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水消融的季節》After the Snowmelt/羅苡珊作品 |
文/Yawi Yukex
觀看紀錄片時,不少觀眾應該都會在影片前半小時內,逐漸形成對作品的「定調」,這個調性主要來自於作品所採用的呈現方式及風格,這種「定調」影響著觀影的視角,以及如何帶領觀眾深入創作者所建構的世界觀。
典型的紀錄片風格之一是以大量訪談引領觀眾走入核心敘事,作者也可能藉由這些訪談,有意識地推進影片要傳達的重點。對於優秀的創作者而言,如何在大量訪談素材中找到重點,並持續為觀眾帶來對主題的不同視角,是一項重要的挑戰。這種風格讓影片充滿活力,即使主題重複,觀眾依然能感到新鮮,且能更深入主題。
而另一種紀錄片則依賴畫面構築情感,用簡潔的鏡頭緩慢推進故事節奏,不緊湊、低語速的風格讓觀眾得以沉浸其中,並留給他們充分的時間體會畫面中的細膩情緒,這種作品的表達可能並不依賴單純的敘事或解釋,而是旨在塑造某種氛圍,甚至是美學上的探尋。只有具備某種共鳴的觀眾,才更可能領會這類作品背後的深層涵義,而本片《雪水消融的季節》(After the Snowmelt)屬於這種類型。
《雪水消融的季節》After the Snowmelt |
2017 年,臺灣登山愛好者梁聖岳與劉宸君在尼泊爾登山時遭遇大雪,被困山中 47 天。當救援隊趕到時,梁聖岳奇蹟生還,而劉宸君卻不幸遇難。這段求生奇蹟創下紀錄,也迅速引起全球媒體的關注。對於導演羅苡珊來說,這段故事更帶有難以忽視的私密情感。當時,他原本也計劃參與這次登山之行,但因病無法成行,錯失了與朋友共同經歷這場生死。這份「缺席」的遺憾成為導演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契機。
隨著拍攝的深入,羅苡珊逐漸意識到,自己未能參與的遺憾在內心激起了另一層傷痛,他在拍攝中不斷探問自身,才發現這種不在場的缺憾在他心裡已經根深蒂固,成為一種需要療癒的創傷,導演並不打算讓這部紀錄片僅僅是對逝去友人的悼念,而是希望通過拍攝來試圖走出創傷,進而療癒自己,這也成為影片情感深度的重要來源。
在影片中,羅苡珊原先並未將自己的創傷情感強加於梁聖岳,而是將彼此的經歷放在不同的鏡頭與旁白中呈現,尊重創傷的多樣性與個體差異。對梁聖岳來說,他的創傷來自於「在場」——他親歷了生死一瞬,面對了自身脆弱和死亡的威脅;而羅苡珊的創傷則源自於「不在場」的無力感與悔憾。他無法親身陪伴在友人身旁,這種缺席的遺憾在他心中生成了強烈的情感悔痛。因此,羅苡珊未試圖讓梁聖岳以同樣的方式去面對創傷,並能清醒地察覺到:「聖岳的創傷跟我的創傷是完全不一樣的。他的創傷是來自他的『在場』。」
隨著影片推進,梁聖岳在鏡頭前逐漸顯露出一絲不耐,甚至在某個段落中,他與羅苡珊之間似乎形成了微妙的對質。這種對質不僅是對創傷處理方式的分歧,也讓觀眾更深刻地認識到,創傷的解讀本身就具備多樣性。這種差異引發了我對紀錄片拍攝倫理的思考:在私電影的情境下,導演究竟該如何平衡自我敘事與被拍攝者的意願?當聖岳後半段在影片中幾乎消失,這一選擇讓我不禁對羅苡珊的素材挑選產生質疑。導演是否過度狡黠,過分引導觀眾的理解,甚至利用了被拍攝者的情感。
《雪水消融的季節》After the Snowmelt |
