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一批獨立紀錄片的製作人，包括段錦川、郝智強、張元、蔣樾、時間、王子軍等，在北京成立了「結構，浪潮，青年電影小組」，並在北京的高校內舉辦「北京新紀錄片作品研討會」。此舉象徵著中國的獨立紀錄片製作，已經從一種單純的文化創作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文化潮流，甚至成為一種文化運動，並具備了一定的政治反抗內涵。它做為公民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成分，不僅見證了歷史，而且在近二十年來的中國也發揮了應有的社會功能。
2010年5月1日至7日，在北京的宋庄舉辦了第七屆中國紀錄片交流週，薈萃了近年來中國獨立製片運動的優秀之作，也可以看做是整個運動的一個縮影。從放映的諸多獨立紀錄片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中國獨立紀錄片運動著重反映的幾類主要題材：
第一類是關注底層社會。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世人眼光多注目在繁榮都市和膚淺的社會表象上，而做為中國社會基礎的底層卻鮮為人知。一些導演就致力於把中國社會底層的真實面目呈現出來，具備強烈的「草根意識」。他們尤其關注弱勢群體的處境。
劉蘅的《回到達縣》就用錄影機記錄了四川達縣火車站鐵路中學初中一年級的一個班級中，那些孩子們的日常生活。片子以班上的紀律委員劉婷婷為主角，寫孩子們的成長。用導演的話說，就是要記錄下「孩子們的青春」。季丹的《哈爾濱旋轉樓梯》描寫了兩個家庭的生活：住在高樓上的一個母親與她面臨高考的女兒相依為命；樓下大雜院裡面，一對夫妻為他們沉迷網咖的兒子煩惱不已。高考，網咖，大雜院與旁邊的居民樓的對比，這些底層的瑣碎生活，是中國更加真實的一面。
羅麗梅的《藍靛廠》從另一個角度記錄中國的底層社會。1958年為了響應毛澤東「盲人要做到殘而不廢」的號召，各地都成立了一些專門為殘疾人設立的印染工廠——藍靛廠。導演拍攝了其中一家的現狀。這家工廠曾經發展到300多戶，但是隨著時代變遷，此地拆遷，成為繁華的商業區。原址只留下兩幢破舊的職工宿舍和20多戶盲人。在現代化和商業化浪潮的衝擊下，正常人尚且要艱難調整，這些盲人面對變局，會有如何的心酸和煎熬，又是怎樣承擔每天的生活？《藍靛廠》從殘疾人這個角度，讓觀眾看到的是底層中國很少被注意到的一個角落。
第二類呈現的是現代化和城市化過程中，人們的精神迷惘與探尋。
薛鑒羌導演拍攝的《火星綜合症》，從片名上就透露出後現代主義的審美取向。該片透過追蹤一個青年在北京的「北漂」（特指來北京尋找工作或者發展機會的外地人）生活，來刻畫一些心靈上的錯綜複雜的成分。其綜合症的組成，用導演的話說，包括了「私人世界、情感、自虐、同性戀、暴力、絕望、混亂、電影、強迫症者、英雄、孤獨主義」等等。如此繽紛的內心世界，正是外在的現實內射出的投影。
第三類應當說，更具有社會關懷，也帶有更多的思考成分，因為他們的鏡頭追蹤和呈現的，是社會轉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社會問題。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郭熙志的《喉舌》。影片在兩個平行的空間裡展開：一個是深圳的電視新聞節目《第一現場》，在這樣的單位裡，人們扮演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特有的黨和政府的「喉舌」角色；另一個空間中，還是這些「喉舌」們，下班後回到社會中，做為一個「非喉舌」，目睹城市的種種問題和生活百態。這部長達三小時十七分鐘的紀錄片，用導演的話說，表現的重點是「國家機構」，而我們都知道，國家機構本身，就是中國存在的社會問題之一。
導演郭熙志在中國獨立製片人中算是先鋒人物。他曾經領先拍攝了以國企倒閉、城鎮拆遷為題材的《渡口》、《遷鎮》，並以鮮明的立場表示「要用紀錄片這把刀直捅社會的心臟」，甚至針對獨立紀錄片的前途，喊出頗為激進的「反動（作者註：即反抗現行體制）是唯一的出路」的口號。這一類導演具有鮮明的社會介入意識，他們的鏡頭已經不是在記錄，而是透過記錄來表態。他們的表態，已經構成中國公民社會百花齊放的龐雜光譜的一部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說，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拍攝、放映和流傳，已經構成了一種社會文化運動。
