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什麼顏色？（下）
回顧 2016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與【時光台灣1980s：電視新聞】
回顧 2016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與【時光台灣1980s：電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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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百合學運／圖片 TIDF 提供，蔡明德攝影 |
文／童詠瑋
時隔 16 年由綠色小組重新剪輯出來的《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終究成了一部仰望主舞台的紀錄片，偶爾夕陽餘暉灑下或夜晚燈光閃爍，運動明星們逆著光似乎散發出那麼點英雄般的光輝。對比台下沒有面孔的民眾，仿若他們的存在只是工具般的證成抗爭成功彙聚的民意是確實的在場。
再議觀看的位置
「綠色小處本身就是個運動，紀錄觀點一直是站在人民的立場，我們的傳播理念是超越黨派的，目標是『人民的電視台』。」（註1）
這部分回來談論綠色小組身為台灣紀錄片發現真實的啟蒙。縱使其於政治上追尋真相的成就絕對不可抹滅，我們還是可以透過紀錄與真實間的思考，重新檢驗他們所揭露的真實究竟是誰的真實。巧合的是，當年批評者亦將綠色小組封為「民進黨的華視」。而面對引導性旁白是否也只是另一種政治宣傳片的質疑，綠色小組則是如上引言回答。1987 出刊的《人間雜誌》，也同樣給了他們「民眾的電視台」的封號（註2）。在《水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中，綠色小組更是直接的以第一人稱進行旁白敘事，水源里的居民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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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圖片 TIDF 提供 |
當然，筆者相信沒有紀錄片是或該是客觀的，尤其旁白的使用更是影像紀錄者競奪話語權的工具，從比如《國會不改選，台灣沒前途》中一段看似台視新聞的影像，綠色小組的旁白直接覆蓋過台視記者報導的原音，即可看出對同一段事件／影像，旁白在此的再詮釋可能握有多大的裁量與定奪之權。而這樣的音畫分離，似乎也繼承了日治時期「美台團」台籍辯士開創的的謠言傳統，一樣藉由某程度對影像的「曲解」，讓官方媒體的影像產生質變，進而對抗統治政權；又比如在《520事件》中，同樣是訪問衝突傷患，比對華視與綠色小組挑選的對象差異（員警／庶民），立刻可以從影像選擇讓誰發話，來判斷各自採取的立場。甚至綠色小組對於「偏袒」亦是有所自覺，承認該片中避開了詹益樺拆砸立法院招牌與相關民眾攻擊員警的畫面，避免其受到司法上的迫害。
身為運動的一部分，這樣的選擇當然可以理解。但在今天回頭檢視時，我們仍必須意識到：所謂「人民」或「民眾」這樣中性的詞彙，指稱的不應該只是一個單一的、僵固的群體，內部其實是充滿異質性與多元性的，且抗爭與運動也從來就不是全然中性或權力真空。所以當面對「人民」內部的權力階序或價值衝突時，綠色小組是又是站在什麼立場與位置進行記錄呢？而呈現出來的影像究竟讓觀眾看到什麼與沒看到什麼？
始終與群眾站在一起的攝影機：影像的反身性與無能為力
