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訪談蔡崇隆（一）

訪問／傅榆（以下簡稱傅）  訪談時間：2007年7月

    

傅：請先自我介紹（學歷、工作背景）

蔡：1964年生，我在苗栗出生彰化長大，大學是唸政大法律系，後來唸了四年以後，就唸輔大大傳所，畢業以後到報社去工作。大概學經歷就是這樣。

傅：你本來是唸法律系，為什麼之後會想要轉到傳播？從你以前接受過的訪問來看，就是你對司法界的印象不好，然後轉為對弱勢族群比較有興趣。

蔡：好，ＯＫ，我先講好了，我算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的家庭出生的，我爸爸是土地銀行的公務員，我媽是家庭主婦。其實我爸的工作對我後來的生涯也好，生命選擇也好，有很大的影響。可是那個影響不是說告訴我以後要做什麼，那個影響是因為他是一個一輩子奉公守法的公務員，他就從基層幹起，然後後來做到襄理退休，大概做了四十年。

可是因為他自己可能情感上的問題，他跟一般公務員不一樣，他養了兩個家庭，所以他經濟負擔很重。所以我看到他其實一輩子就是蠻辛苦的，然後生命沒有太多的選擇，他就是必須一直走這條路下去。我不知道他自己對自己的工作有多大的認同還是怎樣，可是我看到就是一個四十年如一日的公務員。

那個東西在我成長過程中我印象很深，他會讓我產生一個感覺，我以後不想做這樣的人，因為我會覺得那樣子有點恐怖。至少我在工作上，公務員第一個就被我打叉了。所以你剛剛問說我唸法律系，後來沒有走司法界這條路，我一般對外都是說那時候的司法界很腐敗，我覺得我進去也改變不了什麼，所以我沒有什麼興趣。其實還有一方面是我成長過程裏面，從我爸身上看到雖然他很穩定，可是他這樣的職業選擇我沒有興趣。

然後你剛剛還有問到說唸法律後來為什麼又唸大眾傳播，其實常常會被人家問。唸法律其實主要是因為那時候大學聯考是電腦分發的，是先填志願然後來看分數，你落點到哪裡就到哪裡，那因為我爸媽的關係讓我覺得如果我填乙組，那時候乙組就是比較屬於文組的，填文組的話他們可能會反對，不會支持。所以我自己填志願的時候我就沒有填乙組，是報丁組，那時候是法商組，就是法學院商學院的。

成績出來以後我的分數其實就剛好落在法律系那邊，然後就政大法律財經法組。其實有點是電腦決定了我去念那個東西。那當然前面是因為，既然我對文組的東西有興趣，我會怕家裡反對，所以我那樣填。其實對法律的東西我完全沒有什麼概念，我只是覺得相對於商，因為我沒有什麼數學頭腦嘛，唸法律好像還好。

然後進去唸了四年以後，其實還蠻痛苦的。因為我覺得像裡面的憲法課喔，什麼法學緒論啊，一些比較屬於理論性質的都還好，如果是那種要背條文的我就很痛苦。而且因為我是財經法組的關係，我還要去修財政學，還要去修成本會計，經濟學的當然幾乎都有，像那種已經很偏商法，那個我就很痛苦。

所以我基本上是法律系，我心態上就是說可以把它唸完就好了。我在大學的時候就是參加編輯性的社團，像政大青年，我花很多時間在那部份，因為我覺得我對編輯採訪有興趣。還有第二個就是我花很多時間跑去看電影，因為我在彰化長大，那裡是一個有點像文化沙漠的地方，戲院只有兩三家而已。我到台北以後就覺得可以看到的東西很不一樣，而且那時候開始有金馬獎國際影展，然後公館那邊有影廬那種地方，他會放很多歐洲的藝術片。在那個時候還是戒嚴的時候，所以那種東西都是算是你會覺得比較有趣的東西，然後自己法律系的東西如果很沒興趣就翹課，跑去公館看電影這樣。所以我大學看電影的時間可能搞不好比上課還多，有點像在修電影學分一樣。

