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小組裡的紅色（上）
《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愛拼才會贏（苗客勞資抗爭事件）》與《遠東化纖罷工事件》
綠色小組成立距今剛好三十周年。當年銷量不佳甚或滯銷的影片，於今年TIDF【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專題裡重新上映，但以現場觀眾多寡來判斷，它們雖然不至於乏人問津，卻也仍非矚目的焦點──過去八年的烽火抗爭、三一八運動、以迄政黨再次輪替之際，《生死為台灣（鄭南榕出殯與詹益樺自焚）》、《1130桃園機場事件》、《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等屬於政治抗爭或衝突的運動，仍是今年影展一票難求的滿座場次，野百合學運紀錄片也被選為整個影展的開幕片。
三十年前綠色小組對抗的是戒嚴四十年的國民黨政權，三十年後 TIDF 的綠色小組專題則有意對抗「復辟」的國民黨政權（專題策畫時尚未政黨輪替）──貫穿首尾、前後對映的乃是「對抗」的主題。故 TIDF 此次伴隨綠色小組專題也企劃了一系列「華視新聞」短片，既要重現當年綠色小組如何揭露華視（與其它官媒）所遮蔽的，也強調了綠色小組的對抗性格。在如此的「對抗架構」裡，綠色小組的「綠色」，很難不與它相對友好的、亦即國民黨政治敵手的民進黨，有了連繫與疊合。於是，以《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作為開幕片的場合裡，民進黨政要應邀出席與意外登台的插曲，也就不那麼偶然；而此插曲所引發的政治爭議，也就不那麼難以理解。
不過，從工運本身、從左翼實踐本身、從勞動者本身的角度來看，工運的頭人或運動的組織者，其實無足輕重，若沿用上述的隱喻來嚴格看待，他們其實才是那一盆可以被倒掉的洗澡水──左翼的歷史視野裡，勞動者作為改造社會的階級以及推動歷史的主體，領袖、組織者、甚或革命先鋒黨，根柢上只是、也應該只是充當勞動者集體解放自身過程中的「工具」而已。
時隔三十年，重新觀看這一批綠色小組的紀錄片、2016 年的影展觀眾注視 1986 年前後的工運群眾，理由何在？意義為何？生產了什麼？
這遠遠超過於把綠色小組紀錄片當作一批歷史檔案、藉以重溯與重現當年的街頭實況，也絕對不只是如 TIDF 把綠色小組紀錄片與黨國華視新聞片在同一空間、同一場次併列對照，而產生的對峙架構所呈現的「對抗史」與「對抗意志」──這幾部以工運作為主題的紀錄片，不只記錄了過往的歷史，不只對立於「我們」的敵人（國民黨），它們同時也映照了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事件，甚至與「我們」對立、對「我們」發出質問。
或許出於一種神祕巧合，開幕典禮上出席現身，爾後意外登台的幾位政治人物，在這種觀看角度之下，恰好成為這些紀錄片的質詢對象：《1130桃園機場事件》裡作為人民對抗鎮暴警察 （逼近小川紳介紀錄片裡，農民反對成田機場之抗爭畫面）的那一整片偌大空間，如今正被一座官資合作的航空城藍圖一吋一吋覆蓋；《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裡充滿理想熱血的學生領袖，如今，尤其在三一八學運之後（在批判決策核心權力封閉與經受一系列運動傷害之後），正面對著現實的考驗與拷問；三部「紅色紀錄片」裡反覆入鏡的勞委會（或者應該如工人所言稱之為「資委會」），不只詰問勞動部部長、也追問（前）勞委會主委，至於片中工人們多次喊罵的「資產階級政權」一詞，在歷經三次政黨輪替的今日台灣，也早就已經不是國民黨的特權。
《愛拼才會贏（苗客勞資抗爭事件）》對於加薪、勞工福利、女性勞工的產假的訴求，難道不也正是當今「鬼島」、「慣老闆」、「尿黃爆肝過勞死」、「奴工」、「Cost Down」等等網路論壇裡的流行詞彙所試圖吶喊的嗎？只是，我們還有機會、或者如何能夠有機會像當年的苗客工會一樣「拚了然後贏了」呢？我們能否像苗客司機一樣集合起來進行具體的集體抗爭行動、而不只是網路上「萬人按讚一人到場」呢？
