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拍攝完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快不快樂四人行》後，馬上面臨的一個課題就是被攝者朱媽媽在片子的最後，直接告訴我，我所做的一切對他們是沒有幫助的，紀錄片工作者只是看起來一副很好心的樣子，其實什麼忙都幫不上，她這一番話，其實很打中紅心，這部片子，除了幫助我自己展開拍片生涯外，老實說，我還真想不出，對被攝者有什麼具體的幫助。
後來，我拍攝了關於我自己的片子，關於朋友結婚的片子。當時，我總覺得自己很不足，是對生命理解的不足。這不只是技術性的問題，當然，在技術的層面，我還有很多需要進步的，但在對他人生命的理解上，缺乏一種看見生命境界的視野。我覺得一個創作者，在這點上不能不足，不能不要求，甚至我認為這是一種社會的責任，社會大眾為何要看我的作品，透過我對生命的理解看待片中的他人，如果我對生命的理解是很負面的，是很狹隘的，那麼不論他人怎麼說，我自己這關其實是很難過去的。
三年後的現在，我更為確定，在各個層面上理解生命的重要性，不只是自我的要求、不只是社會責任的問題。這甚至決定了一個紀錄片導演的拍片生涯能不能越拍越篤定，能不能走得長久。我是從台灣唯一教授紀錄片的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的學生，很多學長姊都有非常優秀的作品,，得獎無數，但真正能夠走的長遠又有幾人呢？究竟，我們能夠直視生命的各種狀態幾次，我們能夠直視自己嗎？我們理解自己嗎？我們理解他人嗎？我能夠承受被攝者問我拍片何用幾次？
紀錄片拍攝的是活生生的人，呈現的也是活生生的人，如果不能在拍攝過程中，理解人究竟處在何種狀態，如何呈現？如果對於自己所見所想的，不能篤定，那又如何面對被攝者的提問，如何面對觀眾。洪淳修學弟說：「在拍攝紀錄片這件事情，我想得很多。」確實，我想得很多，當然我也做了不少事，關於紀錄片的一切一切，我幾乎全想過，也盡量做，被卡住的，一定要通。
在《快不快樂四人行》後，我花了一些心思理解精神分裂症究竟是怎麼回事；在《再會吧一九九九》之後，我繼續在生活中探討生存與死亡；拍攝婚禮之後，我仍繼續努力去理解婚姻這件事。這幾個我原本懵懵懂懂的生命課題，都慢慢地被我搞清楚，懂了。漸漸地，我開始能夠跳脫出單純創作者的角度看待紀錄片這個領域。然後，我終於知道，在我的第一部作品《快不快樂四人行》中，我沒做到的究竟是什麼。老實說，當時自己對生命的理解程度，實在太過簡單狹隘，但這就是我當時的狀態，也不必追究，但如果有值得出來談的，就是讓人引以為借鏡，不必再重蹈覆轍。
當朱媽媽告訴我，這部片沒有幫助時，我是無言的。但其實我可以做更多的，將她們一家願意被我拍攝完成作品的心意，擴大並產生更多他人的理解，當初社工師淑惠，之所以願意介紹朱媽媽讓我拍攝，正是因為他們並不認為身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什麼需要丟臉或隱瞞的，過程中，他們所要求我的，也不過是被理解而已。
但這部片子完成後，我丟了幾個影展，此後，就並沒有為它做更多事了。當時我只以為一個導演的工作只有到作品完成，接著就結束了，其他的就交給別人，但別人在哪裡呢？其實沒有，沒有別人。如果我沒有為它做更多，它就真的只是一份作業。運氣好一點的話，可能得幾個獎，但還是就這樣結束了。如此，影片就真的沒有幫助，只是看起來好心。好心是要做出來才算數，這也許跟好心無關，而是責任，對創作的作品發揮溝通作用的責任，努力地讓被攝者在過程中對我發出的溝通，透過我的理解，技巧性的整理並呈現在作品中。然後，讓更多人接收到這份訊息，產生理解，多一個人懂就是一個，累積到某一個程度，相信社會就會不同。
