在學校學紀錄片,南藝的老師還都是蠻左(派)的,我記得他們總會談到一些紀錄片的理想:「紀錄片是改造社會的工具」。剛剛你問到「意義」的問題,紀錄片是改造社會的工具曾經也是我在南藝時會認同的想法,但我所認知的「意義」比較複雜,別人告訴我,而我覺得有道理的事情就會接受。老實說我還蠻認同的。

但一路走下來,紀錄片在台灣從來就沒有真正成為改變這個社會的工具,紀錄片只是提出主張而已。外界總期待紀錄片創作者必須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這變成像是一種責任,這份責任有時候是觀眾給你的。這幾年這種觀眾比較少,早期《我愛080》(1999)那時候,有觀眾直接就會說你要去衝撞兵役制度等等,他們會期待你去解決這個問題。可是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因為我們沒有能力,我們的能力是拍片,不是立即的解決問題。更扯的是,這種態度不只來自民間,連官方也這樣,比如說《奇蹟的夏天》推出的時候,某個縣政府的教育局找我去座談,我和林育賢坐在一起,談的是「體育教育政策之我見」之類的主題,這好離譜。不論是哪方面的期待,事實上紀錄片創作者都不可能去解決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如果可以的話,我可以當體委會主委,顏蘭權可以當農委會主委,可是,就算當了也不見得會比較好。然而台灣社會卻真的越來越好,越來越漂亮美麗了,心靈的部分也是,而這些進步成就,不是來自紀錄片導演,更不是政府,而是……我個人認為是NGO(非政府組織)團體的活躍和成功。

我大概在《水蜜桃阿嬤》之後意識到這件事,改造社會的其實是NGO團體,也在那時候我思考,可不可能有一個新的形態被產出,就是當一個紀錄片導演想要拍他的影片,他會去想這個影片為誰所用?為NGO團體所用,所以才會讓《被遺忘的時光》發展出這個例子。其實幾個方式試下來之後,我覺得這個方式還算成功。委製案或商業映演不是和魔鬼做交易,起碼我很清楚,這個片子被NGO團體所用的時候,才會有更棒更有改變的力量。

木:這些在經歷「水蜜桃阿嬤」事件後,你的合作態度上有變化嗎?或者說,「水」事件有沒有帶來什麼改變?

楊:「傷害」當然是存在的,讓我有段時間有點退怯,讓我整理思緒去了北極,這裡順便講一下《征服北極》的例子。

一開始這不是一部紀錄片的計畫,而是遊戲橘子關懷基金會所參與的一個冒險比賽,因為需要活動側拍,我們就開了預算,他們也同意了,但預算不夠,所以我只能一個人去,我也想去,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北方的南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這個魅力是很強的。回來之後我覺得可能可以做成一部影片,所以這完全是意外的發展。影片的獲利一直都不是他們在意和期待的,所以他們就說要把票房都捐給公益。在那之前,投資《奇蹟的夏天》的山水電影公司也釋放百分之15來做公益使用,到了《征服北極》則是百分之百,這點我覺得非常重要,也非常開心。其實當時沒有那麼明確想到新的紀錄片合作模式,只是心裡覺得這樣蠻好的、蠻好的。

木:有人也談到,這當中會不會有「置入性行銷」的問題,譬如《被遺忘的時光》裡,你拍到了「基金會的門牌」?又放了Ella的鏡頭在片尾,可否談談你把這些加進去的原因?

楊:天啊,因為他們住在養老院裡,我必須交代這個建築物,所以我必須說明故事發生的地點,我真的覺得那沒有什麼,就像我們會標明一個字幕說這是養老院,是一樣的意思,所以我沒有覺得這是置入性行銷,如果是從所謂「置入性行銷」的商業邏輯來看的話,《被遺忘的時光》是一個非常失敗的案例。如果說這部紀錄片是部廣告片,那麼目的應該是要招收更多的病患,或是讓形象更好。這所養護中心只有兩層樓,一層只能收三十位,所以總共只能收六十位。我們進去拍的時候,就有一百多個人在排隊候補,養護中心已經沒辦法去解決收容的問題。如果說這是部大型廣告片,那他們應該在開拍的時候趕快去找一塊地,趕快蓋一棟養護中心,然後在紀錄片播出之後開始招收,這才對嘛!事實上又不是這樣。

Ella是另外一件事情。拍片初期,我除了拍養護中心之外,也想拍居家病患,因為養護中心都是中重症。你們有看過日本片《明日的記憶》(明日の記憶)嗎?裡面的角色是輕度失智症,我在拍的過程中很挫折,是因為中重症的記憶是非常斷裂的,所以我想要拍輕度,但輕度不會住進來,只是居家,所以我請基金會幫我找,後來找了兩、三個,有兩位我們有追蹤,但一陣子之後,他們都不想被拍了。不想被拍的理由很多,也許拍到後來他們知道這部片會上院線,他們就開始拒絕了,因為台灣社會普遍覺得這種病是羞愧的,不想讓人家知道。所以很快的,這條路走不通,我也放棄了。



但消息已經出去了,我還是繼續拍這個機構。拍完了,在初剪的時候,我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跟我說他幫我找到了,我還跟他說「你會不會找得太慢了?」但他希望安排見面,說搞不好會有意外的驚喜。我記得那天是在一個辦公大樓,我就帶小倩和製片一起去,一去就看到Ella。簡單聊了一下,她就講了她奶奶的事情。那天沒有說拍或不拍,我回去之後開始天人交戰。因為她和這部影片前面的部分結構是無關連的,可是另一個天人交戰是我剛說的,我希望影片能為NGO團體所用,就是想到她的進來可不可能讓影片有更大的影響力,這兩種選擇我都非常明白。

我記得定剪完了,調光都調好了,在杜篤之那裡成音到第六本時,我還是決定留下來這段。留下來的原因還是剛剛提到的「為NGO所用」而產生最大的影響力及效果。初剪的時候還沒有Ella,影片的行銷會議也開過許多次,電影公司跟我說,這部片只有中壯年觀眾會想看。我想我可能企圖太大了,我會希望年輕人看這個台灣老化及失能的議題。

--

攝影/劉松頤

讓不美好的社會再更好一點──專訪楊力州導演(下)(訪問、整理/林木材,訪問協力、校稿/肥內)

木:這樣的話,吸引年經觀眾這對你來說,是認識失智症重要?還是去認識紀錄片重要?還是兩者都重要?

楊:紀錄片上院線,不是我的目的,可是我們沒有機會去說這些。因為當影片完成,上院線,就很容易被理解成是一個目的,可是對我而言,是手段、是方法,我很清楚。所以票房收入高低,我完全不在意,行銷公司會比較在意。

或許這樣講很噁心,可是我真的很喜歡紀錄片,非常喜歡,我也希望別人喜歡。我喜歡一個女孩,我會希望別人也喜歡她。所以我覺得應該要讓很多人來看紀錄片,我可能又跳題了。認識影片的議題是重要的,但去感受紀錄片的力量也是重要的。

我現在想的事情是辦學校,紀錄片學校。因為我覺得是該走到這個階段了,當時會和伙伴去成立紀錄片工會,是希望紀錄片有產業化的可能,重點不是產業化,而是「可能」,因為距離產業化還太遠了。這個紀錄片學校是完整的,不但重學習,還包括產出之後的電視播出,戲院的可能性,社區放映的空間,更多的觀眾。重點來了,是更多的觀眾,針對這點,上院線絕對是最好的手段和方法,可以創造更多的觀眾。因為當這部紀錄片有機會上院線時,被更多人看到的機會是更高的。聽起來沒有邏輯的根據,但事實上是這樣。

譬如我在輔大教課,我學生要拍花市,我就問她「妳知道花農怎麼賣花嗎?」然後我就建議她去花的產地,去看花農的生活,學生們就跑去南投花田拍。我們的課是每個禮拜都要看片段,那次我差點哭了,一個五、六十歲的歐巴桑消遣自己說很辛苦等等,突然她問我的學生說「你們在拍什麼」,學生說「我們在拍紀錄片」。歐巴桑就說她最近在電視上看了一部紀錄片,叫做《被遺忘的時光》。大嬸一講完,我的學生就尖叫說那是我們老師拍的,她一直講她看影片的感覺。她講一講就對著鏡頭對我說話……,我覺得很感動耶。不是因為她跟我說了什麼,而是這麼一個紀錄片可以被南投的花農看到。這個功勞是上片嗎?肯定是因為這個影片有了很多的露出機會才讓她在電視上看到,而且她看得懂,她會跟我分享,我覺得這東西對我的意義比金馬獎還重要。

木:《奇蹟的夏天》裡最後足球賽的黑畫面、《被遺忘的時光》中的時鐘倒數、《青春啦啦隊》的成語時間,這些片段某種程度上都成了導演的主觀詮釋。這樣安排或操作以產生戲劇性的方式總引起很大的張力,可否談談為什麼會採用這樣的手法? 

楊:《被遺忘的時光》的情況比較簡單,是配樂的創作,我尊重她,這方面比較沒辦法幫她回答;《奇蹟》的最後比賽是PK,PK是各踢五球,但我們只剪了三球,最早的版本我們沒有黑畫面,對手踢過來,守門員沒守到,很沮喪地坐在那邊。因為我一向拍完都會給被攝者看,小朋友看紀錄片是很興奮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們輸了,因為比賽早已結束了,守門員當然也知道他最後沒守到球,影片播到快到那個關鍵的時候,他越坐越低,一直滑到桌子下面。放映過程我一直在觀察他們的表情,如果他們笑得很開心,我也覺得很愉快,但最後一刻,守門員的頭是整個低下去的,那時候我還蠻難過,我知道這變成一部影片後,會有DVD,而他的失誤會被影片永遠留下來。所以回去剪接時,就決定把最後一球拿掉,為了怕動到後面的結構,所以就先塞了黑畫面進去,後來一看,意外發現還蠻有效果,於是就留著了。所以其實沒有太大的企圖,只是為了讓小男孩以後不要有這麼大的陰影。

木:我會這樣問是因為有些紀錄片比較忠於他所拍到的東西,比較質樸的方式去表現,可是在這上面好像是你會去思考表現形式會產生的效果。

楊:那段被拿掉是因為那個小朋友,之後的回憶畫面是我們加上去的效果。可是如果我們把時間往前推,譬如80年前紀錄片是不會有配樂的,當紀錄片突然有配樂時也引起了很大的討論,因為現場並沒有音樂啊,紀錄片跟真實有關係,怎麼可以配樂呢?可是現在紀錄片裡有配樂,已經不會是個問題,也不會減損對故事的理解。我覺得這是一種美學問題,我比較熟悉的是美術史和美術流派,古典繪畫被推翻是因為印象派,古典繪畫在暗部是用咖啡色加黑色去畫的,可是印象派是非常大膽的暖色、寒色系,所以他們沒辦法入圍沙龍畫展,記者就問他們這是什麼派,他們就說「印象派」。突然間印象派的光環就把古典畫派遮掩掉了,但古典畫派並沒有消失,還是在的,就像現在還是有人拍紀錄片是不加配樂的。

剛剛談到的,對我來說是美學問題。可是《青春啦啦隊》背後的原因是這樣,這是我們田野調查後,有個互相認識的見面會,每個人談15分鐘,我就跟他們聊天,我問他說為什麼你想參加啦啦隊,丁爺爺就說:「我想跟年輕人並駕齊驅。」這回答我覺得好有意思,很特別。我們發現他講成語這件事情很有梗,所以我們就刻意做了像大頭狗鏡頭那樣的「成語集中營」,這是我們丟給他的,但成語完全是他想的,他本來就愛講成語,大字報是他寫的,叫我放在攝機旁給他看。這東西和《奇蹟的夏天》不同,《奇蹟》是我們在後製時想到了美學或語法的問題,但《啦啦隊》是我們在拍攝過程中的激盪。

當我發現這個主角很愛說成語,於是就乾脆開個專欄讓他說個夠。那個爺爺選的成語內容是跟這群老人參加啦啦隊的過程和情形有關的。所以他是在影片脈絡裡的,主動參與並提供標語給你。世運的部分,剪接師跟我討論,有個阿公問我說能不能去世運表演,我就說還在協調等等,剪接師問我這要不要剪掉,我說不行,因為這是我們介入的部分,應該放到影片裡,至於是不是會引起很大的討論,那就交給評論吧。

木:所以在你的心裡,拍攝紀錄片時幫助被攝者或干涉現實,有沒有一個標準或界限?

楊:我覺得拍紀錄片本來就是介入,這是我對紀錄片的認知,只是深跟淺的問題。《青春啦啦隊》是我介入最深的一次,是因為最後的表演。有一天我跟攝影師坐在啦啦隊表演的後方,他問我故事的結束在什麼地方,他說可能在某個土風舞大會表演,我說可是他們很認真練習,難道真的要在某個公園裡嗎?我們兩個就同時說:「世運」。可是當我覺得要試試看的時候,在南藝學的東西就全都跑出來了,我有點被綁住,後來還是去試試看。當然有些人會覺得是為了這部影片的高潮,但這樣的解讀太簡化,因為拍片時是我們和他們相處,觀眾和他們不會有相處的情感,只有閱讀堆疊的情感。對我們而言,我們知道他們好努力、好認真,會不知不覺地想要去幫這群老人家的忙。所以這種情感讓我們做了決定,就去找協調。當時我去找新聞處長,但他們沒答應,我覺得就算了。隔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打電話告訴我們,有兩場比賽的中場可以去表演,並不是開、閉幕那種大場,是單項的第三跟第四名的比賽,有十分鐘空檔給他們表演。所以我們想給他們一個禮物,讓他們在這個表演場合時可以有一個非常美好的記憶。

做為一個拍紀錄片的導演,我不知道在美學不停更曳的情況下這麼做是對還是不對,可是起碼在情感上我覺得我是對的,美學的部分就留待別人評斷吧。

木:我補充問一個問題,是跟美學比較有關係的。有各種不同流派的紀錄片,有人主張說,紀錄片應該要怎麼拍,有的人也會說紀錄片是電影的一種,各種手法都可以應用。你會怎麼看待自己所主張的紀錄片美學觀念?或者你會怎麼定義你的作品?

楊:這好難耶,有沒有比較簡單的問法。

木:也許這樣問吧,有人認為你過去的作品(《我愛080》、《過境》)力量較強,有著獨立精神,也包含了對社會結構和現實的批判,但現今作品比較強調感動元素,捕捉人物情感,少了過去那樣的穿透力,有些人說你「回不去了」,我很好奇你的看法是什麼?

