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喜歡早起的我們，
為什麼能如此持續不斷，
彷彿消防隊員的清晨練習活動一樣？
這是愛護鄉土的心情在支持著我們。
在這條街道出生、成長的我們，
更希望今後也能一直繼續住在這條街上。
─ 矢部和男，《故鄉魅力俱樂部》，頁120。 （註一）
由於心底始終惦記著上一屆（2005）參加山形影展的美好經驗，它像個夢幻般的完美烏托邦懸掛在我的心裡。我對山形影展著迷，更產生了許多好奇和疑惑。這一次，我正是夾雜著這樣的心情出發，不僅僅去朝聖，也要找出答案。
山形影展的開幕依照「慣例」，在簡單的談話開場後，放映開幕片1935年的紀錄片《藏王山》與已逝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所拍的《牧野物語》。這兩部影片，都記錄了山形地區過往的歷史，而影展在每一屆的開幕典禮，必定都會放映與山形土地息息相關的影片，彷彿宣示著影展與當地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1989年山形影展的草創算起， 2007年正好是兩年一次的「第十屆」。因此除了競賽類的「國際競賽」與「亞洲新力」單元，觀摩類的「評審作品展」、「新日本紀錄片」（New Docs Japan）外，更特地規劃了「山形影片」（Film About Yamagata）、「科學劇院」（註二）以及相當難得的「面對過往：德國紀錄片展」專題，其中包含著東德、西德的影片。
這樣的龐大規模，使得影片的總放映數量達到238部，比起上一屆（145）遠遠多了將近一百部。而競賽類的投件數則來自109個國家，共有1633部（國際競賽969部，亞洲新力664部）。十屆皆有成的山形影展，不禁令人想起發起人小川紳介所提的初衷：
山形影展的「亞洲的場所」，並不是單純尋找出資人的場所，而是我們把自己對電影的意志進行交流和交換的場所。我認為：比什麼都重要的，是要把它當成一個創造新力量和表現紀錄片的具體場所。這個場所是產生作品的契機，是個可以預見整個亞洲未來的快樂漩渦。而山形影展之所能歷久不衰，甚至越辦越好，不僅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紀錄片影展，更成為當地重要文化活動的關鍵原因，除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外，更重要的其實是民間團體的自發和積極爭取。
這兩者的關連性密不可分。正是由於在地的文化人士與人民的結合與全力相挺，表達出自己的聲音，形成一股強大力量，其意見直接地影響了公部門的決策。因而在經濟上，即便財政有困難，往年山形市政府都約籌措了影展預算裡的80%（總預算約為兩億五千萬日幣），也在文化部門裡設置了專門的影展課（科），全力協助影展的進行和籌備。更難以想像的是，在規劃影展節目時，早從第一屆的山形影展開始，就有著為數不少的在地居民是與工作人員們一起討論和決策的。
然而，簡約的從日本紀錄片的大事件裡，可以發現這股所謂在地（人民）力量的覺醒，是有脈絡、有跡可循的。像是著名導紀錄片導演土本典昭於1971年至1975年所拍攝的「水俁病」系列，正是因為日本經濟快速起飛，工業排放有機水銀污染水源，使得日本南部的居民得到了這種無法治癒的可怕病症，隨著病情擴散惡化，民眾因而不得不奮起，抗爭控訴，大聲吐露自己的心聲；同樣的，從1968年到1974年，這期間小川（紳介）攝製組的經典作品「三里塚」系列，則是農民捍衛自己的農地，反對政府興建成田機場的大規模抗爭運動…。 （註三）
不論是受害者運動、農民運動…等等，這些由民眾自發的抗爭運動於70年代在日本各角落不停地發生，反應了日本社會戰後經濟快速發展所需面對的新課題，但極珍貴的是，大家同時也從過程中學習對話，建立起各種觀念。若把這些運動視為一顆顆深埋土地的種籽，那麼開花結果的，就是日本80年代所推行的「社區營造」行動：「人們發自內心，重新思考自己與土地的生活關係，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冀求與政府達成雙贏！」
山形影展的創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小川紳介帶領著團隊，在1974年從三里塚遷居日本最貧瘠的山形牧野村，十幾年以之為家，直到逝世（1992）為止，過著與農民一樣自給自足的生活，在研究稻米之餘同時拍攝紀錄片，反思日本歷史與文化。1989年，他鼓勵山形發展紀錄片傳統，籌劃山形影展，呼籲大家振興亞洲紀錄片。
使亞洲電影將如風般騰躍起來是山形影展的初始機能。但影展的重要性，絕對不在於參與人數的多寡，而在於留給人們的影響，就如同紀錄片注重的是放映之後的「效應」。