這個東西都影響我後來為什麼會去選大眾傳播，因為我剛剛有講嘛，就是對採訪編輯的東西有興趣。然後我覺得記者這個工作好像可以就是透過這個身份去接觸外在的世界，一種合法的身分可以去問各式各樣你不了解的東西，經過你自己的了解然後詮釋，然後寫一個東西出來。我覺得這樣的過程還蠻有趣的。

其實我如果那時候對那種科系的東西搞清楚一點，我應該畢業以後就直接去報社跑了，可是我不知道。可能那個時代對科系的資訊很封閉，我就以為如果要當記者的話，最好還是要有大傳的背景比較好，不然可能會進不了媒體。所以我畢業以後就考一些新研所啊、大傳所，政大輔大都考了然後沒有上，然後就去當兵，當完兵以後回來又再考一次，然後去考到輔大大傳所，然後就進去了。輔大大傳所畢業以後進報社才發現根本不必要，法律系的背景要進媒體更容易。

後來去回想，雖然唸研究所是有點誤打誤撞，我唸了三年半才畢業，可是還是覺得那三年半是很重要的。因為其實大學唸法律的時候，我覺得也許有一些邏輯上的訓練，然後有一些法律的知識，可是其實我沒有什麼觀點。我覺得我看這個世界沒有什麼觀點，我覺得我比較有觀點是我進到研究所以後。不是只是因為唸傳播理論，其實我們傳播理論也很貧乏，我們傳播理論都移植美國功能主義那個取向，那時候歐洲那種比較批判傳統的傳播理論還沒有成為傳播教育的主流。

那是因為在研究所的時候碰到從美國唸文化研究回來的陳光興，他帶了一些新的東西回來，然後文化研究裡面有一支是歐洲的比較批判傳統的，然後他對媒體的文本或者政治經濟學的東西有很多論述。他開了一個課教文化批評還是媒體批評我忘了，那個課就是讓我們看到這方面的很多資料和論述。那個時候其實中文的資料還不多，所以我們就必須要看一些原文的東西，後來還弄了一個讀書會在翻譯。後來就是翻譯出來一本書叫Media culture & society，媒體文化與社會，那本其實就是我們研究所讀書會的一個產品這樣。

那個過程對我蠻重要的，我覺得我從過程裏面比較知道怎麼去看世界觀的東西，不是只是看整個世界，是包括看台灣這個地方，看我們的社會，然後看媒體的一些問題。因為那時候都還是老三台，就是我們都知道批評媒體黨國不分，可是那都還是很粗淺的批評。透過歐洲比較批判的傳播理論，可以談的更細緻，一些意識形態、或者政治經濟學的東西，他是可以讓我們看到比較廣的，比較結構性的面向的。

所以那三四年的輔大大傳所就是有這樣的影響。這個我會講比較多是因為後來我去做記者，或者做紀錄片，其實都有一些潛在的影響。

傅：那跨領域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蔡：你說跨領域是什麼意思啊？

傅：就從法律跨到大傳啊，那就是應該是沒有囉？因為你還有經過唸研究所那時候。

蔡：我不是以為進媒體一定要有大傳背景嗎？後來進自立早報是我第一個報社工作，第一個媒體工作，總編輯就先叫我去跑司法，因為我是法律系的。然後跑司法線跑了一段時間，就又還是很痛苦啊，因為我不喜歡法律這個東西。

然後那些司法記者的生態我也蠻覺得格格不入的，他們就是，反正就像公務員，可能每天八九點到法院那邊去，然後公關室走一走看看有沒有什麼事。有分院方跟檢方，如果跑院方的話可能就是法庭你要聽就去聽，檢方就是跟檢察官，可能去檢方辦公室跟他們和一和這樣。然後中午就吃飯，下午就一樣，大概就是那樣的流程，如果沒事就回公關室，看院方檢方那邊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你。或者院方檢方那邊會放一些當天出來的起訴書或判決書，你就從裡面看看有什麼可以寫的。