楊:回不去不一定是結論,我不知道是誰這樣說,但我覺得這句話是來自「期待」,這個「期待」是他想要他要的楊力州,可是不一定是對的或唯一的。另一方面,我在南藝那三年的作品,跟我離開南藝後的作品,有一個最大的不同是環境的氛圍。南藝的氛圍是學校,儘管我進去唸書已經快三十歲了,我是比較年長的,或許跟其他比我年紀輕的同學比起來,我好像多了一點壓力或什麼,但學習上沒有那麼明顯的差異,因為是「學校」的氛圍讓我的作品長成那個樣子,「學校」指的不是圍牆,而是那個概念和氛圍。當我離開學校之後,有些東西就會跑出來,可是我想辦學校不是因為要回去學校,而是我知道學校這個概念會對創作有一個非常棒的魅力後援。無形的圍牆是可以讓紀錄片的創作純粹度更高,可是你仔細去看每一個從南藝也好、台藝也好,從學校離開的學生們,其實每個人都回不去了,因為沒有一個「學校」了。所以我才會說那我們去辦一所學校,這所學校不是教育部那種學校,而是一個氛圍的學校,有點像加拿大國家電影局這種概念。就是說可以找到一些資源,是對你的生活有所照顧的,你可以有一個更純粹一點的創作。我覺得沒有必要回去,反而是要來做這件事。

木:在商業映演這方面,可不可以分享一些你的經驗,不管是你覺得可以繼續嘗試,或是其中其實有很多很難控制的因素。

楊:我在商業映演上很大的問題是:目前所有的模式都非常接近,套用小眾劇情片的模式在操作,都沒有走出紀錄片的新規則。但有一種特別的方式就是包場,大部分劇情片都沒有,但紀錄片是有的。這是唯一可能和劇情片比較不同的方式。可是除此之外沒有了,絕大部分都是套用劇情片的。我覺得最大問題是,戲院映演組織的邏輯,造成我們如果要進戲院系統,就必須照著它的遊戲規則走。問題是如何去改變,找到一個新的邏輯。前一段時間我一直認為,進入戲院是很重要的手段,可是我在總共五部片上院線之後,反而覺得是可以開始做別的嘗試的,像我新的作品是關於布袋戲的,我就想試著跟學校合作,我想從校園去推動。因為上院線可以很快讓這部影片成為比較有名的,或成為話題討論焦點,可以讓後面的社區或電視映演拉得比較長久,可是前端的折衝、犧牲、撞擊太巨大了,而且成本過高,每部片上院線都要花幾百萬。我們就算建立了模式,對於紀錄片的環境或產業化,不盡然是加分的,每年也只能容納幾部而已,你看一年台灣紀錄片能有幾部上院線,可是一年卻有多少部被產製出來,大都沒有機會被看到。

所以走院線模式,就是那幾部而已。我現在想去開發出另外一條路,這模式我想試試看,如果能夠試出來的話,對於百分之九十沒有機會上院線的紀錄片,是比較容易被看到的。我覺得是校園,我想用單一學校開始去瘋這件事。

這幾年很多問題都在上片的程序上,有段時間我認為上片是產業化的一個方式,我現在也不會去否定它,只是說回到紀錄片的特質上,是不是應該要去找另外的問題,就像剛剛講的,上片只有幾部而已,可是台灣有幾百部紀錄片是沒有上片機會的,可是那幾百部如果有機會上片,上院線會是產業化最好的方法嗎?事實上不是!雖然今年有十幾部上院線,還蠻多的,但還是沒辦法支撐紀錄片產業化。我想只是在嘗試過上院線的模式後,可以學到一點東西,去找到新的可能而已。

木:你後期大多數的作品都以院線為最終的放映管道,這會不會回頭影響到你的作品,對你來說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比如說要刻意拍得「好看」一點?

楊:在南藝的時候,紀文章、吳耀東都跟我說過,力州,你的紀錄片好好看,所以應該不是這幾年才有人這樣說。《過境》雖然沒有上院線,但也蠻好看的。所以這些影響是不存在的。

木:拍紀錄片這麼多年,也經歷過各種不同的題材,是什麼原因讓你繼續下去?你享受拍攝紀錄片的工作嗎?

楊:前面已經有聊到一些。這兩年因為上片的關係,我接觸到好多觀眾,那些觀眾讓我有動力繼續做下去。因為拍片在某種程度上是寂寞的,但當作品被展映後觀眾給你回應,就會是一種支持的力量。但這是一種表象,像打了一點興奮劑。可是,不可諱言的,會讓我一直想拍紀錄片的動力是在南藝的時候,不同課程的老師告訴著我那些差異的人生觀:這個社會是不美好的。我覺得我認同這點,我覺得這世界本來就不美好,可是紀錄片可以讓這個世界更美好一點點。不管這個故事溫馨感人,看的人覺得這個世界好像沒這麼不美好,或者這紀錄片是非常批判、或暴力地去扭出不公不義的事,也會讓這個不美好世界的人覺得,有這些人存在這世界還算美好。我很認同這個觀念,而且我喜歡這份感受。因為拍紀錄片的人,你說「使命感」這三個字太簡單、簡化了,可是的確我們慢慢發現到我們可以讓這不美好的社會再更好一點。

木:感謝力州導演接受紀工報訪問。


--

攝影/劉松頤
本採訪完整版將刊於電影資料館所出版之季刊《電影欣賞》149期






延伸閱讀:
深度訪談楊力州導演(一)
深度訪談楊力州導演(二)
深度訪談楊力州導演(三)
度訪談楊力州導演(四)
《被遺忘的時光》,被遺忘的紀錄片(文/Ryan)




2011年12月25日

視野的高度─訪黃庭輔導演(文/陳穎彥)

看黃庭輔的作品,你會發現他的位置離被攝者很遠,沒有多大的交集或溝通,靜靜地任攝影機捕捉到生活面向的短暫時刻,再由這些片段組成他要呈現的觀點;這與目前台灣紀錄片劇情式的主流走向很不同,反倒是以影像做出另一番詮釋。此外,在他的作品裡,聲音占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刻意營造出一種氛圍,讓你不得不重視影片裡人物的存在,他們動作舉止間的變化,是如此的自然、生活,卻不平常。

一個作品的產生往往能反映導演目前的處境,《台灣魔朵》是探討人身體的處境、《指月記》是探討時間的流失。黃庭輔真誠地將他所面對的議題,經由自己的創意呈現出來,我們才能透過他的影像,去瞭解他所認為的世界是如何。每個創作者在不同的階段的表現,皆豐富了台灣紀錄片的多元發展。

與他訪談過程中過你會發現他很健談,無所不聊,與他作品裡的強烈風格很不同。他很謙虛的說自己的作品拿到國外根本不能看,。很難得在台灣以作者論為導向的風格中,有人能如此看待自己的作品;尤其在臺灣這麼不穩定的創作環境下,還能保有自己的觀點與世界對話的空間。

黃庭輔的作品總是令人期待,他的思維方式往往出乎意料。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他還看見了什麼?他還發現到什麼呢?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來臨。

黃庭輔導演簡介

1961年出生於金門,1988年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隨後在映像觀念工作室擔任攝影助理,1989年到國家電影資料館工作至今。

藝專期間開始廣泛接觸電影,並嘗試8釐米短片創作,畢業後更有多部16釐米影片作品,且多次受到國內金穗獎肯定。1992年第一次拍攝紀錄片《廖瓊枝》,1995-2000年長期投入第二部紀錄片《台灣魔朵》的製作,以人體模特兒為主題;並於1999-2000年參與《流離島影》計畫,和另外11位導演聯合拍製台灣離島,黃庭輔回到金門完成了《03:04》這一部風格明顯轉變的實驗性作品,2001-2002年更在紀錄龍山寺的《指月記》一片中全面發揮此一主題形式,獲得諸多國內外電影獎項;2004-2006年紀錄台灣檳榔西施的作品《黃屋手記》,大膽挑戰紀錄片倫理道德界線,以監視器般的畫面,傳達了檳榔西施工作與生活的諸多面向。雖受到不少質疑,但也再次引起國內外迴響;目前黃庭輔仍持續關注金門,定時前去拍攝已有半年之久,下一部作品將是有關當地居民的紀錄。

人在某些狀態底下生活的樣貌一直是黃庭輔關注的焦點,人是被動地接受宿命或者是主動地選擇,也一直是他想要探討的問題。此外,在電影資料館工作的經驗使黃庭輔對於影音資料的保存特別重視,並且樂於推廣台灣過去累積的的紀錄片遺產,2007年策劃《台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套裝紀錄片和專書出版,即對一般民眾及學長專家在熟悉認識或研究發展台灣紀錄片歷史上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

歷年作品
1988 《515檔案》The May 15th Archive
1989 《鏡子》Mirror
1990 《碗》Bowl
1991 《人算》Calculations
1992 《結婚照》Wedding Portrait
1993 《台灣第一苦旦-廖瓊枝》Liao Qiongzhi-Taiwan's First Kudan
2000 《台灣魔朵》Modeling Taiwan
2000 《03:04》03:04
2002 《指月記》NAIL
2006 《黃屋手記》Yellow Box
2006 《短歌行》Tanka

深度訪談黃庭輔導演(一)

訪問/陳彥蓁、陳穎彥、楊靜賢(以下簡稱訪)、蔡崇隆(以下簡稱蔡)

訪:對你而言什麼是創作?

黃:什麼是創作喔?應該每個人都在創作啦,生活也是一種創作,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種創作,每個人只是說他做的方式或跟人家溝通的方式不一樣,你在跟別人溝通當中本身就是一種創作,所以,可能會留下一些東西也可能不會,那留下的東西對整個人類是有意義或是沒有意義,會被人家定義說它是不是個作品,有些人可能他的創作就是他的生活,假如是被大家認可,那就是一個作品,假如說沒有被大家認可或是收藏的話,那它可能就不是一個作品,只是一個以個人知道的感覺或是說一個被人體會到的感覺而已。所以我覺得創作這個東西是無所不在的,然後只是說你要不要典藏、要不要給以後的人知道這件事情,所以也許你寫日記也是一種創作,以後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作品也有可能,也許你現在做某一件東西留下來某些痕跡,那大概本身就是一種創作。所以我當然是找一個我覺得比較適合我的專長的東西,來做一個紀錄、做一個保存下來的一個動作。

訪:你為什麼想唸美術?

黃:因為從小對畫畫稍微有點興趣啦,當然也不是那麼清楚說自己喜歡什麼,或是有什麼專長,其實也沒有,我應該算是一個滿普通的人吧,天資也是滿普通的,整個生命史也很普通,沒有太特別的、值得做紀錄的地方,假如拍紀錄片不應該拍我,我是滿普通的一個人。所以,美術是因為在金門那種小地方,假如說你自己畫得稍微可以的話,就會被老師重視,然後國中的時候,我剛好唸永和國中,那它要成立一個美術班,因為那時候成績還可以、畫畫也還可以,就加入美術班,國中幾乎大部分都在畫畫也不知道唸書,所以高中也沒考上又重考,那重考本身成績也很爛,那次考上復興高中。之後變成說,因為你想唸跟美術有關的東西,那時候一般的家長都認為說,做這個沒有前途啦不要唸那個東西,所以自己之後也沒有往這個發展,那考大學又沒考上,然後又去當兵,當兵回來變成說,自己年紀也滿大了,覺得那就唸三專好了,唸三年馬上就可以就業。

因為自己在我們班上算是年紀滿大了,應該算第二個大的,所以,其實在唸藝專的時候,因為本來要考美術系沒考上,我術科沒有過,那學科因為退伍之後有加分,所以分數也滿高的,就去唸廣電科。可是在唸廣電科的時候又覺得電視好像是滿普通的啦,也沒有太突出可以當做是一個藝術創作的一個對象,那廣播當然更是覺得太一般性了,所以就比較有接觸電影,在藝專的時候比較有接觸電影。那自己也有開始拍一些8釐米啊、拍一些電視的短片這樣子,當然因為前面那一段滿長的時間自己一直沒有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啊,在別人的期待下在生活,所以之後就會想說,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慢慢就拍一些短片拍一些紀錄片,拍紀錄片當然是因為,整個大環境裡面你要做劇情片比較不太可能,它需要的時間跟資金也滿大的,也沒辦法為所欲為,所以就選擇紀錄片,比較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在做,所以才會往這個方面來發展。

訪:就是去唸了廣電,然後反而對電影比較有興趣?

黃:對啊,因為我覺得藝專給我的教育應該說沒有任何的收穫,因為老師也滿混的啦,那種老師,筆記一學期教下來大概只有三張紙而已,我可以說在藝專上課的時候都在看自己的書啦,考試都是靠作弊,就是在要考之前趕快到班上去刻鋼板這樣,全部把它寫在桌子上面,所以大家每一次考試的時候都要換位置,上面都寫滿了答案。我覺得藝專給我唯一的幫助就是,實在老師太混了,我很容易就可以畢業,比較有更多的時間去看自己想看的書。

訪:哪一類的書?

黃:那時候,藝術的書或是一些小說啦,或是一些大概文史哲方面的書,因為其他的,我以前雖然是唸自然組,但是之後也沒有什麼接觸,大部份都唸文科的東西比較多一點。

訪:那電影系的課呢?

黃:電影系的課有修,修幾堂課而已。

訪:也是沒什麼收穫?

黃:怎麼說咧,在台灣的教育制度好像,老師怪學生、學生怪老師。那時候我們在上張昌彥的課的時候,他有時候會問大家一些問題,結果學生也答不出來,或是說,大家哪一部電影有沒有看過,舉手的人很少這樣,也看到有一個比較低年級的學生他來修課,他很不爽,覺得說老師也沒教我什麼。所以我覺得這是台灣教育的問題,它本身也不是提供給你一個環境,而是,只是讓你比較肯定說你比較可能到這個行業裡面來的一個機會吧,你畢業之後,看你是不是在這個行業上繼續努力了,完全是靠自己,因為可老師自己也不會啊!有些老師他一上課也不講那方面的事情,他教攝影他不講攝影,都講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情,或是說他去哪裡玩啊,或者是他買了什麼東西。而且我有上過一個老師的課,他那時候剛從美國回來,不知道博士有沒有畢業,他剛回來就上我們的課,結果他只來了一次而已,之後都從來沒有出現過,不過大家也有分數,這也是滿奇怪的。

訪:在這樣子教育環境之下,你還是對影像產生興趣,你覺得它的魅力在哪裡?

黃:因為那時候有參加電影資料館的會員,比較常去中華路那邊看電影,其實對電影也不了解啦,對於什麼電影大師也不了解,只是常常坐公車到台北看電影,買幾個包子吃ㄧ下,等一下看電影的時候可能十分鐘就睡著了,所以我們常常是用這個來判別,電影應該要讓你看到睡著,才是大師的作品這樣。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電影嘛!電影的魅力就是讓你很容易睡著,然後暫時忘記世上的一些憂慮,這可能是電影的魅力所在。

訪:讓人很容易睡著喔?

黃:應該吧!因為它要是讓你睡不著的話,這個電影應該是不太好的電影,它已經跟你講你所知道的東西了嘛;要是它可以讓你睡著,代表它裡面一定有某些東西,是值得你學習的地方啦,代表說你還沒辦法接受,或是說你還不知道它到底在表達什麼,代表這個東西也許你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或是好好的研究一下、抄襲一下,這種電影我覺得才是比較好的電影。要是讓你看得很興奮、讓你看了都睡不著,而且都很有娛樂效果的話,我覺得這個電影可能對整個電影史來講,它不是一個很突出的東西,它應該是比較屬於娛樂的。那娛樂作品其實我現在看的電影很多也都是娛樂的作品,就是說你可以去那邊快樂一下,或者是說知道目前大家流行什麼,那也是一種滿好的事情。

訪:所以你的作品如果讓人家睡著你會滿開心的?

黃:我的作品喔,有些人看了會趕快離開,這應該也不是一個很好的作品,他們會覺得說,這是電影嗎?上次在那個台北縣的民族誌影展放《指月記》,結果放沒多久就有人反應,是不是放映機壞掉了?吵雜的聲音怎麼那麼多?然後有些人可能看沒多久,就已經回家了這樣,當然這個我希望是給他們一些新的經驗,但是也許他還沒有準備好,跟他的期待不同。我在巡迴放映的時候,因為叫做《指月記》,也有出家人來看,結果他一看這個好像跟佛教沒什麼關係,但是我也騙他來看了,也是功德一件。不過在靈鷲山他們辦了一個夏令營,他們有放這部片子,有跟出家人、跟一些他們的志工作一些討論,也許他認為這跟佛教也有一點關係,可以給他們志工看這部片子這樣。

訪:所以就是有些人可能睡著,有些人就走了,他有可能是看不懂,然後有可能是正面的或者是負面的,你也不是很確定?

