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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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泓、蔡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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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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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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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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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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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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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蔡崇隆家（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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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請導演先簡單自我介紹，包括家庭背景、學歷及工作經驗。
黃信堯（以下簡稱黃）：我1973年出生，小時候住在台南市，高中就讀於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長榮中學。後來去台北念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夜間部、工作，一直到二十六、二十七歲的時候回到南部工作，接著去念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所（以下簡稱南藝）的時候，才又搬回來南部，住在官田，在台北、台南間來來去去。因為我們家沒有房子，2005年從南藝畢業之後，跟我爸媽討論在七股租一個房子，全家就搬到七股，定居至今。
工作背景其實滿多元的，曾在工廠工作過，高中畢業後當過競選總部的工讀生，幫忙發文宣、貼海報。其實還滿多跟選舉有關的工作經驗，大學一年級寒假期間幫台南市的議員候選人開過宣傳車，大二在泡沫紅茶店工作一年，之後待過傳播公司。大該是1994年，那時候在民進黨聯合配票競選總部及民進黨台北市黨部工作過。當初會去幫忙選舉，進到民進黨工作，是因為參加社會運動的關係，那時的想法是希望從政治運動來改變社會，但後來社運漸趨式微，民進黨也開始背離當初的初衷。大學畢業後，我回到南部當汽車業務員，直到考上南藝就辭掉工作。
我參加過很多社運團體，有環保聯盟、私校聯盟、台北市的環境協會等等，大概每個禮拜都有遊行，我都會去。我也主持過廣播電台的Call-in節目，群眾之聲、寶島之聲、海洋之聲、桃園民主之聲之類的，那時候剛好媒體開放，從三台擴增到一大堆。
我從高中就立定志向要念傳播，考上大傳系之後，原本想當記者，受到《人間雜誌》的啟蒙，想往報導攝影發展，念了之後變成媒體的世代，就想要轉往電視台。不過那時又受到學校請很多記者來演講的影響，他們很愛談自己如何搶到獨家新聞，我對此非常反感，所以後來對電視非常失望，不想去電視台。