真正的司法記者並不見得像我想像的，是跑去法庭裡面聽，看到有不錯的案子就去報導它。我後來才知道是比較重大的案子大家才會跑去法庭聽，沒有重大司法新聞的時候大家大部分都窩在公關室，然後翻翻那些判決，那些起訴書，然後從裡面做文章，那那個東西我就覺得很無聊啊。

所以跑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就很想要轉線，後來就看到勞工線有空缺，勞工記者正好調線了，我就跟總編說我想調到勞工線。調到勞工線以後，因為自立早報它在當時是除了兩大報以外，異議色彩比較重的，因為它比較非主流的新聞，或是說弱勢議題的東西它比較有空間。然後那時候剛好除了勞工新聞很多以外，原住民的新聞也很多。我待報社大概是1992年、1993年進去的，是90年代後面了。可是工運和原住民運動就是大概從90年代之前，解嚴之後一直延續到90年代初，在我在報社跑新聞的時候，原住民都還在爭正名的問題，在我跑新聞的時候原住民還叫山胞。是我在跑的時候，後來李登輝講了以後才改成原住民。

所以那時候這一類的議題有很多可以寫的空間，然後剛好自立早報這樣的報性也給我空間，所以我又跑勞工又跑原住民，然後我自己還去跑人權的東西，因為那個時候有軍中人權的東西也開始蹦出來了。以前就是軍中有很多人權問題也不見得會被大家報導，兩大報不太報那個東西，我有空間我就去報。所以我去跑這種線以後就覺得很開心，那個東西我覺得是比較有活力的，是大家比較不了解的，包括我自己都不了解。

所以你說跨界的那種有沒有什麼困難，反正你如果光叫我留在法律裡面寫東西或幹什麼的話我就覺得很無聊，然後跨到比較大的空間的話我就覺得比較有趣。

傅：之前有接受過訪問就說你很討厭雙重標準啊，討厭不公平的事情，所以都會比較是拍一些這類的紀錄片，那你的生命過程中有沒有直接影響這樣價值觀的經歷，為什麼對不公平的事情有這樣子特別的使命感，好像跟剛剛你講的有一點延續這樣。

蔡：我想想看，你講的這個東西我有寫了三個。我說我比較討厭不公平的東西，雙重標準的東西喔，簡單講可以說是正義感啦。可是我都會比較不喜歡這樣的說法，因為那是一種比較本質論的東西。我自己學文化研究的東西我很討厭比較本質論的東西，我比較喜歡是有物質基礎的那種論述方式。就是你在分析一件事情在談論一件事的時候，它是有物質基礎在下面的。它不是一種唯心的，就比較道德面的去講這個東西。因為如果說正義感就好像，我蔡崇隆天生就比較正義感，然後就會去同情弱勢，要去報導這個東西。我覺得那個不太符合事實啦，對，因為基本上我自己知道我還算是一個蠻表裡不一的人，對，這是以前不太覺得，後來慢慢發現的。所以我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的黑暗面，那你說誰比較有正義感這個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的。

那為什麼我會對弱勢議題這個東西比較有興趣，我覺得跟我成長過程有關係，因為我覺得我在那個國小國中高中這段過程裏面，我在國小的時候，我有吃過苦，然後這個是來自於那種不適任的老師給我的。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講過，就是我國小三年級的時候就只是因為我不寫習題，不是一天不寫，是兩天三天長期都不寫，然後我就被一個大肚子的老師長期凌虐，她用各種體罰方式處罰我，你們想的到的體罰方式都有，大概只差沒有對我灌水這樣子而已，可是那個不可能，那個是後來警察才會這樣。可是對學生來講的刑罰方式我覺得我都體驗過了。

