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30日到12月16日，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舉辦了一系列有關於性工作和妓權運動的紀錄片影展。在這次影展中更納入了如韓國和印度等不同國家的經驗，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討論和交流。紀工報這次很高興能夠訪問到這次影展策展人之一，也是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秘書李玉菁，這次的訪談除了有關本次妓女聯合國紀錄片影展的相關介紹之外，也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到日日春的組織內涵和運作方向，並對台灣的性工作者處境和妓權發展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問：可否先簡單談一下籌畫這次影展的原因和動機。
玉菁：廢娼是1997年嘛，那它有緩衝兩年，等於是緩衝兩年之後，台北市的公娼正式走入歷史。那個時候我們就辦了第一次的影展，去年的影展是第二屆，那次的影展也是有邀請國際的片子來參展，包括有一隻片子叫做脫衣舞孃，就是在講美國的脫衣舞孃她們籌組工會的過程，那也有一個日本的性工作者她自己拍，拍她跟客人的互動狀況，就是有其他國家。那時候除了有蔡崇隆導演拍的公娼啟示錄和台北攻娼記之外，台灣還沒有關於性工作者的紀錄片，所以那時候迴響非常好、效果很好，因為紀錄片畢竟是比較鬆軟的方式，大家看了片子之後會有一些感覺，有一些比較感覺式的、個人經驗式的東西很容易拋出來，所以在2001年那一次，就有一些陳先生(我們通常會把客人暱稱為是陳先生，我等一下可以跟你講為什麼)，會出來講他們的想法，像是為什麼這個行業需要存在、或是他們看了片子以後的一些感覺。我們就發現，影展其實是一個蠻好的方式，那去年，因為這幾年我們自己的累積，我們也有一些紀錄片，包括晏珊拍的老查某，或者是小塔拍的紀錄官姐的一些影像，其實還有其他片子，比方是談阿姨轉業的絕處逢生，還有林靖傑導演的嘜相相害。
我們籌辦這個影展，畢竟這個主題的片子不是那麼容易，因為身分的關係，所以我們在考量上，會隔那麼久才辦，也是覺得因為已經隔了那麼多年，國外應該有一些新的好片子，所以我們就去蒐集。像韓國這部片子，我們把它放在閉幕片，它講的跟我們這次的主題很契合，我們本來就想從底層面、從階級面，從各種邊緣跟弱勢的族群來看他們的性需求，我們社會裡面為什麼需要這種產業？
問：所以這次影展的主題並不是全然放在台灣，而是納入了許多國家的經驗？
玉菁：對阿。這一定是。因為像我們長期出去座談的經驗也會發現，很多民眾的概念只停留在公娼的制度，可是實際上，國際上性產業合法的國家很多，像澳洲、德國、荷蘭和美國幾州，每個國家合法化的制度都不太一樣。我們會想要用介紹國際影片的途徑，就是想要引發更多的討論，甚至像澳洲，它對於身心障礙者去找小姐，政府甚至是有補助的。另外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可以做到不同制度的設計。
問：這些影片的選擇，其實都是跟日日春本身的目標和方向一致的嗎？因為大家對於日日春協會的理解，大多比較侷限在公娼合法化這部分？
玉菁：對。以台灣來講，我們在講公娼這兩個字的時候，會很快的聯想到過去的牌照制，就是娼館給大牌、小姐給小牌這種牌照制。所以我們其實不是想要公娼合法化，因為所謂公娼，其實就已經是合法的娼妓，她是相較於非法的娼妓，俗稱私娼。所以其實我們是希望性工作，性交易這個工作本身，能夠除罪化，因為現在畢竟在法律上有罪的，我們第一步是想要先除罪。可是在制度上的規範上，是不是一定要回到牌照制？其實我們也不覺得牌照制是最好的，我們反倒是比較傾向澳洲的模式。
