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以作品《秉愛》榮獲「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YIDFF）的＜小川紳介獎＞之後，導演馮豔於今年5月17日再度以此片拿下2009年「第二屆華語紀錄片節」（又稱「采風電影節」）的第二名，她在受獎時一派簡短俐落的說：「我覺得在這裡就像回到家一樣。」
相較於日本山形影展頒獎典禮之盛大隆重（可參閱影評人林木材所寫＜那件根深蒂固的事：記2007日本山形紀錄片影展＞一文），對於分別參與過日本與香港此二次紀錄片節頒獎典禮的我來說，坐在香港藝術中心Agnès b.電影院裡為導演鼓掌的同時，我明白馮導演為何在此刻如此真心誠意地為華語紀錄片節「正名」。
因為這個紀錄片影展中所關注的任何面容、話語，都是來自如此緊鄰、如此熟悉的華人地區，而且我們也盡可能符合此影展創辦人張虹導演對於第二屆影展舉行以來的個人宏願，「中國天災人禍頻生，令人痛心，四川地震後的檢討和重建，可能會令社會有新的發展，新的思維；台灣政黨輪替，國民黨上台，亦該為社會帶來一番新氣象。香港身處兩岸之間，本身雖無重大的變革，但肯定會受兩地情況影響。這些新現象、新問題都有待紀錄片工作者為我們去探索、去了解，我們期望第二屆的華語紀錄片節上，會看兩岸三地最近的社會實況，讓我們加深了解，促進社會和諧。」
此行我扮演幾個身份前往香港，除了身為短片組入圍作品《春天的對話》黃琇怡導演親友團，陪同參與影片映後座談與頒獎典禮等活動之外，同時也帶著「台灣南方影展」策展團隊的要務，在現場與其他二地的紀錄片工作者交換創作心得。頒獎典禮在為期十五天的放映活動中，第5天便如火如荼舉行（恰好是大陸導演徐童那支倍受爭議的《麥收》所帶來的抗議事件隔二日，香港部份媒體已為此詳細報導，順手推舟地宣傳了這才第二屆的紀錄片節），我好奇地和琇怡私下討論為何影展在全數影片未播映結束之前就舉辦頒獎，當然這和我帶著一般影展幾乎都設有「觀眾票選獎」的概念去想像這個問題有關。
果不期然，一到戲院現場立即映証我的推論，頒獎典禮前一場播映的紀錄片正好是馮豔導演的《秉愛》，我揣測
或許影片能因小川紳介之名，帶來某程度的人氣，但整個戲院193席的座位數大抵只座滿七成（其中還未扣除稍後欲參與頒獎典禮的入圍導演和工作人員），這番光景在幾日後我再度拜訪張虹導演並請她為我解籤才得知，原因可能與香港人普遍只觀看劇情類影片的習慣有關，另外，香港觀眾對於紀錄片之所以不了解、漠不關心也是其來有自，本地大多仍屬追求功利、強調個人主義掛帥的資本主義社會，面對紀錄片裡被挑中被深化的小人物生活，對平民老百姓來說自不待言「這是你家的事」。在這樣對紀錄片可喻為「冷感」的當地觀眾而言，設置觀眾票選獎項的功能與意義還仍待主辦單位畢路籃縷的努力，以及需要有心人士對紀錄片發展與影像教育的長期規劃做起，才能真正落實華語紀錄片節這份微小卻也是全世界紀錄片影展一開始成立的心願：「推廣紀錄片的發展，以及增進觀眾對紀錄片的興趣」。