我所拍攝過的人，包括我自己，其實都只是想要被理解而已。而理解有許多程度，能不能擴大到觀眾身上去，這又是一個重要階段，我想，要做的實在太多太多，身為一個創作者，不能一直懵懵懂懂。我只是想著，現在開始還不算遲，一點一滴，愚公移山！與大家共勉！
後來，我拍攝了關於我自己的片子，關於朋友結婚的片子。當時，我總覺得自己很不足，是對生命理解的不足。這不只是技術性的問題，當然，在技術的層面，我還有很多需要進步的，但在對他人生命的理解上，缺乏一種看見生命境界的視野。我覺得一個創作者，在這點上不能不足，不能不要求，甚至我認為這是一種社會的責任，社會大眾為何要看我的作品，透過我對生命的理解看待片中的他人，如果我對生命的理解是很負面的，是很狹隘的，那麼不論他人怎麼說，我自己這關其實是很難過去的。三年後的現在，我更為確定，在各個層面上理解生命的重要性，不只是自我的要求、不只是社會責任的問題。這甚至決定了一個紀錄片導演的拍片生涯能不能越拍越篤定，能不能走得長久。我是從台灣唯一教授紀錄片的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的學生，很多學長姊都有非常優秀的作品,，得獎無數，但真正能夠走的長遠又有幾人呢？究竟，我們能夠直視生命的各種狀態幾次，我們能夠直視自己嗎？我們理解自己嗎？我們理解他人嗎？我能夠承受被攝者問我拍片何用幾次？
紀錄片拍攝的是活生生的人，呈現的也是活生生的人，如果不能在拍攝過程中，理解人究竟處在何種狀態，如何呈現？如果對於自己所見所想的，不能篤定，那又如何面對被攝者的提問，如何面對觀眾。洪淳修學弟說：「在拍攝紀錄片這件事情，我想得很多。」確實，我想得很多，當然我也做了不少事，關於紀錄片的一切一切，我幾乎全想過，也盡量做，被卡住的，一定要通。
在《快不快樂四人行》後，我花了一些心思理解精神分裂症究竟是怎麼回事；在《再會吧一九九九》之後，我繼續在生活中探討生存與死亡；拍攝婚禮之後，我仍繼續努力去理解婚姻這件事。這幾個我原本懵懵懂懂的生命課題，都慢慢地被我搞清楚，懂了。漸漸地，我開始能夠跳脫出單純創作者的角度看待紀錄片這個領域。然後，我終於知道，在我的第一部作品《快不快樂四人行》中，我沒做到的究竟是什麼。老實說，當時自己對生命的理解程度，實在太過簡單狹隘，但這就是我當時的狀態，也不必追究，但如果有值得出來談的，就是讓人引以為借鏡，不必再重蹈覆轍。當朱媽媽告訴我，這部片沒有幫助時，我是無言的。但其實我可以做更多的，將她們一家願意被我拍攝完成作品的心意，擴大並產生更多他人的理解，當初社工師淑惠，之所以願意介紹朱媽媽讓我拍攝，正是因為他們並不認為身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什麼需要丟臉或隱瞞的，過程中，他們所要求我的，也不過是被理解而已。
但這部片子完成後，我丟了幾個影展，此後，就並沒有為它做更多事了。當時我只以為一個導演的工作只有到作品完成，接著就結束了，其他的就交給別人，但別人在哪裡呢？其實沒有，沒有別人。如果我沒有為它做更多，它就真的只是一份作業。運氣好一點的話，可能得幾個獎，但還是就這樣結束了。如此，影片就真的沒有幫助，只是看起來好心。好心是要做出來才算數，這也許跟好心無關，而是責任，對創作的作品發揮溝通作用的責任，努力地讓被攝者在過程中對我發出的溝通，透過我的理解，技巧性的整理並呈現在作品中。然後，讓更多人接收到這份訊息，產生理解，多一個人懂就是一個，累積到某一個程度，相信社會就會不同。
我所拍攝過的人，包括我自己，其實都只是想要被理解而已。而理解有許多程度，能不能擴大到觀眾身上去，這又是一個重要階段，我想，要做的實在太多太多，身為一個創作者，不能一直懵懵懂懂。我只是想著，現在開始還不算遲，一點一滴，愚公移山！與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