我就想說不然去走報導攝影，可是到了大三、大四的時候，雜誌又一間一間倒閉。由於一直都有參與社會運動，後來民進黨就找我進去工作，我便轉往黨務系統。大三那年，荒野保護協會剛成立，我成為創始會員，但沒有參與他們太多運作，不過當初對我是有一個啟蒙的作用。荒野保護協會發起人徐仁修對於台灣的長期觀察，提供我一個社運、環保運動以外，另一個看台灣的視野，他用另外一個角度在看台灣，不是那麼運動性格，讓我覺得很多東西不一定必須要靠群眾的力量，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來做這件事情。
問：大概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轉往紀錄片製作的方向發展？
當時，全景以巡迴方式在招收學生，我應該是第五梯次在新竹培訓。那時候《南方電子報》在網路成立時，提出了「做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的主張。我就想，我可以拿小攝影機，對抗大電視台。其實在大一的時候，我就報名過全景「蕃薯計畫」的紀錄片培訓課，是全景很早期的培訓，大概是陳亮丰、蔡靜茹那幾梯的，應該是1991年吧！那時培訓的時間都是晚上或週末，但我唸夜間部無法參加，最後只好放棄。到了1998年我才又去參加全景的培訓，在新竹開始學習紀錄片。雖然我念大眾傳播，可是我完全不會用攝影機，我都是靠自已在外面摸索，從工作或興趣去學，像是單眼相機也是自學，當時學校根本沒開這方面的課。
在全景學完之後我就去考南藝，但不知結果如何，所以就先去找工作，回台南當汽車業務員，幾個月後錄取上南藝。去南藝之後，因為我已經大概一年多沒有什麼收入，當業務員業績不好又一直被扣錢，加上之前在全景學紀錄片，課程很重，幾乎不能工作，我工作那麼多年，本來有存了一些錢，可是為了去全景學紀錄片，把那些錢都花光了。
所以讀研究所就辦了助學貸款。在全景的時候，我拍了《鹽田欽仔》，記錄科技工業區鹽田的後代，原本我企圖很大，想講一個環境議題，但因為初次拍片能力不足，就變成一個紀錄鹽田子民的小小故事，等待遷村、拆遷補償的生活樣貌。後來考南藝口試的時候，我很明確地跟老師說，我想拍《添仔的海》，記錄鹽田旁邊四草的紅樹林保護區，持續關注家鄉的狀況。之前在全景學的時候，會覺得對紀錄片有一種不滿足，認為紀錄片的形式應該有很多種，所以想去南藝念，拓展自己的視野。
那時所上的攝影機是用VX1000，帶子一捲是一百八十元，我連買帶子的錢都沒有。一直到1999年年底，我真的已經沒錢於是跟林信誼老師請假去台北的陳水扁競選總部工作。回來之後，就買了我第一台攝影機TRV900，開始拚命拍。研二時，全景有找我去執行台南跟屏東的紀錄片培訓案，2002年左右另外有一個台中九二一的專案，教災區民眾拍紀錄片。那時候紀錄片在台灣不流行，所以我們的工作非常少，沒有「出機」的工作。
問：以您長期參與助選的工作經驗，是否想過攝製選舉相關的題材？
黃：以前曾想過，可是我覺得要拍的話是拍以前的故事，因為現在的選舉是你沒錢、沒背景就別想要選，所以我認為去拍這個的意義不大。真正的候選人非常少，甚至是綠黨。我對綠黨的運作有一些意見，它的運作方式讓綠黨難以擴展。我更不想拍民進黨，覺得拍那個沒意義，後來會離開台北也是因為對政治非常地失望。念南藝之後又參與選舉，主要是為了要工作賺錢。對我而言，當年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推翻國民黨，所以陳水扁選總統的時候，我很積極地去參與，2000年他當選後，我就跟朋友說：「任務結束」，接下來就是看他們自己表現了。
問：最早在拍攝環境議題相關的紀錄片過程中，有哪些人對您來說有重大的影響？
黃：影響我很深的人除了先前提到的，還有一個以前選舉認識的朋友張益贍，迄今為止都持續影響我，他以前搞過很多社會運動，做社運的時候比較關注環境議題，從反核、反五輕、六輕、七輕……一路上都是滿重要的社運議題。而像是徐仁修對生物本體上的關注，對我而言是啟蒙另一扇窗，並且他們一群人會關注在人的部分也滿多，所以會產生不一樣的視野交錯，後來拍片找題材上也會有所著重。