華語紀錄片節的籌措策劃在目前香港這樣的社會氛圍中，當然也就比其他當地影展的規劃更艱辛起來，「香港藝術發展局」是唯一挹注部份經費的官方單位，其餘皆依賴主辦單位「采風電影有限公司」的奔走籌款。采風電影公司的常設工作人員為二位，其中一位就是張虹導演，影展執行期間再另行約聘短期工作人員，以及招募愛好紀錄片創作的社會大眾或學生參與志工活動（聽說這群人比聽地下音樂的小眾更小眾）。這麼一個經費窘困的策展單位硬是生出方法，招待所有來自台灣與大陸的入圍導演住宿與來回機票費用，以及吃了幾頓道地飲茶。回台後我問過去年榮獲長片組亞軍的《某年》台灣導演林皓申，他透露第一屆影展甚至還擔起伴遊的角色，讓幾位不同地方的導演因為旅行串起友愛的橋梁。我覺得這樣簡簡單單的真好。
此屆入圍影片延續第一屆選片的傳統，以時間長短做分類，短片組一共入圍九部，其中來自台灣的精彩作品就有五部，包括被攝者在拍攝期間自殺，留下面面相俱的劇組人員劉怡伶《Joker 21》、聚焦在熱血女教師的教學日記之江金霖《我愛小魔頭》、由書信往返討論年輕人返鄉工作的黃琇怡《春天的對話》、賀照緹《薩爾瓦多日記》讓鏡頭由台灣紡織業的工人運動拉到異國工人的生活對照、運將伯伯也人手一機素人自拍的陳素香《轟拍港都》。最後香港評審把季軍（他們以季、亞、冠軍為頭銜）頒給《春天的對話》，亞軍則給《我愛小魔頭》。
為了理解其他地區觀眾對台灣紀錄片創作的看法，我全數出席並紀錄所有台灣影片的映後座談，其中不乏聽見一些有趣的提問；比如這幾部影片中QA率最高的江金霖作品《我愛小魔頭》，在映後座談當天，觀眾紛紛針對片中具教育熱忱的被攝者老師感到正向的欽佩與高度興趣（對照香港當地前陣子有教師因為不堪工作壓力相繼跳樓），事後還有觀眾私下前向導演詢問此被攝者教師的聯絡方式，打算要與同為教育工作者的父親前往台灣拜訪被攝者；也有觀眾在看過《轟拍港都》一片後淚灑現場，激動地與素香導演分享自己父親也身在碼頭工作，那背後不為人知的苦楚，以及碼頭工人子女對父親貫有的誤解等。
我試圖在這些提問中整理香港觀眾對台灣紀錄片的觀後脈落，得到一些小啟發：香港與台灣的生活素質較為相近，看似人民所得普遍優渥的香港社會，其實也存在著貧富差距的問題（我也曾在天橋下看見推車收破銅的阿婆），資本主義結構所衍生的文明疾病，一樣困擾這二地人民，於是香港觀眾在影片中所得到的，是一份與異地人民物以類聚的親密感，台灣導演片中的被攝者意外喚起香港觀眾內心的小宇宙，鏡頭中的人物在黑暗的戲院裡出現與他們面對面相遇，將他們心中那些不可說或無法說的聲音利用影像哇拉哇拉吐出來，之他們哭他們笑，是因為他們能從這些紀錄片裡接收到了屬於社會結構這一層次的生活共感。
長片組的入圍影片被大陸地區作品一掃而光，榮獲亞軍的馮豔《秉愛》、季軍的徐童《麥收》、冠軍是叢峰導演的《馬大丈的診所》，另外還有趙珣《兩個季節》、鄢雨《淹沒２．龔灘》、艾曉明《開往家鄉的列車》。2007年在山形影展不經意錯過秉愛，所以刻意來香港和她相遇，我愛極了歲月留在她身上的任何痕跡、從年輕叨絮到蒼老、挾雜在普通話中那幾句異常堅強的湖北腔調，以及曲終結束後散發出女性書寫的淡淡哀愁，這真是一份無所遁逃的力量，影像力道之深刻令人折服；另一部是即將在本月台北電影節播映的《麥收》，我在此便不為影片打任何廣告了，但倒是能就此片敘述一下香港觀眾（不論哪一派哪一方）對待影片播映的態度。
《麥收》第一場次開播之前，即有相關人士到場抗議，忿忿不平怒指導演缺乏紀錄片倫理的思考，使影片延遲播映一個小時，這場面火爆到使香港媒體趨前採訪；第二場次的播映我人剛好在現場，播映五分鐘前抗議人士即入座至前排呈現備戰狀態，影展單位亦請出類似保安的工作人員在現場以備不時之須，整個影院可謂風聲鶴唳。抗議人士代表在影片開播前夕，大聲朗誦針對影片裡作品對被攝者不公不義之事，並發放一份A4大小的白皮書給入場觀眾，由於條列過多超過影片開播時間，我身邊的一位中年香港男性觀眾便出聲制止抗議人士繼續進行。