從處女作《1130桃園機場事件》開始，我們可以發現綠色小組攝影機始終是跟群眾站在一起的。該片末尾，游錫堃作為談判代表先出來向民眾宣布與政府及警方的談判進度。當其手拿麥克風，滔滔的表示會持續努力交涉，要伸援者如何保留體力、如何繼續支持的同時，我們跟在場的大眾一樣只能觀看，觀看正在或甚至已被寫定的流程與結局，瞬間感覺的無力是與其距離的遙遠。那台上到台下的距離就是權力啊。被動員者參與不了決策，除了以身在場還能做什麼，還能改變什麼？正因為我們跟台下民眾一樣看不到協商過程，看不到許信良的班機為何得如游錫堃所說一延再延，及其背後隱含的動態角力，我們看到只有現場與當下，我們只能跟著民眾被動接受著每一個結果，接受著無功而返，並在大家依指示「散步回家」後，同步結束了觀看。非常重要的，這是綠色小組選擇的位置，卻也因為這個位置，我們得以看到台下群眾噓聲要求以國語進行短講的客家民眾，必須改講台語的暴力；我們得以看到黨主席出場後，民眾高喊萬歲的霎時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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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桃園機場事件》中，游錫堃向民眾宣布與警方談判的結果／圖片 TIDF 提供 |
可以想像不見組織者觀點，可能因為組織決策時綠色小組根本不必然能夠參與。但就算鏡頭真的捕捉到了運動中所謂組織者的協調或決策等過程，比如《遠東化纖罷工事件》中剪進了羅美文與警察交涉的畫面，我們卻聽不見談話內容。在《520事件》中，鏡頭甚至近景跟拍到民進黨與警方談判，紀錄者最後卻也同樣的選擇將聲音抽掉。於是觀眾跟著攝影機，在抗爭中維持旁觀者的位置；有時影片也會使用常見的疏離手法確立這樣的觀看位置，比如《生死為台灣》中，當詹益樺點火自焚時，攝影機前兩位民眾對此的驚呼與議論也被收錄於影片。於是，我們不再是激情的直視這樣的悲劇，紀錄者避開了情緒性的煽動。
上述這些選擇足見綠色小組在自詡為戰鬥者或運動一份子的同時，所表現出來的反身性。畢竟其若要兼顧傳播者的利益，大可以透過影像火上加油，更具號召與感染力，且其記錄的抗爭有時在運動策略上，本身就沒有避開情感動員或煽情訴求。但綠色小組顯然不只是訴諸觀者一頭熱的支持，其盡力維持的觀看位置提供了觀者思考、判斷運動的多重角度，同時刺激觀者帶著批判，檢視影像再現的可能與侷限。影像究竟是否能還原真相？又所謂的真相為何，真相是否存在？
但這樣的觀看位置不必然保證了紀錄者的全然客觀。在對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保持自省或抗衡，甚至對之中的當權及主流提出質疑或批判時，我們有時候也看到綠色小組的無能為力；不過，這裡必須要先澄清的是，筆者的批判自然也可能難脫個人對不同運動認識的差異與侷限，以及筆者自身政治與意識型態光譜位置的親近性，對不同議題所展現的親疏遠近；並且，在批判前我們更需脈絡化的回到歷史，理解當下的時代氛圍，以及所對抗的政府與資方在治理方法上與今日的差異。尤其當最優先的敵人是穩固不動如山的國民黨政權時，窮極辦法欲衝破其全面的封鎖線，必然有許多姑且稱為犧牲的選擇（註3）。不惜為了維護反抗運動發展出來的某些影像策略，放回當年的情境絕對是有可以理解與諒解之處。但這樣的檢討仍是重要，且在讚揚其歷史地位之餘必須更多的開啟。鑑往知來，在今日欲反抗的不只是威權體制之際，過去不管是運動或紀錄上的問題，都應該且可以成為往後社會運動與社會運動紀錄片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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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為台灣（鄭南榕出殯詹益樺自焚）》／圖片 TIDF 提供 |
首先，前段談到綠色小組的無能為力，我歸結於其在紀錄者、傳播者、戰鬥者三個（自身定位之）角色上的游移不定。最明顯的比如《生死為台灣》中，綠色小組雖已於片中盡力開展當天各運動路線之差異與對話，包括數次台上台下直接的互嗆，或不同發言與短講間對觀點的辯論。但到了結尾，綠色小組的旁白卻竟下了一個「河蟹式」、甚至有些莫名突兀的斷言，說道不論今天大家在路線上有何歧異，對抗統治者都是一致的，且皆學到了和平的一課（註4）。上述三個角色難以兼顧的尷尬就在此呈現了。畢竟本來紀錄、傳播與戰鬥在本質與目標任務上即有相牴觸的可能：自詡為運動中一份子的同時，究竟還能否客觀記錄整場抗爭？即身處其中如何可能做到旁觀者清？又倘若傳播的意義是讓民眾有知的權利，並期待在資訊對等後，抗爭能獲取更多支持或參與，那紀錄者是否可能避重就輕，以維持反抗形象的正面？