當然，也有一些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把目光投向比較具有前瞻性的社會問題，比如同志議題。這方面比較活躍的紀錄片導演是范坡坡。他是「中國酷兒獨立影像小組」的協調人之一，曾經組織過同志題材紀錄片的巡迴播映活動。這個小組的成立本身，就說明同志議題已經成為獨立紀錄片運動的主打項目，這也反映出另一類介入社會的角度。本次交流週，范坡坡帶來的是《櫃族》，採訪了中國十幾位出櫃的同志，其中同志母親吳幼堅的人物刻畫，在同志議題的發展中也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運動比較關注的第四類話題，就是對於重大社會事件的側面紀錄。例如楊戈樞的《路上》講的是幾個卡車司機，從江蘇南通出發，運貨到貴州，結果遇到了2008年初那場大雪災。雖然片子本身刻畫的是「不斷出現的難題、煎熬的等待，以及男人之間的友誼的牢固與脆弱」，試圖呈現「非常態下的非常生活」，但是故事的背景決定了它也是一個紀錄，讓曾經發生的社會事件在歷史上留下「非常態」的紀錄。
類似的創作還有黃眉的《長川村小》。這部紀錄片是以汶川大地震為背景的，也試圖從更加深入的角度來記錄那場災難。鏡頭拍攝下的，是地震災區，甘肅安定地區長川村的小學在汶川地震之後的生活。真實的紀錄，讓我們看到很多其他媒介沒有觸及到的偏僻角落。這個小學，這些小學生本身也是汶川地震的受害者，但是由於地處偏遠，卻不為人所知。其中一位代課老師的陳述聽起來令人心情沉重：「我們住在這裡，卻沒有人知道。」導演黃眉說，她就是聽到這句話才決定把這部片子做出來的。
第五類是歷史鉤沉性質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獨立紀錄片運動主力人物胡杰的成名作《尋找林昭的靈魂》。這部紀錄片不僅把一個塵封了數十年的歷史人物重新挖掘出來，而且引發了現實中關於林昭精神的種種思考，充分體現了紀錄片運動的現實意義。其他的題材，還有反右運動，1950年代初的農村土地改革，以及慰安婦等等。第六類則是直接觸及最為敏感的政治問題的紀錄片。早期的包括1992年拍攝放映的《我畢業了》，處理的是六四事件，透過記錄參加過八九學運的學生在畢業時的集體悲傷和壓抑，來為那場被鎮壓了的理想主義運動做一次祭奠。比較近的例如《我們》，導演採訪了一些在國內的維權人士，讓他們面對鏡頭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並記錄他們在當局的迫害下的心態和處境。這樣的題材，不難想像是最危險的，但是也因此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以上勾勒的，是今天的中國獨立紀錄片運動一個大致的輪廓。比較需要提到的是，以往在宋庄舉辦的中國紀錄片交流週，主要資金來源還是國際文化機構的基金會，比如阿姆斯特丹國際電影節1998年創立的Jan Vrijman Fund；但是2010年的第七屆紀錄片交流週，贊助單位中已經出現了中國的企業，例如設計師丁勇創立的成衣公司達衣岩公司。從資源投入的角度看，這是一個突破，它表示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運動，在獲取資金支持的模式方面，已經從國際化轉為在國內直接獲取資源。這同時也是一個訊號，代表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在也許緩慢，但是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從獨立紀錄片運動中，我們其實更應當得到啟發的，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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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自由時報」文化副刊，感謝王丹先生同意轉載於紀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