黃:不過以前我在巡迴放映的時候都會跟他們做座談啦,每一場都有做座談,所以,我覺得可以有一些溝通吧,或是大家在放映之後會問一些問題,這個也是滿好的一件事情。大家也會聽我講一些事情,也許會變成說,反而在映後座談的時候他們很開心,會聽到我講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跟他們當初所想的都完全不一樣,反而在看的時候很痛苦,然後講話的時候變得很開心,那我每次都會想不一樣的答案回答他們,滿足他們的需求。

訪:那畢業之後在映像觀念工作室,當時你好像是覺得自己不適合那樣的環境?

黃:在映像觀念我大概待了幾個月吧,應該還不到一年。不過我覺得因為當初他們成立那家公司,都是一些金穗獎得獎的創作者集資成立的一家公司,然後由其中幾個人負責來維繫,可是後來因為他們跟這個體制水土不服,所以接的案子也滿少的,也沒有很積極在接案子,所以我去那邊有好長的時間都沒事做。他們有一些錄影帶,我就在那邊看了一些錄影帶,所以應該也有一些收穫,後來有時拍一些什麼婚喪喜慶啦或是工商簡介,或者是公共電視的一些社教片。

訪:那時候是不是有拍「百工圖」?

黃:對,後來有拍「百工圖」,我有跟了幾次。可是我覺得,拍那些當然是很沒有營養的啦,我只是當一個攝影助理而已,我應該也不是很好的攝影助理啦,因為有時也是會覺得心裡很不爽當攝影助理。

訪:為什麼不爽?

黃:就是你會覺得說,拍這種東西很浪費時間哪,很耗時間,有時你去拍,拍到晚上幾點,或是假日的時候也要去拍,會覺得這應該只是一個過程吧,或是大家在度日子的一個方式而已,所以後來電影資料館需要人,我就跑來這邊了。因為我覺得台灣做傳播公司應該都滿辛苦的啦,以前廣電基金會或現在的公視給大家的錢都很少啊,從以前那個價錢到幾十年之後還是一樣那個價錢,那時候我們領的薪水很少,每個人都很辛苦,不知道為什麼要一直做,我覺得這本身體制是滿奇怪的一件事情,也只能做比較不是太深入的東西啦,就是說你一集有固定的預算,你只能拍幾天,超過那個天數大概就虧本了。

訪:所以你覺得無聊是在這個部分,就是不能深入?

黃:也不是,無聊是因為我只是當攝影助理啊,只是拿腳架的那個人而已,那當然你也不可能有什麼發揮,應該也看不到什麼前途吧。

訪:那時候有開始自己想要拍什麼東西嗎?

黃:那時候我有做短片,自己拍16的短片。

訪:那時候電影資料館是缺什麼人,然後你剛好可以進來?

黃:因為那時候管理片庫的,有個先生他要離職啦,朋友介紹就來應徵。

訪:所以你覺得這個比較有趣?

黃:也不是比較有趣,電影資料館當然它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沒有競爭力,你可以比較有自己的想法跟空間的一個地方。

訪:為什麼可以比較有自己的想法跟空間?

黃:因為它的工作滿無聊,滿單純的。

訪:攝助也是啊。

黃:是啊是啊,但攝助你會覺得

訪:還是那會有創作慾望,但是又不能發揮?

黃:攝影助理當然你會覺得很浪費時間,就是說拍來拍去都拍那些東西。像我現在,我也不可能去拍那些東西。

在這邊有穩定的收入,然後有多餘的時間就可以去

黃: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啦,就假日的時候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也不用想太多。因為我也不想去真正的電影界或廣告界做,因為覺得那個很辛苦,要熬夜啊要幹嘛,根本就沒有自己的時間也沒有自己的想法,然後只是在壓榨你的勞力。其實我覺得創作比較重要的是,你要有時間自己想東西、有時間自己看東西,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訪:所以這兩份無聊的工作,對你的創作有沒有什麼影響?

黃:創作啊,當然來電影資料館的話有一個滿重要的影響就是,你會知道說影像這個東西,或是說創作電影這件事情,其實它沒有一定的,在什麼條件之下你的作品會留下來,也許你拍的很好的東西,但是可能種種原因你也並沒有留下來,反而一些很爛的東西留下來,這是給我最大的體會,就是以前很多爛片子反而留下來,以前人家聽說什麼片子很好,反而現在也找不到,你也看不到啊。所以我們有時要重新去思考,人類累積下來的文化到底是什麼?我們現在看很多以前哪個朝代留下來的藝術作品,也許它是當時滿爛的一樣東西,只是它比較幸運被保留下來,也許當時有很好的東西並沒有留下來。作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應該是要把自己的東西保存好,不然也許你的心血都是白費的,尤其現在用錄影帶拍的東西,沒有保存好很快就不見了,像常常有一些以前得獎的人他會講說,自己的作品找不到了,問我們看有沒有保留,可是我們往往保留的都是他來參加比賽那種規格而已,都是VHS啊,根本就不可能保留它的Betacam,所以這也是滿悲哀的一件事情。

訪:那你自己會做保存之外,你會不會做推廣?像我們跟你借片子,你就都很大方給我們。

黃:我當然希望人家想看就給他看哪,因為其實你在做的過程當中付出的這些東西,你主要的目的還是要給人家看,尤其你也是得到很多人的金錢的幫助,比如說,政府單位有補助我一些錢,那當然這個東西我是覺得都是屬於公有的東西,只是說希望它有一些真正的管道去讓某些人看到。

訪:你最早是拍劇情片嗎?

黃:短片。

訪:然後到實驗片到紀錄片,中間為什麼會有那個轉變?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黃:當然一般拍短片的人就是一種訓練,對影像的一個訓練,是滿好的,就是說你先從一個電影的思考裡面去做影像創作是比較好的,它可以在比較短的一個畫面裡面講某一樣東西,因為你假如說拍影片,拍16、拍8釐米的話,它本身素材是有限制的,它不可能像拍錄影帶那樣,無限制地一直在拍。那基本上這個東西你要有事前的一些準備,你要拍什麼鏡頭?你要擺在某一個位置、怎麼去講你這個東西?你開始就要先有一套想法了,這是一種訓練,其實這個是滿重要的,然後你再去拍、再去完成。所以你在很拮据的那種條件底下去做創作的話,你的思考本身在創作的時候就會想很多事情,因為你要把握在幾天之內拍完,在有限的金錢有限的材料裡面去把一個東西講得,大概稍微知道你要表達什麼。我覺得做短片就是一種訓練,要做影像創作應該要從短片開始,因為你假如說完全沒有這個訓練,你會比較對電影的語言不是太了解,因為這還是用影像在講東西、用聲音在講東西。我覺得現在也許很多人他用小的DV在拍的話,他可能在拍的時候沒有想那麼多啦,他是從家庭電影開始去拍的話,可能就是這樣無限制地一直拍,沒有想到這個東西。

訪:那你剛剛是說短片嘛,所以聽起來你好像是不會用劇情、實驗、紀錄來區分影片?

黃:我當然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就是說基本上它都是一個影像的創作,我會把它當作是一個影像的創作,這個形式本身它是互通的啦,都是可以一起用的,沒有規定說一定要怎樣。而且本身你拍劇情片的話,其實也是有很多電影的語言在裡面,只是說要表達的東西適合用哪種語言表達,也許他用比較通順的、比較一般性大家都了解的語言,你會比較了解他想要表達的東西,那他用一些比較美術性的語言的話,其實也是他要表達的東西,他認為這樣比較適合。

訪:你覺得拍紀錄片跟之前拍片的經驗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黃:紀錄片我覺得,我會去拍某一個題材當然是因為那個題材你覺得它可以講某些東西,它是一個你要藉著它去表達你所要講的故事或是想法的一個對象。當然這個對象是很重要的,第一個它必須要感動你,你對它是有感覺的,它是適合你目前的想法的,你才會去拍它。其實跟劇情片也差不多,劇情片當然是一個創作者想把他的故事,他直接重新去塑造那個情境,所以其實劇情片當然難度是更高啦,以整個影像來講,劇情片是難度比較高的一個類型。那紀錄片本身有它的方便性,只是說你要有比較敏銳的感覺,去感覺這個東西是你想要的,它變成說在現實的環境裡面你要做抉擇,在創作的部份,那劇情片完全是憑空塑造的一個東西。

訪:除了方便性之外,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因素,讓你在《廖瓊枝》之後都持續在做?

黃:當然它也滿適合我目前的工作啦,因為我是一個公務人員的創作者,我的時間比較沒有那麼多,機動性也沒那麼好,我只能做比較長的那種紀錄,選擇某一個題材,比較長的紀錄,比較主觀地去做。這個會影響你創作的方式,因為你假如說要拍一個比較持續去追蹤的一個故事的話,就比較沒辦法,我會比較不適合,你沒有那麼多機動性的東西,馬上要去做紀錄或什麼的,或是說你這段時間要一直待在那邊,所以這也會限制我創作的一個方式跟對象。

訪:然後我看到資料說,拍完《台灣魔朵》之後,你原本有想要離開電影資料館去中南部的療養院工作、拍精神病患?

黃:喔,那時候有想拍那個。

訪:那後來的發展是?

黃:當然要離開電影資料館會有很多人反對,因為大家已經習慣這種生活,也習慣你有固定的收入,所以也不是那麼容易說要離開。在拍那個題材之前,我有先去跟龍發堂聯絡,然後也透過一個朋友,我們就有一天就真的開車到龍發堂去,就從他們的後門進去,他也不知道你是誰,反正他就開門我們就進去了,就說我們要找你們的負責人,他說他們負責人都不在,那我們就參觀一下,我說我們想拍你們的紀錄片,因為那時候我想拍龍發堂他們有一個樂隊,龍發堂樂隊。結果他說他給我電話,你之後再跟現在的負責人聯絡,結果之後我每次打電話給他,他都說不在、再跟你聯絡什麼的,他就不接受我來拍這個題材。那我有大概看他們那邊的環境,其實它是滿值得記錄的一個對象,他們旁邊有一棟給他們那些人住的一棟大樓,大概四、五層樓,裡面住了不少人,那佛殿這邊也是蓋的滿高的,那個殿也很大,裡面有很多屬於台灣宗教的東西,我是覺得它滿有代表性的啦,以台灣的文化來講它是滿有代表性,也滿具體的一個對象。對呀,這是很早以前我就想拍的一個對象,但是好像滿困難的。

訪:所以你是先想要拍這樣的題材然後去找?

黃:因為其實之前他們也發生很多事情嘛,也有人拍電影啊,那時候剛開始被媒體紕漏的時候也有人拍電影,那個電影也是有在他們那邊拍啊,那個劇情片我有看過,當然那種電影是有某些事實在裡面。

訪:是拍了劇情片之後他們不喜歡,才不讓人家去拍?

黃:不是,因為其實他們這個問題,立法委員、高雄縣政府一直沒辦法解決,因為他們收養的人很多,你說要叫他們解散或什麼也不可能也沒地方去,又有一些家屬會抗議,或是有人說你拿我們多少錢然後也沒有好好照顧,或是裡面有些人跑掉,就發生很多社會事情,變成說他們慢慢就比較保守。因為剛開始那個釋開豐師父比較大膽,他常常跟社會做一些抗爭啊什麼,或是說他有到國外去發表他這套理論,他們裡面的病人也有去投票、也有出來表演,樂隊表演,他們也有出去郊遊,媒體上都有報導,可是後來因為傳給他的徒弟比較保守,所以他看到我們要拍紀錄片當然是嚇死了,紀錄片更是太過真實了。

訪:然後還滿好奇,怎麼會有那麼強的動力,為了要去拍想把工作辭掉?

黃:因為我覺得你假如要拍那種東西的話,它是比較長期的,它不是短時間有辦法做到的一件事情。

訪: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想拍?

黃:是阿,但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情。

訪:還有後來你拍龍山寺,也是就搬到萬華去?

黃:沒有,我是先拍,拍完之後才搬去那邊的。

訪:跟拍那個有關嗎?

黃:喔,跟那個沒什麼關係啦。

訪:我還以為你是為了方便拍搬才到那裡去。

黃:也不是,我那時候住虎林街那邊,東區那邊,其實要拍也很方便,坐捷運很方便就到了,那主要是因為我們住的那邊比較潮濕,覺得萬華那邊比較乾燥一點,而且那邊房價比較便宜一點。

訪:然後想問,工作跟拍片還有生活,對你來說這三者是不是有區分?或著它們的比重、優先順序對你來說是怎麼樣?

黃:當然創作是一直我想做的一件事情啦,就是說,有一直再思考這個問題,那沒有在創作就是上班這樣子。目前在這邊上班主要就是說,對於台灣的影像保存可以做出一些幫助,因為台灣對於影像的保存,其實是很不被重視,政府這麼多年來也沒有出很大的力氣在這上面,那我也希望至少目前在做這件工作,可以盡量想辦法改善整個台灣這種典藏的環境,我覺得我做這件事情也是很有意義。那台灣有一些國外的策展人會問說,你在電影資料館是幹嘛的?因為我都會寫我目前在電影資料館上班,他們會覺得你在電影資料館是做什麼工作啊?我都是做整理影片的工作,不是什麼偉大的工作,他們會好奇說怎麼會在這種地方上班,因為其實國外很多拍紀錄片都是沒有在上班的。

訪:他們資金比較

黃:他們喔,比我們更全心投入啦。

訪:所以你的生活就是工作跟創作?

黃:我是屬於業餘的,業餘的身分這樣子,我不是職業的。

訪:你在創作中有沒有遇過什麼瓶頸、挫折,或者是比較受到激勵跟鼓舞的經驗?

黃:創作,其實你在做某樣東西完成之後,你會覺得說接下來不知道要做什麼,或接下來要拍什麼東西,又要開始重新再去找,去做一些思考啦、找題材啦,然後在做的時候你會想說,那它是不是有什麼可能性?要怎麼去做這個東西?其實每次做都是從最基礎開始。你也不能說用某一套模式再去做某一件東西,因為基本上我比較沒有負擔啦,也不是說幫哪家公司做,不是說你拿誰的錢他希望你怎麼做,我比較沒有這個負擔;完全是說你自己想做什麼,它是不是最適合你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反應當初它讓你感動的那個部份。其實我是比較單純地覺得,我對於我要拍的對象的一個感覺,我覺得它最初引起我興趣的是什麼東西,我想把那東西比較具像把它表達出來,我盡量去朝這個路在走,所以比較不會有太先入為主的觀念說要怎麼做,那其他的以前人家用過的一些方式、一些電影語言,都是我可以參考的一個地方。

訪:你在創作的時候都是比較專心拍一個作品,把它完成然後再進行下一個?

黃:對啊就是說,我在做之前就會先拍,拍到一段時間,然後才會去申請看有沒有一些錢做補助,然後再結束這樣。因為有時接一些其他的東西做,到最後你會覺得拍得很辛苦,你會覺得沒辦法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我變成說一定要自己有在上班,然後做自己想做的東西。

訪:每一個作品的創作流程跟模式是沒有固定的?

黃:應該也很難固定啦,因為每個對象都不太一樣,有時你在做的時候你也不知道你要拍什麼,只是說….

訪:那你會以上一部的經驗做架構,然後再去修正嗎?