就是打巴掌啦、青蛙跳啦、打屁股啦、原地半蹲啦、罰跪啦，就是各種可以羞辱你的方式我都嚐過了，然後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很奇怪你在你越年輕的時候受到的話，那個影響會越深。現在長大來看其實那個也沒什麼，那個老師可能就是她大肚子的時候，因為可能有人會有那種懷孕的憂鬱症是不是？搞不好她就是那個時候狀況不好嘛，所以她對學生也沒有耐性，她只是會想到用體罰方式。成人來看那沒有什麼，可是在我小時候那個經歷裡面，那個就變成一個還蠻大的陰影，然後一個蠻深刻的記憶這樣。然後再大一點國中，剛剛講的是老師個別的那個，我覺得那種很糟的老師對我的影響。還有國中的時候呢，我是在彰化一個升學率很高的國中唸書，然後我是好班，就是等於我們在那個國三班裡面是前一二名的，就排名前一二的。

然後就是大家都拼命在唸書，就是以後要唸建中、中一中、彰中那樣，大家反正都拼的要命就對了。然後我國一的時候還好，國二三分到好班以後啊，我就整個國中生活，我就覺得非常痛苦就對了。然後後來回想起來，我在國中的時候幾乎沒有交到什麼朋友，就是我還會懷念我國小的同學，國中的同學我幾乎都不懷念。然後那時候我唸的很痛苦，因為我大概從國一以後數理就不好了，我不是有數理頭腦的人，我文史蠻強的，可是我就是沒有數理頭腦。可是它那樣的體制就是希望你什麼都強，你才能夠考上最好的學校，我覺得這根本就是很畸形的。那個時候就也不知道反抗，只知道死死的一直跟它念，然後成績還是不好，我怎麼拼，我可能晚上不睡覺搞到一兩點，因為早上都六七點就起來嘛，一兩點已經很晚了，有時候我還記得我上床的時候我整個人已經都渾身無力了。

我即使是這樣唸，我考試的時候還是只能考十幾名而已。因為我可能譬如說我國文有95分，然後我數學就來個5、60分這樣，就整個都拉下來這樣。然後這樣的東西我覺得我比較懂事了以後，會覺得這是一種制度的壓迫。我剛剛講的那個是老師個人的壓迫，然後我國中那種經歷是不會特別怪某個老師，我覺得那是一種制度性的壓迫。那我覺得那種東西都是，它會讓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它就是不對嘛，不對勁這樣。然後就是畢業以後你到媒體去工作，你還是看到很多這一類的事情啊，它只是在不同領域而已啊。然後我覺得那種就說其實講起來沒有太深奧的原因啦，就是我覺得我成長過程裡面有受到壓迫，所以我對那種比較屬於被壓迫的，然後他會有話想講又沒有機會講的群體或個人，我會很想要知道他們的聲音是什麼，然後我會想要讓他們的想法或意見讓別人知道，因為我自己嚐過那種痛苦，對。

傅：接下來就是你後來就是當記者啊，然後在超視工作嘛，然後到公視啊，就是都比較是在體制內的嘛，這不是要問體制內體制外那個。就是說你之前是在電視台，可是現在就是辭掉那邊的工作，然後變成老師，然後就是自己獨立拍片這樣，為什麼會想要做這樣的轉換？

蔡：嗯，在公視裡面喔，其實公視對我來講還蠻重要的，就是我1999年到公視之前啊，我待過兩個平面媒體，一個是自立早報，一個是財訊，然後後來到超級電視，後來到民視，我待了兩個平面媒體兩個電子媒體，有做過DAILY NEWS，也做過專題記者，尤其是在電視台做專題記者，那個對我來講都是，我都覺得對我來講那是個很不錯的經歷就是了，因為我就我剛剛講的嘛，我覺得對我來講新聞是一個路徑，然後它讓我去了解社會，尤其是後來透過做專題啊，我覺得我收穫也蠻多的。可是不管怎麼樣就是，做專題到後來啊，我會覺得碰到一個瓶頸，就是說有些東西的紀錄，做專題到後來有一個感覺就是，它比DAILY NEWS好啦，我們做不是一天的新聞，一天的生命這樣子，那時候做DAILY NEWS又很趕嘛，有的東西你可能瞭解不夠就要報出來了。

