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TIDF 真人圖書館：林婉玉／照片 TIDF 提供 |
整理、編輯／陳詠雙、謝以萱
創作的啟蒙
我不是一個從小就對電影很嚮往、很有想像力的人。我高中時開始接觸台灣的小劇場，我是從劇場打開對世界的認識。剛剛分享的作品來自一個劇團叫柳春春劇社，導演叫鄭志忠，我在大學三年級時參與這個劇團，我們有固定的團練，但是當時都沒有演出。一個禮拜會有兩次團練，內容像是有拿啞鈴走路，一邊走路一邊分享最近發生的事情，中間會做些花式，就是一邊對話一邊做身體訓練。
那個時候，同時是台灣樂生療養院議題開始在社會媒體曝光的時候。我大四時，本來要和同學一起拍個很華麗的實驗畢業製作，但因為在團練過程中聽到鄭志忠分享，阿忠住在新莊，高中時進樂生療養院服務，他描述他跟院民之間的關係，還有從以前到現在做了什麼事，我印象滿深刻的，他參與這些事的方式是很個人的方式，他陪伴一個人生活的老榮民鮑爺爺，鮑爺爺鄉音非常重，幾乎沒人聽得懂他的話，阿忠每個禮拜去陪他幾個下午，幫他設定收音機的頻道，因為院民都沒有手指頭，他會幫他做一些機關讓他可以很輕易地按按鈕。
在劇團團練工作過程中我就在聽這些故事，也看到網路上一些關於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的文章，可是很奇妙的是，在看文章時，你完全沒有辦法想像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所以也不知道會有什麼感覺。當時我跟我的同學決定一起去看看，第一次的活動叫做《音樂生命大樹下》，我們就一起去，進去之後遇到的老人，每一個都像完全不會把你當陌生人，我有點難描述那個狀況，就是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的人和人的感覺。我們一進去的時候我們就決定我們一定要為這個地方拍東西。
關於樂生運動與《樂生活》
當時我們抱持一邊拍攝，一邊認識這個地方的心情，對我來說，其實我到這裡主要是因為劇場。那時候有一群劇場工作者組織樂生保留運動，共同發想可以怎麼為這地方做事。跟我一起工作的同學叫許雅婷，我們兩個決定不要參與任何一個團體，保持中立的姿態，好像能夠以大學女生很無害的狀態在裡面暢行無阻；那是我第一次拍紀錄片，我跟夥伴的工作方式是我們對每一件事都要有縝密的討論，比如鏡頭要怎麼擺、問問題的順序是什麼。我們都是從政大騎摩托車到迴龍，這一路上大概一個半小時，一台小五十ＣＣ，路上的時間都在一直討論，所以我們對外都會說這支片是我們兩個一起做的，它確實是一個雙導演的狀態，我們不管誰拿攝影機，都可以做同一個目標的事情。這次之後我就沒有遇過這種事情了。其實它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剪接的時候也是。
主辦單位希望我可以提人生的轉淚點這類事情（笑）。進入樂生療養院是非常重要的事，在這之前我接觸劇場也是重要的事，但我想先談樂生。
簡單來說，身為一個台北小孩，你從來不知道原來這麼靠近台北市的地方，竟然有這樣一群人完全被隔絕在社會之外生活五、六十年，對於一個生活經驗非常少的人來說，我當時在裡面體會到的是，所有對人權侵害的事，在這些人身上都發生過，但我其實有點難去想像這件事情，也覺得在拍紀錄片的過程中，你只能了解一部分的事情。那段時間的狀態，比較像我們藉由拍紀錄片，來更認識這個社會的某些事，但其實更多事情是在拍攝完之後才知道的。
樂生院民遭遇的歷史，對他們來講太稀鬆平常，導致我們在訪問的時候，他們是不會說的，因為他們覺得這很正常，有幾件事情是我在拍的時候我不知道的，比如說我的主角他的骨頭被切斷是因為醫療疏失，醫生誤診，導致他的手是斷的、會軟軟的。我原本以為是麻風病的關係，拍完片之後再去問他，他跟我們講醫生誤診之後人就消失了，所以他也找不到人，他覺得過去就算了，但在我心裡是很大的衝擊。關於參與社會運動又是比較複雜的心路歷程，我覺得這個會有點關聯到為什麼我中間會這麼久沒有拍片。
樂生活 Life with happiness / 2006 from Jessica Wan-Yu Lin on Vimeo.