《遠東化纖罷工事件》裡，官資聯手阻撓工會罷工投票、拖延戰術、分化伎倆、濫用或強加行政仲裁、打壓工會、開除工會幹部(製造群龍無首的效果)、否認工會通過而舉行的罷工的合法性，難道不會或沒有發生在此時此刻（2016年六月）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的「華航罷工」運動裡嗎？而資方不准許成立工會的長榮航空，有可能因為華航罷工事件（無論最後成敗）、而激發勞工們至少爭取到組織工會的基本權利嗎？
《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其中一幕出現了一位手腕以下慘遭紡織機器所切除的女工，其斷肢的怵目影像、其工傷被資方敷衍對待的控訴，難道不正是多年以來直迄今日仍在打官司、仍在爭取工傷認定與賠償的 RCA 年邁女工們的處境嗎？
以至於，這些具有改造現實潛能的語言，被集體遺忘了，因而那個理應被改造的現實得以逃過這些語言的辨識、定位、與攻訐，進而得以原封不動、持續運轉？是否因為，正因我們多年以來遲遲沒有把綠色小組裡的這些紅色紀錄片加以檔案化與公開化，反而才是它們時至今日依舊「有效有用」的主因呢？──野百合學運、鄭南榕自焚、五二O事件的影音片段，比起這些工運紅色影音，反而更頻繁地被複製、轉載、穿插於近年來眾多新聞片或紀錄片裡（誰選擇了這些片段、它們又是如何被創造性地引用呢）、獲得了流傳廣佈與集體記憶。於是，三十年之後，這集體記憶在塑造著集體認知、指引著集體行動之餘，也讓未曾經歷那個時代的年輕影展觀眾們，集體擠爆它們的大銀幕重映場次。至於工運紀錄片的場次，仍在 TIDF 影展豐溢的必看影片的排擠取捨效應之下，如同三十年前它們當年的 VHS 錄影帶一樣——賣得不好」。
（待續）
《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愛拼才會贏（苗客勞資抗爭事件）》與《遠東化纖罷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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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拼才會贏（苗客勞資抗爭事件）》／圖片 TIDF 提供 |
文／陳平浩
第十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最後一場，以《水源里與李長榮的抗爭》加上《520事件》作為閉幕。映後座談上，當年反李長榮化工的清大退休老教授接受觀眾掌聲之後站起來發言，第一句即自嘲：「大家應該都是來看五二O，主要不是來看反李長榮化工的吧」。隨後，為影展壓軸作結的綠色小組成員李三沖，談及當年錄影帶流通銷售情況時提到：「五二O事件這支有衝突畫面的（「武打片」）是賣得最好的一部；當年政治運動或政治名嘴質詢的片都賣得比較好。至於勞工運動和環境運動的片，賣得很差。」
綠色小組成立距今剛好三十周年。當年銷量不佳甚或滯銷的影片，於今年TIDF【如果紀錄有顏色：綠色小組30週年】專題裡重新上映，但以現場觀眾多寡來判斷，它們雖然不至於乏人問津，卻也仍非矚目的焦點──過去八年的烽火抗爭、三一八運動、以迄政黨再次輪替之際，《生死為台灣（鄭南榕出殯與詹益樺自焚）》、《1130桃園機場事件》、《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等屬於政治抗爭或衝突的運動，仍是今年影展一票難求的滿座場次，野百合學運紀錄片也被選為整個影展的開幕片。