正是因為影展，山形開始大大提高了國際能見度，也帶動觀光發展（影展單位會規劃一天行程，接受外賓報名，有導遊帶著去藏王、山寺旅遊），增加週邊商店的利益（街道上的任何大小商店都貼著影展的海報，影展的參加者享有折扣）。
在地的居民，則從一開始的觀望態度，隨著影展一屆屆的舉辦，漸漸打開了心房。不只進入戲院觀看影片，也熱情積極的招待外賓進行交流，自發性的擔任志工（此屆志工為264人）。像是此屆的某幾場放映，當位居六樓的600人影廳緊接著要放映日本導演河瀨直美的《垂乳女》（Tarachime birth/mother）時，誇張的排隊人潮從六樓排到了一樓，擠爆了放映廳；而放映俄羅斯紀錄片《潛水艇先生》（Mr. Pilipenko and His Submarine）時，也有國小將參與影展做為課外教學的活動，導演Jan Hinrik Drevs還特地為這些孩童開闢一場戶外座談。
其他更為重要的影響，則是紮根於內在的。曾經參與影展的年輕學子懷著對電影的美好記憶，年復一年，有人擔任志工，有人繼續當觀眾，大家漸漸成長，影展也有意識的將傳統與工作傳承下去，當今線上的許多影展中堅的工作人員，正是這樣一點一滴培育出來的。
山形影展這個文化活動，不只在籌劃階段，也包了參與階段，都讓人感受到這件事情彷彿是山形全體上下總動員一起完成的。影展之於山形人民，終將成為一件根深蒂固的事情。
這種對在地的強烈情感，似乎也反映到最佳觀眾票選獎上頭，此屆得獎者共兩名，除了相當討喜可愛的《潛水艇先生》外，另一部則是日本學生導演野本大所拍的《庫德族人》（Back Drop Kurdistan）。
《庫德族人》從記錄庫德族難民無法在日本取得居留權開始，導演伴隨著他們在街頭抗爭，但終無法扭轉他們必須被遣返土耳其的判決事實。為了追探這些複雜的居留問題，導演選擇獨自前往土耳其，去找尋這一家人，也企圖暸解複雜問題的源頭。影片的後半段著重於自身的旅程，有歡笑有淚水，動人地表露了一個年輕學子對這世界的疑惑和熱情，明顯烙印著「成長」的痕跡。這部紀錄片也獲得了亞洲新力單元的「獎勵賞」（Award of Excellence）。
而來自台灣的唯一入圍作品，蕭美玲導演的新片《雲的那端》最終獲得亞洲新力單元的「特別賞」（Special Mention）。（註四）此外，這屆影展的最大贏家，當為中國大陸莫屬。女導演馮艷以《秉愛》獲得「社會電影獎」（Community Cinema Award）以及亞洲最高榮譽的「小川紳介獎」（Ogawa Shinsuke Prize）；王兵則繼2003年以九個小時的長片《鐵西區》獲獎後，再次以講述中國歷史的《鳳鳴：中國的記憶》獲得國際競賽類的首獎─「佛萊赫提獎」（The Robert and Frances Flaherty Prize）。評審則認為，比技術、形式更重要的是內容本身，以及作者對待影片的「態度」。 （註五）
必須一提的是，《鳳鳴：中國的記憶》的形式相當特殊。王兵透過鏡頭，徹夜訪問一名經歷過文革時代的老婆婆鳳鳴。影片橫跨白天到黑夜，單單只是一個視角，幾個相當長時間的鏡頭（片長183分鐘），不管光線，捨棄特寫，無論構圖，不穿插任何資料片段，除了上廁所、開燈、接電話的短暫休息外，都只是靜靜地聽著鳳鳴講述著過去的故事。
在內容上，《鳳鳴：中國的記憶》無疑勇敢的挑戰了被塵封的禁忌話題；在形式上，如此的大膽與自信，拋棄了任何技術上的嘗試，像是反璞歸真，回歸到紀錄片裡最簡單珍貴的動人力量，套用小川紳介的話來說，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心靈交流」。作為影展的首獎，此片彷彿帶給了當下──這個即將迎接的數位到來的過渡時期，以及那些在紀錄片道路上茫然或迷信技術主義的人們，許多的反思啟示與巨大的鼓勵。
在影展結束後，這些得獎影片，將不只被收錄在影展的電影圖書館內。影展單位提出巡迴放映的方案，標明價碼與注意事項，接受各方邀約，使影片能讓更多人看見。
另外，有兩部特別放映的作品，令人相當印象深刻。一是當時正在日本上映院線的《老人的貓》（The Cats of Mirikitani），這紀錄片講述美國正逢911事變，導演因緣際會將在紐約街頭流浪作畫的日裔老藝術家Mirikitani接回家裡照顧，卻意外發現他是二次大戰時於美國求學的留學生，後來因種種問題卻成為了沒有身份的人。勇氣、尊嚴、時代、命運不可思議具體的在影片裡交織，成為一個萬分感動人心的故事。
二則是菲律賓評審Kidlat Tahimik 1994年的作品《彩虹的中間為什麼是黃色呢》（Why Is Yellow Middle of The Rainbow ?）。影片結合紀錄、劇情、錄像，紛亂的色彩和剪接，不僅幽默的談論自己國家的近代史，更深刻的講述殖民、被殖民，第三世界與好萊塢電影的影響，精采絕倫，妙不可言。導演在影片快要結束之時，更穿著原住民族傳統服裝，走上舞台即興表演一段行動藝術，成為一向靜態的影展裡最特別的高潮。
在影展頒獎典禮時，評審團主席，也是著名的日本影評家蓮實重彥演說著山形影展的狀況，更熱情的以「Let’s Meet Again in Yamagata」 （註六）為標語，希望除了獎項外，大家能一起意識到影展的現況。
