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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F 真人圖書館／圖片 TIDF 提供 |
整理、編輯／陳詠雙、謝以萱
Q：你認為你在劇場的經驗，會怎麼影響你拍紀錄片的樣子？你是如何學拍電影的技術？
婉玉：我大學是政大廣告系，我們學校有實習單位是學拍片的技術，所以我基本是在學校學技術。大學拍《樂生活》的時候，指導老師是一位香港導演叫游靜，我覺得我拍片的概念是跟她學的。但當時學的東西其實跟我自己現在做作品沒有關係了，我拍黃大旺已經完全沒有照當時的做法了，所以到底是自學還是什麼，我覺得就是各方面的，可能因為唸研究所時期，我也接觸很多科技藝術的東西，我對很多事情感興趣，我也都有花一些時間去研究他們之間的語言跟思考邏輯等等，我覺得那些東西都有幫助到我，比如說剪接或是敘事的方式，但對我來說是我很好奇他們到底是怎麼想事情的，比如說，聲音藝術家，那麼抽象的東西，他們到底是怎麼感受到哪些東西是好？哪些東西是不好？哪些東西跟什麼是有關的？我對這些事情非常好奇，所以我有一年的時間在幫失聲祭做影像紀錄，他們是讓做聲音藝術的人發表的平台，剛剛提到的 Kandala Records，他們也辦很多即興音樂的活動，其實就是在跟這群人相處中，我對他們好奇，從中也在增長自己的感受力。
另外一塊是舞蹈的部分，我跟台灣幾個我欣賞的舞蹈工作者也有很長期的工作，基本上我也是很好奇他們是怎麼判斷，其實跟音樂有點像，都是相對抽象，但舞蹈有另外一個部分是，它很具體，是身體的語言。他們會找我做演出紀錄，可能大部分做演出紀錄的人都是當天去拍，拍完就走，可是我可能會在他們排練的時候就進去看，知道他們的過程是什麼，他們怎麼去調整，因為我自己也有劇場經驗，我可也會從比如身體的動力，或是肌肉的想像去看待我拍攝的東西，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我做電影的養分跟幫助。
至於劇場，我一直到很後期才知道，我接觸的劇場是非常小眾的一塊，他可能跟大家普遍接觸到的台灣大團是不太一樣的工作方式，我覺得那樣的工作上跟紀錄片很接近，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也覺得做廣告跟紀錄片很接近，他中間的關係其實就是對人的觀察跟想像，比如說在劇場裡你要去為一個角色寫角色背景，他生活中可能會發生什麼事呢？你要寫劇本的時候你要做這些想像，當然你在面對一個活生生的人，你其實也在想著他為什麼在做這些事情，這些是某種進情緒跟角色的設定，從廣告的角度就是我們在想我們的 TA 怎麼在想一些事，或是怎麼樣可以打到他的 insight，這些種種對我來說都很接近。
Q：在拍黃大旺的時候，你是怎麼跟他溝通的，他需要配合你做一些「表演」嗎？
婉玉：當時我跟大旺工作的狀況，常常是我把他帶到一個地方，我跟他說你想幹嘛就幹嘛，我想辦法去拍到，其實我不可能控制他。我有體會到一件事情，拍樂生院的老人、跟拍大旺，相對於其他做紀錄片被攝對象，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他們完全不會管你在幹嘛，而且不會受你影響，我的樂生活當時得到很多回應，是大家覺得你們怎麼可以這麽靠近他們，你怎麼這麼在他們生活中，但是其實我們真的還好，我們沒有遭遇到要想辦法讓院民信任你這種事情，他們完全沒有不信任你的那一個概念，所以我其實沒有體會到這個痛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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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抽搐》／圖片 林婉玉 提供 |
拍黃大旺其實也是，他是性格比較特殊的人，我只怕他太想表達支持我拍他，我常常要消耗他四五個小時的精力，讓他沒有辦法再去判斷我要拍什麼，他很怕我拍不到東西會失望，但我不希望他有這個念頭，我其實滿知道我想要拍到什麼，他就是在某個時刻完全忘記我的時候，那時候我就會覺得終於拍到我想要的，一段時間以後我就發現，一個就是我不可以訪談他，第二個就是我就是要消耗他的體力，或在他還沒睡飽的時候去找他。但是因為我都是一個人去面對他，所以其實節奏很好掌控，這也有點回到我一個人去拍紀錄片這件事情，跟一個團隊一起拍一件事情，我跟許雅婷是我們真的有很密切的工作關係，然後我們在拍這個片子之前，也有合作過別的事情，而且我們幼稚園就認識了（笑），我們有很微妙的緣分，而且我們兩個人個性落差很大，在那個情況下，還滿常可以互補，就算彼此意見不合也可以說好不要一起去拍。