三十年之後，觀眾的關注似乎沒有劇烈改變──這暗示了某一種社會整體「觀看結構」或「觀看位置」的固著或複製。這是歷史重複它自身嗎？是什麼停滯了嗎？或者某些層面有所進展，但某些理應同步推進的層面卻落後脫隊了？或者我們其實一直沒有前進、始終原地打轉？有甚麼乍看之下我們以為早已解決（或至少已然著手處理）的問題、實則原封不動（甚至暗中惡化了）呢？最終，若要嚴肅追究這個現象及其背後的成因與結構，顯然不是 TIDF 或綠色小組在策展和選片的問題（畢竟當年滯銷的片也重新出土、捲土重來了），而是包含我在內的觀眾、我們自己的問題。影展之前，準備針對綠色小組專題「搶票」的朋友們，衡諸目前政治情勢與氛圍，私下猜測會爆滿完售的場次，居然一片不差地猜中了：野百合、鄭南榕、五二O。影展期間也證實了：工運紀錄片的場次就是坐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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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圖片 TIDF 提供 |
綠色小組所拍攝的「紅色紀錄片」
1980 年代後半葉的綠色小組紀錄片，乃是台灣紀錄片歷史裡影響深遠的一頁。1986 至 1990 年期間正值解嚴前後，街頭抗爭遍地烽火，綠色小組敏銳地匆促成軍，採取了單兵作戰、游擊攝影之形式，站在街頭抗爭者或社會運動者的那一方，記錄了「黨國官方傳播媒體（老三台與主流大報）之外」的影音。最初，這些影音在被記錄之後立即轉製成 VHS 格式錄影帶，在街頭抗爭現場或競選造勢野台周邊的流動小攤位上兜售。它們提供了被主流媒體試圖遮蔽排除或扭曲抹黑的「異聲」與「真相」──或稱「實像」，更準確的說：「另外一個視野」。因此，綠色小組的影音實踐與流通，在台灣民主化進程裡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它無疑已是「以攝影機進行革命」、「以紀錄片改變世界」的實例。進入 1990 年代，對抗從「街頭路線」轉至「選舉路線」，綠色小組的階段性任務完成，稍後解散。三十年之後，TIDF 先於 2014 年推出日本左翼紀錄片小川紳介導演專題、後於 2016 年製作綠色小組 30 周年專題，二者皆呼應或聲援了近年街頭運動復燃的政治局勢。
三十年前綠色小組對抗的是戒嚴四十年的國民黨政權，三十年後 TIDF 的綠色小組專題則有意對抗「復辟」的國民黨政權（專題策畫時尚未政黨輪替）──貫穿首尾、前後對映的乃是「對抗」的主題。故 TIDF 此次伴隨綠色小組專題也企劃了一系列「華視新聞」短片，既要重現當年綠色小組如何揭露華視（與其它官媒）所遮蔽的，也強調了綠色小組的對抗性格。在如此的「對抗架構」裡，綠色小組的「綠色」，很難不與它相對友好的、亦即國民黨政治敵手的民進黨，有了連繫與疊合。於是，以《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作為開幕片的場合裡，民進黨政要應邀出席與意外登台的插曲，也就不那麼偶然；而此插曲所引發的政治爭議，也就不那麼難以理解。
勞動者，罷工，階級革命
同時，恰好因為「綠色」作為主色、作為「紀錄片的顏色」，此次綠色小組專題裡的「紅色紀錄片」便顯得格外醒目、別具意義、特別值得關注了。「紅色」，首先指涉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紅」──那是工人、勞動者、共產革命、階級意涵強烈的顏色：從 1848 年革命、1871 年巴黎公社、直到 1917 俄國十月革命的火紅旗幟。此次 TIDF 綠色小組專題裡的三部片，《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愛拼才會贏（苗客勞資抗爭事件）》、《遠東化纖罷工事件》，僅從片名裡所出現的「工人抗爭」、「勞資對抗」、「罷工」、「勞動者戰歌」等刺目字眼，即可辨識出其中必然訴諸了階級議題、必然高舉了一面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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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圖片 TIDF 提供 |