黃:其實拍了這幾部比較有關係的應該是,我之前那個短片《0304》,然後《指月記》,兩個比較有關係一點。

訪:接下來是作品跟創作思維的部份,你有說過,對於作品你只考慮兩件事情,一個是你的感受、一個是它必須是一件藝術品,想請問你覺得什麼樣才叫做藝術品?

黃:藝術品喔,其實一個人他會自己覺得說,這個東西值不值得留下來,或是說就把它丟掉算了,忘記有這件事情,其實很多人都會面臨這個問題,不管你是做平面創作或是做陶藝的、做其他工藝的東西,做的人大概都知道你這件東西是花多少力氣,裡面有多少你的東西,其實每個人都很清楚,那這個第一關要是自己都通不過的話,其實它就可以不要留在這世上了,就丟掉算了。

那當然有很多人他做陶藝是要賣的啦,他第一個考慮到顧客喜不喜歡,或是目前流行什麼東西,他一定要做這個東西來賣啊,你問他,他當然說這個也是藝術品啊,是不是?另外我們會看到很多比較傳統的地方,他們展的畫都是比較貼近當地人民可以接受的東西,這個當然只是某些小地方他們認為它是藝術品。而且他們看到這些藝術創作的人都會叫他們大師啊,大師很多,每個人都是大師,你聽到有時會嚇死,怎麼這麼多大師,那代表說他只是在自我滿足而已,假如真正拿去世界上你會覺得說,這哪是什麼東西,對不對,人家早在多少年前都做過了啊。

那這個東西當然只是說,我目前只能做到自己覺得有滿用心地去做這件事情,然後它比較沒有打折,就是說你覺得你目前能力就是這樣了,你可以做的就是這樣了。不是有太多的理由說,我沒辦法啊,錢不夠、時間不夠啊,那唯一我可以給自己的理由就是,我的才能只到這樣而已,我做這樣子,我希望是可以達到這個程度啦。

訪:如果說已經盡力了還是沒有受到外界認可?

黃:這個還好啦,因為其實….

訪:自己還是會覺得它是你的作品?

黃:至少是一個你想這樣做的一個東西啦,其實這個東西沒有一定的標準,也就是說世界上的影展那麼多,世界上的影評人那麼多,每個人有他們自己喜歡的東西,而且目前不被看好並不代表你就不好,主要我覺得還是,你是不是比較真實的反映自己,這個比較重要啦,你如果不是真實的反映自己,你是在抄襲啊,或者你是不得已的、你被逼的,那可能這個東西人家也會感受到。

訪:那關於風格,你是覺得每部作品都有它的特殊性,紀錄片工作者面對不同的題材是沒有辦法用一定的風格去呈現的你覺得風格只是一個墮落的託詞或是方便評論者跟商業行為而已,可不可以再說明一下?

黃:其實風格這種東西就是很奇怪啦,它跟整個就是說從你活著這一段時間裡面,你冥冥當中就會被限制在某一個範圍,那當然這個範圍是從以前慢慢累積到目前的,因為我覺得人的智商還是有限,它也不太可能說太過超越或是太過躍進,本身它是一個累積,應該是從前人的東西去做一些改變做一些發想,所以它會有一定的趨勢,這是一定的,從整個全人類的歷史裡面來看,風格是有的,不會說沒有,那至少目前這個世紀,你的觀眾是可以接受的,他不至於說完全無法接受。或者是已經有其他的思想產生,你受到影響去做這個東西,就像你創作一個很實驗性的東西,那是因為你得到了某些思想的啟發,你做這種創作,基本上它是有原因的啦,不可能說無中生有,那一般人只是說他不清楚這個脈絡,突然看到就覺得你很創新,因為他沒看過、他沒想過。

那其實還是在人類的智慧那個範圍裡面在做這個東西,受到整個時空的影響、整個人類累積的知識的影響,你做這些創作其實還是有一定的範圍,那這個範圍會被歸納是某一些風格或是某些傾向,只是說他的立論點在哪裡?也許他是從形式裡面討論、從內容討論、從整個思想來討論,其實每一個時代他立論的東西不一樣,現在是什麼主義、他的立論點在哪裡?這也是有一個流行,或是有一個辯證的關係,大家現在講正的地方,你就是要講負的,下一個就輪到他講正的東西,其實是互相連扣在一起的,這個連扣本身就會影響到很多人,那我又不是最先發想的人,我當然不是天才,所以我還是會受到很多人的一些影響,這個影響只是說你自己清不清楚,或是說它是不是那麼清楚的一個影響。

所以當然對我來講我不敢講什麼風格啦,談不上風格啦。我也不是什麼大師,也不是最先發明的人,所以我只能說隨著自己的感覺去走,那我希望它表達的是一個什麼東西,把它講得比較清楚一點。應該這樣講,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要把某一件事情講得那麼清楚,因為我的創作方式應該都是比較偏向一個用減的方式在做,就是說,你不要講那麼多東西,你每次只講一個東西都可能不足,那我只講一個感覺可不可以?我只講一件事情可不可以?我就是不要客觀,我就是要講這件事情就好,你把它講得是你想要的,這樣就可以了。當然有很多人會考慮很多就是說,我要面面俱到,或者我要讓很多人了解這件事情,那當然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樣啦,我比較屬於那種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就是說我就講這件事情就好了,可能觀眾會需要更多資訊、需要得到更多的說明,那可能往往會失望,你怎麼花這麼多時間只講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有值得講嗎?

訪:映後座談的時候你就會滿足他們另外的期望?

黃:也許他們想太多了,其實我沒有想那麼多,或是說他們想知道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其實我只是很直接的這樣做。

訪:可不可以順便談一下,有沒有比較清楚地意識到說,可能有哪些國內外的影像創作者對你有影響?

黃:其實也滿多的,雖然我看的電影不多,但是我覺得每一種形式對我都有一些啟發,很多算是電影比較獨樹一格的人,我認為說他做那樣我做不到,那也是值得我學習的對象。應該說我以前會覺得多看一些電影,知道不同的形式、知道人家怎麼做,可是後來變成看得比較少了,因為電影的進步並沒有那麼快,反而你要提升自己的一些感覺比較重要,就是說你對很多事情的感覺,你可以從其他的…我會比較喜歡看書啦,從書裡面你可以感受一些人家提的不一樣的思想、不一樣的感覺,它那個想像空間反而比較大一點。因為其實我看電影也沒有那麼敏銳的一個分析能力,說這個東西到底好在哪裡,只是我會覺得,他在那個時代那樣拍算是滿創新的一種方式,所以很多電影大師的東西,我都會看個一兩部,大概知道說他是這樣創作、他是這樣思考的,我可以學習一些方式。

訪:你的作品後來好像有比較想要呈現個人主觀的部分,那請問你對作者論的看法?

黃:作者論,其實現在不流行作者論,現在流行的應該是比較以內容為主的評論,因為其實現在人已經變不出什麼新的形式了,只好討論別的東西,形式就忘了它的存在。

訪:作者論是一種形式還是一種關係啊?

黃:作者論當然是評論的一種方便性,覺得說人的一生裡面,他想表達的只有一個東西、一個概念,這個只是他們去做分析的一個方法而已。你現在要從作者論去探討一個人也可以啊,他這一生裡面拍了很多東西,他最想講的是什麼?你說李安,他想講什麼?應該稍微可以湊出一篇論文來,其實他講的每一個東西不一定會一樣,可是他會硬把它…就是這樣,我管你的,我就是要講你這件事情。那現在當然是很多其他的,女性主義啊、同志、後殖民,慢慢會以內容來講這件作品,或是會從第三世界的觀點去看,以前沒有被注意到的國家,現在有幾個人拍得不錯,會特別把他拿出來看,也許以前被認為很落後的會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就像當年大家看台灣新電影一樣,台灣這麼落後的地方,你們會有什麼新的看法?因為他認為你根本就不會拍出什麼好東西來,結果還拍的有模有樣。其實那些影評人的觀點就是這樣,他需要一直提出新的東西給大家看,或是在分析的人他要想出一個人家沒有討論過的一個標的來討論,那每個作品都可以無止境地被討論啊,你可以從不一樣的形式再討論一遍,所以這種作者論本身對每一個人都是成立的,也許這個作者的風格就是要拍商業片,我就是要賺錢,不賺錢的我不拍,或者說我就是要讓大家看的很高興,他也是一個作者,就像香港電影資料館,其實他們做了很多商業片導演的研究,那本身這個也是很好的一個方式。

訪:我們比較想問的應該是在被攝者的部分,就是作者他有他想要講的東西…

黃:我的觀點跟被拍攝者之間喔,其實我比較不管被拍攝者耶,因為每個人他的面向是很複雜的,他也不是說像你所拍的那樣,人都一直在改變,我們也不可能把他很具體地呈現出來啦,其實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那我只能選擇我需要的片段而已,也許那個是他一千種樣貌裡面的一種,那我把一千人裡面的一千種樣貌裡面的一種,把它集合起來變成一個片子。這個本身是你主觀性要的東西啦,主觀去選擇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它並沒有那麼客觀,只是說透過我主觀的一個方式去把它集合起來的一個作品,所以我常常講說,其實我拍的不一定跟對象有什麼關係,也許他只是表演給你看的一個方式,或是說在某些時空裡面他的一個行為而已,但是這些行為對我來講是有意義的,我把它蒐集起來,做為我表達的一個工具。

訪:然後你會覺得要跟被攝者保持距離?這樣比較不會影響到他們?

黃:基本上因為我比較不喜歡問人家啦,就是說你要跟我講什麼事情,我希望我自己去看某些事情,或是說我就是一直記錄,記錄到一個程度,我再看裡面他有談到什麼事情,我其實是比較採取被動的方式去做這個東西啦,因為我不是先有主題才去做的,我是做完之後再來命題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因為我也不知道會拍到什麼東西,當然你有你感覺到的那個部分,覺得這個地方它有值得記錄的某一個點,那就記錄,每一次去感覺說有什麼是你想拍的東西。


--
待續

2011年12月14日

【紀工塗解】一個委製案的誕生2(圖、文/beat)






















--


2011年12月13日

不要害怕自己的意識型態─專訪《牽阮的手》導演莊益增(訪問/林木材、關魚,整理/關魚)


林木材(以下簡稱木):請談一下你們第一次跟田媽媽接觸的經驗,還有你們怎麼調適狀況進入拍攝? 

莊益增(以下簡稱莊):田野調查時第一次跟田媽媽約時間碰面,第一印象就是個講話很大聲的老歐巴桑,算很親切的人,跟她講話不會冷場,因為她很會一直講一直講。對紀錄片工作者來說算是相當容易進入的對象,不用摸索很久。拍田媽媽若要拍表面不成問題,我們看到比較麻煩的是田媽媽會「表演」,讓我們一直很擔心。紀錄片工作者很不喜歡看人表演,她的表演可能是這五、六年媒體訓練出來的,察覺到媒體喜歡怎樣的方式,像鏡子一樣,我們透過媒體的鏡子回頭來改變自己,沒有人告訴你要怎麼做卻會被潛移默化,在某個場合說怎樣的話就會被電子媒體剪接強調,她看完新聞來覺得這樣好像蠻有效的,回過頭又強化自己的表演,這部份是初期拍攝最大的困難,需要溝通跟她說我們是紀錄工作者,要拍她拍很久,一直表演會蠻累的,別人面對攝影機是「閉俗」,她是「over」(太超過),所以在這方面調適了相當久的時間,讓她慢慢接受、平常心看待,而不是把我們當成電視媒體。

關魚(以下簡稱關):你們先前接受許多家媒體訪問時,都提過事前不認識田媽媽,你們是連她的名字都沒聽過嗎?

莊:我幾乎沒在看新聞,對很多名人都很陌生,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是誰。但田媽媽第一次跟我碰面時有說,導演,你們《無米樂》在總統戲院上映時我在兩次映後座談都有發言,我才記起來有個阿嬤講話很大聲,但講得都蠻好的,原來那個就是田媽媽。

木:你做了田調之後,知道田爸田媽參與過很多重要的歷史後,會開始影響你設定拍片的基調嗎?例如你拍一個傳記,就會拍他的個性、生活、介紹作品等等,但田媽媽顯然不是這型的?

莊:我覺得沒有那麼明確的設想耶,你說的方式比較像是電視的深度報導,剪接長度只有十分鐘,事先就決定好重點,一天就拍完了。我們這次拍的人物是公共電視已經設定好的,前後拍了三年半的時間,只能說是且戰且走,到上剪接台才決定片子的走向。事先決定的只有「要透過他們的故事把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帶出來」,這基調在田調就已經決定了,其他細節都是後來拍完才來考慮。

木:田媽媽在片子出現時大部分是訪談,或她家庭發生的事情,到底拍三年半除了訪談話還有拍攝什麼?

莊:你想問的大概是為什麼要拍這麼久?因為一個問題要問好幾次,田媽媽有她的顧慮,因為她畢竟是資深的民進黨員,她對民進黨很自然有維護的心情,面對一些問題不願意講出來,我覺得那是人性,每個人都難免會這樣,何況是對她一輩子那麼愛的黨?但這也是我們最想突破的,會跟她溝通說:「田媽媽,你要想到你跟田醫師的角色,在台灣民主運動的常民史上面是有你們高度,不能只以民進黨資深黨員身分自我限定,如果自我限定的話,對田爸爸也不公平,因為田朝明醫師不是民進黨員,他一輩子沒有加入任何政黨。」這是我們一再跟她溝通的部份,在短版(140分鐘)不明顯,在長版(170分鐘)就有出來。

另一方面,田媽媽有她的優點和缺點,優點是記憶力很好,但她從來不會針對問題回答,她回答問題先起一個頭,然後開始牽扯一個小時都還沒回答到你的問題。比如說你問她關魚的問題,她跟你講我認識關魚的時候她31歲,她當時的男朋友是誰、發生過什麼事……扯一大堆還沒有回答到最先問的問題,講完很多八卦後再繞回來你的問題,她就記憶力太好,沒法度。(此段只是舉例,田媽媽和關魚其實互不相識,但因2010年1月獲兩位導演邀請看《牽阮的手》紀錄片的初剪版,對田爸爸和田媽媽為爭取台灣人權的付出甚為感佩,因此在同年7月首屆「閱讀台灣,探索自己」徵文頒獎活動遇見田媽媽時,曾當面致贈她《扭轉新聞》的簽名書。)

關:田媽媽一直扯你們就讓她一直講?

莊:對。不過有時候我們也會不耐煩,跟她說這樣我們會很難剪接。

木:所以你們是用時間來換。

莊:對,就跟她磨。但有時她對我們打斷她或說她答非所問她會不高興,她不高興就直接問你「那導演你說我要怎麼講?我攏不會講啦,我攏不會講啦,不然導演你說我該怎麼講?」她可愛的地方是生氣很直接,兩、三個小時或隔天就好了,不會記仇,所以她都公開說「我們在給她折磨」。

木:影片前端是田媽田爸的愛情,後半部隨著他們的生命經驗進入了近代的民主發展史。對你們來說感性和理性的部分如何平衡?愛情和歷史、政治現實的部分怎麼平衡和割捨?還是覺得無法切開?

莊:我是覺得無法切開。他們愛情的浪漫和從事民主的浪漫本質是一樣的,如果沒有本質的浪漫,沒辦法撐那麼久。

木:片中有許多是導演的逼問或引導,譬如載田媽媽回到台南的老家,或是追問田爸的情書和照片裡的故事,對我來說,這已經不單純是拍攝人物傳記了,反而成為兩位導演對歷史執意的追尋。可否談談你們為何會介入那麼深?