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綠色小組在運動話術操用之熟練。如前所述，其十分懂得將運動的論述核心轉化為某種情緒號召，貫串影片作核心題旨。但也就如雙面刃般，偶爾直接簡化的挪用與連結忽略了語彙的複雜，可能淪為反向的政宣口號。比如在好幾支紀錄中，只要談及學生參與，即會主動（註5）放大學生未必理當擁有的純潔、純真與良知，以正當化抗爭的進行。在對抗一個罪大惡極的統治政權時，許多斷言與情感訴求必然是相對正確，且於反抗之用能立即見效甚至可渲染加乘。但身為紀錄者，是否應該看見之中的危險，對運動提出更深刻的檢討與批判？這或許亦是綠色小組當年有意或無意的傳播策略，可供今日紀錄者反思之處。這樣論述上的，我們姑且言重點說偷懶好了（註6），對於運動長遠而言又到底是好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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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圖片 TIDF 提供 |
《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一部仰望主舞台的紀錄片
而在砲口向外的同時，我們感受到的不只是綠色小組對運動內部權力關係的無能為力或妥協犧牲，偶爾甚至見其對此是缺乏察覺，致使呈現的紀錄淪為主流敘事的傳聲筒，而可惜無法傳遞運動記憶與書寫的噪音。比如今年新完成問世，且被選作影展開幕片的《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即是如此令人失望。一小時的紀錄完全被當權的主舞台綁架，仿若成了運動的官方紀錄。對比本次影展另一支引發討論的佔領運動紀錄片——《亂世備忘》（陳梓桓，2016），願意將注視鎖定在一群默默無名的庶民身上，在整場雨傘運動中緊緊跟隨著他們，並敢於影片近半後，才首度讓「大台」與所謂的「運動領袖」出現於銀幕上，《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卻幾乎是整場接受著主舞台的指揮與調度，不只是觀看的目光追隨著台上的一舉一動，整部影片的敘事與結構，也都不脫主舞台所主導的事件與運動發展。線性的記錄下來，幾乎都要成為官方的側錄了。
直到後期，幾次終於出現與決策小組相抗衡的不滿，比如針對抗爭時間表或代表性議題的爭論等，但這些雜音於影像的現身，都限縮於大會某程度上所認可或准許的發言（議程）中，不論是民眾被允許上台的短講，抑或是於主舞台「開放」台下討論的過程之中。而前者在疑問被拋出後，觀者先是隨群眾觀看大會於現場播放的新聞，然後鏡頭還是回到了主舞台上，拍攝總指揮范雲呼籲現場冷靜思考與理性和平；後者其中一次即出現在台上「給各校代表十五分鐘的討論時間」內（註7），雖然看似跳脫主事者掌控的場域走入台下，但仍難逃運動主敘事賦予的框架，且在影像剪輯後，每個論點也只剩下一兩句話輕輕帶過，不見對話開展，更難有鬆動與顛覆可能。
簡言之，這些異於主流的討論顯然不是綠色小組的關注，其紀錄也無心主動探究，讓它們有更多、更完整被觀者認識的機會。到了結尾，依舊是那綠色小組偶令人詬病的的八股斷言，一言堂式的排除了任何異議，只見抗爭運動被正向的描摹成一個乾淨的、毫無沾染的真空場域，仿若「謹慎的不沾染政黨色彩」（註8），就沒有權力政治於其中運作。就算我們先擱置不討論其倉促給定的運動定位是否有去歷史化之嫌，先假定我們都同意這簡單一句：野百合「為九零年代台灣民主化與社會變革的進程拉開序幕」（註9），令人不解的是，為何一支二十來年後出土的新版剪輯，還需要且只是這樣重複著這我們已熟知的的歌功頌德？照理說，當今天不再有當年保護抗爭者，或優先考量資訊傳播以打倒國民黨政權等包袱或藉口時，綠色小組更可以放開手去拓展傳世紀錄以外的其他運動面向。但這些幾乎被踢出於運動圖像的聲音，就好比幾次台上決策成員發表談話時，於台下響起的畫外抗議聲，攝影機不是一閃而過的捕捉，就是穩穩不動的將畫面繼續留給決策權威的發言。這終究成了一部仰望主舞台的紀錄片，偶爾夕陽餘暉灑下或夜晚燈光閃爍，運動明星們逆著光似乎散發出那麼點英雄般的光輝。對比台下沒有面孔的民眾，仿若他們的存在只是工具般的證成抗爭成功彙聚的民意是確實的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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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中陳水扁在靜坐現場／圖片 TIDF 提供 |