它是比較低調分散的，就是業者如果選擇在某一區域想要開娼館的話，他得要先有公告 然後邀請當地的居民一起來開會，就是類似公聽會那種，等於是有三方的代表，一個是業者代表、一個是居民、還有政府代表。三方來討論說，在這邊設一個娼館，當地的居民是不是有疑慮，只要是非道德性的條件都可以提出，比方說我這邊比較安靜，希望營業不要超過十二點，那有些地方它本來就是不夜城的話也許就可以營業到很晚；這有一個好處就是因地制宜，因為每個地區的特性都不太一樣，就像中正區和萬華區的區域特性就不一樣，居民對於性產業的保守程度不一樣，容忍的程度也會不一樣。那透過澳洲的這種方式，它就比較可以符合當地居民能接受的程度。
問：那這次有澳洲的片子嗎？
玉菁：這次沒有。我們這次的軸線比較是從底邊政治出發，底邊就是底層跟邊緣。 我們這次談的主題有三大塊，都是圍繞在底邊政治這塊。我們自己的片子，像嘜相害是講私娼的處境，老查某是講白蘭在廢娼之後…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廢娼就沒有娼妓，那她們是不是就可以回到原來的生活；可是我們如果從個案裡面，深入去看她的處境，就發現其實不見得，因為像白蘭她其實是不容於這個主流的社會， 她不是沒有能力，可是她的能力不符合現在主流的期待，她就只能慢慢一步一步 等於是慢性自殺；那官姐她更激烈，她從一開始都不露面，可是在經濟的壓迫之下，最後她選擇了跳海。這些問題制度真的能夠解決嗎？
另外像夜仙曲它就可以作為一個對比。這部片是在印度，印度是比較不那麼發達的國家，可是像他們性工作者的工會就有六萬多個人，非常的多，所以你會好奇他們怎麼會那麼團結，我們這邊要組工會會碰到很多瓶頸；後來去探討他們的制度就發現，他們只要在某個區域居住六個月以上，就有權利投票，這個差別就會很大，像這部片的城市是在加爾各答，就有很多例如像孟加拉或其他地方的小姐到加爾各答做生意。性產業的特性是這樣，通常不太會在自己家鄉，她們會到外地，像很多在萬華的流鶯，是從南部上來的，她們在這裡沒有投票權，她們會覺得制度和自己沒什麼關聯，自己似乎不太能影響制度。可是在印度，她們如果說有什麼不平，很容易可以組織起來，因為她們可以決定市長是誰，間接的就可以決定警察局長是誰。像我們前陣子去內政部抗議，內政部有一個人權委員會，裡面有一些民間委員，那其實民間委員都支持除罪，希望可以討論，可是裡面就內政部長一個人反對，他一個人反對就壓倒了其他五個委員的聲音。我覺得有時候很容易被一些制度所困住，因為她們本來就弱勢，她們沒辦法用集體的力量去翻轉那個制度，這跟最一開始釋放權力的方式就有關係。
其他像假裝看不見是講大陸妹來台灣的故事，她鄉異途是講哥倫比亞到德國，這都是從經濟弱勢的國家到經濟比較強勢的地方去工作謀生，這些也都是從剛才我講的弱勢的那個角度。她們為什麼需要這樣移動？當我們很快扣上一個帽子說： 性產業等於人口販運的時候，其實背後還有更深的問題要去看。我們島內的移動也是這樣阿，例如在雲林，那麼窮的一個地方，當她找不到工作機會、或者是她急需要一筆錢的時候，她一定是去找一個相對容易賺錢的地方謀生，在我們國家裡面也是會有這樣的移動。
問：這些片子都是你們經過討論後選出來的？
