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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 《鏡電視》「另一種注目」 |
訪談、整理／謝以萱
訪談時間／2025.03.17
編按
《鏡電視》於 2022 年 1 月正式取得執照，同年 5 月開播，並推出紀實節目「另一種注目」。2023 年，該節目正式上架有線電視系統。2024 年公開的《公評人業務報告——鏡電視面對觀眾》中，「另一種注目」節目製作人吳凡撰文指出：「這節目在最一開始，連名稱都還沒產生的階段，就已經被定義要做紀錄片。」足見《鏡電視》對紀實節目的高度重視。
「另一種注目」強調觀點。題材上選擇少見的主題與人物，即使是常見主題，也希望能提出不同的觀察與觀點。除了強調觀點，「另一種注目」作為一個新聞台的節目，希望能回應時事，又希望能與同台的「調查報告」等節目做出區隔，所以發展出另外兩個特色：一是以人物故事為主軸，一是希望在做任何題目時，都能拉出時間的縱深，意圖「讓子彈飛一會兒」，讓事件不只是事件，而能因為時間的沈澱顯現出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
——〈「另一種注目」：淺談電視紀錄片的可能性〉，吳凡
文末，吳凡也提出一項引人深思的提問：「《另一種注目》說是新聞嫌太長，說是紀錄片嫌太淺，這樣特殊的『紀實短片』形式，是否能開展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一直被各界關注。」
本次訪談即是在《另一種注目》已製作超過 170 部（包含委製與自製）紀實短片，並於近期推出年度鉅獻——五集系列紀錄片《那些年，撐起職棒的他們》之際，專訪節目製作人吳凡，邀請她分享多年來參與節目的實務經驗，以及她對「紀實短片」製作的觀察與思考。
＿請描述你在鏡電視的角色跟職責，以及最近手邊在忙碌的事情。
吳凡：我的職務是鏡電視藝文節目部的製作人，藝文節目部目前有四個節目，我負責的是「另一種注目」，這是一個具文化精神的紀實節目，從各種人物故事切入，以嶄新的視野與獨特的觀點，探索台灣社會文化的現象與脈絡，為這個時代留下紀錄。
我身為製作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處理與節目內容產製和播出相關的所有細節。目前我們大約有 13 個題目在推進，團隊有五個人，所以每個人同時會負責二到三個不同的題目。一般來說，工作流程會是由記者報題，經過團隊一起討論，確定要拍就會開題。有的題目是單集，有的是分成上下兩集，也有多集系列型的，比方說我們最近有個題目是關於台灣的地酒，叫《島嶼靈魂味》，關於運用台灣的作物去製作的酒類。地酒是日本的用詞，其實日本殖民時台灣就有地酒，只是後來國民黨來台後就菸酒公賣，只有公賣局可以釀酒，等於是扼殺了私人釀酒的產業。台灣 2002 年開放民營釀酒後，就有不少釀酒師主打以台灣在地的作物，比如地瓜、金針花、米、甘蔗等在地的作物來釀酒。
其實大家熟悉的台灣啤酒、金門高粱酒，其實它們的原物料產地都不是台灣，金門高粱酒有段時間用的其實是進口的高粱；釀啤酒用的小麥，也都是進口的，因為台灣的小麥產量很少。所以我們這個關於地酒的題目，就想重新定義台灣的酒是什麼樣的酒。其實不少人在做這部分的開發，然後將酒帶到國際比賽，讓大家認識台灣的味道。
此外，我們最近在忙的一個案子是關於二戰終戰 80 年，這算是回應歷史節點的題目，我們過往也做過回顧三一八、回顧解嚴歷史等的題目。但因為關於二戰的題目實在太大了，加上時間有限，我們也不太能真的做很大的系列，目前先聚焦在台日關係的演變，去談日本殖民過後，台灣和日本關係的變化。像這個系列和地酒，我們會用比較多集的方式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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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 《鏡電視》「另一種注目」 |
＿通常製作一個題目的工作小組編制與工作流程為何呢？
吳凡：因為《鏡電視》是新聞媒體，所以我們是文字記者搭配攝影記者的方式運作，有的題目會出到雙機、配兩位攝影，也有的題目是兩個文字記者一起做。所以會有各種配置，但基本上就是文字記者搭配攝影記者。對外我們會將他們列為共同編導。我編制下的團隊只有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則是從藝文節目部的人力庫調配，這就會是需要跨組溝通的事情。由於每一位同事來自不同背景，我們經歷了三四年的摸索與磨合後，也找出哪些記者搭配在一起比較有默契，哪些攝影記者對於「另一種注目」的風格和形式比較熟悉，也慢慢有固定的搭配。