那做專題好處就是說，你可能有兩三個禮拜做這個題目，你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多了解一些，然後做出來的東西也比較長一點。可是它一樣有DAILY NEWS的問題，就是說它了不起也是播一次兩次，這個新聞的生命就過去了，不會有人再知道，即使你那個專題做的再好。然後做專題到後來到民視後期會有這種感覺，而且那個電視的新聞雜誌是非常消耗的，我們那時候做都只有四組人，然後每個禮拜你要不停做新的專題，不至於說每一組每個禮拜要輪到，可是你一兩個禮拜輪到那個壓力就已經很大了，因為你不是做個幾分鐘的東西，有時候動輒要做15分鐘20分鐘。所以我在民視異言堂，我是民視異言堂等於剛開始的第一代記者嘛，我RUN了一年以後就已經有點精疲力盡了，因為我在超視的時候也RUN了快一年。我等於是超視的調查報告完，我到民視，然後民視剛開始是做台灣政治檔案，我做了刺蔣案跟鄭南榕這兩個那種也是類似半紀錄片的東西，然後異言堂開又馬上去做異言堂，我大概有連續兩三年的時間就密集的在做專題，或者說那種比較深入報導性質的東西，就是不斷的在那個。

然後我覺得我有點，在民視異言堂後來我覺得我有點被掏空了，所以後來那個公視它紀錄片組在找人嘛，我就跑去公視了。然後我剛剛有說公視有一個地方還蠻重要就是，它讓我有一個機會去做比較新的嚐試，去做我想做的東西。就是我剛剛講的那種，一來就是說你做的時間它還是相對有限，二來它的載具就是可能是只有一兩次的生命這樣，播出就沒有了。可是紀錄片這個東西，你有更長的時間可以做，你可能有半年一年可以做這個題目，然後出來這個東西如果你做的好的話，它有可能可以類似一本書那樣，它是一個可以被翻閱去查看的東西，它不像如果我們要找專題根本很難找。

電視台有無數的專題啊，你要去找資料或者要去看根本很難，那紀錄片它就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載具就對了。所以對我來講，我過去想做的一些題目啊，我覺得透過這個形式啊，只會讓它更完整的呈現。所以在那幾年裡面，我覺得就是因為有那樣的空間我才能做這些東西出來，所以其實我還蠻感謝剛好公視有那個，就是剛好有那樣的空間我可以做這件事。然後我自己那種比較屬於媒體哲學的想法就是說，其實媒體是哪裡有空間你就去哪裡，你沒有必要對哪個媒體忠誠。在比較早期可能有人會覺得說，我就是要對中國時報忠誠，然後我就是對民視要忠誠什麼的，對我來講沒有這種問題。我覺得就算有忠誠也不是忠誠於某個媒體就對了。然後公共電視也一樣，雖然公共電視是一個還不錯的媒體，可是那是相對於商業媒體它有空間嘛，我就去那裡了，並不是說我就打算去效忠它，所以它那幾年它有那樣的空間我就做了，我就盡己所能去做。可是後來為什麼會想離開，就是慢慢又覺得有一種瓶頸，就是那個久了以後它還是會有一種溫室的花朵的感覺啦。

就是說紀錄片這個東西它基本上，尤其後來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獨立製片還沒有那麼多，那後來就是獨立製片比較多了，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題材都在出來嘛，尤其一些比較在地的。那我們在台北做不管怎麼樣，你就還是會比較台北觀點，不管你是做專題或者紀錄片都會有這個問題。然後我剛剛說溫室花朵這個問題就是說，我們就是被公共電視所，講難聽一點就是豢養的紀錄片工作者。然後這個東西就是它有利有弊嘛，它好處就是讓我們沒有後顧之憂，它的壞處就是會讓我們，我覺得會有些東西會比較沒辦法像獨立製片那麼的敏銳吧，因為很多東西都來的太容易了、太方便了，像我們要出機我們只要叫新聞部的採訪之後就出去了。反正它是優點也是缺點。