玉菁：對，會先邀片。跟國際的妓權團體去詢問他們有沒有拍攝相關的，就是我們有給他們主題。其實我們原本還很想…因為去年我們有一部嫖客的紀錄片，就拍包括像小姐怎麼看嫖客，還有幾個陳先生也出來現身說法。我們在邀片子的時候，其實有幾個方向，一個是各個妓權組織在當地的發展，這比較扣回我們自己妓權歷史的這部分，因為去年是妓權十年；另一個是妓運在他們那邊發展的狀況和故事；再來是有沒有關於客人的，關於男性情感的；有這三條軸線。本來那隻嫖客的紀錄片想要放出來，可是後來有一些條件上的不足，因為我們跟這些小姐畢竟走了很久，她們當然也有露臉的問題，那對陳先生來講就更難，因為我們現在社會上對嫖客的污名也很大，甚至人家會講說沒有男人的需求，就不會有供給， 就是會有這些說法，可是就像我剛才講的，有很多表象的問題你還得要去看它的社會結構面。陳先生為什麼需要出去找小姐？這個我們很想談，也有談了一些些，可是現在這個片子還不能用這種方式出來，所以我們後來就沒有把它放進來那在國際上也沒有看到講得比較深的，關於男性情感這部份。
問：那與談人也是你們去邀請的？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聯絡？
玉菁：對阿，國際的話是用email跟電話聯繫。
問：在接洽上都還順利嗎？
玉菁：其實還是有一些瓶頸。就是邀片的時候，一方面這種片子真的不多，歐美的影片其實比較多，可是你會發現，這次我們都沒有選歐美的片子，後來也有邀到像瑞士的街頭流鶯的故事，後來也沒有選，這次比較是選第三世界。
問：在籌畫這次的影展上，大概花了多少時間？
玉菁：前前後後花了…影展本身應該是算一年多。那跟國際友人平時其實就有跟他們培養感情。在聯繫上我剛才說會有困難，比方像夜仙曲，因為是印度人，他們平常也是非常忙碌，都在作小姐的外展工作，那跟導演其實也花了很長時間聯繫，其他像是邀他們的工作者來的時候，有時會有聯絡上的問題，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困難；像這場印度的貴賓就沒辦法來，是因為簽證的問題，說我們這邊沒有辦法給簽證，所以最後印度的工作者就沒有來。
問：就交流的目的而言，這次影展的效果如何？
玉菁：這次效果我覺得蠻好的，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因為畢竟我們的影展期間正好卡到金馬影展，我們的宣傳當然不像金馬那樣，另外我們本來也不是想要走主流的影展模式，所以你會發現我們每場結束都會有論壇，我們不只是看電影而已， 我們還希望更深入地討論。那在宣傳上也不是像台北電影節或金馬影展那樣，所以這次每一場都有一百多人，我覺得蠻好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次來參加的朋友，因為我們原來就會很希望來看的人不只是喜歡看電影的年輕人或學生，這次也有很多社區的朋友，甚至還有苗栗的中學老師待他們的學生一起過來，學生家長也有一起來討論，我覺得在參與的對象上蠻多元的；另外一個是，因為我們每一場都有設定主題，比方說林靖傑這場，就有討論用紀錄片來實踐運動的方法， 所以就有吸引一些比較關心紀錄片，或者是自己本身也有拍片，或者是媒體工作者來參加；那像老查某，我們就把她跟精神障礙者、身心障礙者的安置串聯起來 所以與談對象會特別邀不同族群的人來參與，所以是比較有主題式的來談。
問：所以這些片子的內容，跟台灣整個社會運動的發展都是有關聯的。
玉菁：應該是說，創造了一個平台，可以結合吧。因為之前感覺是斷裂的，就是身心障礙者是身心障礙者，性工作者是性工作者，可是他們之間其實是有關聯的，而那個關聯是什麼？我們希望把這個關聯串在一起。所以我覺得在發展上是會有所幫助的，因為我們能看見彼此，更了解彼此，把大家邀出來一起對話。
問：那影展地點的選擇上，看介紹似乎主要是NGO會館為主。
玉菁：只有一場是在歸綏公園，比較特殊是因為它就在大同區，那這一區本來就是性產業歷史很悠久的地區，我們以往也都是在那邊辦活動，等於是很貼近這地方的居民，那也比較符合性產業味道的地方。