同時，所謂綠色小組紀錄片裡的「紅色」，還指涉了當前藍綠政治裡高度敏感的、涉及統獨議題的、在國際政治槓桿裡擁有壓倒性暴力的，中國共產黨的紅，或者，「紅帽子」的紅。三部 80 年代末的工運紀錄片裡，入鏡的許多工運幹部或工會顧問，皆牽涉了 90 年代以降台灣工運路線的分歧，甚至糾結著複雜的工運內部鬥爭或區分內外的鬥爭。自主工聯、工黨、勞動黨、勞陣、工委會...，這些如今若非關注台灣工運史否則恐怕難以清楚辨析與釐清脈絡的工運組織，在這三部紀錄片裡皆可見其端倪。
更要緊的是，這些工運領袖，比如羅美文、汪立峽、或許有人認為應該再加上鄭村棋，如今若非公開宣示「左統」立場、就是有嫌疑而被貼上「左統」標籤──「統」如今已非主流政治立場，也是政治不正確，甚至還是一種汙名。當我於影展首次觀看這些工運紀錄片時，發現了汪立峽，不禁捏了一把冷汗暗想：這些工運紀錄片，由於其中的「統」，會不會讓其中的「左」也連帶地被當今的年輕觀眾所排斥呢──倒掉洗澡水的同時連嬰孩也一併倒掉了。
工運頭人 vs. 工運人頭──個人特寫與集體圖像
不過，從工運本身、從左翼實踐本身、從勞動者本身的角度來看，工運的頭人或運動的組織者，其實無足輕重，若沿用上述的隱喻來嚴格看待，他們其實才是那一盆可以被倒掉的洗澡水──左翼的歷史視野裡，勞動者作為改造社會的階級以及推動歷史的主體，領袖、組織者、甚或革命先鋒黨，根柢上只是、也應該只是充當勞動者集體解放自身過程中的「工具」而已。
正如《遠東化纖罷工事件》裡，工人湧入縣政府、抨擊新竹縣長偏袒資方的會議場合裡，一位工人突然跳至台前，指著一旁出席（卻沒作為也沒作用）的議員說：「平常我們要工作，我們派他（議員）來；今天我們沒事，我們自己來。」當左翼批判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度時，也別忘了即使是先鋒黨也只是工人的代表，無法代替或僭越成為工人集體本身。再比如「外力人士」這個詞彙，在這幾部紀錄片裡幾次出現時，往往充滿爭議，而且不乏陰謀論；在當時情境之下，多半是國民黨針對工運顧問或職業組織者所貼上的標籤，混入運動內部透過耳語傳播暗示這些頭人「不是自己人」或在運動外部透過黨國媒體稱作「外力煽動」，藉以分化運動。三十年之後，「外力人士」這個詞彙居然依舊活躍，這時，使用它的多半是綠營或獨派，而它所指向的仍是同一批工運組織者──只不過此時是因為他們「左統」所以才是「外力」。姑且不論這種語彙政治史所反映的矛盾與荒謬，從左翼觀點來看，工運組織者確實是外力，工人才是主力與主體，前者始終只是後者的工具、前者應該服務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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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化纖罷工事件》／圖片 TIDF 提供 |
在這三部紅色紀錄片裡，工人的名字只被零星提及而在畫面上貼加姓名字卡，反而是組織者，尤其是奔波與串連各工運事件的組織者，反覆露臉、吸引攝影機給予特寫鏡頭、拿著大聲公發言、站上遊行指揮車，隱然有明星或英雄的形象。即使如此，這幾部紀錄片裡最令人動容、最撼動人心、構成了彼時衝撞與對抗黨國體制與官資合體的巨大力量、最能象徵解嚴前後台灣社會所釋放出來的生猛社會力、亦即最為完整體現綠色小組所記錄的拍攝對象的，其實是片中整批集合起來、整隊運動起來的，為了生存而抗爭的工人們。工人們集合起來，無論舉行罷工投票、合力衝撞警方盾牌、推倒資方廠房鐵閘門、或在勞委會門口埋鍋造飯手挽著手伴隨國際歌而部署的戰鬥方陣隊形，三部紀錄片無一沒有這些工人們在行動過程裡的集體影像與抗爭身體，以一種生產線上齒輪或零件組合起來構造而成的抗爭機器影像，對抗官資勾結合所體現的資本機器、以及鎮暴警察所體現的國家機器。