莊:主要是因為她行動不方便,我無法單純做一個牆壁上的蒼蠅,譬如說你的拍攝對象表達她的意願想要回老家,她沒交通工具的前提下,我們載她。我拍攝紀錄片的立場也沒有自我要求那麼純然的客觀,不要利益輸送或刻意安排就好,不會為了想要戲劇畫面刻意安排某個場面。載她回老家這件事是在我觀念容許的範圍內,是她在拍攝過程中曾說很想要回老家看看。

木:影片完成後,你們曾經擔心《牽阮的手》會變成一部單向的人物傳記片或歷史教育影片嗎?

莊:不會耶,紀錄片我採取的方式就是較忠實呈現拍攝對象的立場跟意識型態,不會另外拉出客觀的平衡報導或是什麼其他的。不擔心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希望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型態可以有較多的紀錄片來處理,讓觀眾自己去看、去欣賞。如果要從資源的分佈和分配來看,像田媽媽這種類型的紀錄片在台灣是偏少的。

木:有人會擔心看到片子裡田媽媽會唱跟台獨有關的歌、念Love Story,怎麼她會在鏡頭大喇喇地這樣做,好像在表演似的?紀錄片會不會變成在歌頌這個人?

莊:我比較沒想那麼多耶。

木:這部影片是我看過使用最多大量的動畫和資料檔案影像的台灣紀錄片,你們是在什麼時刻決定要加入動畫和大量的史料?現在回頭看,使用這些影像和動畫是一定必要的嗎?

莊:拍攝之前的想像,歷史題材紀錄片碰到的基本問題就是「影像在哪裡?」無法都是用一個大頭在那邊talking、講不停,影像在哪?他們又不是大人物,我覺得如果做蔣經國或蔣中正,資料會相對來說齊全一點,但講到過去,田爸田媽有什麼影像?攏無嘛,做動畫我跟蘭權也沒經驗,但蘭權說不做動畫她就不接這部片。

公共電視也不喜歡我們做,他們的直覺疑惑就是動畫和紀錄片要怎麼結合?公視不同意,我開始也不同意,我比較保守,因為沒做過,時間要拉多長、錢要花多少都不知道,為解決影像問題,重演花費成本會更多、更失控,畢竟不是一個年代,是橫跨五、六十年,每個動畫的時間點都不一樣,光設置那些背景要花多少錢?

木:當動畫做好了,需要跟實際的影像連結,你們在剪接的時候怎麼去構連?

莊:每段動畫的第一個鏡頭要怎麼進去,當初在做動畫前就有些思考,當然剪接還是碰到很大困難,因為動畫做出來就「死掉了」,動畫不是說今天我們覺得哪裡不行,明天就可以改出來的,動畫三分鐘要做三個月,做出來就固定了……頂多有時可能會去頭去尾,頭尾幾秒不用,從中間切進去覺得還好……資料影像則一定要用。

關:動畫部分有重做過嗎?例如覺得哪段實在不行向動畫公司打回票?

莊:沒有。就一段一段做,三個月一段做完了再做第二段,他們比我們早完成,拍攝三年半,動畫做一年半。編劇是我們編、分鏡是我們分,把所有的東西都準備好,包括紀錄的部份,例如某個鏡頭會帶到街景,有哪些招牌、建築長什麼樣、公車長什麼樣、衣服的式樣、布料、髮型……都是我們準備給他們看,問題都發生在第一段(田媽媽中學時期下雨撐傘去找田醫師),肢體動作他們做不出來,我們乾脆找演員實拍好,讓他們看分鏡是這樣,每個禮拜都要到動畫公司二到三次,他們做很慢,看做了幾秒哪裡不大對,花很多時間在改,不是改內容,而是改細部的東西。



木:《牽阮的手》的拍攝期從什麼時候開始和結束?在哪一個片刻才覺得是「拍完了」?

莊:拍攝大概2006年1、2月開始,約拍到2008年年底,實際拍攝結束時間我不記得了,但剪接在2010年6月定版。末期就是拍一些田媽媽對民進黨變化的看法,最後我們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希望她回答。

木:拍這部片經歷了這麼多的磨難,包括與公共電視解約、克服動畫、買資料畫面等種種問題。我記得你們總是說,拍紀錄片不是因為使命感,那到底是什麼樣動力讓你們完成這部影片?

莊:最簡單的回答就是片子要對得起被我們拍的人,不只是田媽媽、田朝明醫師,還包括被我交代到的人,所以我沒辦法接受公共電視要求林義雄家血案的片段要剪掉三分之二,或是鄭南榕整段要拉掉……這樣我會對不起林義雄和鄭南榕。所以是在這前提下,盡量把片子做到最好。社會使命感我不敢講,可能隨著年齡增長,我對歷史會覺得要做一點東西、較嚴肅的探討,搞不好也有啦,但在我的意識狀態裡我不愛用「使命感」三個字,聽了就覺得蠻怕的。所以最簡單真的是片子不能對不起被我們拍的人,這片我最想呈現的是田醫師的精神,但我們開始拍的時候田醫師已經不能講話了,已經躺在那邊了。

關:公視提出要剪掉林義雄和鄭南榕片段時,你們是不是很驚訝?當場有沒有吵起來?

莊:當然很驚訝啊!第一次剪出來是三小時的版本,就是你跟木材看到的那個,公視說太長不能接受,就指派剪接師給我們,是廖慶松定版的!廖桑來我們家剪,來了三次剪好一個for公共電視的110分鐘版本,雖然我們不滿意短版的呈現,但還是第二次交片給公視,程序上我們已經完成交片的動作,公視也說ok了,但後來參展台北電影節,入圍放映不知為何兩場莫名其妙爆滿,反應很熱烈,不久公視就找我去開會,說要改觀點,譬如說片尾字幕「人權鬥士田朝明醫師於2010年過世」,連「人權鬥士」四個字都要我拿掉。所以公視開這種會不可能要蘭權去,你也知道她的個性,我聽到公視提出這種要求,沒有吵架,只是很冷靜說,「那不然我們解約吧?」公視也被我嚇到,沒想到我會這麼說,他們沈默很久才說,他們討論一下明天再給我答案。

解約要我還他們錢,我也去借錢還,基本上公視雖然不高興,但也算和平解約,我說不想造成你們的困擾,公視有提到希望透過這個片子促成藍綠和解,我們用另一個觀點來看就是如果用原來的版本播出,公視一定會接到很多民眾的抗議電話,所以我不要造成你們的困擾而解約。

當然解約背後有真正的原因,我是為了蘭權才解約,如果真要跟公視吵,我交片的程序已經完成了,依照過去交片的經驗,(若雙方不同意內容)繼續吵下去想結案至少還要盧半年、一年。對外行人來講,初剪帶(170分鐘版)跟最後完成版(140分鐘版)差不了多少,可是蘭權花了八個月的時間修改,她已經筋疲力盡了,已經筋疲力盡了……如果今天為了公視(要剪掉鄭南榕自焚和林宅血案等片段)再修改一次,她會崩潰,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解約,解約後我們搬到高雄(擔任高苑影像講師),開學前兩、三個禮拜蘭權就爆發怪病,好加在解約,否則她這條命可能就沒了,因為程序很折磨人。所以(去公視開會)事實上很平靜,沒有吵架,有什麼好吵的。

木:試映會辦了這麼多場,有人反應很好,有人會覺得被刺痛到,譬如政治立場不認同台獨的人,他們會說為什麼你們只拍台獨這一邊,卻不拍其他人對台灣也有貢獻的人,或你害不害怕外在壓力、政治性的問題……你通常怎麼回應這樣的反應?

莊:怎麼回應喔?我們到去年高雄,剛認識一個很熱心的朋友,他就說「好!來!到藝廊幫你們辦一場試映會」,觀眾都是他邀的,看完以後一個有趣的老太太第一個舉手問,為什麼都沒有處理到外省人的問題,她覺得外省人對台灣這塊土地貢獻很多,譬如說她現在正在蒐集整理一些資料,高雄有個硫酸亞工廠,硫酸亞是化學肥料,當初設立的那些人無私地為台灣農業貢獻很大,我就回答說「不是我不要處理其他人對台灣的貢獻,而是片子篇幅有限,根本帶不到那邊嘛!」

不只是泛藍會有這種反應,泛綠這邊當然也會有這種反應啊!什麼反應?「為什麼是田媽媽?」我在蒐集資料時就碰到這種問題,人家就不給我資料,我講真的啊!很心酸啦!拜託很多人幫我忙,我時常碰壁耶!就為了很單純的一句話:「為什麼是田媽媽?」為什麼不是某某某?我跟你說,那人性嘛,也沒有什麼,大家最想講的話是「為什麼不是我?」(採訪者爆笑)我去找林世煜,他幫我很多忙,他就說:「莊子,我講給你聽,你就跟大家說你是《無米樂》的導演,誰都會幫你啊!」他就這樣認定,我就跟他說事實不是這樣啊!事實不是這樣。

我講個寓言故事來比喻,你們都知道我很愛喝酒,有一天喝到快死掉了,我很多朋友當醫生,去找這個醫生看,他就說你不會死啦,很簡單,你就把酒戒掉就不會死掉啦!這是一種答案。去找中醫師,中醫師開藥給我,一個禮拜的藥量要價六萬塊才買得到,那不是等於沒有意義嘛?我紀錄片工作者,我很窮耶,有可能去買一個禮拜的藥是要六萬塊的嗎?OK,有一天我死掉了,喪禮上阮ㄟ顏蘭權就變成未亡人,接受很多弔唁,朋友就說你們之前怎麼都不來找我,否則莊子就不會那麼早死了,怎樣怎樣有的沒有的嘛!事實上,歹勢,我並不是沒有找過你們,我都有跟你們求救,但你們講那些對我都沒有幫助的話,你們只是敷衍了事,根本不是真的想幫我……

我要講這個的意思就是說,有一天片子完成了,播映出來了,我的朋友看到了,他會回過頭來跟我說,莊子為什麼當初不來找我,不然你這個事件就有更多豐富的東西可以用了,為什麼不來找我?我會跟他說,片子完成了,在某種意義上片子就死掉了,「係啊!(台灣閩南語)」我們宣布它死亡了,講這些都沒意義。

木:大部分的人不會願意表露自己的意識型態或政治立場,你的影片卻毫不忌諱地表現了田媽媽的立場,這是因為你覺得她就是這樣的人,還是你覺得不需要有所顧忌?

莊:田媽媽的立場就是這樣我必須尊重。嗯,其實我顧忌很多,在拍攝過程裡,你知道田媽媽是很直接的老人,有時她講很難聽的話我都不要剪,譬如說指稱到中國人這三個字或講到外省人,字眼很難聽,對於我這種人就沒辦法接受,不是我怕剪進去會觸犯到任何人,是我自己就不喜歡這樣講別人,講某個族群的人。馬英九用台語講若講成馬英狗,那種字眼我就不會剪,不喜歡。

關:但她敘述時就這樣講,你們要怎麼辦?

莊:那種東西我就通通不剪進去啊!

關:幫她修飾這些東西你會不會很掙扎?這畢竟是個紀錄片,這樣會不會太參雜導演個人的想法?

莊:或許有一點,但我真的沒有想那麼多……OK,我舉個例子來說明,當初我們拍九二一地震的紀錄片,有一天為了地震後要不要遷村的問題,部落裡分成兩派,部落裡不是親戚就是家族嘛!分成兩派後,因為震災資源分配很不平均嘛!兩派之間就變成水火不容,但畢竟還是親戚,平常講話不會那麼難聽。突然有一天喝了酒,赤裸裸地講對方很難聽的話,在影像上那是很有張力、很「好看」的,但我們不敢剪。為什麼不敢剪?很簡單嘛,雖然有張力,我們做好片子拍拍屁股就走路了,人家還要相處二、三十年,而且他也是一時氣話喝了酒,這樣對他公平嗎?我還是會想這個問題。對啊,那田媽媽講了太多情緒話,其實我真的不喜歡,真的不想剪。

木:很多觀眾問你問題,你會說不要害怕自己的意識型態,可不可以談一下為什麼?

莊:我覺得政治無所不在,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立場,好好看個人的選擇,這並沒有什麼。

木:它不該成為一個問題?

莊:對,不該成為問題。

關:你是說意識型態的表露不該成為問題嗎?

莊:對啊!只是說我們沒有必要去問你的政治意識型態是什麼,沒有必要去問,如果你不清楚別人的政治立場,沒有必要去問人家要選誰這種問題。

關:我懂你的意思,你是說不見得人家問你政治立場你就要回答,而是當你自己有意願要表露時,不應該受到外界的壓抑,這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莊:對啊對啊,為什麼不能說我支持台灣獨立呢?

木:我很久以前訪問蘭權,她說你們的作品裡不會沒有批判,以這個觀點來看,你會怎麼解釋《牽阮的手》?它的批判對象是表現在什麼地方?

莊:以140分鐘的版本來講,我覺得那個批判是比較隱晦的,比較隱晦的意思就是說,看過這個片子的觀眾,該慚愧他們就會感到慚愧啦,他們自己如果還有自覺,他們會自己想要慚愧。

關:這是你們在拍攝和剪接過程中,自己的心情嗎?是因為你們自己也感到慚愧嗎?

莊:我當然慚愧啊!

關:覺得最慚愧的是哪個部分?因為你說這片子你最想呈現的是田爸爸的精神,上次在你們家看初剪版時你也提到五年級的責任問題?

莊:我最慚愧的就是這輩子都在「混吃等死」(採訪者大笑)。真的,我講真的啊!我是有在做,但沒有那麼大的理想在做,所謂有在做是說我和蘭權能夠幫忙別人的時候會盡量幫忙,具體來說台灣的文化工作者都很窮,譬如要我客串演出路人甲,一、兩天的戲都沒在拿錢,小劇場、舞台劇也沒拿錢,因為他們就沒錢,你要怎麼給別人拿?我會說,要付錢你付得起嗎?彩排八次、演出五次,製作費才十萬元,你要怎麼跟我算錢?我身價很高耶,你要怎麼算?會啦,這種忙我做得到就會做。

崇高的理想倒沒有,譬如說台灣的紀錄片未來要怎樣怎樣,我要做什麼,那個真的沒有(用力搖頭),真的沒有。

木:影片11月18日上映,對你而言有沒有設定什麼目標?或是什麼樣的觀眾是你最想接觸的?

莊:不太有目標,只是本來想多給年輕人看,可是幾場試映會下來,我有點改變了,好像反而要讓五年級、四五十歲以下的人看。大部分四十幾歲到五十幾歲這一代,對這段歷史還是相當地不清楚,本來是設定三十歲以下,現在是覺得三十到五十歲都應該看。此外就沒有了,每個人解讀不同,就讓不同人都來看。

木:剛說了精神層面上想表現的,但在歷史事實上面,你有希望觀眾特別去讀到什麼嗎?

莊:你到底是想問什麼?(笑)你是說導演是否想藉主角的台獨政治立場,去暗示、慫恿(觀眾支持台獨)?沒有啦!其實真的沒有,我們看不同政治立場的紀錄片,也是看得津津有味啊!例如拍攝外省爸爸的《山有多高》,還有《春天─許金玉故事》,就是白色恐怖時代因參加郵局抗爭運動而入獄、晚年致力於兩岸統一運動的那位,我們都很欣賞啊!不是說片子一定拍得很好,而是主角的精神讓人感動,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每個政黨、每個政治立場底下都有像田爸爸田媽媽這樣可愛的人物,這些不同立場的可愛人物最好都能夠有人去拍成紀錄片。

木:有些電影導演會說,該說的都在影片裡了。《牽阮的手》對你們來說,有沒有還沒說完的話?