目前手邊的不同題目都在不太一樣的製作階段，有的才剛剛報題完，接著要進入企劃和製作，有的已在拍攝，有的進入剪接了。
＿你提到《鏡電視》仍是個新聞媒體的編制，可否多說明一點這和你過往熟悉的紀錄片拍攝製程與風格形式有什麼不同，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吳凡：「另一種注目」雖然是新聞媒體的節目，但不是新聞片，我們目前固定會合作的幾位攝影記者普遍來說比較有興趣發展類似紀錄片，或實驗一點的風格與拍法，他們對影像怎麼經營，相對更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節目大致可分為兩種製作型態，一是自製，另一則是購片。以前還有委託製作，但我們已停止委製。自製佔了我工作很大的比重，它既花心力又花資源，畢竟是從頭拍攝，預算比購片只買單次或數次的播映版權費來得高。我們需要製作出可以填滿一整年的節目時間量的內容，目前購片和自製的節目量比例大概是一比一。所以我的工作也會花不少時間在看片選片，而且購片進來後要經過包裝跟導讀，另外請主持人或是導讀人錄影介紹。我感覺目前在工作時間的分配上，自製的節目可能佔三分之二，購片是三分之一。
其實我在「另一種注目」工作的這四年多，工作狀態一直都在改變，因為我們花了滿長時間摸索跟磨合，且公司的方針也持續在調整。比如說一開始我們有委製的節目，以及曾經有一段時間委製、自製、購片三種不同的產製方式，有不同的執行製作協助，但目前的人力配置上已經不同。
＿經歷了多次調整後，你覺得現在是一個理想的工作狀態嗎？或者說，怎麼樣的編制會更接近你對於節目和團隊的想像？
吳凡：雖然好像紀錄片成為某種顯學，越來越多人願意看紀錄片，但它還是相當小眾，所以公司願意投入資源做紀錄片，我覺得已經非常難得了。過去的團隊編制比較充裕，但也比較花錢，以希望能長期經營節目的角度來講，那是有困難的。固然以我們目前同時有 13 個題目在推進的情況來看，理想情況需要有更多執行製作的人力，但現在基本上都是文字記者在負責專案的管理，文字記者同時得身兼製片的角色，他們不只要做內容，也要處理行政流程，出機時要找旅館、訂住宿、張羅便當等，基本上在拍攝現場文字記者要負責攝影機以外的事情。
「另一種注目」播出時間是每週六、日晚上九點，等於一年需要 104 集的內容，包括購片和自製，幾乎是一位文字記者一年要做六到八部影片。目前運作的經驗來看，我覺得難度很高，一位文字記者一年做六到八部，已經是極限了。所以部分自製的影片也會重新包裝後再次播出，以及我們也思考做成系列節目的可能性。比如《那些年，撐起職棒的他們》 這個系列共有五集，但它的製作流程比較算是一個特例，這個過程也讓我們重新思考一檔多集的節目，從企劃發想到製作過程在各種資源的分配。
「另一種注目」的節目單集通常是 24 分鐘，我們從一個比較偏新聞雜誌的角度來看，會希望有年度封面題目。最初，公司想做系列紀錄片時，對標的對象是 Netflix，他們覺得台灣沒有人在做系列紀錄片，所以想嘗試看看，但當我們真正開始製作時發現，做系列紀錄片並不容易。但多集的好處是，可以把一件事情講得比較全面或多層次；多集的方式就像是拼圖，可以一集一集單獨看，但看完五集之後，對整個主題能有個全貌的認識。
比如先前的《白沙屯媽祖進香故事》，我們跟拍了十天九夜，剪成五集的紀錄片。由於媽祖的信眾非常多，所以這檔點閱率一直都是我們最高的前幾名，所以公司當然就會期待說我們做完白沙屯後要做什麼年度企劃？那時候剛好有一位同事他本來在拍「遊民脫遊」的主題， 拍攝林口的一間遊民觀照園，他們主要會培訓遊民讓他們有一技之長後，可以真正地去工作，脫離遊民身份。剛好那位同事在拍攝過程中認識了觀照園的園長兒子，園長兒子常常來幫忙煮飯、照顧遊民，後來發現他是兄弟象的球迷，而且是兄弟象後援會的小喇叭手。同事在認識他之後，覺得好像可以從球迷的角度來講職棒的故事，進而從單集發展為年度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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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 《鏡電視》「另一種注目」 |
＿你提到《那些年，撐起職棒的他們》是一個特例，可以分享一下的製作過程嗎？
吳凡：一開始，我們先詢問所有文字記者誰對職棒有認識，或者有興趣想一起參與的，經過很多次的討論後，我們慢慢定調說這專題要以場邊的人物為主，而不是以現任球員、教練為主角，然後再來慢慢收束計畫。我那時候參考了一部紀錄短片《The Game》，它拍攝一場足球賽，但它從頭到尾只聚焦在裁判，觀眾看不到進球，也看不到球員踢球，鏡頭只跟著裁判，最多帶到少數場邊的工作人員。
一開始我們打算像以往那樣，分成上下兩集，每集各 24 分鐘，但後來覺得這樣的篇幅沒辦法把故事講全，所以就決定每集做 48 分鐘，當然如果真的在播出時要拆兩集也是可以的。但總之，《那些年，撐起職棒的他們》是「另一種注目」第一個從一開始就以每集 48 分鐘在策劃、思考的節目。