《雪水消融的季節》這部紀錄片是一部典型的「私電影」,其敘事手法以導演個人視角為核心,拍攝對象也多是導演摯友。私電影的敘事方式使影片充滿了真實的情感,讓觀眾更貼近所有被拍攝者。羅苡珊在片中探討了自己與劉宸君、梁聖岳的親密關係、創傷的處理方式及療癒過程,使觀眾不僅看到事件表面的真實,更深入情感的縫隙。觀眾彷彿被拉入一個真實的情境,在這個情境中,影片敘述的不僅僅是事件,而是透過事件展示了人與人之間的複雜情感。
此外,導演選擇了許多極具個人意義的素材,來表達對友人的追憶與自身的情緒延伸,片中並沒有大量使用救援隊的影像資料,也沒有依賴新聞報導的旁白,而是用更加私密的片段串聯全片,例如共讀書籍的錄音、同校而穿的校服,以及友人遇難前所住過的村落與樹洞。這些細節讓影片充滿了一種溫柔的敘事質感,向觀眾傳達出導演內心對摯友的複雜情感。
《雪水消融的季節》After the Snowmelt |
羅苡珊在拍攝過程的後半段,決定重返尼泊爾,親自走訪好友宸君遇難的山洞,以彌補內心對於缺席的遺憾。他在陌生的村落和文化中試著找尋宸君與聖岳所經歷的一切,試圖通過親身經歷那段路途來理解宸君的最後旅程。
然而影片中的尼泊爾村落鏡頭,對我來說更像是帶有民族誌電影的況味,這讓本片原本強烈的私人情緒漸漸被沖淡。許多鏡頭對我來說,無法讓導演真正感知到宸君與聖岳當時的心境,因為時間無法倒退,那段在村落的記憶也只屬於宸君與聖岳,導演所看到的不會是友人的「看見」,而只是他自己的「看見」。
尼泊爾山上的村落文化和生活邏輯本質上與影片中的情感需求背道而馳。導演或許是在想像友人在山難前曾看到相似的景象,但這種假設本身就充滿矛盾。對當地村民而言,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對登山客來說,山更多是一種挑戰和探索。導演在這段拍攝中是否過於依賴自己的情感代入,而忽略了文化的本質?這一問題也讓我對紀錄片的私密敘事有了更多思考,是否導演在這裡的主觀情感過於強烈,以至於我原本都相當信服的私人情緒因此分心了。
《雪水消融的季節》After the Snowmelt |
影片結尾,羅苡珊選擇艱難地進入當年好友宸君和聖岳被困的山洞。他試圖真實地感受友人當時的情境,想要經歷了宸君和聖岳在 47 天中的掙扎,這段親身經歷的重現,使影片的情感與敘事達到最高峰。導演在這段探尋中找回了影片最初的情感核心,彷彿跨越時間的隔閡,與逝去的友人進行一場心靈對話,於我而言,這種真實的情感終於再度回到影片中,讓觀眾感受到導演面對創傷的勇氣。
山洞中的這段影像,在影片結尾重新建立了與觀眾的情感連結,使影片調性回到原來我所期待的和諧。此時,羅苡珊在這一刻將自己的「缺席」用別的形式轉化為「在場」,試圖用這段親身體驗彌補當初未能陪伴友人的遺憾,讓影片的結尾達到了情感上的完整性。
這部私電影呈現了導演自我療癒的過程,同時也讓我會去思考紀錄片倫理的界線到底該怎麼處理。當導演在表達自己的情感時,他無意間對拍攝對象施加了某種情感壓力,儘管影片展現了極具感染力的私人情感,但或許也提醒我們紀錄片創作中的微妙平衡:如何在個人表達與他人尊重之間找到一條更為合適的路徑。
爬山以及旅行,是三人化解存在危機的方式,亦是他們之間的重要情感基礎,不可避諱地我認為這部片依舊是部精采的作品,然而,到了影片的後半段,我更在意在尼泊爾那時常面臨登山客的村落居民怎麼形塑他們的認知,以及,聖岳該怎麼面對他現有的「創傷」?諷刺的是,後者這個問題,終究仍是觀眾旁觀著他人的悲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