與這勞動者集體影像乍看之下尖銳對比、實則相互補充或彼此證成的，則是綠色小組攝影機對準單一工人、讓他們手持麥克風對著觀眾說話的鏡頭：或是控訴資方剝削、或是展示工傷身體、或是以個人體驗揭露官資社會整體的醜惡結構。《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裡的抗爭儘管敗北了，綠色小組卻在片末以蒙太奇剪接的手法，呈現了一幀一幀勞工臉孔的黑白肖像大特寫鏡頭──視覺效果及其象徵意涵，其實非常令人震撼。如此的「相片特寫與集結」、既強調個體同時也突顯了連帶／集體／團結的、在動態影片裡展示靜態照片，而形成一種既充滿動態力量又充滿永恆性與崇高性的畫面──此種政治影像，多年以來在台灣的我們，相對熟悉的可能是二二八受難者與白色恐怖受難者，卻罕少以這種觀看方式，遭遇與面對這些無名的、底層的、抗爭的勞動者。
簡而言之，這些勞動者群體裡一個挨著一個的「人頭」，遠遠勝過、熊熊壓倒了站在台上或手持大聲公的「頭人」，讓這幾部紅色紀錄片得以脫掉那一頂被汙名化與妖魔化（從國民黨到民進黨都這麼幹）的「紅帽子」，揚起台灣在地與本土的「紅旗」，召喚我們這些 2016 年的觀眾，去直視這些勞動者的臉孔、去重看這些紀錄片裡的勞動者行動。
1986 的群眾與 2016 的觀眾
時隔三十年，重新觀看這一批綠色小組的紀錄片、2016 年的影展觀眾注視 1986 年前後的工運群眾，理由何在？意義為何？生產了什麼？
這遠遠超過於把綠色小組紀錄片當作一批歷史檔案、藉以重溯與重現當年的街頭實況，也絕對不只是如 TIDF 把綠色小組紀錄片與黨國華視新聞片在同一空間、同一場次併列對照，而產生的對峙架構所呈現的「對抗史」與「對抗意志」──這幾部以工運作為主題的紀錄片，不只記錄了過往的歷史，不只對立於「我們」的敵人（國民黨），它們同時也映照了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事件，甚至與「我們」對立、對「我們」發出質問。
或許出於一種神祕巧合，開幕典禮上出席現身，爾後意外登台的幾位政治人物，在這種觀看角度之下，恰好成為這些紀錄片的質詢對象：《1130桃園機場事件》裡作為人民對抗鎮暴警察 （逼近小川紳介紀錄片裡，農民反對成田機場之抗爭畫面）的那一整片偌大空間，如今正被一座官資合作的航空城藍圖一吋一吋覆蓋；《你怎麼不憤怒！野百合學運》裡充滿理想熱血的學生領袖，如今，尤其在三一八學運之後（在批判決策核心權力封閉與經受一系列運動傷害之後），正面對著現實的考驗與拷問；三部「紅色紀錄片」裡反覆入鏡的勞委會（或者應該如工人所言稱之為「資委會」），不只詰問勞動部部長、也追問（前）勞委會主委，至於片中工人們多次喊罵的「資產階級政權」一詞，在歷經三次政黨輪替的今日台灣，也早就已經不是國民黨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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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化纖罷工事件》／圖片 TIDF 提供 |
三部紅色紀錄片裡，幾乎每一部都不只是記錄歷史的「檔案」，事實上，非常弔詭而諷刺，每一部片居然都是一面反射、映照了此時此地台灣社會勞資實況的「鏡子」。《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並不只是80年代末與 90 年代「關廠潮」與「關廠工人抗爭」的記錄而已──年邁老朽的關廠工人們，於 2013 年二月在台北車站再次「臥軌抗爭」，旁觀的月台乘客們，（由於集體遺忘工運歷史、由於階級社會的分化與麻醉），高喊「輾過去」。2014 年六月被惡意解雇的國道收費員，在林口交流道癱瘓交通，抗議政府圖利財團、任由財團在剝削勞工之後棄之如敝屣。
《愛拼才會贏（苗客勞資抗爭事件）》對於加薪、勞工福利、女性勞工的產假的訴求，難道不也正是當今「鬼島」、「慣老闆」、「尿黃爆肝過勞死」、「奴工」、「Cost Down」等等網路論壇裡的流行詞彙所試圖吶喊的嗎？只是，我們還有機會、或者如何能夠有機會像當年的苗客工會一樣「拚了然後贏了」呢？我們能否像苗客司機一樣集合起來進行具體的集體抗爭行動、而不只是網路上「萬人按讚一人到場」呢？