《那些年，撐起職棒的他們》包含製作時程、人力、預算等，都是特例，有三個記者一起投入在這個案子裡。而製作過程比較大的挑戰其實也來自於三位記者對影片想像並不一致，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我們設立總導演職位的原因，不然很可能每部影片的調性會太不一樣。這是「另一種注目」第一次嘗試以「總導演」的概念跟每一集影片的團隊溝通，無論是溝通影片的結構和呈現手法，保持同調性，同時又維持各集的特色。
職棒系列其實不是「另一種注目」的常態，它是特例，我們也嘗試申請文化部的補助，引入外部的資源後，將製作規格拉高，做到更好的品質，包含與專業的錄音、混音、調光、音樂甚至視覺設計合作，開創了一些我們以前沒有嘗試過的工作方法，是很可貴的經驗。
職棒系列是我們第一個申請到文化部補助的全自製節目。先前還有另一個主題關於安樂死和臨終照護的也申請到文化部的補助，但後來遇上疫情，很多場景都無法拍攝，所以後來這個題目就撤案了，還有另一個系列《品・味》也有獲得文化部的補助，不過這是一個委製案，委託外面的導演團隊拍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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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 《鏡電視》「另一種注目」 |
＿目前在節目製程上，對你而言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吳凡：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其實就跟任何紀錄片製作一樣，前期開發和企劃都是最難的。我們的文字記者有些人本來就是記者出身，所以就已經累積了一些可以成題的題目，一開始很快就可以進入製作集段，但當手邊的題目慢慢地拍完後，就得重新去構想新的題目、找到合適的受訪者，這個過程其實很花時間，在拍攝的過程也常會發現現況不是一開始想像的那樣，從報題到完成的過程中，會經過不斷地討論：到底這部影片要講什麼、希望傳達什麼給觀眾？
此外，時間也是一大挑戰。通常拍攝記錄一事件，會希望能看到事件有所轉折或變化，如何可以拍到有意義的變化，就很需要充足的拍攝時間，以及需要協調拍攝的時間。所以一名記者手邊同時有兩到三案在進行拍攝，當其中一案卡關時，還有另外兩案可以推動。
＿從你先前從事影展工作、參與紀錄片製作，到現在擔任「另一種注目」的製作，我好奇目前的紀錄片觀看管道如此多元的情況下，你對於紀實節目的傳播環境有什麼樣的觀察？
吳凡：我剛加入《鏡電視》時，也問過到底公司是以 YouTube 的觀眾為主，還是以電視台觀眾為主這樣的問題。我們是有線電視台，但又有 YouTube 頻道，有時候兩者都想兼顧。我觀察公司的數據發現，「另一種注目」無論是在 MOD 或是 Youtube，都跟《鏡電視》的新聞台觀眾高度重疊——即 35 歲到 54 歲的男性是我們的主要觀眾。目前《鏡電視》在有線電視台的收視率仍不穩定，台灣觀眾對於新聞台已有各自的偏好，且我們在 86 台，並不是一個理想的頻位，但我們的確有一些節目的觀看數或收視率不錯，但整體而言《鏡電視》的收視仍是浮動的，我們目前對觀眾是哪些人的認知，仍是有些模糊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和分析。
老實說，我在製作節目時，並沒有太去思考觀眾是透過電視台收看，或者是串流平台收看，這樣的分別，但我們會參考剛剛提到的，主要觀眾是35歲到54歲的男性，以及對議題有興趣、喜歡高知識含量的觀眾，我們在內容製作上會比較朝這樣的方向去思考，比如題材選擇，我們會強調人物的故事性，或者更去凸顯內容背後體現的文化現象。我們也希望能夠符合所謂的「另一種注目」的精神，希望呈現的是比較少看到的題材，或者就算是同樣的題材，但我們會採取比較不一樣的角度跟切面來敘事。這是我思考觀眾的方式。
我們也會遇到不少挑戰，會有觀眾問我們為什麼都做這些比較硬的題目？比如解嚴、轉型正義之類的，會問我們為什麼不做飲食文化這些比較親民的題目。但對我來說，我從來不是去思考一個單一的題目親不親民，而是任何一個題目都去想他有沒有看點。我還是會考量收視率，可是我考量收視率的方式可能跟大家比較不一樣，強調的是這些內容有什麼獨特之處。這麼說好了，好比三一八事件，在當時都被定義為學運，太陽花運動，多數的人都只關注陳為廷、林飛帆、黃國昌，以及他們後來崩壞的樣子，但我覺得，那些並不是我們時隔十年之後再回頭來看時的本質性的東西。我想說的是，經過了近十年，有多少人是受到三一八的影響，有一整個世代的人是受到這運動的影響，這樣的題目我覺得我自己就會想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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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記憶318》 圖片提供 《鏡電視》「另一種注目」 |