重看綠色小組與民進黨
不過，《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倒可說是繼《生死為台灣》中，群眾挑戰民進黨撤離總統府前的主張後，（在這 21 支紀錄片中）影像第二次主動（註10）切割了廣泛抗爭運動與民進黨自八零年代末看似絕對緊密的連結。當台上發言者請政黨退出廣場時，鏡頭是久久的停留在陳水扁等民進黨政治人物身上，給予我們相當長的時間凝視他們略微尷尬的神情。而另一次發言者請對面民進黨舞台先暫停發言，將時間留給代表「民間社會改革」的主舞台時，所開展出來的互動對話，也是少見在綠色小組的紀錄中，看到的主客權力互換，亦即民進黨不再必然是等同、代表或甚至帶領著人民。
從綠色小組捕捉到的這樣一個轉變時刻，我們也可以回頭檢驗一路以來他們與民進黨看似有些曖昧的關係。當然，衡量還是要放回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進黨自然是政黨政治中的相對弱勢，且仍積極採取群眾運動路線（註11）。但這是否意味著民進黨在綠色小組的紀錄中就可以天經地義承接當然的弱勢地位，或與所有抗爭運動畫上必然的等號？而經常在運動中扮演組織者與決策者角色的民進黨，如前所論，之中的權力是否有為綠色小組謹慎看待？我們剛談及綠色小組的首部作《1130桃園機場事件》，紀錄確實是與民進黨拉開了一個觀看的距離，但其他時候這樣的距離卻時而模糊，甚至《國會不改選，台灣沒前途》擺明了是受民進黨委託製作。以民進黨當年在黨外的位置，綠色小組作為傳播者力求民主政治中的資訊對等，主動為被噤聲的一方宣傳，這樣的疊合不必然有問題。但其所記錄的影像是怎麼在運動中處理民進黨的角色或擺放民進黨的位置，卻是值得商榷的。
比如在《1130桃園機場事件》中，我們看到紀錄者對黨的權力精英因無從參與而保持了一定的懷疑，但到了《從解嚴到國安法》中卻見黨主席在五一九行動時，英雄般的為民眾熱烈迎接出場。鏡頭沒有對這樣的造神提出批判，反而輔以仰角鏡頭且伸進拍攝其對民眾舉手示意；又比如在《反對運動新浪潮》中，旁白先是於開頭將民進黨的建黨，簡化的標記為反對新希望與轉捩點，接著條列式的介紹了時下各領域的社會運動。不見其特別交代民進黨在各別運動中的貢獻，卻在最開頭假定了這樣的時代意義，不禁讓人疑惑是否有收割議題以證成民進黨反對運動地位之嫌。另外，也不見各議題的串連除了同為衝擊性的反政府外，還有什麼樣論述上的連接，可以讓紀錄如此理所當然的並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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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TIDF 專題單元／圖片 TIDF 提供 |
結論
「如果紀錄有顏色」，影展策展人林木材於日日談活動中解釋這樣的命名，是希冀觀眾除了看見綠色小組於傳播史、傳播脈絡中如何傳遞真相外，更藉由回望「尋找台灣紀錄片的源頭是從哪裡來的」（註12）。在美學上，「台灣人自己應該能從綠色的影片，去生產自己的在地知識。」（註13）的確，綠色小組的紀錄絕對不只是單一色，於政治於美學皆充滿了五彩繽紛的塗抹，還有甚多特色是本文未處理的：比如音樂上多元精彩的使用；比如是否可對照同時期的台灣新電影，審視二者共同從新寫實主義中繼承了什麼？綠色小組與台灣新電影又有無互相影響的痕跡？有時我們甚至可在綠色小組的影片中，感覺到侯孝賢《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風櫃來的人》（1983）、《冬冬的假期》（1984）等片的影子，不論是對鄉村風光的捕捉，或對庶民群像的蒙太奇再現等；比如更甚者，是否還可以將其放回更廣大的電影史中，與不管是井迎瑞老師於日日談中提及的第三世界電影（註14）或其他進行連結比較？比如《鹿港反杜邦運動》中，綠色小組將拍攝的影像帶回在地廟口播放給當地居民觀賞，類似的行動還有哪些？且是否可說承載自梅德韋德金（Alexandre Medvedkine）的「電影火車」或維多夫（Dziga Vertov）交付蘇聯的「宣傳列車」、「宣傳汽船」？又比如，綠色小組於群像上的處理，可以怎麼與當代藝術互望？幾次被攝者直視鏡頭或與鏡頭的互動，以及《鹿港反杜邦運動》中鏡頭捕捉到的無言舉牌抗議，是否都已經開展了後延性可能？