後來又轉向找桃園的RCA美商工廠，有一千多人罹患癌症，我透過記者問到自救會會長的電話，把我的作品寄給他，並寫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夠接見我，可是他不願意見我，他說他們的生命有限，不願意把生命浪費在學生的身上，他希望見的是媒體。就這樣來回了快一個月，但他還是不願意見我，雖然我很想拍，也只能放棄。
不久發現美濃有一個小型焚化爐，附近的環境跟農作物有一些變化，我想說不然去拍這個題目好了，農作物也的確有生病，可是訪問過程裡，那邊務農的都是客家的老先生，可以跟他說國語，可是他會用客家話回覆，我完全聽不懂，那個挫折感很重。拍了大概一個禮拜之後，我就跟吳乙峰說，我要放棄這個題目，我確定要去拍柯賜海，然後吳乙峰就在電話那頭哈哈大笑。吳乙峰後來拿原一男的《怒祭戰友魂》給我看，片子在講一個很強勢的被攝者。這對我來講是件好事，要去台北拍一個你無法控制的被攝者，柯賜海是一個會超越你，掌握你攝影機的人，我覺得在學習過程裡面，這對我影響滿大的。
問：導演剛剛提到《多格威斯麵》的主角柯賜海是一個會超越拍攝者的被攝者，對您影響滿大的，可否進一步說明這部片對你的創作生涯有什麼樣的影響？
黃：我去找柯賜海的時候大概是2000年11月，我對柯賜海的印象是以前在台北念書的時候，仁愛路旁邊有很多很大台的進口箱型車，我覺得那應該都很貴，可是他就停在仁愛路上，每一台都很臭，養很多狗。電視上也會報導他跟某人起了什麼衝突。
我透過在電視台工作的大學學長要到柯的電話，我就打給他說：「柯先生我想要拍你。」他說：「好啊，那你來的半個小時之前再打電話給我，我再跟你說我在哪裡。」後來我去台北找他，他的車子停在大樓外面，他跟人家談完生意，就載我去遛狗，他的車內全部都是狗。他就遛狗給我拍，講一堆每天遛狗的事。過程中我試圖跟他解釋，我不是記者，不是來拍一天就要走，我會長期來拍，可是他聽不太懂，或者說他不聽也不在意。
我記得學校還滿多人對這個片子有討論跟意見，很多人都給我意見，對我來講都滿受用的，但我覺得其實我有很多很模糊的東西，所以2001年六月報告一寫完，暑假又回去繼續拍。可是六月有個變化是，柯賜海本來是抗議的、跟媒體吵架的，但他突然跟媒體取得和解，只要安靜地站在受訪者的後方，不要出聲音，每家電視台都會拍到他，每家都有畫面很公平，所以我七月去拍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固定的背景。我就繼續跟拍到九月，剪了一個比較接近完整的片子，但我的內心一直停在五月的討論裡面，很多人的意見一直在腦筋裡圍繞。
但大概從2001年9月開始，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是「我為什麼要拍紀錄片？」每天接近中午的時候起床，煮個東西吃，就開始想這個問題，想到傍晚，煮晚餐吃，樓下喝個茶，大概想到七、八點，上樓，準備報告之類的，持續了三、四個月。有時候出去遇到一些朋友，像是陳亮丰之類的，就會問他們說「你為什麼要拍紀錄片？」我的同學孟芬覺得紀錄片是改變社會的工具，紀錄片應該具有社會運動的功能，我跟她的辯論是，紀錄片有沒有社會運動的功能，不是說有就有，而是等片子完成，它該有就會有，而不是在拍之前就說它會有。
拍柯賜海讓我省思到，唯有把紀錄片當成一個創作的時候你才會全心全意地去面對它。面對一個對象體，可能要小心不要影響他或造成他的困擾，不過當你用盡你全身力氣在做創作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就不會只是把紀錄片當成工具，就不會利用它。孟芬就說我以前參加了這麼多社會運動，現在卻背棄了這些東西，但我覺得我沒有。
我認為如果要參與社會運動，你就參與社會運動，但如果要拍紀錄片，你就拍紀錄片。除非你很厲害，否則你只能選擇一個位置。我覺得我今天選擇紀錄片導演，我就必須當好紀錄片導演。當紀錄片導演有時候要很冷眼地站在旁邊拍你的朋友們，那很殘酷，可是那是因為自己選擇了那個位置，對我而言是這個樣子。唯有這個樣子，我才能夠全心對我的紀錄片負責。那半年的過程裡，我不斷跟孟芬討論，也在反省這些事情。
