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前輩崇隆導演希望我以「紀錄片與商業合作」為題寫一篇文章，想說應該是希望我談「水蜜桃阿嬤」的紀錄片風波吧！本來想婉拒的，除了文筆不好之外，也因為今年所經歷的「水蜜桃事件」，在風波之後為了保護被攝者，可以說的有限，也說不清楚。但撇開單一事件來看，今年對我而言的確是豐富且風雨的一年，也趁這個機會整理了一下自己這幾年的一些想法。
「商業合作」這個詞，對我的觀念與作法而言，其實應該是較偏向「商業展演」的思維，因為我還是控制著拍攝期間及後製剪接的主控權。「商業展演」對我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的存在是為了解決讓更多原本不看紀錄片的人「接觸」到紀錄片而喜歡它。在「奇蹟的夏天」播出期間，我最重視的是有國中生或小學生會來看紀錄片，而且是有獲得的離開，票房我一點都不在意，如何讓更多人看到紀錄片，才是我決定商業展演的主因。
1999年，學校畢業前後，我有一次帶著畢業作品的紀錄片，去某大學做放映座談，在聯繫過程當中，承辦的同學充滿了熱情，也很積極努力的推廣紀錄片，可是一到現場的時候觀眾只有五個人，在偌大的放映空間中，影片放映著，同學們隨著影片的進展伴隨著反應，但我其實一直在想著，我並不因為只有五個觀眾而難過，而是在想著這麼好的電影類型，我深愛的紀錄片，為何人們拒絕閱讀它，承辦的同學無奈的告訴我，同學甚至聽到「紀錄片」活動就不想參與。一直到影片放映結束前，我思緒一直很混亂。那天在回台北的夜車上，即將面對畢業的我第一次這麼思考著，當我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很棒的媒介，試圖用紀錄片去開啟很多人的一些看法時，我該怎麼做？紀錄片的觀眾在紀錄片前輩這麼多年的努力下，除了從百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一點一、百分之一點二之外，還有沒有更快的方法可以增加到百分之三或五；此刻，我衷心希望深愛的紀錄片能夠讓更多更多人看到。這年，除了拍攝紀錄片之外，如何「展演」也變成我思考的課題。
畢業後，第一個抉擇就是要不要找一個穩定的工作，不管是教書、進電視台還是賣雞排都可以，然後在一個衣食無慮的狀況下找時間找機會拍紀錄片。但是我做了另一個決定，那就是期待自己是一個全職的影像工作者，這個決定當時的確讓我父母相當憂心。在做決定之後，接著就必須思考自己的基本生活照顧及拍片資源了，這麼說並非埋怨，畢竟這個工作是自己的選擇，只是透過文章將當下的經驗對後進做一個提醒。就如同大部分的拍攝者一般，我也去爭取僧多粥少的國家文藝資金的補助，不管是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還是新聞局，在就學及畢業時的那幾年，總是在一些影片徵件的面談場合與學校同學見面，與紀錄片同儕見面，甚至是與紀錄片前輩去爭取那少的可憐的國家資源，在那樣的環境下，立志要成為一位全職影像工作者的我，感受到創作的尊嚴，不知在這樣一而在一而在的爭取資源的彼此廝殺下還剩下多少。
除了國家資源之外，我也開始跟公視的「紀錄觀點」合作，在這裡與電視媒體合作的紀錄片經驗，最重要的差異是它解決了我認為很重要卻一直無法辦到的「展演」問題。「電視紀錄片」──我開始了一個新的工作方式。在這裡我可以自己選擇題材，自行呈現觀點，完成影片後將「展演」工作交給其他工作人員，於是在這三、四年期間我與電視台密切合作。這段期間，我不再去爭取其他國家資源來拍紀錄片，當時很單純的想法，是覺得如果我可以慢慢獲得及開創更多的機會來開拍紀錄片，對整體的環境應該是加分的，也就是在這段期間萌生了成立「紀錄片工會」的念頭。那段期間很多單位找我去開會，尤其是那種政府的影視會議，很無聊，但阿堂導演跟我說能去應該要盡量去，他說有時候你在那邊的一點點發言，會幫忙到台灣紀錄片的環境、或者是政策面的擬定。因為鄭文堂導演的這段話，這段期間我開始變成開會專家，後來發現事實上真是如此，當紀錄片工作者不在這個場合時，大家討論的就全部是劇情片，沒有人會主動去替紀錄片環境爭取的。
可能因為大學時主修廣告影片製作，這幾年來這個專長還是自己從事紀錄片工作之外的最主要收入之一，因著商業廣告的合作，有些商業機構開始試著對我敲門，在公資源有限及我認為新人更需要公家的補助下，就開啟了我的新嘗試，當時妻子是有提醒這可能是走鋼索，尤其當這樣的形式還是一個未知時，大家也不知道適當的方法該如何進行時，我要有被批判及受傷的準備。但我總是認為就像跟電視台合作一樣，我可以自行呈現觀點，在影片拍攝中及剪接時不讓合作的單位干涉我的影片，影片完成後將展演工作交給專業工作人員就可以了，當時我的確是這麼想也這麼做的。就如一開始所提到的，「商業展演」對我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的存在是為了解決讓更多人「接觸」到紀錄片並且喜歡它。在這樣的大旗底下，我的確忽略了很多細節及責任，所以這段期間，所有善意的建議與批評、惡意的攻訐與詆毀，針對事件的部份，針對我及家人的人身攻擊，我全部接受，並且深自思索及反省，因為我是這麼深愛著紀錄片，我不願它受傷。
在紀錄片夥伴的努力下，紀錄片工會成立了，紀錄片工作者開始享有基本的勞健保保障，但我們還要團結努力爭取更好的製作環境。今天，當「紀錄片」對大部分的人已經不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時，我回想1999年的那一場只有五個人的放映到現在的轉變，我其實並不後悔，只是在思考值不值得，縱使我知道答案是值得的。
