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題材，常常是紀錄片裡的重要主題。一般而言，在傳統的觀念中，紀錄片總強調著社會意義，被認為題材必須和社會有所關連性或前瞻性。然而，隨著時代的推進，紀錄片本身所負載的社會使命或關注主題，事實上也因為各種不同的要素（如社會氛圍、攝影機的進步）而開始有所改變。
像是過去總被認為小眾、耽溺的自拍或家庭電影（home movie），近年來成為一種新興且越趨重要的創作趨勢。這些個人的故事看似與大眾清淡無關，但每一則從獨特視角出發的私密故事，代表的就是每一位常民的生活故事。在歷史的意義上，他們挑戰著過去那些經由「書寫權力」的選擇後所決定呈現的大歷史，卻也同時進行補充和組合，嘗試著在大歷史中騰出自己的位置並擁有自己的記憶。
如果我們同意著「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那麼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個人生命史的、家庭史的、家族史的，他們所代表的，其實也正是某個族群的時代史。
陳志和導演耗時兩年所完成的《赤陽》講述的正是大歷史下的小人物。故事的開頭，從導演自己的家族開始。首先入鏡的是頭髮斑白稀疏、行動緩慢的年邁叔公，他在1942年成為台籍日本軍伕，在家人一無所知的狀況下踏上了太平洋戰爭多年的旅途，與他有著共同遭遇的台灣人，共計有173位，如今卻凋零只剩下10幾位。影片的旁述口白這麼說：「在那些日子，他經歷了什麼，我們卻始終一無所知，如今他垂垂老矣，言語困難，我們更難理解他的過去。很可能連他自己的記憶也正在流逝消失當中」。
叔公在2005年七月過世了。以追溯家族記憶為開頭的《赤陽》，於是必須藉由他人來補足缺塊，生命與生命之間因為共同際遇而相互交織依存，互成網絡，最終一同成為了參與歷史的命運共同體，獨立生命與時代歷史的關係在影片中不言可喻。
而片名《赤陽》顧名思義，有著紅色太陽的意思，意即日本國旗上的紅色大圓。原來，台灣在過去的日本殖民時期，有一群台灣人參加了日本軍隊，當時被歸化為日本籍，也就是所謂的「皇民」。但二次戰後，這群台灣人卻因為戰時虐囚……等罪行被國際法庭審判囚禁；可是這時，台灣已經光復了，這群台灣日本兵遂恢復了台灣人的身份，但仍必須服完刑期。
只是，過去付出的一切竟不被日本政府承認，包括應該領的薪水以及人權追討不回。許多人的青春就這樣葬送在大時代下，更有人被判絞死刑因此喪命，而從日本服刑完後回台灣的人更遇上了二二八事件，苦不堪言，還有人終老一生在日本打官司，希望能藉由法律途徑討回公義。人的命運因大時代而遷動，家國、身分、認同的印記在這些人身上不是被重複烙上，就是不知該烙在何處。
《赤陽》作為一部講述歷史的影片，獨特之處不只是從家族的生命史觀點出發，更因為事件的稀微，因為參與人數的稀少，因為年代的久遠，而使得《赤陽》擁有一種在相對上的弱勢立場，就像是少數之於多數，弱勢之於強勢、邊緣相對於主流。換言之，《赤陽》從那些逐漸凋零衰老的長者身上，抽絲剝繭的找出種種證據和史料，企圖還原歷史的過程，也因此成了一個與「權力」對話和抗爭的過程。追尋歷史，實際上就是挑戰歷史，挑戰權力，一如這些台籍日本兵的訴求。陳志和導演可以說是做出了抉擇，選擇完全地貼近和理解主角們，也因而展露出可貴的真誠關懷態度和追探公義的精神。做為一部紀錄片，《赤陽》為這段鮮少人知的歷史，留下了重要的紀錄和見證。
然而，在追探這段駭人歷史的過程中，當那些日漸衰老的長者們講述著過去幽暗不堪回憶的種種時，有人流下淚來，有人哽咽不語。片尾一位主角以閩南語說著：「我不願意再想那段日子了，想到就會掉眼淚」，著實令人心酸。
這也讓人聯想起1984年日本紀錄片導演原一男（Kazuo Hara）震驚世界的《怒祭戰友魂》（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1987），透過跟拍偏執的二戰退伍軍人奧崎謙三，找遍二戰同僚，用激進的方式挖掘出戰爭中吞食人肉的不堪事實，並將罪首直指日本天皇，解放並安慰了同僚們因為戰爭而煎熬受苦的痛苦心靈。
《赤陽》也有著類似的情誼。拍攝紀錄片不只是留下紀錄，保存記憶，供給後人理解歷史的機會；拍攝紀錄片同時也是一種「行動」與「行為」，透過自身的參與，將過去的歷史碎片重新組合、詮釋，讓這段歷史在當下擁有過去所沒有過的發聲權，以常民的姿態重新掌握書寫自我歷史的權力和能力。站在這樣的觀點上，《赤陽》的拍攝行動，無疑為這些時代的受害者們做出了最大的禮讚和平反。
--
※ 《赤陽》將於六月二十五日，於「新生一號影展」播映，導演陳志和也將出席映後座談，詳情請見：http://www.wretch.cc/blog/newlife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