問：那以後還會想要繼續用影展的方式嗎？
玉菁：影展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像我剛剛有說，紀錄片它是比較軟性的，那其實我們也有用戲劇的方式來帶動討論，也有舞蹈、工作坊、攝影展之類的；不過影展一定還會再辦，只是那個時間可能就不像現在的影展，可以每年都辦一次。就是想做的事情很多啦，可是它需要時間慢慢去累積。
問：辦這次影展需要花很多成本嗎？
玉菁：你是說整個活動嗎？因為規模不太一樣，如果你是從國際知名影展的規格來看的話，我們的規模是比較小的，你看我們地點也不是在電影院裡面，然後自己架投影機、喇叭，在設備上是比較不那麼精緻的，所以在費用上…我覺得不是費用的問題，講白了，就是我們也很節省啦！因為弱勢團體，本來就沒有辦法用錢，或者說我們本來就不是想要表面上的華麗，比較重質，所以難度比較是在影片本身，要把一個故事說清楚，能夠讓大眾了解。
問：有關於妓權這個部分，不知道現在整個發展的情況是怎麼樣？
玉菁：現在的情況就是，大環境經濟不景氣，以至於有很多以前在各行各業的小姐，沒能撐住她們就掉下來，很可能輾轉就流落到性產業裡面，或是找不到工作就跑來這裡。現行的法令因為不合法，警察就會用各種方式，比如說釣魚阿，或是像前兩天有一則新聞，是警察自己打電話給應召站，說服那個小姐出來跟他交易，然後就抓了她，等於是自己是買春去作業績。會覺得現行的制度很扭曲，因為警察在業績的壓力下，就想出各種方法去抓小姐，你說如果大家經濟條件都很好、都找得到工作、家庭都沒有問題，那她幹嘛來做這麼辛苦的工作？
問：你們會覺得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對公娼的態度是很不友善的嗎？
玉菁：其實不只是民進黨，因為當初台北市在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我們也找過他好幾次阿，那他的說法就是：我只是依法行政阿，我沒有職權阿，可是當我們說，你是一個地方首長，至少在台北市，你可以提出一個性產業自治的政策，他也不要阿，他的說法是，那時候因為有紅衫軍，有那麼多人集會，所以在集遊法上可以有彈性，可是當我們用同樣的方式去要求時，他說你們才幾個人？對我們來講，不是政黨的差別，而是我們看透了政治人物，他們都是為了利益，他不是去看對全民有利，或者是像他們講的，以弱勢利益為主，他不是這樣，實際行動的時候他是看選票。
問：我知道有一個論述是說，如果不給公娼合法的地位，則私娼會更氾濫，這是你們的想法嗎？
玉菁：對我來講，會有人從事性工作是一個現象，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如果要推導原因，其實不是公娼沒合法，私娼就越來越多，我覺得其實不是這樣，而是我剛才講的那個經濟問題，你經濟問題、社會結構弄好，不是貧富差距那麼大、資源分配那麼不均勻。我們會提倡希望能夠合法，是因為非法有太多問題，你看不到抓不到管不到阿，合法化你才有辦法去…不管是社會大眾很關心的衛生安 全問題也好，或是小姐的人權問題，她們也是工作者、勞動者耶，如果都非法，你有什麼能力去保障她們的勞動安全？怎麼看得到她們的待遇何不合理，業者有沒有從中不法得利，你檢查不到阿。
問：這些在運作上或實踐上似乎很困難？
玉菁：應該說有很多層次的問題都被扁平化，不管是媒體報導也好，或者是政治人物一下子很污名化的去講，歸咎一個根本不是問題根本的理由。
問：還有一個問題是也許潛在的工作者很多，可是要把這些人團結起來有困難。
玉菁：對阿，你看那麼多陳先生，那麼多小姐，可是沒有陳先生敢大聲站出來說， 我是陳先生。