「商業合作」這個詞，對我的觀念與作法而言，其實應該是較偏向「商業展演」的思維，因為我還是控制著拍攝期間及後製剪接的主控權。「商業展演」對我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的存在是為了解決讓更多原本不看紀錄片的人「接觸」到紀錄片而喜歡它。在「奇蹟的夏天」播出期間，我最重視的是有國中生或小學生會來看紀錄片，而且是有獲得的離開，票房我一點都不在意，如何讓更多人看到紀錄片，才是我決定商業展演的主因。
1999年，學校畢業前後，我有一次帶著畢業作品的紀錄片，去某大學做放映座談，在聯繫過程當中，承辦的同學充滿了熱情，也很積極努力的推廣紀錄片，可是一到現場的時候觀眾只有五個人，在偌大的放映空間中，影片放映著，同學們隨著影片的進展伴隨著反應，但我其實一直在想著，我並不因為只有五個觀眾而難過，而是在想著這麼好的電影類型，我深愛的紀錄片，為何人們拒絕閱讀它，承辦的同學無奈的告訴我，同學甚至聽到「紀錄片」活動就不想參與。一直到影片放映結束前，我思緒一直很混亂。那天在回台北的夜車上，即將面對畢業的我第一次這麼思考著，當我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很棒的媒介，試圖用紀錄片去開啟很多人的一些看法時，我該怎麼做？紀錄片的觀眾在紀錄片前輩這麼多年的努力下，除了從百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一點一、百分之一點二之外，還有沒有更快的方法可以增加到百分之三或五；此刻，我衷心希望深愛的紀錄片能夠讓更多更多人看到。這年，除了拍攝紀錄片之外，如何「展演」也變成我思考的課題。
畢業後，第一個抉擇就是要不要找一個穩定的工作，不管是教書、進電視台還是賣雞排都可以，然後在一個衣食無慮的狀況下找時間找機會拍紀錄片。但是我做了另一個決定，那就是期待自己是一個全職的影像工作者，這個決定當時的確讓我父母相當憂心。在做決定之後，接著就必須思考自己的基本生活照顧及拍片資源了，這麼說並非埋怨，畢竟這個工作是自己的選擇，只是透過文章將當下的經驗對後進做一個提醒。就如同大部分的拍攝者一般，我也去爭取僧多粥少的國家文藝資金的補助，不管是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還是新聞局，在就學及畢業時的那幾年，總是在一些影片徵件的面談場合與學校同學見面，與紀錄片同儕見面，甚至是與紀錄片前輩去爭取那少的可憐的國家資源，在那樣的環境下，立志要成為一位全職影像工作者的我，感受到創作的尊嚴，不知在這樣一而在一而在的爭取資源的彼此廝殺下還剩下多少。
除了國家資源之外，我也開始跟公視的「紀錄觀點」合作，在這裡與電視媒體合作的紀錄片經驗，最重要的差異是它解決了我認為很重要卻一直無法辦到的「展演」問題。「電視紀錄片」──我開始了一個新的工作方式。在這裡我可以自己選擇題材，自行呈現觀點，完成影片後將「展演」工作交給其他工作人員，於是在這三、四年期間我與電視台密切合作。這段期間，我不再去爭取其他國家資源來拍紀錄片，當時很單純的想法，是覺得如果我可以慢慢獲得及開創更多的機會來開拍紀錄片，對整體的環境應該是加分的，也就是在這段期間萌生了成立「紀錄片工會」的念頭。那段期間很多單位找我去開會，尤其是那種政府的影視會議，很無聊，但阿堂導演跟我說能去應該要盡量去，他說有時候你在那邊的一點點發言，會幫忙到台灣紀錄片的環境、或者是政策面的擬定。因為鄭文堂導演的這段話，這段期間我開始變成開會專家，後來發現事實上真是如此，當紀錄片工作者不在這個場合時，大家討論的就全部是劇情片，沒有人會主動去替紀錄片環境爭取的。
可能因為大學時主修廣告影片製作，這幾年來這個專長還是自己從事紀錄片工作之外的最主要收入之一，因著商業廣告的合作，有些商業機構開始試著對我敲門，在公資源有限及我認為新人更需要公家的補助下，就開啟了我的新嘗試，當時妻子是有提醒這可能是走鋼索，尤其當這樣的形式還是一個未知時，大家也不知道適當的方法該如何進行時，我要有被批判及受傷的準備。但我總是認為就像跟電視台合作一樣，我可以自行呈現觀點，在影片拍攝中及剪接時不讓合作的單位干涉我的影片，影片完成後將展演工作交給專業工作人員就可以了，當時我的確是這麼想也這麼做的。就如一開始所提到的，「商業展演」對我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的存在是為了解決讓更多人「接觸」到紀錄片並且喜歡它。在這樣的大旗底下，我的確忽略了很多細節及責任，所以這段期間，所有善意的建議與批評、惡意的攻訐與詆毀，針對事件的部份，針對我及家人的人身攻擊，我全部接受，並且深自思索及反省，因為我是這麼深愛著紀錄片，我不願它受傷。
在紀錄片夥伴的努力下，紀錄片工會成立了，紀錄片工作者開始享有基本的勞健保保障，但我們還要團結努力爭取更好的製作環境。今天，當「紀錄片」對大部分的人已經不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時，我回想1999年的那一場只有五個人的放映到現在的轉變，我其實並不後悔，只是在思考值不值得，縱使我知道答案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