莊:其實沒有耶,都在影片裡了,頂多就是有些具體的人物或事件,受限於篇幅,動畫。基本的東西都在片子,觀眾、影評人看的東西比我們導演想得還多,我們都沒想那麼多,我們也沒那樣看過。

木:謝謝你接受訪問。


--
莊益增人像照由林鼎傑先生提供。

2011年12月9日

【田調英倫】從英國紀實連續劇看台灣紀錄片產業的另一種可能性(文/陳斌全))



台灣的紀錄片發展,在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的前十年,呈現一種爆炸性的成長。且多數紀錄片在製作模式上,都是以獨立製作的型態存在,透過作者自籌經費、電視臺委製、政府直接補助,以及零星公、私立非營利組織等的經費資助,完成作品。另一方面,公、私部門,也引進國外紀錄片的經營與製作概念(如:紀錄片專門頻道的合作案、紀錄片獎助提案等),試圖將台灣的紀錄片能量,導向更多「產業化」的可能性,讓紀錄片成為影視產業中重要的一環。

經歴2000年代前幾年,在商業市場幾部跌破眼鏡的紀錄片作品有亮眼成績後(如:《生命》、《無米樂》);這段時間裡,前仆後繼的,不論是由學院系統訓練,或透過業界實務產生的台灣紀錄片製作人才,事實上,在目前已經達到一種飽和且成熟的狀態。然而,相較於沉寂已久,近幾年又開始熱門的劇情電影產業,台灣紀錄片產業的大致輪廓郤依然模糊,規模也無法擴大,且看似逐漸被劇情電影的熱潮所吞噬。

相關於大環境資源的分配與排擠情況不論,其最直接的影響,應該是累積至今的,自1990年代之後,新一輩的台灣紀錄片人才,應該何去何從;除少數能夠在創作與商業獲益中,找得平衡點的獨立紀錄片工作者外,更多數對紀錄影像懷有熱情者,是否可能在此日益萎縮的環境中仍有出路可尋?本人試圖以1990年末期,英國成熟發展起來的電視紀實連續劇與真人實境秀等紀錄片節目型態為例,粗淺討論一個微小的,台灣紀錄片產業未來的可能方向。
   
英國的電影與電視學者Stella Bruzzi在其所著的〈New Documentary〉(2006)一書中認為,現今電視臺節目中所謂的「紀實連續劇(docusoaps)」或「真人實境秀(reality TV)」,其本質上分析起來,都算是1960年代興起的「觀察式紀錄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的延續。根據Bruzzi的觀點,觀察式紀錄片的發展,有其因為電影製作技術上改進的背景(如:16釐米攝影機、可攜式錄音設備);而紀實連續劇或真人實境秀,亦有其因為電影製作技術上的數位化進展(如:輕量化的數位攝影機、便方快速操作的非線性剪接系統),因而在1990年代晚期在英國開始興盛起來。

不過,不同於1960年代的觀察式紀錄片,多數具有社會實踐參與的積極目地,或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批判社會議題;始於1990年代晚期的紀實連續劇和真人實境秀,扣除其因為電影技術的發展而成為可能的背景之外,電視臺的商業考量,其實是主要原因之一。Bruzzi引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歴史與紀錄片部門主管Paul Mammann(1998)的說法,說明製作紀實連續劇或真人實境秀的預算,平均僅需耗費三分之一約同樣規模的小型綜藝秀,或情境喜劇(situation comedy)。

不以傳統紀錄片社會實踐的目地為前提,但借用觀察式紀錄片的途境所製作的這些節目,被歸類到一個新設的分類之中:factual entertainment。按字面的意思來看,意即以「消遣」或「娛樂」(此處所說,並不僅僅是指讓人發笑的「喜劇」或「綜藝節目」的意思)為前提的紀實性節目。在英國的電視競賽獎項中,多半也會包含此類的電視系列節目,每年選出優秀的節目給予獎勵。如:皇家電視學會(Royal Television Society)或葛里爾遜基金會(Gerierson Trust)等機構,在紀錄片項目中選入此類製作優良的節目,做為廣義定義的「紀錄片」而給予鼓勵。筆者在此,試舉兩部紀實連續劇作品為例,討論借用其製作思維,到台灣紀錄片產業的可能性。2010年到2011年,在Channel 4和BBC 2,各有一部factual entertainment電視系列節目推出,分別為《One Born Every Minute》(Channel 4)和《Junior Doctor: Your Life in Their Hands》(BBC 3)。



《One Born Every Minute》為一部紀實連續劇,目前已製作到第二季,並獲得皇家電視學會最佳紀錄片電視系列(多於一集)獎項的提名。其內容是以一家地區醫院新生兒的出生,和其母親與家人的生命故事,乃至於與醫療人員的互動為主軸。每一集50分鐘,呈現不同新生兒誔生的最後階段,著重描寫圍繞在周圍者的狀況。有單親、未成年少男少女、失業夫妻等,各個社會階層的各色人物。內容點出片中人物如何面對生命真實面的掙扎、衝突,或正、負面為焦點,而非「生育過程」(或說「衛生教育」)。

在製作的技術層面上,除利用小型攝影機跟隨主角拍攝外,製作團隊在拍攝所在地的醫院各角落,裝置三十餘架小型攝影機,長時間的紀錄,達到「牆上的蒼蠅(fly-on-the-wall)」的觀察式紀錄片製作概念,藉以累積足夠的素材,讓整體影像內容較為精緻;進一步的,透過剪接技法,將素材中的戲劇張力呈現出來。另一方面,輔佐以劇中主角人物的訪談,強化其因為電視節目影片長度限制,而無法藉由全然的「觀察模式」,因而可能導致敘事性不足的缺憾。

另一部由BBC 3製作的《Junior Doctor: Your Life in Their Hands》,其內容是以醫學院剛畢業的七位年輕實習醫生為主,紀錄其在不同醫院與部門,面對實習生活第一和第二年的狀況,每一集為六十分鐘的長度。雖然仍為紀實連續劇,但是在製作層面上,本系列採用較多真人實境秀的概念來製作和包裝,如:透過甄選方式,挑選合適的被攝者;將全部的被攝者,安排住在英格蘭北部的城市New Castle的同一棟房子內,並且以這個城市為背景,紀錄這群實習醫生在醫院的實習工作,和私人生活的各種樣貌。



Bruzzi強調,過去的觀察式紀錄片與現今的紀實連續劇或真人實境節目,其實都很強調「選角」(選擇被拍攝者);亦即合適的被拍攝者,對紀錄片作者想呈現的內容,可以有明確的主題呈現。換成在商業考量下的factual entertainment節目,顯見便是選擇吸引收視率的角色。在《Junior Doctor》中,被拍攝的七位實習醫生,呈現更多在「收視率」吸引力上的考量,如:某些有趣的人格特質的呈現。片中的主角之一亞當(Adam),粗枝大葉型的個性,總是因為遭致學長責難而感到挫敗,或是長相甜美但不願被當成花瓶看的蘇西(Suzi),如何突破他人付予她的刻板印象。

另一方面,BBC 3亦配合這些被攝者,在網站上設立這些角色們專屬的部落格,開放與觀眾直接互動的機制,如同包裝「明星」一般的包裝他們,用以刺激收視率和節目的話題性。 

事實上,上述兩部電視紀實連續劇,在「娛樂」層面之外,也因為其嚴謹的製作和主旨設定,而間接的透過其「紀實」的形式,反映出英國當代所需關注的社會議題。譬如在《Junior Doctor》中,主述旁白常提及英國健康保險系統(NHS)的現況,以及醫療院所和醫護人員的工作實境,提醒觀眾對於相關議題的注意;也呼應這兩年因為英國財政緊縮,民眾對醫療預算遭砍而對醫療品質產生質疑的潛在議題。另一方面,也可能透過片中「吸引人」的主角們,誘發年輕族群觀眾願意投入辛勞的醫護行業。

除上述的兩個例子,2010到2011年,入圍皇家電視學會獎項或獲獎的電視紀錄片系列,尚有《Welcome to Lagos》(BBC 2),以位在非洲奈吉利亞的一處貧民區為背景拍攝的紀實連續劇;以及拍攝監獄內部實況,引起討論受刑人管理等議題的《Wormwood Scrubs》(ITV 1)。

前述以傳統觀察式紀錄片製作技術和認知為基礎,並且能結合商業目地的紀實連續劇,是否可能成為台灣紀錄片專業人才的另一個出口,同時成為台灣紀錄片產業化的其中一個選項?其實,在台灣,並不乏具有類似概念的節目;如:公共電視臺目前已製作到第三季的《誰來晚餐》。雖說此節目在製作上,以真人實境(Reality TV)的概念為主要作法,與本文所談的紀實連續劇略有不同,但是其展現出來的結果,倒是值得參考。

據公共電視內部人員指出,《誰來晚餐》在第一季的播出,即獲得相當好的收視率與口碑,而全季的平均製作成本,亦低於某些高成本投入的「旗艦級」年度大製作紀錄片。筆者在此,並非要比較不同製作型態間的投資成本與其效益,畢竟其製作的目地與模式不同,欲達成的目標也不同,因此並無比較的意義。想討論的是,若以台灣目前有線電視商業臺,以廣告收入為主要考量的導向,《誰來晚餐》的高收視率與製作投資比率,或許可以讓普遍視傳統電視紀錄片為「票房毒藥」或「公益事業」的商業臺或民間製作公司,在節目製作的方向上,有較多的誘因。另一方面,因為高收視率能達成的廣告宣傳效益,在合乎目前相關法令的規範下,也較容易吸引企業的贊助,使紀實連續劇或真人實境節目的製作,有充足的預算來源;進一步的,帶動資源投入更多電視紀錄片的製作,達成產業規模擴大的可能性(本文中所舉的英國紀錄劇製作與播出,除BBC有專門預算外,Channel 4、ITV等的紀錄片節目則多仰賴企業支持,便是可參考的例子)。

在公部門的資源方面,行政院新聞局目前設有「高畫質電視節目」的補助方案,包含甄選紀錄片類的企畫案,以HD規格拍攝單集的紀錄片;亦可以考慮如補助電視「連續劇」一樣,設立補助「紀實連續劇」的項目,鼓勵製作公司提出相關的企畫案,吸引更多的紀錄片人才參與其中,以公部門的資源部份協助紀錄片產業化的發展。

一項產業的發展,並非一蹴可及。特別是紀錄片,常被定義在教育與其他功能性市場上,要普及到一般的影視產業,更不容易。然而,英國電影學者Chris Berry曾在進行一項跨台灣、香港與中國的獨立紀錄片研究計畫時說道:台灣是華人地區中最合適進行紀錄片創作與產業發展的地方。按台灣紀錄片發展過去十幾年的表現,也毫無疑問的印證此看法。目前,台灣紀錄片主要以獨立製作的型態,維持其活力與創作性,與真正成熟的產業,尚有一段距離。未來如何能永續的經營,不是如同「葡氏蛋撻」般的一窩蜂、曇花一現,而有更明確的價值和存在,是重要的課題。現有紀錄片人才在創作上的能量、已累積的技術與認知,如何被有效的轉化到產業的發展上,將會是可能的關鍵所在。


--
陳斌全,英國倫敦Goldsmiths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博士候選人



檯面下的問題─關於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文/林木材)

當我們談論著紀錄片電影節/影展在亞洲時,第一個聯想起的,肯定是日本的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它創辦於1989年,兩年舉辦一次,深深影響了紀錄片在亞洲的發展。而一個紀錄片影展的設立,也總會和社會的成熟度、民主發展程度息息相關,在這樣的氛圍下,在1998年時,台灣的紀錄片有心人士開始推促政府,最終創立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以下簡稱「雙年展」)」(Taiw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


背景初衷

催生者李疾曾表示:「策動紀錄片雙年展的動機十分單純,是想在一些官方的影展外,建立一個樸素的,人道的,甚至是更具批判性的影展。而這些精神正都包含在『紀錄片』中。」而雙年展在偶數年舉辦,山形影展是單數年舉辦,互別苗頭彼此合作激勵的意味非常濃厚。舉辦了幾屆之後,雙年展自稱為僅次於山形影展,為亞洲第二大的紀錄片影展。這份「大」,也許泛指的是規模和影片數量,但除了數字、數量上的大,其影響力、國際知名度,以及影展後續的許多累積與推廣工作,恐怕才是支撐「大」背後最重要的基石。

台灣在1987年宣佈解嚴,但在那之前,台灣社會普遍認為紀錄片就是政府的政治宣傳影片(propaganda),是無趣、說教的意識形態宣傳工具。當時也有一小群人將攝影機視為工具,主張紀錄片應該要揭露真相,對抗不公義的當權者,於是開始到許多社會運動的現場去記錄演說和衝突。這些影片目前成為台灣很重要的民主發展史料,但從影片本身來看,籠統來說,當時的台灣紀錄片受到了「政治情勢」的影響甚深,不管是哪一方,都帶有很強的立場、目的和意識形態。

宣佈解嚴之後,台灣社會開始了新的階段,摸索著自由與民主的模樣。這個重大的社會轉型,也反映在台灣紀錄片的風格上,原本作為對抗強權政府武器的紀錄片,開始將鏡頭轉往各行各業、市井小民、弱勢族群,人民有機會可以成為影片裡的主角,於此紀錄片開始真正關注「人」,也被賦予了更多創作空間。這種轉變在1990年代中後期有了具體成果可尋。在學界,1996年成立了第一個紀錄片學術單位─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鼓勵紀錄片創作;在產業界,則是1999年公視專門播映紀錄片的「紀錄觀點」節目開播:在官方,正是1998年的台灣紀錄片雙年展。


組織制度

紀錄片雙年展當時在立法委員的督促下誕生,是屬於中央政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的業務。換句話說,這個影展屬於政府,資金是由政府支持的,影展預算約在1400萬至1800萬台幣之間,但因為政府沒有執行能力,因此必須透過發包招標的方式,交由專業團隊或組織執行。值得慶幸的是,政府單位並不插手干預影展的節目單元和內容,始終讓策展團隊享有一定的自由性。

第一屆(1998)和第二屆(2000)的雙年展,由中華民國紀錄片發展協會承辦,在台北市最熱鬧的信義區電影院中舉辦,當時聚集了許多有能力和熱誠的紀錄片有志者,一片眾志成城和興興向榮,想要一起把影展辦好。

首屆影展以「回歸亞洲」為主題,企圖定位自己在亞洲的位置, 並設有國際競賽類,以影片(film)和影帶(tape)區分單元,像是中國導演段錦川、馮豔都曾入圍;同時也有觀摩類,依照主題設有好幾個單元。事實上,紀錄片雙年展是台灣第一個擁有國際競賽的影展(金馬獎只有華語地區),這也就表示著,台灣的名號以及影展本身,應該是有國際能見度的;依照著這樣的結構繼續發展,第二屆雙年展以「差異新世代」為主題,像是美國導演Barbara Hammer、以色列導演Avi Mograbi也都入圍成為座上賓,同時為了鼓勵台灣紀錄片工作者,更設立了台灣單元與台灣獎項。這兩屆影展雖奠定了基礎,但在和政府的合作上漸漸有了摩擦。

這也間接導致第三屆(2002)雙年展的承辦單位換成了「中華民國影像運動電影協會」,主題定為「跨越真實」;第四屆(2004)則是「國家電影資料館」承辦,主題為「新觀點‧看世界」,活動地點也從台北市的信義區改到了中山區。明顯可見的是,每屆主題的關聯性已難相互扣合(是否真需要一各大主題也值得討論),現場執行也總是出現許多錯亂,這當然與策展團隊的替換有關。團隊在影展辦完後就必須結案,政府也不願意繼續出資讓原本的團隊在下一年繼續推廣影片或進行準備工作,因此只剩下解散一途。