但我在處理其他主題的時候，我其實就遇到很巨大的困難，我因為長期跟表演圈的人一起工作，我其實很想拍表演藝術工作者，但是，可能TIDF都聽過我好幾年的提案，每年都是類似的東西，每年都沒有進展，我遇到特別纖細跟敏感的人時候，因為太在意對方的感覺，而沒有辦法拍紀錄片，我現在還在思考這個問題，也許紀錄片並不是唯一一個選擇，這是我現在所想的。只是我常常在想這個念頭，但我看到一些東西，我真的覺得那個時刻非常棒，我還是會想要用我習慣的方式去拍，然後又被拒絕、又失敗，可是我現在覺得應該就是時間的問題，我沒有那麼焦慮我一定要馬上做出下一個作品，也許看似要轉行的危機⋯⋯我可能最近要變剪接師（笑），一開始有點擔心，但現在覺得當剪接師也是一個滿好的事是因為我覺得我生活圈非常文青，非常的都市小孩，其實我覺得我看見世界的面相非常狹窄，但在接觸別人的故事的時候，其實就有很多機會去看到不一樣的東西，最近覺得這些選擇也是好事。
Q：你說你高中就接觸劇場，也提過你幻想每年都會有劇場作品，但你現在職業比較靠近影像，我好奇為什麼你不是待在劇場圈？
婉玉：簡單的說就是劇場是一個沒有辦法一個人做的事，而我還沒找到跟別人合作然後可以順利工作的狀態，我覺得一起合作的人是誰有點重要，我還不太確定我要怎麼去尋覓。我覺得在台灣，目前狀態是拍紀錄片是在沒有資源條件相對還可以做的，而劇場它有一個很絕對的事是，一定要在某個時間點要做呈現啊！紀錄片你今年拍不完，明年還可以發表，前陣子也有在想這件事，我覺得很像一個時間軸，紀錄片可能是你還是跟很多人合作，你只是在不同時間點你跟他們分散的合作，你分散你的時間去跟他們工作。
但是劇場工作是，你必須在同一個時間開始，在同一個時候結束，而且我後來覺得這不是形式的問題，也有想過說，因為我心目中理想的劇場工作者，他們真的是需要某種程度的犧牲，極大的堅持與自律，才有辦法成為一個好的劇場工作者，可是我覺得我不是那樣的人，我沒有辦法，如果我沒有辦法，那我幹嘛還要做？但目前也不排除未來有機會做劇場。
Q：你開始做剪接工作以後，你對紀錄片這件事，有沒有不一樣的想法？
婉玉：我以前覺得所有電影都是紀錄片，但近幾年我突然發現好像不是這樣，確實有些事情是紀錄片不能做的，可是我覺得，紀錄片對我來說還是一個最有可能性，最沒有約束的形式，我覺得我應該不會拍劇情片，但我還是會拍有虛構內容的影片，我把它當紀錄片去做，這是我目前在對於自己未來創作方向的想像。
Q：你剛提到樂生運動十年，以運動來說它當然是失敗的，這些人也有一定程度的運動傷害，可是對於你來說，有沒有運動傷害，如果有的話會是什麼？
婉玉：我有運動傷害，可是應該隨著時間變化，傷害可以存在不一定需要處理，但我可以分享所謂轉淚點。我覺得身為紀錄片工作者在運動現場其實是一件很取巧的事，當你拿攝影機，就不會有人動你，當時心情就會很微妙，你看著大家在推擠，大家在被抓走，但沒有警察會碰你，可能他們會抓其他拍片人，但總之沒有人會抓我。在那同時要跟自己說，身為拿攝影機的人，現在拍下來是有意義的，也永遠都會有點掙扎的事。
2007年，第一次在運動中，有做比較激烈的手段，樂生運動有點像一段時間就會說「告急」「最後關頭」，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底線在哪，第一次有四個人絕食，我們在國民黨部前面，馬英九是市長，來七月天裡，有四個參與運動的學生或老師，開始絕食要到等馬英九出來談話，大概絕食了四天，在某一個時刻，大家很心灰意冷，我們已經做到這種事情，他們不理就不理，完全可以忽視你在門口，我們感覺力量非常微弱，可是已經有人送醫院了等等。
某一天，其中一個學生，他非常有意識的在大太陽下，突然跪在地上，讓太陽曬他，他就不講話，讓自己脫水，或許是期待喚醒一些關注，這時候就有一個院民，他把他衣服全部脫掉，在地板上打滾，老人是真心想要用這種方式去表達一切，不是要給誰看的。那是我參與整個運動以來最沒有辦法消化的事，從那之後我就開始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做什麼，到底怎麼判斷所有事情，隔天，忽然市長就要見面了，他講了兩句話，一切就好像沒事了，前面的四五天的痛苦，沒有地方放。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運動傷害，到現在比較知道當時心情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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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F 真人圖書館 001：林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