問：陳先生的由來究竟是？
玉菁：陳先生的由來是，2002年我們把辦公室移到春風樓這邊，那時候有個春風樓茶館，我們就邀以前的老客人來這邊喝喝茶、聊聊天，然後就有很多人打電話過來問，當問到說請問你貴姓，大部分的人都會說他姓陳，就很有趣。為什麼會發現這個，是因為有一個先生，他來訂四物醋，我們問他說，你上次不是說你姓楊嗎？他就說，對有時候我會說我姓陳，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嫖客暱稱為陳先生，就好像在美國他們會把嫖客稱為John這樣。
問：可否先簡單談一下籌畫這次影展的原因和動機。
玉菁：廢娼是1997年嘛，那它有緩衝兩年，等於是緩衝兩年之後，台北市的公娼正式走入歷史。那個時候我們就辦了第一次的影展，去年的影展是第二屆，那次的影展也是有邀請國際的片子來參展，包括有一隻片子叫做脫衣舞孃，就是在講美國的脫衣舞孃她們籌組工會的過程，那也有一個日本的性工作者她自己拍，拍她跟客人的互動狀況，就是有其他國家。那時候除了有蔡崇隆導演拍的公娼啟示錄和台北攻娼記之外，台灣還沒有關於性工作者的紀錄片，所以那時候迴響非常好、效果很好，因為紀錄片畢竟是比較鬆軟的方式，大家看了片子之後會有一些感覺，有一些比較感覺式的、個人經驗式的東西很容易拋出來，所以在2001年那一次，就有一些陳先生(我們通常會把客人暱稱為是陳先生，我等一下可以跟你講為什麼)，會出來講他們的想法，像是為什麼這個行業需要存在、或是他們看了片子以後的一些感覺。我們就發現，影展其實是一個蠻好的方式，那去年，因為這幾年我們自己的累積，我們也有一些紀錄片，包括晏珊拍的老查某，或者是小塔拍的紀錄官姐的一些影像，其實還有其他片子，比方是談阿姨轉業的絕處逢生，還有林靖傑導演的嘜相相害。
我們籌辦這個影展，畢竟這個主題的片子不是那麼容易，因為身分的關係，所以我們在考量上，會隔那麼久才辦，也是覺得因為已經隔了那麼多年，國外應該有一些新的好片子，所以我們就去蒐集。像韓國這部片子，我們把它放在閉幕片，它講的跟我們這次的主題很契合，我們本來就想從底層面、從階級面，從各種邊緣跟弱勢的族群來看他們的性需求，我們社會裡面為什麼需要這種產業？
問：所以這次影展的主題並不是全然放在台灣，而是納入了許多國家的經驗？
玉菁：對阿。這一定是。因為像我們長期出去座談的經驗也會發現，很多民眾的概念只停留在公娼的制度，可是實際上，國際上性產業合法的國家很多，像澳洲、德國、荷蘭和美國幾州，每個國家合法化的制度都不太一樣。我們會想要用介紹國際影片的途徑，就是想要引發更多的討論，甚至像澳洲，它對於身心障礙者去找小姐，政府甚至是有補助的。另外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可以做到不同制度的設計。
問：這些影片的選擇，其實都是跟日日春本身的目標和方向一致的嗎？因為大家對於日日春協會的理解，大多比較侷限在公娼合法化這部分？
玉菁：對。以台灣來講，我們在講公娼這兩個字的時候，會很快的聯想到過去的牌照制，就是娼館給大牌、小姐給小牌這種牌照制。所以我們其實不是想要公娼合法化，因為所謂公娼，其實就已經是合法的娼妓，她是相較於非法的娼妓，俗稱私娼。所以其實我們是希望性工作，性交易這個工作本身，能夠除罪化，因為現在畢竟在法律上有罪的，我們第一步是想要先除罪。可是在制度上的規範上，是不是一定要回到牌照制？其實我們也不覺得牌照制是最好的，我們反倒是比較傾向澳洲的模式。