那時候我逢人就問：「你為什麼要拍紀錄片？」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有的人還要想很久，我之前就問過陳亮丰，幾個月後我又問他同樣的問題。他就跟我說，很多事一直往源頭推其實是一片混沌。我後來想想也是，為什麼要拍紀錄片，你可以找一個答案，可是你後來想的那個答案真的是你要的嗎？所以，我就決定不再想這個問題。
我朋友張益贍跟我說，當所有攝影機都不離柯賜海的時候你就有存在的必要，當所有攝影機都在拍柯賜海的時候你就是該離開的時候。當2002年我再回去拍柯賜海的時候，其實他跟媒體已經變得會演戲了，那時候我就follow他一段，也開始在反省自己。所以我在片子後面問了柯賜海說：「你有在利用我的攝影機嗎？我有要利用你來讓自己出名嗎？」所以陳亮丰說我的片子在後半段的時候轉了一個方向，我說對，我在片子裡反省這些事情。片子裡柯賜海的回答是：沒有。可是我卻曾經有過想利用拍他來出名，後來等我弄清楚的時候，我也知道我沒有。片子完成之後，有去報紀錄片雙年展，也有通知入圍，那時候心裡沒有很激情的感覺，我的心情就只是我做完了一件事情，有沒有入圍都無所謂了。
問：《唬爛三小》這部片從您去南藝念書之前就開始拍攝，歷時七年之久，貼身記錄自己與幾個高中死黨在這些日子以來所歷經的生活當初怎麼會選擇拍這個題目？
剛好三十歲的時候，幾個高中同學有的結婚、有的工作，生活起起落落，2004年從幫陳水扁助選完，到我去公關公司工作有兩三個月的空窗期。為了要畢業，我用助選工作存下來的錢，買了一台二手的PD170，比較密集地拍。因為這是我研究所的最後一年，那時我已唸到第六年了，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剪出來。
2005年我去投南方影展之前，本來想要給我已經過世的那個同學的家人看，但我一直不敢去他們家，因為其實心裡會難過，拖到年底南方影展通知我入圍，終於有這個機會，我就通知他爸媽一起來看，才完成自己做這件事情的心願，當初會想要做這支片子就是想要給我的同學們。之後我對紀錄片開始有很多疑惑，休息好一陣子沒有拍紀錄片，那時候還曾想過不然去拍電影好了，或是做其他的工作，但不要拍紀錄片，因為能量消耗滿多的。
《唬爛三小》等於是我拍紀錄片的里程碑，從進南藝之前，剛開始在學攝影機，一直到研二時期對紀錄片最多困惑的時候，都呈現在裡面。例如我會探討攝影機是不是一種暴力，我會把攝影機貼得非常近，離臉約15公分，讓我同學感到壓迫感，也讓觀眾非常有壓迫感。我想要表現攝影機對人是有暴力的、是有壓力的。另一個是我想討論紀錄片的再現，有一陣子我都不拍，等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再來拍攝，例如我們在聊天，我就說：「等一下，我們重演一遍。」當然同學就配合你，一邊講一邊笑，演得實在很不自然，但我就是故意要讓觀眾發覺這是演出的，但「它」卻也是真實的發生過啊！而且是相同的人說了或做了相同的事。
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關係，這個過程一直不斷地在這部片子裡出現。所以裡面有各種不一樣的攝影風格，或者不一樣的嘗試。有一陣子我故意讓麥克風穿幫，刻意讓觀眾意識到攝影機的存在，後來只有用一個鏡頭。自己在探討紀錄片的過程，這部片子實驗成分是最多的，包含裡面有一個天尊的字卡。我想說一定要後製嗎？不能自己做嗎？所以我就用天尊的公司識別證，然後我自己用手拿，做出fade in 和fade out的效果。自己也不斷在思考這些，所以《唬爛三小》在攝影風格上滿亂的。
問：由於《唬爛三小》這部片記錄了五位好朋友各自歷經不同的人生階段的私生活，也曾聽說因為片中涉及朋友的個人隱私，所以導演對這部片子還滿保護的。有關隱私的部分，您的想法是？
所以2011年我就出版這部片子，其實我不會因為出版而賺錢，而且為了音樂版權，我還自己拿錢出來。因為同學會問我，什麼時候可以拿到一個有封面的DVD。另外也有一個女同學跟我說，她很感謝我拍這部片，對她來說充滿了生命的回憶，可是我跟她說，妳只有出現幾秒啊！她說沒關係啊，這些故事她都知道，而且都有參與。既然這樣，我徵得當事人的同意後，就決定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