另一方面,由於影展的高額預算,讓許多廠商單位始終相當覬覦,到底該由誰來承辦活動也引起許多爭議。於是文建會在2005年時改變了政策,指定往後承辦單位將固定為位於台中的「國立台灣美術館」(以下簡稱國美館),自2006年起,雙年展正式移師台中舉辦。但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由於國美館內並無影展專業人員,因此還是必須透過招標法的程序,向外尋找策展承辦團隊。像是2006年的承辦單位為「游惠貞」(個人),2008年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2010年為「和道創作研究社」。

換句話說,影展除了移到台中舉辦,由中央政府文建會直接委託國美館外,其他制度並沒有太多的的變革。這個始終無法懸宕無解的「制度」問題,使得影展的策展團隊在1998至2010年間共換了6個,沒有任何人或團隊能受到關於影展的承諾或保障。而接下來(2011年之後),雙年展成為了國美館的館內例行性活動,經費不再來自文建會,是否會產生什麼變化值得觀察。


執行運作

某種程度上,礙於制度問題,雙年展始終像是個單年展,意即策展團隊往往只有一年的時間能夠準備策劃。以我參與過的2010年雙年展來說,國美館在2009年9月透過召開諮詢委員會議推薦並決定策展人選,並詢問該人意願。同時,為了怕錯失其他國際影展舉辦的時間,只好以特別簽約的方式負擔費用,讓策展人(festival director)能夠趕緊出國選片,有實無名地提前運作。一直到2010年3月,雙方正式簽約,分期撥款,策展人必須從無到有,自己將團隊給組織起來,並依照合約裡的規範條例去執行項目。一般來說,團隊將以策展人為首,底下分為行政組、影展組、活動組、美術組等等。活動執行須對國美館負責(彼此關係不是合作,而較像是廠商之於業主),而若遇到重大爭議或事件,譬如票價調漲、規定修改,決定權掌握在諮詢委員會手裡。

以2010年為例,雙年展是在10月22日至10月31日舉辦的。這意味著這個每年播放約100至140部影片的大型影展,僅有7個月的正式籌備期,這段期間需對國美館與諮詢委員會報告兩次,前期為整體規劃,中期則報告執行進度,而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多為台灣電影圈內的資深學者、評論者或工作者。

像是去年的國際競賽徵件數量共有1,527件作品,策展團隊聘請數位影像專業者組成初選小組(selection committee),針對國際長片、國際短片、亞洲、台灣四個單元遴選入圍名單,而策展人和影展統籌(programmer)不只進入小組,同時還負責數個觀摩單元(non-competition)的策劃工作;影展最終播放了共141部影片,253個場次,有100位國內外貴賓參與,135位志工支援,總觀影人次為26,106人。這些光彩的數字和成績雖然看來和山形影展差別不大,但檯面下的真相是,這些工作其實都在非常壓縮的時間和情況下完成,在國美館缺乏專業映演設備和場地的情況下,為了影展其實耗費了大量的成本。

在國美館的合約範本上,也多是以「量化」來衡量績效,像是必須舉辦10場記者會,必須擺放多少面路旗,播放多少部影片,多少場次等等。這或許是一種防弊和保障活動規模的辦法,但這卻更僵化了影展的體質,彷彿將人導向一種「就事論事」或「這樣就好」的工作態度,而非盡力投入,把每個項目做好。也由於新舊團隊間沒有義務性的交接制度,這使得新團隊總必須在黑暗中摸索,每件事都得重新來過,事倍功半。也因此,歷經七屆的紀錄片雙年展,除了影展本身的介紹手冊和特刊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相關出版品,那份肩負著要把台灣紀錄片推廣至國際的任務,更多時候也只是透過私人關係。

在這樣的環境制度下,影展的性質被架空成為一個「案子」,而非一個常態性的活動或組織。雙年展能夠維持至今,甚至繼續下去其實是相當無奈與悲哀的事,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卻也像是一場「奇蹟」,每屆竟也都找得到願意承接的人,證實了許多人對紀錄片及雙年展的強烈情感和熱誠。


文化精神

雙年展舉辦的重要目的,是引進優秀的國際紀錄片,以及讓台灣作品更廣為人知。然而它究竟該怎麼與在地紀錄片文化產生關係,而非只是將世界上最知名流行的紀錄片邀來,成為一個優秀影片大觀園或煙火秀,顯然是在影展內容策畫上最為重要的本質思考。

以自己的經驗為例子,在策劃節目單元時,是回顧了歷屆影展的所有論述和單元題目,一方面希望能延續傳統,一方面也怕過分切割,但客觀來看,雙年展並沒有一份可依循的傳統,影展的精神是什麼?鼓勵怎樣的作品?也隨著不同的策展團隊的品味和認知而有所不同。這令人在經過許多考量後,最終決定與台灣紀錄片的現狀氛圍(紀錄片需強調公共議題和社會意識),以及當時重大的社會現象(中華民國建國100年)對話,因此拋出了「解放記憶(Free Memory)」為影展主題,企圖顛覆、或是促使觀眾們能從紀錄片裡去重新思考我們習以為常的世界。

於是影展有了以放映台灣不同年代的官方政宣片為主的單元「記憶玖玖(The Past 99)」,回顧台灣的紀錄片認知過程以及歷史進程;也邀請到以影像拼貼(collage)為主要創作方式的菲律賓獨立電影之父Kidlat Tahimik擔任專題影人。他是原住民族,雖以創作家庭電影(home movie)為主,但卻蘊含著許多菲律賓獨有的特殊文化、歷史背景及民主近程,並對「第三世界電影」有著獨數一格的見解,他的影片將不只可讓更多人思考紀錄片的形式,同時也能透過觀看,更反映出台灣在認同、身份、歷史上許多懸而未決的處境。這些細微的考量或立場,也會盡可能詳細地告知初選小組,因此可以說「台灣」的文化獨特性,是策劃節目時的主要基礎,也是不可免去的根底(當然,過程中免不了有各種意見的僵持或拔河)。

記得曾任山形影展東京事務局局長的矢野和之先生說過:「諸如影展這樣的活動,其重要性不在於人數的多寡,而在於給人留下的影響。」紀錄片雙年展已經在台中舉辦三屆,行之有年,培養了固定且龐大的觀眾群。換句話說,影展已不需要過分鋪張宣傳或花心思去討好觀眾,相反地,更應該加強影展的深度和論述,並在細節上著墨,包括了促進影人間的交流,以及整理和累積各種影展間有價值的討論或紀錄。

這種對「質」的追求或許將與政府/國美館的想法相反,但這樣眼光肯定是較為長遠的,而非在影展辦完之後,什麼都東西都沒有留下。目前的情形是,影展辦完策展團隊的責任隨即完結,國美館的相關人員則會在隔年帶著部份得獎和參展影片在台灣各地巡迴。等到9月的時候,在召開諮詢委員會,決定下屆策展人選。如此年復一年,像攤死水般找不出活路,繼續複製這個有著極大缺陷的經驗。


影展智慧

記得2006年時,瑞士知名的電影策展人Jean Perret曾來台擔任紀錄片雙年展的評審,他在評審感言上語重心長這麼說:「最初,這個台灣影展由於缺乏支持,可說是處在一種相當脆弱的情況下。它在每次影展後就消失,並在兩年後再次於艱難的環境下重生。由於工作團隊與義工們的盡心盡力,今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再度成為可能了。文建會和其他政府單位必須瞭解,一個國際性的影展必須達到一定的專業標準,這意味著若要讓影展發揮功能,它必須有穩定的組織架構、工作團隊,以便在整個國際影展網絡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協助有才華的獨立影像工作者獲得更廣大的流通。」

他所言甚是,再中肯不過。每屆不同的策展團隊來來去去,每屆都會像是第一屆一樣,沒有經驗傳承,很難有因長年的經驗累積、學習以及經營,而發展出的「影展智慧」。

這份「影展智慧」除了包括整體對影像推廣、活動和觀眾的經營和執行力,其中更重要的是,能否因為大量並長期的接觸紀錄片,因而發展出台灣自己對紀錄片、影像真實、以及影像本體等等面向上所特有的觀點和美學的啓發,並落實於整體影展的規劃、操作,因而能真正成為擁有台灣特色、觀點的國際紀錄片影展。

一個好的國際影展不只將帶動產業發展,提升觀眾素養,也能將國家形象以文化的方式傳遞出去。文化活動的好壞,不是以「大」或「小」來評斷,深究背後的許多細節,其實真正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對於藝術文化的態度,以及主事者的熱情和視野。這些想法從自己的工作經驗和參與其他的國際影展中所深刻體悟的,基於自己對紀錄片雙年展的熱情與期盼,衷心期望這些核心問題能在不久的將來獲得改善,至少必須讓影展在組織制度與團隊經營上穩定持續化,在影展內容與特色上,就得靠專業者和有心人的努力。屆時,也許我們才能無所顧忌,大聲地對外宣告台灣有著這麼一個「真正的」的國際紀錄片影展!



--
林木材,影評人,曾任2010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影展統籌(programmer)。

2011年12月7日

2011/9~2011/11工會大事紀

2011年9月
2011/09/16 文化局例行訪視工會
2011/09/27 紀工聚會-聲音設計@台南(翁英修)
2011/09/29 常務理事會

2011年10月
2011/10/14 與中正社大洽談課程合作事宜(翁英修、黃惠偵)
                   文化局藝響空間一樓點交
2011/10/19 客家電視台《跟著賴河去壯遊》記者會(李中旺、黃惠偵)
2011/10/21 紀工聚會-燈光@嘉義(蔡崇隆、李中旺)
2011/10/23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2011/10/24 新北市主題紀錄片影展開跑記者會(龍男‧以撒克‧凡亞思、曾文珍、于立平、傅榆、黃惠偵)
2011/10/26 紀工聚會-調光(龍男‧以撒克‧凡亞思、黃惠偵)
2011/10/29 新北市影展開幕晚會(龍男‧以撒克‧凡亞思、黃惠偵)
2011/10/30 新北市影展紀錄片專題講座-紀錄片與行銷(龍男‧以撒克‧凡亞思、楊力州、李亞梅、黃惠偵)

2011年11月
2011/11/2 與遠流洽談第二本訪談錄出版合作事宜(龍男‧以撒克‧凡亞思、林琮昱、黃惠偵)
2011/11/5 新北市影展紀錄片專題講座-紀錄片的聲音(龍男‧以撒克‧凡亞思、溫子捷)
2011/11/6 新北市影展紀錄片專題講座-國際紀錄片影展(林琮昱、黃惠偵)
2011/11/12 聲援秋鬥集會行動(黃惠偵)
2011/11/16 常務理事會/龍應台基金會駐台學人彭微風來訪
2011/11/21 理事會
2011/11/23 紀工聚會-燈光@台北(龍男‧以撒克‧凡亞思、黃惠偵、李香英)

2011年10月2日

2011台北電影節「社會公義獎」介紹

影像是個人藉以經驗和瞭解世界的一套複雜再現系統,影像穿透了我們生活的各層面,除了日常生活場域,更包含了意識形態建構,甚至替代了經驗的本身成為認識世界的中界,我們皆透過影像來維持本身與社會的想像關係。

越來越多的社會議題也透過影像來建構與想像,甚至冀求藉由影像改變自身的困境。然而大量弱勢影像的高度相似與重複性,正透露了社會群體共同習而不察的思維模式,反而更鞏固了弱勢群體的「可憐」刻板印象,而不是去探索造成社會問題背後複雜與多樣的結構性成因。希望能藉由「社會公義獎」的舉辦促進影像所記錄的現實面與社會結構性成因有所聯結,觀眾才能藉由觀影,建立對社會議題的問題深刻的理解,體現真正的「社會公義」精神。

自2011年起由NGO組織發起,並邀請、學者、影像工作者共同組成的評審團,舉辦台北電影節會外賽「社會公義」獎項評選。「社會公義」的精神在於是否具有對邊緣議題的關懷,或對社會現狀提出有別於主流的觀點,並進行深刻的反思。評選方式從2011年台北電影節電影獎入圍的43部影片中,評選出符合「社會公義」主旨的影片,頒發獎狀與獎金,並於NGO會館舉行頒獎典禮及記者會。
 
本屆「社會公義獎」為初次舉辦,期待能在台北電影節諸多作品中探索商業與藝術之外的獨特觀點,為台灣影像文化注入深切的社會關懷,開拓出更廣闊的人文視野。

本屆入圍影片有:
《與愛無關》│郭笑芸導演一家暴議題記錄片
《福爾摩沙對福爾摩沙》│柯金源導演一環境議題紀錄片
《沈ㄕㄣˇ沒ㄇㄟˊ之島》│黃信堯導演一全球暖化議題紀錄片
《爸爸節的禮物 ― 小林滅村事件首部曲》│羅興階導演一災難議題紀錄片
《遙遠星球的孩子》│沈可尚導演一自閉症紀錄片
《生靈》│周亭汝導演一動物議題短片
《晚餐》│劉千凡導演一貧窮議題動畫

主辦單位:全國自主勞工聯盟,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文化研究學會,台北市教師會,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國家電影資料館,台北市文化局

2011台北電影節「社會公義獎」評選會議紀錄(上)

時間:100年7月14日14:00      地點:古亭捷運站三號出口,貓薄荷咖啡店
評審團主席:蔡崇隆(影像工作者、中正大學傳播系老師)
評審:蔡慶同(南藝大音像紀錄維護所助理教授)、陳素香(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T婆工廠》導演)、崔愫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貢寮你好嗎》導演)、王英倩(全國自主勞工聯盟秘書、影評人)

會議記錄:
王玨(社會公義獎規劃小組成員,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學生)
會議整理:梁家瑋(社會公義獎規劃小組成員,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生)

評選形式的討論

蔡崇隆:會議議程已經排出來了,大家看看議程有沒有意見。

王  玨:那我把議程唸一下,再看看有什麼須要討論的。首先,評審相互認識,互推主席,繳交評審工作單。因為要統計名次,挑出前三名來討論。

蔡崇隆:是不是要討論過後再交,因為有可能會互相影響。評審一般都經過兩輪、有時到三輪的討論。

陳素香:要不然可以每個評審先講一下心目中的前三名。

王英倩 :簡單的統計一下再看看

蔡崇隆:然後就算第一輪嗎?

陳素香:第一輪我們還可以幫已出局的拉票。

蔡崇隆:那如果這樣,我們有五個人,五個人裡面要有幾票才會變成前三名? 就是要決定一下,要五個人過半數,還是要五個人全票同意才可以算是前三名。

蔡慶同:可以個別先提出認為進入前三名的有哪幾支片,進入第二輪的片都要有過半的人支持

蔡崇隆:把這個當第一輪。然後再進行第二輪,看那些被遺漏的有沒有人要救他的,可以說服別人。如果第二輪有人被救進去的話,那再來第三輪就是真的要確定前三名是哪三名了。所以至少有三輪,經過三次討論吧。那第一輪我們就各自講自己心目中的前三名,然後理由是什麼。然後請王玨做個統計。
                             

獎項精神討論

蔡慶同:我們評選獎項的精神要不要先討論?還是要之後再討論?