它是比較低調分散的，就是業者如果選擇在某一區域想要開娼館的話，他得要先有公告 然後邀請當地的居民一起來開會，就是類似公聽會那種，等於是有三方的代表，一個是業者代表、一個是居民、還有政府代表。三方來討論說，在這邊設一個娼館，當地的居民是不是有疑慮，只要是非道德性的條件都可以提出，比方說我這邊比較安靜，希望營業不要超過十二點，那有些地方它本來就是不夜城的話也許就可以營業到很晚；這有一個好處就是因地制宜，因為每個地區的特性都不太一樣，就像中正區和萬華區的區域特性就不一樣，居民對於性產業的保守程度不一樣，容忍的程度也會不一樣。那透過澳洲的這種方式，它就比較可以符合當地居民能接受的程度。
問：那這次有澳洲的片子嗎？
玉菁：這次沒有。我們這次的軸線比較是從底邊政治出發，底邊就是底層跟邊緣。 我們這次談的主題有三大塊，都是圍繞在底邊政治這塊。我們自己的片子，像嘜相害是講私娼的處境，老查某是講白蘭在廢娼之後…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廢娼就沒有娼妓，那她們是不是就可以回到原來的生活；可是我們如果從個案裡面，深入去看她的處境，就發現其實不見得，因為像白蘭她其實是不容於這個主流的社會， 她不是沒有能力，可是她的能力不符合現在主流的期待，她就只能慢慢一步一步 等於是慢性自殺；那官姐她更激烈，她從一開始都不露面，可是在經濟的壓迫之下，最後她選擇了跳海。這些問題制度真的能夠解決嗎？
另外像夜仙曲它就可以作為一個對比。這部片是在印度，印度是比較不那麼發達的國家，可是像他們性工作者的工會就有六萬多個人，非常的多，所以你會好奇他們怎麼會那麼團結，我們這邊要組工會會碰到很多瓶頸；後來去探討他們的制度就發現，他們只要在某個區域居住六個月以上，就有權利投票，這個差別就會很大，像這部片的城市是在加爾各答，就有很多例如像孟加拉或其他地方的小姐到加爾各答做生意。性產業的特性是這樣，通常不太會在自己家鄉，她們會到外地，像很多在萬華的流鶯，是從南部上來的，她們在這裡沒有投票權，她們會覺得制度和自己沒什麼關聯，自己似乎不太能影響制度。可是在印度，她們如果說有什麼不平，很容易可以組織起來，因為她們可以決定市長是誰，間接的就可以決定警察局長是誰。像我們前陣子去內政部抗議，內政部有一個人權委員會，裡面有一些民間委員，那其實民間委員都支持除罪，希望可以討論，可是裡面就內政部長一個人反對，他一個人反對就壓倒了其他五個委員的聲音。我覺得有時候很容易被一些制度所困住，因為她們本來就弱勢，她們沒辦法用集體的力量去翻轉那個制度，這跟最一開始釋放權力的方式就有關係。
其他像假裝看不見是講大陸妹來台灣的故事，她鄉異途是講哥倫比亞到德國，這都是從經濟弱勢的國家到經濟比較強勢的地方去工作謀生，這些也都是從剛才我講的弱勢的那個角度。她們為什麼需要這樣移動？當我們很快扣上一個帽子說： 性產業等於人口販運的時候，其實背後還有更深的問題要去看。我們島內的移動也是這樣阿，例如在雲林，那麼窮的一個地方，當她找不到工作機會、或者是她急需要一筆錢的時候，她一定是去找一個相對容易賺錢的地方謀生，在我們國家裡面也是會有這樣的移動。
問：這些片子都是你們經過討論後選出來的？
玉菁：對，會先邀片。跟國際的妓權團體去詢問他們有沒有拍攝相關的，就是我們有給他們主題。其實我們原本還很想…因為去年我們有一部嫖客的紀錄片，就拍包括像小姐怎麼看嫖客，還有幾個陳先生也出來現身說法。我們在邀片子的時候，其實有幾個方向，一個是各個妓權組織在當地的發展，這比較扣回我們自己妓權歷史的這部分，因為去年是妓權十年；另一個是妓運在他們那邊發展的狀況和故事；再來是有沒有關於客人的，關於男性情感的；有這三條軸線。本來那隻嫖客的紀錄片想要放出來，可是後來有一些條件上的不足，因為我們跟這些小姐畢竟走了很久，她們當然也有露臉的問題，那對陳先生來講就更難，因為我們現在社會上對嫖客的污名也很大，甚至人家會講說沒有男人的需求，就不會有供給， 就是會有這些說法，可是就像我剛才講的，有很多表象的問題你還得要去看它的社會結構面。陳先生為什麼需要出去找小姐？這個我們很想談，也有談了一些些，可是現在這個片子還不能用這種方式出來，所以我們後來就沒有把它放進來那在國際上也沒有看到講得比較深的，關於男性情感這部份。