我也一直很想做樂生療養院的題目，我覺得樂生運動這題不只是社會運動而已，它影響我們這整個世代非常多的人。這些看似的事件其實都不是單一的歷史事件，而是背後早已有各種長期的累積，只是我們不見得能夠看得清楚。所以「另一種注目」想呈現的也是這種主流觀眾沒有留意到的角度，我們想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
當然我們也有些題目看上去比較甜，稍微比較勵志一點，不見得像獨立紀錄片那麼尖銳，可能是我在紀錄片影展工作時不會選的片，但是我現在在不同的平台工作，對於影片的要求是不太一樣的。
＿你在《鏡電視》去年出版的報告中有篇文章寫道，你一直在思考「另一種注目」在現行的節目製作框架下，有沒有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製作形式？比如你提到公共電視沒有廣告破口，所以可以製作出相對有電影感的紀實節目；「另一種注目」可能有不同的條件與限制，我好奇你目前是怎麼看待「另一種注目」的可能性與限制？
吳凡：我覺得無論是電視或 Youtube 這個媒介，說實在的我們所有的影片很少會有觀眾從頭看到尾，從第一分鐘完整地看到第 24 分鐘的觀眾比例。一般來說，觀眾只要看到他覺得自己大概知道影片在講什麼，就不一定有興趣接著看完，廣告了就轉台，所以我們也試著要求節目的第一個廣告破口要抓在 12 分鐘，甚至是第 16 分鐘、第 18 分鐘都有；另外就是開頭一定要吸引人，特別是在 Youtube 這平台上，不然會留不住觀眾，最近我們也嘗試把片頭動畫拿掉，讓觀眾可以直接進入內容。我知道這些現實，但我其實並沒有真的因此要求記者們要做符合特定公式的影片，只是我會去思考這個部分。
因為產製期程的限制，我們現在會跟記者們討論一個題目可以做很多集，因為都已經花了時間做田調研究，如果可以把內容拍多一點、做長一點，都比獨立做兩套題目要省時間。如前面提到，開發題目最耗時了。所以我們現在有很多題目會剪成兩集，從不同的角度切兩集，但當然在播出時，我們也會煩惱要怎麼樣讓觀眾在禮拜六晚上九點看完一集後，禮拜天會去看另一集？這其實很困難。有時我們將影片上架到 Youtube 時，就會將兩集合成一部影片，因為從觀眾作為使用者的角度來看，他們看完上集還要再去找下集在哪裡，很麻煩。所以有的影片在電視台播映時是多集，但上架到 Youtube 後是完整版一起，例如關於鹿窟事件的《尋找蕭塗基》。
簡言之，我們有時候是在內容完成後，依據不同的播映平台再重新組合如何播出，而不是在內容製作時，依據不同平台來思考內容。如果我們真正要符合電視台的播映條件，就只能做出一集24分鐘的影片，但我還是希望可以拉出一些彈性，讓內容有不同的被觀看方式，不管是在有線電視或是串流平台，或甚至在影展，因為播映管道有不同的可能性，所以單集內容的時長也有空間調整。
我們也做了一些相對實驗的作品，這時候就會先走影展，後續再到電視台播映，當然收視率不一定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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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 《鏡電視》「另一種注目」 |
＿「另一種注目」推出後，在紀錄片傳統的產業活動中，比如影展，獲得不少獎項肯定。我好奇你怎麼思考影展或創投等場域，作為紀實節目拓展資源與展映管道的方式？
吳凡：我不是做電視台節目出身的，我從來沒有做過電視節目的製作人，那我接下「另一種注目」的任務時，只能想辦法用我過去所有的經驗來製作。例如報名影展、各種獎項，或是申請文化部的製作補助等，在還有委製的階段，我還參加過了許多國際的工作坊，例如 Docs by the Sea、韓國的 DMZ、Tokyo Docs 等，嘗試國際合製。可以多一筆資源去做影片滿好的，就是一種雙贏，所以我會想辦法去整合資源和連結。
總之，我做這份工作的關鍵就是把我自己的管道和資源做一個整合，越多資源整合在一起，就可以做越大的內容，每個單位也不需要出到那麼大的資源就可以有不錯的成果。「另一種注目」未來當然還是繼續嘗試這類整合性的、跨單位的，甚至是跨國的合作。雖然現在我們還沒有太多籌碼可談，但如果有任何這類的可能性，我覺得可以盡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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