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吳欣怡
此場紀工聚會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合作，邀請了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以下簡稱山形影展）東京事務局局長藤岡朝子小姐為主講，與此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以下簡稱TIDF）節目統籌林木材一同對談，並透過電影譯者雍小狼的精準口譯，除了帶領大家認識山形影展外，皆從事影展策劃的兩人，亦暢談對於紀錄片影展在電影產業與社會環境中所扮演與角色與責任，並反思當前影展現況與亞洲紀錄片狀況，以及對於台灣紀錄片做出精準的觀察。
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
成立背景
山形影展是亞洲最早成立與最具規模的紀錄片影展， 1989年10月在日本山形成立，每兩年舉辦一次，最初是由當地市政府出資所創辦的影展，但在2007年後則轉為獨立辦理。山形原是個貧瘠之地，主要以務農維生，在影展尚未舉辦前是個交通極不便利的地方，卻也因此保存了許多傳統文化，影展之所以在山形成立，除了深受小川紳介影響外，促成原因大部分仍是歸於種種偶然。
在1980年代後期與1990年代初期是日本國際影展競爭十分激烈的時候，當時正值經濟起飛的時代，許多外國事物輸入日本。在世界歷史上，1989年也正好是發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一年，如天安門事件、柏林圍牆倒塌等，山形影展就在這樣的世界局勢下成立了。在1989年的紀錄片環境上，日本除了教育課程與電視上的報導類型節目外，要看紀錄片並不容易，但也在這時許多地方開始對紀錄片產生興趣，許多紀錄片拍攝手法也陸續被實驗出來。
支持獨立製作並富有創意的紀錄片
對藤岡小姐來說，紀錄片的精隨是在呈現人在生活當下與現實形成了何種關係，而獨立精神則是代表著民主與多元，各式各樣的人與議題皆能共存。山形影展自成立以來，便持續支持獨立電影。藤岡小姐以日本狀況為例，日本電視台擁有許多金錢與權力，對於影片的形式與內容有著十分嚴格的要求，卻使影片表達產生侷限，商業發行的電影時須迎合資本市場，因此是市場在選片，而不是由人去選擇電影。山形影展為獨立影展，從成立以來便支持那些無法在主流媒體上被訴說的獨立影片，他們十分鼓勵有勇氣的創作者，也希望讓這些富有創意的獨立紀錄片能讓觀眾看見。在推廣上，山形影展除了擁有一個館藏上千冊紀錄片與國外影展書籍的圖書館外，還有資料庫蒐集了從1989年到2013年的所有競賽類投件影片，至今此資料庫已存有超過一萬部以上的影片，並為入選影片上日文字幕，便於日本其他單位借片放映。在影展結束後，仍有許多推廣活動包括開辦工作坊與相關課程等，並且有從成立開始便持續執行至今的固定團隊，山形影展已有著十分穩定而龐大的架構。
由官辦影展轉為獨立組織
山形影展起初是由政府出資創辦的影展，在2007年後，才真正脫離官方成為一個獨立組織，意在期望資金來源更多樣化，同時也有助於影展的自我認同。在組織獨立後，除了政府仍有部分出資外，也開始朝大學、企業等更多元的管道去募資，之所以成立東京辦公室亦與資金運用有關，東京辦公室其實是一個企業，在運用金錢上政府並不會加以干涉。
藤岡小姐也認為一個健康的影展資金來源比例應是：30%來自政府、30%來自企業、30%來自票房收入，然而在日本影展由政府出資比例仍約達70%。反觀台灣，林木材也指出台灣影展大部分亦由政府主辦，出資比例常是50%以上，甚或100%如TIDF，這也造成執行上某種程度的困難。
影展的功能與角色
影展到底扮演了何種角色及其功能究竟為何？藤岡小姐以目前西方影展為例，其規模日益壯大，除了影展放映外，影展結束後會有商業公開播映，也辦市場展與提供基金給拍片者，或開始出現創投大會，接著還有工作坊教大家如何提案，甚至由影展發行DVD或成立線上平台等多角化的經營模式。但藤岡小姐也對此產生困惑，宛如企業般的擴張發展，是好的現象嗎？林木材則認為紀錄片影展必須定位服務對象，究竟是本地紀錄片工作者、或是亞洲、甚至是全世界？這是首要釐清的重點。以TIDF為例，過去影展較專注於服務觀眾，目標是帶領觀眾去看紀錄片，但是當舉辦地從台中變更為台北時，台北有著許多專業紀錄片工作者，影展要如何將台灣紀錄片工作者聚集起來，讓這個影展成為他們的影展是最被在乎的事。在面對西方影展的大型擴張，他更關注的是：亞洲紀錄片工作者如何以獨立製作的方式在有限條件下發展其獨立觀點的作品。