蔡崇隆:就先講一下評審標準,然後再看怎麼討論。那蔡老師要不要先講。

蔡慶同:因為這七部,包括沒有入圍的,都可能跟社會有關係。就是它可能出自對於社會某些人的一種關懷。所以我在看的時候就會面臨到有一些標準的問題,這個獎是否有其特殊的考量。我會把公義解讀成公平與正義,所以我在挑的時候就會注意到說,可能會跟制度的關係比較緊密,就是某個社會的制度涉及到公平與正義的問題。所以我就比較不會偏好類似社會關懷這樣的東西,我不知道其他人想法怎麼樣?因為它雖然也是社會的議題,但我就不曉得我們要突顯什麼價值。

蔡崇隆:所以有處理到制度這件事是重要的。蔡慶同老師的意思,就是制度的不公導致不公義,至於純粹愛心式的關懷,他認為是比較次要的。好,那阿香覺得呢?

陳素香:我本來沒有想這個問題耶。我在看影片的時候我會覺得他提出的問題在現在的社會是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比如說環保、家暴、貧窮這些問題。所以我比較沒想說他一定要是制度性的,我比較著重於這個社會議題他是不是一個重要的,那也不見的是邊緣,譬如說貧窮、家暴,那不見得是邊緣議題,但是他在這個社會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而且也是嚴重的。所以我比較是從這個角度看。

蔡崇隆:有的議題一直都是重要的,有的議題會有一些新聞性、時事性的出現,所以對你來說新聞性更重要?

陳素香:沒有阿,我沒有說新聞性阿。我說它要在社會中存在。

蔡崇隆:不管他是不是有新聞性,只要他是重要的?

陳素香:對。或是我自己在認知裡,也許這個問題在社會上沒有什麼新聞性,但他是具有普遍性的。

蔡崇隆:或者說對台灣來講是重要的,就算它不是一個流行的話題,像環保。

陳素香:環保很流行阿,怎麼會不流行。要看它想表現什麼,它提出的觀點如何。

蔡崇隆:所以還是要回到觀點,不然罕見疾病一直都是重要的啊。

陳素香:我同意,所以影片提出怎樣的觀點,然後想要去說什麼是重要的。

蔡崇隆:就是他怎麼去看待這件事。

崔愫欣:因為我有參加初選啦,初選的標準就是在台北電影獎入圍的影片中選出有關社會議題的影片。我平常看電影也會這樣挑,就會發現有些影片是以社會議題為主軸在處理敘事,而有些影片只是把這些議題當背景,可能就不是我覺得可以挑進來的。把社會議題當主軸的那些影片,它對於如何促進現況的改變有較多的琢磨與思考,而不只是對於問題作現象的描述而已。

蔡崇隆:不是純粹的形容,那如果是分析又分析得不錯呢?

崔愫欣:對呀,就是要分析,不光只是形容。

蔡崇隆:可是聽起來你好像希望能有一些行動的能量。

蔡慶同:是說指出行動的方向?

崔愫欣:不見得能那麼具體,但是它會觸碰到結構與制度的問題

蔡崇隆:或者說是對現況的理解有幫助就對了

崔愫欣:對。我當然不是說他要指出答案,而是指出問題

蔡崇隆:至少知道問題的方向,如果是行動的話就是行動的方向。小英?

王英倩:就我來看的話,他處理的是甚麼樣的議題當然有個人偏好,主要是看他的觀點是不是能刺激我們思考。就是他今天呈現出來的,如果跟我們原本想的、跟一般主流大眾想的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的話,就像蔡老師剛才說的,愛與關懷我們都知道,看到弱勢族群的愛與關懷好像是一個本能式的反應。如果他只有碰到這個層面,我會覺得不夠,如果能以另外一個層面、觀點來看這個議題,這對我來講會比較有吸引力。

蔡崇隆:以前有個節目叫《愛心》,現在有些電視節目也一樣,對弱勢議題的描述,你看完可能對他很同情或很敬佩,然後頌揚一下,然後過了就算了,讓人有種消費的感覺。

如果是針對制度或議題在討論的話,則需要一個比較明確的觀點。因為明確的觀點就會帶來比較有效的分析,自然就可以刺激觀眾去思考怎麼樣才是未來比較好的改進做法。那當然改進這件事不見得是落在老百姓這邊,有時候如果影片談得好的話,政府可能會採納,但也不能都要靠政府。其實我蠻討厭這種片,到後來就是要老百姓自求多福,不然就是希望政府怎麼樣怎麼樣。當然老百姓要自求多福,但努力的方向也要明確,也許這就是紀錄片的目的之一。


第一輪討論


蔡崇隆:如果大家對這個獎有一定共識的話,每人可以談一下自己的前三名。

王英倩:我的前三名是《與愛無關》、《福爾摩沙》、還有《爸爸節的禮物》。

蔡崇隆: 目前是互相影響的階段,你要不要說一下理由,可以影響其他人。

王英倩:我先講一下《與愛無關》好了,在家庭暴力中,受害女性的處境總是比較容易被人理解,施暴者的說法一般人大概聽都不想聽。但這部片裡面導演給予施暴的男性許多空間,沒有太多的介入與批判,就是讓這些男性講自己在婚姻中面臨的困難、去回憶同樣被暴力對待的童年、甚至還有對配偶種種的不滿,甚至有些案主對他的配偶還有些怨恨。全片沒有矯情的懺悔,或者試圖給予如何擁有幸福婚姻的答案,有的只是呈現出夫妻在現實婚姻中遭遇的矛盾與衝突,所以我蠻推薦這部片。《福爾摩沙》就比較短一點,主要是對單一企業的強力批判,除了描述問題是怎麼發生的以外,還有一些分析。基本上它的資料蒐集非常完整,是一部看完後會讓人想要行動、感覺到氣憤的紀錄片。

第三部是《爸爸節的禮物》,這部片忠實記錄小林村倖存居民重建之路的艱難,如果只是心靈傷痛很容易讓人感同身受。這部片比較難得的是在於觀點比較多元,影片紀錄災民在組織的時候,因為不同的價值觀而受到分化,還提到了政府、慈善團體還有企業都介入了這個重建的過程,對災民產生怎樣的影響。甚至開始懷疑是不是在當下災民只能被動的作出自己覺得最好的選擇。導演沒有特別follow 某些案例、個人或家庭,所以整個敘事可能比較跳躍一點,因為一下談這個人,但沒有去談他後來怎麼樣,而後又跳到另外一個人、另外一個家庭。但是我覺得這個方式也沒有什麼不好,因為這樣的處理可以比較普遍的去看到小林村災民的狀況。

崔愫欣:我選的是《與愛無關》、《小林村》跟《沉沒之島》。

《與愛無關》還蠻特別的,是內政部委製的影片,應該是接案的,但是其中的觀點卻完全不官方。導演很獨立性的探討手上家暴的素材,而且是以男性的角度來看,這點很特別。它其實不只在講性別的問題、家庭的問題,也有提到制度的問題,像家暴法,所以對我們這種不清楚這個領域的人來講,可以了解一些制度性的問題。影片內容還包括外籍配偶,這又是另外一個面向。我覺得層次還蠻豐富的,能處理到這樣真的很不容易。我會想的比較實際,如果NGO或是老師在課堂要運用這部影片的話,會是蠻可以運用的一個教材或題材。然後再來就是小林村,談風災的影片很多,但是比較不一樣的是,好像沒有人像羅導一樣追這麼久,而且他還只是首部曲,我覺得首部曲並沒有把所有的東西都整理出來,應該還很多東西放在續曲。單就此片,我覺得裡面提及的資源分配、分裂都很真實,他都不避諱。但處理的東西並沒有很完整,但是我想畢竟是首部曲,還蠻期待看到後面的。《沉沒之島》的話,並非僅止於談氣候變遷的問題,而是在談普遍性的環境問題。它其實是從吐瓦魯的狀況再回過頭來談台灣面對自己的困境跟環境危機視而不見的事。就是當你去關心別人的沉沒時,自己的島也正在沉沒,卻習以為常都不關心,就像吐瓦魯人也不覺得自己在危機當中。我覺得他雖然點出這個東西,卻沒有很具體的在談議題,但是我覺得這逼得大家回來想台灣自身的問題。

陳素香:《與愛無關》也是我的前三名。《與愛無關》有意思的一點是,從一個施暴者的角度切入,往往可以看到比較多家暴發生複雜的因素,這個角度是蠻特別的,導演又能拍得到,是很用心的。因為一般來講,加害者不見得那麼願意讓你拍。而且導演可能也是放下個人某些成見,跟被攝者能夠真誠自在的互動,我覺得是不容易的。

《小林村》的部分我也覺得是蠻用心拍的,但是我沒有把它標的特別高分,是因為像這種災難片或921很多片差不多就是這樣子,我認為他並沒有超越像寶島曼波或是在中寮鄉那些片子,但就目前入圍的這七部影片,我覺得它在結構上還算完整,拍得也用心。

另外一部我跟大家比較不一樣的是我選了《生靈》,就是拍豬的那片。我們常在講的正義,通常是從人類的角度來看,那動物的正義到底是什麼? 這部片是從一個動物權或是動物正義本身去切入,這有打動到我。

蔡慶同:第一個我推薦是《福爾摩沙》,理由是,去年到今年似乎就是石化年,它算是有歷史的脈絡,而且也觸及到社會、甚至是全球的一個視野。石化議題雖然這麼熱,但是能夠透過一部片子把一個議題談得很清楚,讓觀眾有一個很清楚的了解,而不是只有片面的訊息,同時也盡量讓觀看者是比較容易輕鬆閱讀的方式。那第二個我選的是《小林村》,跟阿香剛提到的一樣,它雖然是很傳統的紀錄方式,但我會把它當成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文獻,因為它能拍到這麼多東西,包括內部的、細節的以及長期的過程,這個是我比較推薦的原因。

那第三部跟阿香一樣是《生靈》,理由除了是觸及人類社會高度發展下動物權的問題外,第二個我選的理由是,入圍的影片其實很多是資深的導演,但他們的風格似乎都已經固定下來了。站在一個創新或提出一個新的議題的導演的角度,而且它又能夠深入到養豬畜牧的工業環境拍攝,這是我覺得比較推薦的。

陳素香:導演是什麼背景?

蔡崇隆:她是南藝紀錄所的學生,生靈是兩年前我還在南藝帶紀錄片製作課的時候,她的課堂作業,發展成現在這樣子。當時片長約十分鐘,蠻有詩意的,影像能力很強。後來沒有再聽到她的消息,以為這部作品沒有發展下去,沒想到她竟然把它作的更精緻。

其實我的前三名不止三部。一般而言,家暴影片大多從被害人的觀點來看,往往會導致加害人被妖魔化,像《與愛無關》這樣從加害人的觀點出發是很少見的。此片很難得的是,把通常被當作妖魔的加害人處理的還不錯。這樣處理方式會有一個意義,因為家暴,通常是一個惡性循環的產物。如影片訪談所提到的例子,小時候所遭遇的暴力,對一個丈夫來說會有一輩子的影響。我會覺得家暴紀錄片可以以一種理解而非仇視的態度來處理的話,光是這一點就蠻難得的。因為可以讓社會大眾比較了解說到底家暴這個東西真正的面貌是怎麼樣,不是只有看到受害者可憐。在這過程中,藉由社工和林明傑老師的帶領,除了讓加害人反思自己的一些行為或想法之外,對於導演而言,應該也可以感受到拍攝現場所蘊含的壓力和衝突的感覺,就是那種不知加害人什麼時候會突然爆發。我覺得處理拍片現場的壓力,是拍攝這部片很不容易的一個地方。編導舉重若輕的能力,是我蠻肯定的。

再來就是《福爾摩沙》。《福爾摩沙》的製作團隊是我的公視同事,柯金源導演也是長期耕耘環境紀錄片的導演,他們很久以前就很想要做這個主題。可是在公共電視的環境要把台塑的問題拍出來其實並不容易,算是勇氣之作。因為台塑其實是公共電視蠻重要的金主之一,拍出來的話公共電視馬上就失掉這個金主,如果公視高層沒有肩膀的話,壓力就會下來到製作團隊上。該片製作人于立平曾跟我講,因為播出石化周系列報導,她被約談了好多次,他們還是都擋掉了。像這樣的影片商業台是不可能做,連在公共電視做都不太容易,可是他們還是做到了,光這一點我就覺得還蠻不容易的。它的處理方式比較中規中矩,屬於硬式的調查記錄片,是有一定的扎實度。片中有一個台塑事件簿,算是對台塑歷年來一些問題的總體檢,整理還蠻詳細的。

但台塑它可以坐大到這種程度,官商之間利益聯結的關係應該不小,影片似乎較少著墨,也許這部份難度是更高的。此外,王永慶過世以後,常發生工安事件,我個人蠻好奇後王永慶時代,也就是第二代的治理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對台灣來講可能更重要,也許可以作為環保團體施壓時的參考。因為台塑不願意接受訪談,只能用當年王永慶講話的資料畫面,有點可惜就是了。

我有兩個第二名,就是《福爾摩沙》和《沉沒之島》。兩個都在處理環境問題,可是一個是比較硬調,一個是比較軟調。我覺得《沉沒之島》的特點是說,大家都知道黃信堯有他一向的風格,蠻特別的一點就是,他會用比較幽默的方式,在片裡帶一點自我反思,有時候也在諷刺自己,這在一般紀錄片比較少見的,觀眾接受度也比較高,而相較於剛剛《與愛無關》是在處理壓力的部分舉重若輕,他的美學形式是另一種舉重若輕。面對複雜的台灣環境問題,黃信堯導演用吐瓦魯的現象由小見大來看台灣的環境問題,這種舉重若輕的能力是不太容易。我覺得跟福爾摩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福爾摩沙》如果是很社會學的,那《沉沒之島》就有點哲學式或文學式的味道,它雖有一個宏觀的全球視野,可是你要它很深入的話大概也很難。它觀點就是對台灣經濟發展至上論的一種批判,雖然是一種軟性的批判,卻是一個蠻重要的觀點。而且台灣的環境紀錄片雖然不少,可是到底能不能發揮影響力,能不能有讓觀眾有比較高的接受度,我覺得黃信堯這種風格是一種嘗試。其實我覺得軟調硬調都好,這也許未必能帶來直接的行動能量,但至少會刺激觀眾用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來看台灣的環境問題。

第三個是《爸爸節的禮物》,其實《生靈》我也覺得不錯,後來就排在後面,等一下看看蔡老師有沒有要幫忙救一下。羅興階是一個很厲害、長期蹲點型的導演,他捕捉到救難過程中官僚跟人性的醜陋面。他觀點很強,但跟黃信堯不一樣,黃信堯動不動就跳出來,羅興階他是隱藏在很多片中的角色裡面去談他的觀點。偶爾也是忍不住會跳出來啦,像廣播電台訪問那段。如同剛剛蔡老師講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紀錄,新聞媒體無法處理的那麼深入。可是也要講一下缺點,雖然他是藏在多個角色裡面去談他的觀點,可是那些都是受害者為主,難以避免單一立場的局限,就如同《福爾摩沙》中台塑都沒有被訪問。只是在《爸爸節的禮物》,我覺得是導演不屑於訪問官員,或者說他認為只要拍到那部份就夠了。對我來講,處理一個比較複雜的議題,從受害者的角度當然是很重要的參考,但是卻是不夠的。觀眾能聽到不同的角度的一些看法,比較可以深入判斷。而且剛剛阿香也有談到,它裡面一些災後重建的東西其實不見得能超越《寶島曼波》,災後重建在任何地方其實都會引起紛爭,因為你只要有組織你就會有紛爭,而且又有利益的東西,這個不是只有在小林村才會出現。最好是透過片子我們真的可以去看到紛爭的結構性根源是什麼,而不只是歸咎於人的貪心而已。不過它還是我的前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