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斌全
紀錄片的整體發展，其形式與內涵在歴經不同時期與階段後，已創造出極為多元的光譜。然而，參與社會改革與實踐的工具性目地，一直是紀錄片本質中不可磨滅的性格之一；其由來，與紀錄片肇源和發展的歴史背景因素有關，以影像做為媒介，進行對社會的擾動，引發社會大眾對時事議題的關注。
由英國的製作公司所攝製的，單集電視紀錄片《印度的女兒（India’s
Daughter）》（2015），內容剖析發生在2012年底的印度德里，一名醫學院女學生，於夜間，與友人觀看完電影，準備搭乘私營公車返回住處的途中，在公車上遭到四名歹徒暴力襲擊與性侵的新聞事件。紀錄片的形式，主要以訪談構成，分別訪談被害者的家人、師長，法官，以及被定罪的四名主要罪犯之一，和他們的辯護律師。影片除回顧事件本身，同時也剖析印度社會對於女權的傳統眨抑態度，以及探討事件發生後引發的社會運動。
該片原本預定於2015年的3月8
日，國際婦女節，在英國的BBC第四頻道（BBC
Four），與印度的NDTV聯合首播。然而，當以被監禁罪犯訪談為內容的預告片，於3月1
日在印度媒體曝光時，立刻引起印度政府的高度關切，並隨即下令禁播該紀錄片。BBC雖然遵照印度政府的指示，撤消該片在其境內的播放，但同時決定該片在英國境內提早至3月4日首播；影片在英國播出後，即被上傳至Youtube網站，而印度政府亦於3月5日，對Youtube提出要求，將印度境內該影片的連結進行封鎖。
雖然印度政府全力封鎖《印度的女兒》，但是透過網路的流佈，影片內容已被觀看並引起討論，片中部份受訪人物---包含施暴者，對女性地位的極端偏見與眨抑態度，所挑起的辯論，與事件在2012年發生之後，於印度所產生的群眾運動一般，擾動印度的社會大眾，和國際間對此議題的持續關注。
英國紀錄片學者保羅．羅塔（Paul
Rotha）於1935年提出，紀錄片的傳統之一為「新聞片（Newsreel）傳統」，意即利用影像的還原性，對事件發生的現場進行「報導」。參酌此一概念，與肇源於1930年代英國的紀錄片運動脈絡，紀錄片所「報導」的社會現象，其目地在於召起社會大眾與決策者的注意，繼而對影片中所揭露的議題，有改善與討論的行動，是為紀錄片參與社會實踐的傳統。當年，諸如討論漁業現況的《Drifters》（1929）、住房問題的《Housing
Problems》（1935），以及反映煤礦業實況的《Coal
Face》（1935）
，雖然前述影片另有突破紀錄片既有形式的嚐試意圖，但其內容都在報導出英國當時社會議題的不同面向。回過頭來觀之，做為紀錄片，延續新聞事件的《印度的女兒》，所再次引起的關注高度，自然是影片的極大勝利；政府逕行封鎖的粗暴舉措，反而讓該片引起更多的注意，而透過新媒體平臺的流佈，擾動可能原本並不關心此一議題的民眾，投入參與討論。
然而，以社會實踐為主要目地，並且結合時事報導內容的紀錄片，是否都能如同《印度的女兒》一樣，引起社會的擾動呢？
韓國紀錄片《貪欲帝國（The
Empire of
Shame）》（2014），是另外一個例子；該片講述韓國電子龍頭大廠三星（Samsung），因為廠內員工缺足夠的防護裝備，導致在長期接觸有害物質後，紛紛產生怪病，且部份罹患癌症。致病離職的員工與其家屬，組成自救組織，要求政府與企業，承認其工殤的定位，並且提供道歉與合理賠贘。2014年5月〈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報導，《貪欲帝國》在播出之後，引起韓國社會開始省思國家的崛起，與經濟發展的背後，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以及政府與大型企業之間，關係密切的合適性。另一方面，該片在2012年，「首爾女性影展」播出並且獲獎之後，三星即於2013年退出原本固定贊助該影展的角色。此外，《貪》在2014年於韓國欲進行商業院線發行放映時，以公眾募款的方式，籌得發行放映的資金。《貪欲帝國》所引發的效益，也可以視為是另外一種形式的社會擾動。
另一個例子，中國中央電視臺前主播柴靜，自費製播的電視紀錄片《柴靜霧霾調查：穹頂之下同吸呼共命運》（2015），針對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現象所造成的危害，與決策當局長期以來的無效作為，進行探討與批判。紀錄片中所披露的，雖然並非「新聞」，但利用柴靜的高人氣與知名記者的螢幕形象，搭配網路平台的快速流佈特性，該片在播出之後，隨即引起網友熱烈的討論與中國官方的注意，並且在原本該片的正面評價之後，仍被官方有意識的進行封鎖與冷處理。
綜合以上，由紀錄片的工具性來看，只要題材重要，映演的策略得宜，紀錄片對社會的擾動能力確實存在。然而，利用「報導」時事遂行社會參與，固然是紀錄片的目地之一，但若以社會擾動做為主要目地而比較之，則紀錄片較之於新聞報導、社群媒體，相對而言，因為較不具即時性，因此，能引發社會擾動的能量，合理推估應該是不足於新聞媒體。比較紀錄片與新聞媒體的社會擾動能量，並非本文的重點，但是，紀錄片在製作上講究觀點的呈現，與深度的積累，可以提供給觀眾在思維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在被資訊消費的耐久度，斷然是新聞報導所不能及。
從紀錄片的觀察式與參與式手法而論，
當新聞事件經歴被熱議、失去即時性，而被主流媒體忘郤之後，紀錄片工作者也常是議題的持續關注者；如先前中國異議藝術家艾未未，利用網路平台成立獨立紀錄片頻道，持續披露維權紀錄片，雖不具即時性，但因為長期積累，也已形成公眾討論的群聚平台，是為另一個範例。
（本文作者為英國倫敦國王學院電影研究系博士，專長興趣為：電影與紀錄片研究和實務、社區影像，等。目前於大學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