《遠東化纖罷工事件》裡，官資聯手阻撓工會罷工投票、拖延戰術、分化伎倆、濫用或強加行政仲裁、打壓工會、開除工會幹部(製造群龍無首的效果)、否認工會通過而舉行的罷工的合法性，難道不會或沒有發生在此時此刻（2016年六月）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的「華航罷工」運動裡嗎？而資方不准許成立工會的長榮航空，有可能因為華航罷工事件（無論最後成敗）、而激發勞工們至少爭取到組織工會的基本權利嗎？
《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其中一幕出現了一位手腕以下慘遭紡織機器所切除的女工，其斷肢的怵目影像、其工傷被資方敷衍對待的控訴，難道不正是多年以來直迄今日仍在打官司、仍在爭取工傷認定與賠償的 RCA 年邁女工們的處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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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化纖罷工事件》／圖片 TIDF 提供 |
甚至，這些綠色小組的紅色紀錄片，不只是「檔案」，也不只是「鏡子」，它們還可以作為當今勞動者們能夠拿在手上使用的「工具」和「武器」。這幾部片裡所記錄的工運裡的許多爭辯、路線、折衝的眉角、進攻的戰術、防守的策略，至今仍然「有效」和「有用」，值得當代的勞動者和組織者回頭爬梳、整理、筆記、保存。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它們竟然歷久彌新、時至今日居然依舊「有效」和「有用」呢？是否因為，三十年前的台灣經濟結構與勞資權力配置，在政治民主化之後、在國民黨倒了兩次之後，依然文風不動（所以對抗它的戰略依然可行）？為什麼絲毫無法加以撼動？是否因為我們誤以為我們早已撼動了這個經濟權力結構（是誰讓我們如此誤解與誤信）、才讓它得以持續運作甚至更加鞏固與惡化？是否因為，片中那些對於勞資結構的分析與左翼政略的語言，三十年之後居然對於台灣大多數受薪者或勞動者而言，不但沒有更細緻地被加以轉化活用，反而成了不熟悉的語彙，甚至是網路上辨識政敵（左統）的語言（難道，我們要讓統派壟斷左派的語言？）
以至於，這些具有改造現實潛能的語言，被集體遺忘了，因而那個理應被改造的現實得以逃過這些語言的辨識、定位、與攻訐，進而得以原封不動、持續運轉？是否因為，正因我們多年以來遲遲沒有把綠色小組裡的這些紅色紀錄片加以檔案化與公開化，反而才是它們時至今日依舊「有效有用」的主因呢？──野百合學運、鄭南榕自焚、五二O事件的影音片段，比起這些工運紅色影音，反而更頻繁地被複製、轉載、穿插於近年來眾多新聞片或紀錄片裡（誰選擇了這些片段、它們又是如何被創造性地引用呢）、獲得了流傳廣佈與集體記憶。於是，三十年之後，這集體記憶在塑造著集體認知、指引著集體行動之餘，也讓未曾經歷那個時代的年輕影展觀眾們，集體擠爆它們的大銀幕重映場次。至於工運紀錄片的場次，仍在 TIDF 影展豐溢的必看影片的排擠取捨效應之下，如同三十年前它們當年的 VHS 錄影帶一樣——賣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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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者戰歌（新光紡織關廠工人抗爭）》、《愛拼才會贏（苗客勞資抗爭事件）》與《遠東化纖罷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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