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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奇女伶高菊花》／圖片提供 TIDF |
文／Maja Korbecka（孔敏）
《傳奇女伶高菊花》（LA PALOMA）揭示了電影製作作為一種「關懷」的方式，從倫理問題的處理，到生產歷史知識的工具。
在台灣紀錄片《傳奇女伶高菊花》的開場中，我們看到一位老年女性的特寫。看著她精緻的妝容與優雅的皮草帽，我們想像她是精心打扮、穿著最好的衣服出現在鏡頭前的。直到鏡頭停留在她的手上——皮膚薄如紙張，而肌肉卻隱約呈現出一種奇異的腫脹——我們才開始意識到她生命經驗的重量。一個男人——假設是導演盧元奇——從鏡頭外伸手，為她戴上耳機。他的行為顯得充滿關懷。同時，我們可以想像導演透過分享這首歌，喚起她對遙遠過去的記憶，並由此啟動影片的敘事。這種充滿關懷的行為，是為了誰？為了什麼？是為了這個女人？為了過去？為了事實和正義嗎？還是為了當代社會？觀看《傳奇女伶高菊花》時，我不斷回到這些問題，因為在紀錄片創作中，答案從來都不簡單。尤其是在一個許多人忙於建構國家認同、並對過去作出評判以確立理想未來願景的社會中。
《傳奇女伶高菊花》講述的是高菊花的故事：她是 1950 至 1960 年代台灣一位頗受歡迎的原住民歌手，以派娜娜為藝名。她在夜店演唱拉丁與美國歌曲，以支持家庭生活因為她父親高一生被國民黨政權在白色恐怖時期處決，留下一個家庭主婦和三個孩子，只有大女兒高菊花有能力養家糊口。導演盧元奇透過檔案資料以及對高菊花家人（主要是其小女兒施紹玲）、朋友與不同研究者的訪談，重建她在威權體制下的生命軌跡。
儘管許多白色恐怖倖存者的敘事以男性為主，《傳奇女伶高菊花》則揭示了女性所經歷的迫害與恐嚇經驗。影片呈現國家如何將女性身體工具化，將其納入冷戰時期心理與情感戰爭的機制中。在這意義上，《傳奇女伶高菊花》也展現了電影製作作為關懷實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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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菊花的胞弟高英傑／《傳奇女伶高菊花》 圖片提供 TIDF |
關心的特質
瑪麗亞・普伊格・德拉・貝拉卡薩（María Puig de la Bellacasa）在其重要著作《Matters of Care》（暫譯：關懷的問題）中，寫道：「關懷可能令人愉悅，也可能令人痛苦；它可以帶來善，也可以施加壓迫。它對人類以及無數生命形式的根本性，反而使其更容易成為控制的媒介。但什麼是關懷？它是情感？道德義務？勞動？負擔？愉悅？一種可以透過實踐學習的能力？還是一種我們只是去做的事情？關懷意味著這一切，並且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中，有著不同的意義。」（註1）
在中文語境中，「關懷」同樣呈現出複雜的意涵。許多與「關懷」相關的表達都包含「關」這一字，如「關懷」、「關心」；另一些表達則強調「在」，如「在乎」、「在意」，但這些詞語也常帶有不安或受損的語義色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關懷」在隱喻層面意味著「關閉」內心，與「開心」（「打開內心」）形成對照。在這樣的語義結構中，「關閉」究竟意味著焦慮與警覺，還是一種必要的補充機制，使「開放」得以成立？無論如何，「關閉」都指向某種「控制」。正如關於中國電影中關懷研究的特刊編輯所指出的，關懷既具有生產性，也充滿矛盾：「它可以維持、保護與修復，但也可以控制、排除，並再生產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註2）
例如，在電影拍攝過程中實踐關懷倫理，既可能產生正面的效果，也可能帶來負面的後果。電影劇組出於對某類故事或人物的關懷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卻常常預設自己知道如何再現這一環境、理解片中人物的需求，並代替他們發聲。儘管這種介入源自於善意，但若缺乏反思，便可能扭曲當地社群的真實經驗，甚至進一步剝奪他們的主體性與話語權。這種情況在劇情片中較為常見。
紀錄片因為直接面對拍攝對象，受攝者能夠在鏡頭前表達自己的觀點。然而，紀錄片創作者在後製剪輯中仍掌握著素材的選擇、組織與呈現方式，因此最終作品仍不可避免地體現了創作者對現實的建構與控制。當然，每位電影創作者都會決定拍攝對像在影片創作過程中具有多高程度的合作性。 《傳奇女伶高菊花》中，創作者已經盡可能以細緻、尊敬的方式對待主角。但即便如此，影片仍能讓人感受到創作者與高菊花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距離。
這種關懷的曖昧性，在《傳奇女伶高菊花》中被清晰地呈現出來。高菊花的故事被用來形塑當代臺灣的國族認同，而受訪者的敘述同時也暴露了公共領域中持續存在的保守主義與偏見。高菊花在國民黨情報行動中被迫與外國男性發生性關係，以及在父親被定為「國家敵人」之後，因羞恥與困境而逐漸形成的酒精依賴——這些經歷在紀錄片中的當代受訪者眼中引發了悲憫。然而，情感並不止於此。另一個是高菊花常提及的「難為情」，反映出她因政治因素而長期走進絕路，卻仍不得不繼續生活。無論在哪一個時代，他人都難以真正理解她的處境。尤其是在當代，這種距離感透過細微之處浮現：例如進行家訪的醫護人員對高菊花濃妝的評論，暗示這樣的妝容已不符合今日崇尚「自然裸妝感」的審美；又如她的女兒在朗讀國民黨檔案中將母親描述為「道德敗壞」時，嘴角流露出的一絲輕笑。冷戰框定為「落後時代」的遺跡，使它成為當代進步敘事中一個被道德審視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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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菊花的小女兒施紹玲／《傳奇女伶高菊花》 圖片提供 TIDF |
被遺忘的歷史