問：那與談人也是你們去邀請的？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聯絡？
玉菁：對阿，國際的話是用email跟電話聯繫。
問：在接洽上都還順利嗎？
玉菁：其實還是有一些瓶頸。就是邀片的時候，一方面這種片子真的不多，歐美的影片其實比較多，可是你會發現，這次我們都沒有選歐美的片子，後來也有邀到像瑞士的街頭流鶯的故事，後來也沒有選，這次比較是選第三世界。
問：在籌畫這次的影展上，大概花了多少時間？
玉菁：前前後後花了…影展本身應該是算一年多。那跟國際友人平時其實就有跟他們培養感情。在聯繫上我剛才說會有困難，比方像夜仙曲，因為是印度人，他們平常也是非常忙碌，都在作小姐的外展工作，那跟導演其實也花了很長時間聯繫，其他像是邀他們的工作者來的時候，有時會有聯絡上的問題，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困難；像這場印度的貴賓就沒辦法來，是因為簽證的問題，說我們這邊沒有辦法給簽證，所以最後印度的工作者就沒有來。
問：就交流的目的而言，這次影展的效果如何？
玉菁：這次效果我覺得蠻好的，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因為畢竟我們的影展期間正好卡到金馬影展，我們的宣傳當然不像金馬那樣，另外我們本來也不是想要走主流的影展模式，所以你會發現我們每場結束都會有論壇，我們不只是看電影而已， 我們還希望更深入地討論。那在宣傳上也不是像台北電影節或金馬影展那樣，所以這次每一場都有一百多人，我覺得蠻好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次來參加的朋友，因為我們原來就會很希望來看的人不只是喜歡看電影的年輕人或學生，這次也有很多社區的朋友，甚至還有苗栗的中學老師待他們的學生一起過來，學生家長也有一起來討論，我覺得在參與的對象上蠻多元的；另外一個是，因為我們每一場都有設定主題，比方說林靖傑這場，就有討論用紀錄片來實踐運動的方法， 所以就有吸引一些比較關心紀錄片，或者是自己本身也有拍片，或者是媒體工作者來參加；那像老查某，我們就把她跟精神障礙者、身心障礙者的安置串聯起來 所以與談對象會特別邀不同族群的人來參與，所以是比較有主題式的來談。
問：所以這些片子的內容，跟台灣整個社會運動的發展都是有關聯的。
玉菁：應該是說，創造了一個平台，可以結合吧。因為之前感覺是斷裂的，就是身心障礙者是身心障礙者，性工作者是性工作者，可是他們之間其實是有關聯的，而那個關聯是什麼？我們希望把這個關聯串在一起。所以我覺得在發展上是會有所幫助的，因為我們能看見彼此，更了解彼此，把大家邀出來一起對話。
問：那影展地點的選擇上，看介紹似乎主要是NGO會館為主。
玉菁：只有一場是在歸綏公園，比較特殊是因為它就在大同區，那這一區本來就是性產業歷史很悠久的地區，我們以往也都是在那邊辦活動，等於是很貼近這地方的居民，那也比較符合性產業味道的地方。
問：那以後還會想要繼續用影展的方式嗎？
玉菁：影展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像我剛剛有說，紀錄片它是比較軟性的，那其實我們也有用戲劇的方式來帶動討論，也有舞蹈、工作坊、攝影展之類的；不過影展一定還會再辦，只是那個時間可能就不像現在的影展，可以每年都辦一次。就是想做的事情很多啦，可是它需要時間慢慢去累積。