這頃刻其他人倒還是安安靜靜地聽著羅列的控訴，保安也尚未輕舉妄動，但我嗅出大家內心難掩的興奮之意，包括他們對影片對導演說話方式的期待，因媒體報導前來一探究竟的期待，甚至是對為何足以造成抗議者不滿的任何畫面有所期待，幾乎坐滿八成的觀眾（比頒獎典禮還多）跟著朗讀聲蘊釀了一條道德臨界線，大家睜著眼、豎起耳朵，打算等待影片引發自我爆炸。
隨後再度惹怒戲院大叔的抗議之舉，是抗議人士精心策劃的行動，他們拿出聚光燈，打在影片播映期間出現的相關地址與性交易客戶的臉上。保安終於也按捺不住前往勸阻，這一場所謂香港的柔性抗議在我面前展開，影展單位、抗議人士、觀眾三方組合而成的「推拉」，硬生生中斷幾次影片播映。
幾次下來影片好不容易播映結束，顧不得所有留在現場的觀眾還會展開哪些活動，我和琇怡只想快速離開現場，心中的疑問慢慢浮現：第一，干擾影片播映是對影片、作者、觀眾最不尊重的對待方式；第二，香港觀眾對待「紀錄片倫理」的界線是設在哪裡、對紀錄片題材（此影展目前多是以議題為訴求）的「接受」定義為何；第三，香港社會是否也存在某種政治立場，恰好與主辦單位的選片機制是互相抵觸的（這部份張虹導演也回應在我的訪談中）；第四，我實在非常好奇此片搬到台北播映，並在導演開出的諸多條件下觀賞影片的台灣觀眾，會用何種態度切入影片…。
華語紀錄片節在我看來有一種「指示功能」，它為香港觀眾挑出一些餐單，當然這些菜色有人照單全收，也可能並非符合每個人的胃口，但「通過這些選擇的動作讓它獲得存在。」 （註１）三地的觀眾可能會因此跟著影展的入圍作品，更新對紀錄片的定義與自我偏好，並對華語紀錄片產生新的書寫與想像。對我來說，我透過影展在這裡看見的是香港具備正向、開放的創作之路，雖然第二屆沒有任何香港作品入圍競賽影片（讓主辦單位為此憂心重重），但她本身的地理位置其實能製造出百花齊放的議題選擇，並可以更宏觀的視野開創紀錄片發展：後殖民的、後現代主義的、中西與新舊兼容並序的東方觀點；而在創作的形式下，也不乏有獨立影像創作者在美學的探究上默默耕耘（「香港亞洲獨立電影節」辦了十二年之久）。
以劇情片創作為例，香港徐克導演曾說過，「香港沒有深厚文化基礎，反而造成香港電影的某種優勢、特色。另外，港片的高度動感與活力亦可算是文化特色之一，而動感正是全世界觀眾都樂於接受的電影要素。」 或許紀錄片不能任性地完完全全套入上述劇情片公式，但這樣一個生龍活虎的城市，一個文化交錯的聚合地，對於未來紀錄片在香港的發展，我絕對相信它正等待著創造自己。
註１：就像羅蘭巴特形容「筷子」的功能一樣。引用自《符號禪意東洋風》，羅蘭巴特著，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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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麥收》是以女性性工作者為主要內容，可參考郭力昕老師的文章http://tiff2009.pixnet.net/blog/post/2602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