2006 年我拍的那部片叫《樂生活》，之後的幾年間，樂生被拆了一大部分；2016 年達到三方共識，國發會、捷運局、衛生署，他們同意變更目前建設的方案，這個方案的變更是希望恢復原本的地貌，然後捷運在地底下通行的方案，但目前的狀況是雖然三方同意，但沒有一個行政單位下一個指令開始執行。
看似是曙光，也可能是永遠不會發生的事。但曙光發生的片刻，我冒出一個念頭是，想要再拍十年後的樂生療養院，可能是那個曙光給我一點力量去回頭看這些事情，因為它可能是曙光，所以去拍的時候不會很痛苦，覺得人可能都要迎向光吧。
《樂生活》在 2006 年發表，自己這樣說好像有點不要臉，但它當時確實是橫掃影展，當然也因為議題的關係，比較被注意。當時大概有五六組團隊在樂生拍片，但我完全感覺不到大家有任何衝突，就算我們拍同一個人，也不會有衝突，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況。樂生療養院的運動確實是一個非常無私的運動，就我經驗來看。但是在這個狀況裡，我還是因為自己很不了解社會的運作等等，也很難處理自己對社會不滿的時候的心情；去做抗議時，如果不會得到回應該怎麼辦，以及拍紀錄片到底有沒有用這件事情。
當時我們把影片給了樂生保留自救會，讓他們義賣；可是我跟我的夥伴，我們拍完之後，第一個決定是不要再繼續合作，我繼續唸書，去交大唸應用藝術研究所；有段時間我會參加遊行，可是我拿不起攝影機，這其實有很多原因。就紀錄片這部分而言，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認同自己做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因為那時候會有很多聲音，比如：你要不要來當立法委員的助理。當時樂生有很多不同組織在裡面，大家用不同的方式為這個地方做一些事，每個人都希望你可以加入，但每種方式對我來說都是我很難想清楚的方式。
當時有一個我認識滿久的前輩他跟我說：「進與出，都是藝術，都是情感」，他寫了這幾個字給我，因為我跟他講了我對參與這件事情的一些困擾，好像有得到某種釋放，也就接受自己去唸書，沒有繼續去樂生。後來比較能認同自己的地方，是《樂生活》最少最少它還是做成一個宣傳片的功能，它片長 29 分鐘，適合出去座談時放映，它是一個很快可以讓所有人得到一點資訊的工具，當然那支片子可能有更多東西，但因為這個工具的利用價值，讓我覺得拍片還是有意義的。
 |
| 《台北抽搐》／圖片 林婉玉 提供 |
關於黃大旺與《台北抽搐》
中間隔了很長一段時間，隔了九年我才拍《台北抽搐》。一部分是因為我一直在劇場工作，我沒有覺得自己離開劇場，也沒有覺得自己拍了樂生就成了紀錄片工作者，但中間就是做了很多各式各樣的事情。
有一段時間我很認真在做演員訓練，這個原因是我想拍片但我不知道怎麼去指導演員，但我又不是科班的，我覺得我好像需要自己去經歷那個歷程。花了兩年時間上很多工作坊，自己梳理、組織很多關於表演或劇場的想法，就在某個時刻我覺得我好像想通了。那個時刻比較像是我好像理解了自己在尋找的事情是什麼，它似乎不是形式的問題，而是我希望可以藉由某些方法來講一些可能很稀鬆平常的事，藉由某些事情來處理自己的情緒、自我了解，並跟這個社會做一點對抗。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比較邊緣的狀態，雖然我的家庭背景在我成長過程的社會價值下並不是一個邊緣的存在，但是，一直以來都比較沒有找到夥伴的感覺。在這種心情下，遇到了黃大旺這群人。當時比較有趣的狀況是，我們當時大概有四五個人，然後，我有接觸過一點點台灣劇情片的工作，當時我覺得自己非常不適合那個環境，我從小就覺得自己想要創作，但要進入這個行業卻遭受很多挫折，因次對自己失去信心。
我聽說現在拍片環境好像有好一點啦，可能那時候運氣比較不好一點吧，又不太願意去順著家裡的期待，以及還不想放棄自己的狀態。遇到黃大旺時，他當時正好要從日本留學的狀態，回到台灣，人生第一次有一個正職工作，卻不到一年就被解僱，他在嚴重憂鬱症的狀態裡；我們另外一個朋友他是唸政治學的博士生，對於長時間作為學生沒有辦法賺錢養家，他也非常焦慮，他同時是一個吉他手，喜歡前衛即興音樂，他創了一個唱片品牌，邀請了黃大旺參與，邀請我去幫忙拍照、做紀錄；還有另外一個朋友他原本是獸醫，他很想拍照，他就轉換跑道，從零開始做一位平面攝影師。