然後同時我還有看到一個問題就是說，這個紀錄觀點它是屬於新聞部的紀錄觀點，它不是一個跨部門的紀錄觀點，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這是紀錄片在公視定位的問題。因為其實它那時候會在新聞部誕生有它的背景，就是它RUN到一個時間，公視這整個媒體它應該去思考說，紀錄片這個東西，除非你一直是要走報導性質的，不然的話你就是應該要提升它的位階，你讓它變成一個紀錄片中心還是什麼，它是一個跨部門的紀錄片單位才對，不要讓它屬於是某個那個。因為就像有人說在新聞部也沒什麼關係啊，也沒太大影響，可是它會影響主管的思維跟裡面工作的人的思維。

它就是大家就會覺得說我就是應該去做報導性質的紀錄片，可是其實紀錄片的類型太多了嘛，今天我們沒有需要畫地自限啊。雖然我是記者出身的，我報導性質的紀錄片我駕輕就熟啊，可是我不會一直想做這種啊。因為對我來講我覺得很多後來我自己認知的很多，我自己看一些片子，自己感受的一些東西不見得是報導性質的可以做到的啊。所以，然後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我在公視一直沒有看到解決的可能，反正就是因為某些人事因素，這個紀錄觀點就是永遠都在新聞部這樣，為什麼會那樣說起來就複雜了，這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就是尊重的問題啊，我是在公視裡面的製作人你有月薪可以領沒有錯，我會覺得那個所得到的重視啊不見得比外面獨立製作的來的好，因為不管怎麼樣你就是在裡面，你就是一個員工嘛，人家就是會看你的績效嘛，你一年產出多少紀錄片，或者一年兩年產出多少紀錄片，人家是會看你的產量的。甚至這個東西會被拿來跟DAILY NEWS的做比較，那妳們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DAILY NEWS跟專題紀錄片又不一樣，可是問題就在我們是被擺在新聞部裡面，我們大部分的同事都是在做DAILY NEWS跟專題、新聞雜誌的人，然後他們可能就是每天或者是每個月都在產出一些東西，那我們可能是半年一年才跑出一個東西來。

今天除非說你這個東西動不動就得獎那也許還好，可是今天如果沒有的話，那其實你的壓力是很大的，這種東西我覺得有時候其實是還蠻討厭的。還有一個是專業度的問題啦，就是表面上我們在媒體裡面應該專業度會比較夠啊，可是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它是在新聞部裡面長出來的關係，我們紀錄片的那個規模啊，在怎麼樣就是只有我跟我的攝影，所以妳們可能會覺得說那比南藝好啊，南藝的都是單兵作戰啊，可是我們不能只跟南藝比啊。我們畢竟是個媒體，我們是要跟比較正規的紀錄片隊伍比，跟國外的比嘛，因為國外比較正規的紀錄片隊伍，它就是應該要有人就要有嘛，你不要說都一定要有燈光嘛，你至少就是攝影之外，那個研究員也要有嘛，然後你收音的人要有嘛，可是這個東西在我們的這個紀錄片節目裡面都是沒有的，我們連執行製作都有問題，我們執行製作是在做行政工作的，我們並沒有一個專業的執行製作可以跟我們不同的製作人去一起工作。

所以我現在離開公視，我自己可以做國藝會的案子，我反而可以有一個比較專業的執行製作跟我一起工作，我在公視裡面的時候我並沒有，我反而沒有這個東西，我自己還要兼執行製作，做很多的處理很多的雜事。那個東西並不是說做雜事它就是不好，可是它就是影響到你的那個創作的空間嘛，你就很多事情就花在那個部份上面嘛。所以這幾個原因都有影響，就為什麼會離開公視。啊對，其實剛剛講這些公的因素，其實私人因素也有一些啦。私人的部份就是簡單講一個是，我個人情感上的問題嘛，所以我就不想要再留在台北。然後第二個就是我曾經出國去英國一趟，那個經歷讓我回來以後我會更想要待在中南部，那樣的環境，因為我覺得比較接近我熟悉的地方，我熟悉的環境，然後比較接近一個自然的感覺的東西。在都會的感覺已經有一點飽和了，不太想要繼續待在台北。而且在離開公視離開台北之前我已經再那裡待了二十年了，在台北待了二十年，我覺得好像是應該做一個轉換的時候了。轉換之後好或不好那是一回事，可是只是我知道那時候已經到了，也不得不那樣做。