《傳奇女伶高菊花》既講述過去，也映照當下。它不僅討論臺灣的權力結構與歷史記憶，也意外地延伸至另一個與片中主角命運交織的國家——波蘭人民共和國。影片在此揭開了一段長期被遺忘的歷史。作為一名出生並成長於後共產主義時期波蘭的人，我對這段歷史幾乎毫無概念。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一時期長期以來在公共論述中被視為禁忌，並始終受到政治偏見的塑造。
高菊花無意間捲入了國民黨對中波合資企業「中波輪船股份公司」（Chipolbrok）兩艘船舶的劫持事件。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禁運之下，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下，這兩艘船仍肩負著往返中國與世界各地、運輸重要物資的任務。國民黨劫持船隻後，不僅沒收船上的貨物，也試圖說服船員留在資本主義國家——亦即他們口中的「自由世界」。高菊花則被迫與一名波蘭船員建立戀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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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菊花的生活日記／《傳奇女伶高菊花》 圖片提供 TIDF |
觀看《傳奇女伶高菊花》之後，我開始查閱有關中波輪船公司的當代研究資料，並意識到國民黨對「共產主義波蘭」的認知充滿誤判。這種誤判源於冷戰時期支配世界觀的簡化二元結構，並且至今仍影響著當代對世界的理解與建構。事實上，船上的水手並非全都是共產主義信仰者或共產黨員。其中一部分是戰前便已開始航海生涯的專業船員，他們的政治認同有時反而更接近設於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另一些人只是盡忠職守的普通勞動者；還有不少人則是機會主義者，試圖利用新成立的波蘭人民共和國為自身謀取利益。
片中與高菊花建立關係的，並非政治指導員（波蘭文：instruktor kulturalno-oświatowy，KO，即文化教育指導員，負責船員的意識形態教育、道德紀律，並向中央回報船員的思想與行為），而是一名二副輪機工程師。他獲得國民黨方面較為優厚的待遇，綁架事件發生數月後最終返回波蘭，因為政府透過獎勵與強制並行的方式促使船員返國。這樣的安排旨在強化共產國家媒體所宣揚的意識形態敘事——即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然而，我們始終難以判斷，這名男子對高菊花，抑或對他在臺灣的那段經歷，究竟懷抱著何種真實的情感。
是否應該保持距離
圍繞中波輪船公司的這條支線敘事，促使我撰寫這篇文章。同時，我始終記得胡鵬南、派翠西亞・皮斯特斯（Patricia Pisters）和高傳雲（Jeroen de Kloet）提出的一個問題：「作為學者，我們也必須反思：批評的關懷在哪裡，又如何發生？批評，通常意味著保持距離，而關懷，則將事物拉近。那麼，在觀看與分析電影時，我們如何認真對待自己觀看電影時的感受？我們又如何在觀看與學術實踐中實現政治性的關懷？」（註3）
在我看來，影片中最令人難忘——同時也最令我感到尷尬與困惑的一幕，是研究者林蔚昀老師在講述國民黨對派娜娜的壓迫時，突然無法控制地哭泣。觀看這個鏡頭時，我不禁聯想到二戰後中國大陸的「訴苦運動」（speaking bitterness），以及電影對這場運動的重現，例如《姊姊妹妹站起來》（1951，陳西禾導演）；更何況，該片同樣涉及女性性勞動與性剝削的議題。我不斷思考，林蔚昀的情緒究竟源自對派娜娜的關懷，還是源自對臺灣民族主義的關懷。
她特別強調，高菊花在波蘭檔案中被稱為「中國人」。然而，波蘭文中的「chińska narodowość」並不必然指涉民族認同，而更多是指國籍。高菊花確實是中華民國公民。此外，Chipolbrok 的船員接受的是航運與船舶操作的專業訓練，並不熟悉東亞各地的文化現實，包括其合作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與社會習俗。這種知識上的不足，同樣存在於負責撰寫報告的文化教育指導員身上。主要的問題是：為什麼盧元奇導演決定在影片裡剪入那麼長的林蔚昀老師哭泣的鏡頭呢？這一場景仍給人一種過於表演化的尷尬感受。
影片中最安靜地講述派娜娜故事的人，是她本人與她的女兒。兩位女性面對創傷——前者回憶起被國家利用的經歷，後者則回憶起在照顧患病母親時所經歷的恐懼與孤寂。高菊花直視鏡頭，仍然保有流行歌手的氣質，並在某種程度上完全掌控著自己的敘述。在影片最後的場景中，她演唱了拉丁經典歌曲〈La Paloma〉。她的聲音沙啞，甚至近乎吶喊，讓我聯想到拉丁美洲傳統民歌〈La Llorona〉的演唱方式。這首歌源自墨西哥民間傳說中關於復仇女幽靈的故事：她因溺死孩子而徘徊河岸、持續哀悼。派娜娜，因此顯現出一種對穩定的關懷、身份認同或國家歷史敘事收編的抵抗。她是一種無法被國家、受害者或歷史再現等框架完全容納的人物。相反，她的故事揭示了我們所處世界的複雜性，並指向另一種理解周遭現實的可能性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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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菊花／《傳奇女伶高菊花》 圖片提供 TIDF |
註1：參閱 Puig de la Bellacasa, María. (2017). Matters of Care: Speculative Ethics
in More than Human World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註2：參閱 Pengnan Hu, Jeroen de Kloet & Patricia Pisters (2026) An introduction to caring Chinese cinemas. In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DOI: 10.1080/17508061.2026.2663681
註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