藤岡小姐認為影展如同鏡子一樣，也反映著社會脈動，且影展角色正不斷變遷中，在1989年山形影展剛成立時，能讓觀眾看到電影便已相當難得，然而現在影展所遇到的困難是，因拍攝電影門檻降低，無論創作量與創作者都已爆炸上升，且因科技發達，許多稀有影片也能在網路上觀看，那麼影展要聚集一兩百人在影廳看電影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對於上述兩個疑問，林木材則回應，其實截至2014年六月為止，已大概看約七、八百部影片，而TIDF想選的片便如同藤岡小姐所說：為獨立製作並具有創意地表達作者對世界的感受，策展團隊也始終不停地討論各自的選片標準，最後的結論是大家只要選心目中最強的作品，而所謂最強的作品非指各方面平均分數很高的影片，而是它在某些項目上是很獨特的，譬如一部影像品質很差但花十幾年拍成的影片，又或是在一天內拍攝完成，但富有創意的影片，影展所要呈現的便是紀錄片的多元性，讓觀眾在看完每部片後都對紀錄片產生全新的想法。而影展聚集觀眾在影廳看電影的意義在於，希望能夠創造彼此間共同的記憶，舉例來說，當兩三百位觀眾看完《浩劫》這部長達9.5小時的紀錄片，那麼這一定成為其生命中難忘的回憶，這就是影展希望能創造的共同觀影經驗，如此能夠創造歷史，這歷史既屬於影展也屬於台灣，是唯有台灣影展才能產生的獨特經驗。
藤岡小姐則認為在影廳內看電影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意義是，現代人對於影像的掌握力太高，當在家裡看DVD或線上影片時總能任意快轉或暫停，而對影像的控制也反映了人類自以為能夠控制整個世界，可是一旦觀眾坐在電影院的時候，人便突然間變得渺小了，我們開始無法控制眼前的一切，這也是個重要的教育過程與經驗。如果某一天，人們已不再能夠不可自拔地愛上某件事物，或是自我變渺小、無法撼動一切的此類感受消失了，是否文明也就快毀滅了呢？影展發展其實也和音樂產業相似，雖然人們開始下載音樂或影片以致銷量變差，但也越來越重視「現場」這無法被複製的經驗，去現場聽音樂會的人越來越多，這與去影展看電影的概念是極為類似的。
在影展選片上，林木材認為電影創作者是用電影表現對世界的想法，但對於影展策劃者而言，是將這些影片有系統地展現在觀眾面前，並且反映台灣當前時代環境，讓這些影片在台灣社會當下更彰顯其意義。藤岡小姐提到，影展選片與去租DVD挑片是全然不同的，讓電影與電影之間產生關係也是影展重要的目的與功能。例如這次TIDF放映《貪欲帝國》與小川紳介的多部影片，當它們被置放在同一個影展的時候，彼此便開始產生關係，似乎將小川紳介的電影精神拉到現代與當前韓國發生連結與暗示。
對於亞洲紀錄片與台灣紀錄片的觀察
在講座後段，觀眾亦向兩位影展策劃人詢問對於亞洲紀錄片與台灣紀錄片的觀察與看法。林木材認為亞洲紀錄片迥異於西方，並不存在涵蓋性，只要是獨立創作，其電影語言便各有千秋，因此多樣性也是亞洲紀錄片很重要的特色。但在題材上，林木材也注意到東北亞包括中國，許多紀錄片是拍底層人們與社會的不公義，抗爭似乎成為傳統，而這個傳統可以回溯至1989年山形影展成立來觀察，當山形影展開始了亞洲紀錄片論壇後，就像種下一顆顆種子，這些參加論壇的影人回到自己的國家繼續生根發芽推廣紀錄片。
藤岡小姐亦十分同意上述看法，並補充，亞洲紀錄片還有一個特色是，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個明星導演，這時大家便會一窩蜂去學習該導演的題材與形式，如台灣的吳乙峰、中國的吳文光與韓國的金東元等，他們都是在九零年代初期帶領這些國家紀錄片運動中很重要的人物。但在同年代的新加坡與其他東南亞便沒有明星導演的出現，使其受全球化影響較深，所以各國舉辦自己的紀錄片影展是很重要的，唯有如此才能彰顯不同的觀點，以對抗全球化的宰制。對於台灣紀錄片的觀察，林木材則在現場唸了一段藤岡小姐曾寫過的評論：
林木材十分同意上述精準的觀察，並指出若一部影片已經得到巨大的成功，那麼影展到底有沒有放映這部片的必要呢？一個影展希望帶給觀眾怎樣的作品，是十分重要的任務與責任，而台灣紀錄片也勢必需要帶著反思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