傅：那為什麼會想當老師啊？

蔡：然後當老師我不是都有講嗎？就是因為也沒有什麼別的一技之長嘛，對啊，可是那樣講好像是說教書是一個很隨便的工作對不對，反正你別的都不會你就去教書嘛，這樣好像太侮辱這個工作對不對，侮辱那些現在在教書的人。可是我這樣講一方面是真的，因為我就是從記者這樣一路起家上來，然後後來做紀錄片，我就真的沒有太多的其他的技能這樣。這個是我自己的問題啦，譬如說我自己會很想說我可以去種東西可以過活，或者去賣東西可以過活那也很好啊，可是那個東西好像不是一下就可以學來的。然後教學這件事情就剛好那個時候有機會，因為我想到中南部留下來的話，至少一個比較快的方式可能就是說找學校裡面看看有沒有機會，就是會先想要試試看這樣。

然後像南藝大那個環境因為我之前去過嘛，我蠻喜歡那個地方那種有點野生的感覺那樣子。所以我那時候就去投石問路，那剛好有機會我就去那邊教了。然後教學這件事對我來講是我離開工事以後最快樂的事啦，或者說是最有收穫的事情，雖然可能看起來，譬如說看起來我可能也沒有特別有太大收穫，尤其是物質方面，因為我現在收入大概是後來在公視的三分之一而已。可是就是因為教學我覺得我對紀錄片的一些接觸就更多了，因為我今天要跟別人談紀錄片，我自己就要了解更多嘛，那就是除了我自己以前在公視認知以外，我要了解更多紀錄片作品的東西，或論述的東西，我要接觸更多嘛，這個都是我自己的收穫啊。然後第二個就是跟學生的接觸嘛，跟妳們年輕人的接觸。

我會覺得雖然我自己，我不知道妳們會不會覺得，人家說我看起來還蠻年輕的，可是不管怎麼樣我心理上年齡就跟妳們不一樣嘛，我其實是比較老的，可是那個東西就是要透過實際接觸以後，你才會感受到說心理年齡不一樣的人是怎樣，然後我就會感受到說，妳們這些作為學生的人真的是，有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跟我們這種比較老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比較單純啦，然後比較有那種一些衝撞的勇氣這樣。這種東西對我來講都是蠻重要的啊，就是那個是會變成一個氛圍的東西嘛，我今天如果選擇在公視裡面，我跟我老同事相處，大家都好啊，可能就是也都很有話講，可是那講的就是那些，就是公視裡面的一些是是非非啦，然後可能就時間到了去吃飯，然後可能有時候會討論一下各自的片子怎樣，大概就是這樣子了。可是教書這件事的話，它其實就是透過我剛剛講的那個，你可能要看很多片子，然後再讀很多東西，還有就是說你要接觸很多不同的學生，不同的年輕人，然後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樣，其實那個異質性還蠻高的。

然後我覺得從跟學生的互動裡面，就是我覺得，我希望他們有收穫啦，反正重點就是說我覺得雙方互動裡面，我覺得我有收穫，因為有時候有一些東西是我不見得跟我那些老同事互動會想到的，是跟比較年齡層不一樣的人互動才會想到的東西。然後我自己比較把自己定位成一種比較類似顧問或製作人的角色，我比較沒有把自己就是當作成一個好像人師精師這種身分，然後就是我懂很多我很博學，我來告訴妳們什麼這樣。因為我覺得紀錄片這條路啊，其實任何應該都是一樣，它就是一條一直要學習的路嘛，何況紀錄片是個比較新的東西，對啊，然後我又不像現在紀錄所那幾個老前輩，他們就是真的有過去有很豐富的那個經驗在，我只是就是這樣走過來，然後我可能紀錄片經驗剛好也比妳們這些年輕人多而已啊，所以有時候我覺得我比較像妳們學長嘛，妳們不覺得嗎？

對啊，然後我覺得就說那因為這樣的角色認知，我覺得我跟妳們就會更能夠自由自在去討論一些東西。






--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