那段時間我們就是一群沒有收入的人，很喜歡聽黃大旺胡說八道，他常會講很多故事，就在那些可能一起去爬山之類的，就會聽到他開始編造一個故事，在那個過程中，我自己看見很多很劇場性或是很戲劇性的東西，我覺得很好看，很欣賞這樣的東西。不過確切要決定拍也是想了很久，因為我知道做紀綠片是一個非常長時間、非常花費心力一切的狀態，如果我不願意付出，我覺得不要做，當時我有點想用《台北抽搐》這個機會作為一個自我肯定的過程，我一定要逼自己做到我自己喜歡的東西，但我其實對於台灣拍片圈、紀錄片圈，或是大家到底是怎麼在運作，這一切是完全沒有概念的，所以比如說片長、比如說我的第一個首映要給誰，我根本沒有在想這些事，當時是抱持這種心情在工作的。
 |
| 《台北抽搐》／圖片 林婉玉 提供 |
我能做什麼，我要什麼樣的生活？
樂生在台灣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在台灣可能算是近代最重要的學生運動，但是基本上，有些人比如看院民好了，可能必須要搬家，他的腳就被鋸掉了，有些人一定因為住到新大樓裡，變成他身體狀況急速退化，這些事情都不可逆，所以，我現在對於這些事情的想法比較是，不管怎樣我就是會支持這件事，而我對於目前我可以提供的方式，就是拍片吧。
這些人中有些人成為記者，有些人在一些政黨工作，可能有些人已經離開了，因為我們都說在當時的這些人，都有運動傷害，可是大家怎麼去處理這些事、怎麼面對這些事，有很多種方式。但我已經下定決定是，我覺得我不是一個社會運動的人，但我會盡可能用我可以做的方式去參與，我在新竹唸書的時候，就會想說明天早上六點，警察要去貼公告，我要不要衝回去呢？就在宿舍看網路轉播，我還是坐了客運回去，類似這樣，可以做的事情也就類似這樣。
最近在想當時拍了很多 DV 帶，我該怎麼轉出來？好像反而是十年後我們看當時留下的東西，它變得超級珍貴的，我們那時候還拍到院民裡面的反對的力量，因為院民是生活了五六十年的人，裡面其實就是一個小社會，有各種愛恨糾葛，我們甚至拍到了一些當時不願意放到正片裡的，是因為比如他會說，我們就是不應該害人，我們不應該讓新莊的學生沒有車坐，我們本來就是該被淘汰的人，會有一些人會是用這樣的方式面對，我在拍的時候就會想：這個放出去到底是對他好，還對他不好？但後來當時年紀比較小的時候，都還是做一個比較安全的版本，沒有這些很爭議的東西，後來講這個話的院民自殺了，但可能跟抗爭沒有關係，可能是他私人的原因。十年前其實有很多大家對於未來的想像，已經都出現了，這是為什麼好像想要回去繼續拍的原因，可能能力或資源也有比較好吧？所以有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可以再補充一個最近聽到的故事，有一個參與運動的女生，2010年左右到樂生，她沒有看過樂生以前的樣子，可是她卻願意在樂生留這麼長的時間，她現在住在中部的城市發展社區運動。前陣子回樂生拍片，她總是坐第一班車上來幫我們。我覺得她是很清楚她想要做什麼的人。她對我說：「可能這就是樂生活吧」，這就是一個她在想生活是什麼，所以她願意過這樣的生活。她可能一天之內要苗栗台北台南去做講座，她就這樣跑來跑去。我覺得大家進來這個議題，一定都有各自的原因，有些人是自己找到家庭失去的東西，我覺得那是很複雜的，當我聽到她在想生活是什麼，我就覺得似乎就是我想要拍紀錄片，或是我想要藉由創作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也是同一件事吧，其實也在想人活著，你在追求的活著是什麼事情，這也共通了《樂生活》、《日常對話》以及《台北抽搐》。
*「TIDF真人圖書館」為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DOC U 種子志工計畫」系列活動之一。歡迎加入TIDF DOC U 志工，免費觀賞、線上借閱更多紀錄片工作者的故事。
延伸閱讀
TIDF 真人圖書館 001：林婉玉 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