原來，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夢幻影展」（對我而言），也有著其不得不去面對的新課題。就在影展日報的最後一期頭版，標題斗大的寫著「山形：來年再見或已到了盡頭」，令人相當震驚。
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方面財政赤字，再也沒有辦法提供影展資金預算了。從此屆開始，山形影展的組織方式已經改變，成為一個非營利民間組織（NPO），必須自己為資金想辦法，之後該如何籌措，何去何從，仍是未定之天。在會場的周圍，牆上的「大募集」海報相當搶眼，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加入會員，一起為影展做決策，贊助影展的運作。
作為一個國外的參與者，這是我第二次來到山形，賓至如歸的感覺依舊，但這次的山形經驗，卻彷彿讓我明白了飄邈雲霧裡的現實真相。由於我比其他人慢了一天離開山形，意外見到工作人員在進行撤場、搬桌椅、撕海報…等善後工作。看見他們背後付出的努力，心底有著許多感觸。影展居然是這麼樣一點一滴，集眾人之力，紮紮實實好不容易才成就的。
一個有著長遠願景的文化活動必須與地方相互扶持成長，如此才能建立良質的文化傳統。我背著行李走往車站，即將告別這個城市，漫步在山形的街道上，帶著些微傷感，路上稀疏的人群與影展盛況的人潮簡直無法相比。
此時，一位影展的工作人員突然對我點頭招呼，真切熱情地說著「下次也一定要再來噢！」。我笑得好開懷，有機會我ㄧ定會再來的，心裡對山形未來的擔憂頓時一掃而空。
即便未來一點也不明確，但他們對影展的熱情與自信卻絲毫未減，仍是如此毫不保留的投入、認同著。我想起已逝的小川紳介所說的，「堅持山形的特點，這個影展才能突破地方性，擴展到全日本或世界。」
這些無比的能量來自何處呢？我想，那無非是因為，山形影展的精神與文化已經深植人們的內心。在電影的國度裡，無分在地或外來者，對每個人而言，對我而言，山形影展就是這樣一件根深蒂固，不可撼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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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這些文字是日本新瀉縣津川町居民矢部和男提到自己對於地區營造工作的想法。收錄於《故鄉魅力俱樂部》，遠流出版，書裡有日本17個社區營造的故事。
註二：日本在二次戰後，認為對科技的無知，是戰敗的某部份原因。因此開始大量攝製科學影片，作為社會教育之用，以50年代為最，成了一種電影趨勢。
註三：三里塚的抗爭，可以說至今仍未完全結束。經歷了40年，還有死硬派堅持不賣土地與撤離家園，這使得成田機場某些航道必須改道，也遲遲無法完工。
註四：蕭美玲導演於1999年完成的紀錄片《斷線風箏》，也曾入圍2001年的山形影展千波萬波亞洲系列競賽單元。
註五：「社會電影獎」提供的獎金，將作為影片在日本播映之用；大陸女導演馮艷，同時也是中文書籍《小川紳介的世界》的翻譯者；由於筆者錯失了某些作品的觀賞機會，因此無法一一介紹，但像《潛水艇先生》曾參加2006年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以色列導演隆‧哈維里歐（Ron Havilio）的《波多西行旅》（Potosi, the journey）則被挑選為2008台北電影節的「焦點影人」單元。詳細得獎名單請參見山形影展官網：http://www.yidff.jp
註六：評審感言請參考「2007山形影展評審感言：Let’s Meet Again in Yamagata」
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9161802
※本文圖二、圖三感謝紀錄片工作者陳亮丰提供。
延伸閱讀：
記2005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YIDFF）：
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article_id=2243143
2007山形影展評審感言：Let’s Meet Again in Yamagata
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9161802
《小川紳介的世界》，小川紳介著，繁體，遠流出版。
《理想主義的困惑》，彭小蓮著，簡體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