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意義之於紀錄片，彷彿是與生俱來的天命似的。從三零年代的英國紀錄片運動便被討論至今，英國的紀錄片之父約翰葛里遜（John Grierson）認為電影是用來告訴觀眾有關巨大社會問題的根源及政治原因。他和他的紀錄片同仁們便站在這樣的觀點上，拍攝了一連串有關英國工人階層的紀錄片，建立了英國紀錄片的傳統，並且直接、有力地影響了世界紀錄片的發展。紀錄片在這樣的起點上起跑了。即便是經歷了數十年後的現在，社會意識、替弱勢發聲、對抗權力，仍然自然地成為人們討論紀錄片的一種方式。然而，當我們談論到紀錄片的社會意義時，是否主題一定得是社會事件（譬如污染、疾病、政治、歷史）才具有社會意義呢？當現今有越來越多的家庭電影和自拍類型紀錄片產生時，他們的命運是否就會淪為被批評過份私密、自我耽溺呢？
這並非一翻兩瞪眼的問題，也令人想起高達（Jean-Luc Godard）的名言：「問題不在於拍政治電影，而是如何政治地去拍電影」。重點並不在於主題是私人性的或公眾性的；相反地，社會意義可以指的是一種解讀角度，無論主題是公眾性的或私人性的，都存在著可被放置於當代社會脈絡之中多元的解讀可能。
因此，評論（討論）的目的，除了挖掘影片裡的潛在意義，激發出不同角度的切入點外，更同時是與當下社會或者歷史之間的對話。希望本期紀工報專題的以下兩篇文章能豐富這樣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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