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工作調查（三）：自主性
絕大多數的創作者會把創作擺在第一位，因此「自主性」——也就是對於本身創作過程與作品的掌握度——往往成為文化工作者最為重視的勞動條件之一。我們初步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約有4成的紀錄片工作者表示自主性不足；一般來說，年資愈淺、聲望愈低的創作者，自主性愈差。在各種干擾當中，紀錄片工作者最為「感冒」的，就是出資贊助單位對內容的要求出爾反爾，而且這些意見常常是「外行領導內行」。
在這一波的問卷當中，表示作品「總是」或「經常」被修改的受訪者，佔總數的40%；不過，同時也有高達52.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很少」或「不曾」被要求修改作品。進一步觀察這當中的差異，有兩個重要的因素，分別是「年資」與「聲望」。
首先，在年資的部分，一般來說年資愈低的工作者，自主性也就愈低。根據問卷結果來看，表示作品「總是」與「經常」被修改的工作者，其平均年資低於表示作品「很少」及「不曾」被修改的工作者。若把工作年資依照「3年以下」、「4年到8年」、「9年以上」的標準，分為「菜鳥」、「青壯」、與「老鳥」三個族群，則前兩者表示常被修改的比例都超過5成，而老鳥則僅有1成。
其次，則是以較為抽象的「聲望」來觀察——也就是俗稱的「大小牌」——可以發現聲望愈高的紀錄片工作者，作品就愈少被更改。這裡的「聲望」指標，包涵了「影展入圍與得獎次數」、「擔任影展評審頻率」、「擔任影視相關座談會之講者頻率」、「在大眾媒體撰寫影評頻率」、以及「受邀參加試映會頻率」等多項問題。問卷結果顯示，表示作品會被修改的受訪者，聲望指標都較作品少被修改的受訪者來得低。
根據受訪者表示，會干擾與介入紀錄片創作過程的「外人」，以委製單位最多，其中委託的政府部門約有17.5%、委製的媒體單位則達32.5%。這些單位通常會在紀錄片的後製階段提出修改要求（81%），而這些要求「很少」或「從未」合乎專業（合計56.5%）。當中最令工作者困擾的問題，分別是這些單位「對於影像形式和內容的要求出爾反爾」（38.5%）、以及「在後製階段提出額外的製作要求」（15.4%）。面對大部分的無理要求，多數的紀錄片工作者還能夠協調出可以接受的妥協方案（81%），但仍有1成的創作者無奈表示必須全盤依照對方要求來修改作品。
絕大多數的創作者會把創作擺在第一位，因此「自主性」——也就是對於本身創作過程與作品的掌握度——往往成為文化工作者最為重視的勞動條件之一。我們初步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約有4成的紀錄片工作者表示自主性不足；一般來說，年資愈淺、聲望愈低的創作者，自主性愈差。在各種干擾當中，紀錄片工作者最為「感冒」的，就是出資贊助單位對內容的要求出爾反爾，而且這些意見常常是「外行領導內行」。
在這一波的問卷當中，表示作品「總是」或「經常」被修改的受訪者，佔總數的40%；不過，同時也有高達52.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很少」或「不曾」被要求修改作品。進一步觀察這當中的差異，有兩個重要的因素，分別是「年資」與「聲望」。
首先，在年資的部分，一般來說年資愈低的工作者，自主性也就愈低。根據問卷結果來看，表示作品「總是」與「經常」被修改的工作者，其平均年資低於表示作品「很少」及「不曾」被修改的工作者。若把工作年資依照「3年以下」、「4年到8年」、「9年以上」的標準，分為「菜鳥」、「青壯」、與「老鳥」三個族群，則前兩者表示常被修改的比例都超過5成，而老鳥則僅有1成。
其次，則是以較為抽象的「聲望」來觀察——也就是俗稱的「大小牌」——可以發現聲望愈高的紀錄片工作者，作品就愈少被更改。這裡的「聲望」指標，包涵了「影展入圍與得獎次數」、「擔任影展評審頻率」、「擔任影視相關座談會之講者頻率」、「在大眾媒體撰寫影評頻率」、以及「受邀參加試映會頻率」等多項問題。問卷結果顯示，表示作品會被修改的受訪者，聲望指標都較作品少被修改的受訪者來得低。
根據受訪者表示，會干擾與介入紀錄片創作過程的「外人」，以委製單位最多，其中委託的政府部門約有17.5%、委製的媒體單位則達32.5%。這些單位通常會在紀錄片的後製階段提出修改要求（81%），而這些要求「很少」或「從未」合乎專業（合計56.5%）。當中最令工作者困擾的問題，分別是這些單位「對於影像形式和內容的要求出爾反爾」（38.5%）、以及「在後製階段提出額外的製作要求」（15.4%）。面對大部分的無理要求，多數的紀錄片工作者還能夠協調出可以接受的妥協方案（81%），但仍有1成的創作者無奈表示必須全盤依照對方要求來修改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