綠色小組被選為台灣國際紀錄片首屆傑出貢獻獎得主，正如林木材所言，這個獎的增設旨在「梳理長期被社會忽視的台灣紀錄片歷史，建立台灣紀錄片的主體性。」（註15）因此，筆者相信，縱使綠色小組的得獎是再實至名歸不過，給予這個獎並非只是期望我們僵化的記住與傳頌他們的貢獻，而是可以且應該透過這樣的給獎與回顧，重新反思目前對於綠色小組的定位是否過於僵固與單面向，在美學與政治分析中過度傾斜政治，而低估了美學上豐富的音像表現，忽略了政治上或許隱含的遮蔽與侷限。進而看見之中可能的斷裂，「從被省略的、輕忽的，及錯置的歷史中重新去構建的影像史」（註16），或甚至發展出新的過往圖像與未來展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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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什麼顏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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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TIDF，〈30年回顧，專訪綠色小組〉，《第十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特刊》，2016，頁146。
註2 蔣宜婷，〈綠色小組30年：扛著攝影機當武器的年輕人〉，《報導者》，2016.05.04。https://www.twreporter.org/a/greenteam-30years
註3 當然是否該有如此犧牲，於運動路線上可另有辯論的空間。
註4 此為筆者憑印象還原原意，因無影片查證，故並非引用原文，若有語意上之錯誤還請不吝指證。
註5 「主動」意即如此的學生形象未必如比如國族主義情感為運動使用，而是透過綠色小組旁白的呼告渲染這些特質。
註6 這自然是放在今日的語境來談，而非指責當年有其他考量的綠色小組之選擇。
註7 本句節錄至台上決策小組的宣布內容。
註8 摘自《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結尾旁白。
註9 同上。
註10 當然部分運動是與民進黨較無關連的，民進黨亦未於紀錄中出現，自然沒有這邊所論之可見的「主動切割」。
註11 比如我們在《從解嚴到國安法》就看到民進黨內部反對議會路線的聲音及相關討論。
註12 摘自2016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日日談「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年」之發言，可參見：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jjrV9IhkIpcQje4QjApbkImQ8d5Q0z4Z
註13 同上。
註14 同上。
註15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增設「傑出貢獻獎」 「綠色小組」為首屆得主〉，2014.10.12。http://www.tidf.org.tw/zh-hant/news/1064
註16 孫松榮，〈超紀實之眼：論張照堂1970年代的另類紀錄片〉，《現代美術學報》，2014: 27，頁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