問：辦這次影展需要花很多成本嗎？
玉菁：你是說整個活動嗎？因為規模不太一樣，如果你是從國際知名影展的規格來看的話，我們的規模是比較小的，你看我們地點也不是在電影院裡面，然後自己架投影機、喇叭，在設備上是比較不那麼精緻的，所以在費用上…我覺得不是費用的問題，講白了，就是我們也很節省啦！因為弱勢團體，本來就沒有辦法用錢，或者說我們本來就不是想要表面上的華麗，比較重質，所以難度比較是在影片本身，要把一個故事說清楚，能夠讓大眾了解。
問：有關於妓權這個部分，不知道現在整個發展的情況是怎麼樣？
玉菁：現在的情況就是，大環境經濟不景氣，以至於有很多以前在各行各業的小姐，沒能撐住她們就掉下來，很可能輾轉就流落到性產業裡面，或是找不到工作就跑來這裡。現行的法令因為不合法，警察就會用各種方式，比如說釣魚阿，或是像前兩天有一則新聞，是警察自己打電話給應召站，說服那個小姐出來跟他交易，然後就抓了她，等於是自己是買春去作業績。會覺得現行的制度很扭曲，因為警察在業績的壓力下，就想出各種方法去抓小姐，你說如果大家經濟條件都很好、都找得到工作、家庭都沒有問題，那她幹嘛來做這麼辛苦的工作？
問：你們會覺得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對公娼的態度是很不友善的嗎？
玉菁：其實不只是民進黨，因為當初台北市在馬英九當市長的時候，我們也找過他好幾次阿，那他的說法就是：我只是依法行政阿，我沒有職權阿，可是當我們說，你是一個地方首長，至少在台北市，你可以提出一個性產業自治的政策，他也不要阿，他的說法是，那時候因為有紅衫軍，有那麼多人集會，所以在集遊法上可以有彈性，可是當我們用同樣的方式去要求時，他說你們才幾個人？對我們來講，不是政黨的差別，而是我們看透了政治人物，他們都是為了利益，他不是去看對全民有利，或者是像他們講的，以弱勢利益為主，他不是這樣，實際行動的時候他是看選票。
問：我知道有一個論述是說，如果不給公娼合法的地位，則私娼會更氾濫，這是你們的想法嗎？
玉菁：對我來講，會有人從事性工作是一個現象，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如果要推導原因，其實不是公娼沒合法，私娼就越來越多，我覺得其實不是這樣，而是我剛才講的那個經濟問題，你經濟問題、社會結構弄好，不是貧富差距那麼大、資源分配那麼不均勻。我們會提倡希望能夠合法，是因為非法有太多問題，你看不到抓不到管不到阿，合法化你才有辦法去…不管是社會大眾很關心的衛生安 全問題也好，或是小姐的人權問題，她們也是工作者、勞動者耶，如果都非法，你有什麼能力去保障她們的勞動安全？怎麼看得到她們的待遇何不合理，業者有沒有從中不法得利，你檢查不到阿。
問：這些在運作上或實踐上似乎很困難？
玉菁：應該說有很多層次的問題都被扁平化，不管是媒體報導也好，或者是政治人物一下子很污名化的去講，歸咎一個根本不是問題根本的理由。
問：還有一個問題是也許潛在的工作者很多，可是要把這些人團結起來有困難。
玉菁：對阿，你看那麼多陳先生，那麼多小姐，可是沒有陳先生敢大聲站出來說， 我是陳先生。
問：陳先生的由來究竟是？
玉菁：陳先生的由來是，2002年我們把辦公室移到春風樓這邊，那時候有個春風樓茶館，我們就邀以前的老客人來這邊喝喝茶、聊聊天，然後就有很多人打電話過來問，當問到說請問你貴姓，大部分的人都會說他姓陳，就很有趣。為什麼會發現這個，是因為有一個先生，他來訂四物醋，我們問他說，你上次不是說你姓楊嗎？他就說，對有時候我會說我姓陳，所以後來我們就把嫖客暱稱為陳先生，就好像在美國他們會把嫖客稱為John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