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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妹》（Sisterhood，2016）／華映提供 |
採訪、撰文／蔡雨辰
出關延時，馬拉松式的採訪依序延後，我見到徐欣羨時已是晚餐時間。她依然精神奕奕，張著大眼聆聽我的提問後，有條不紊地一一應答。她的普通話極溜，雖在澳門成長，大學時卻選擇來台灣念電影，其後又在香港唸研究所，吸取兩地的電影養分，學成後，她回到澳門，決定要拍屬於「澳門」的電影。
2012 年，她在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櫃裡孩》便出櫃，當時，澳門連一個同志團體都沒有，初生之犢不畏虎，她在片中直截地揭露了自己和朋友的家庭關係，碰觸到華人同志社群中最敏感的出櫃難題。
2014 年，紀錄片《荒蕪中栽花》講述玉文、周桐、凌稜，三位截然不同女作家，卻又擁有著近似氣息。她們幾十年間用筆記錄澳門，用筆分享經歷，用筆分享澳門發生的一切。
2017 年，徐欣羨帶著第一部劇情長片《骨妹》來到台灣，以一段未果的女女之戀，帶出回歸前後的澳門風情，她希望從一個澳門人的角度出發，拍一個關於澳門變遷的電影。如何從一段愛情故事牽連至澳門歷史，請見以下專訪：
問：為何會選擇「骨妹」這個題材？
我還在台灣念書時就寫了《骨妹》的劇本，其實是劇本課的作業。我媽媽是保險業務，曾經和我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她們以前也會來我家打麻將，我對她們的印象很深刻。發展到現在的《骨妹》也加了一些對澳門的情愫進去，拿到資金後找了專業編劇歐健兒重新整理這個劇本。因此，電影中阿姨們的故事部分來自我的兒時記憶，部分來自歐健兒的田野調查。
我還在台灣念書時就寫了《骨妹》的劇本，其實是劇本課的作業。我媽媽是保險業務，曾經和我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她們以前也會來我家打麻將，我對她們的印象很深刻。發展到現在的《骨妹》也加了一些對澳門的情愫進去，拿到資金後找了專業編劇歐健兒重新整理這個劇本。因此，電影中阿姨們的故事部分來自我的兒時記憶，部分來自歐健兒的田野調查。
問：為何找歐健兒？
我對自己的劇本不是很滿意，畢竟沒寫過劇情長片，寫完第一稿總覺得哪裡不對勁，戲劇性弱，沒什麼起伏，與監製討論時，他建議不如找一個契合的編劇。當初想找文藝一點的編劇，找健兒時，沒想到我們會合，因為健兒過去都是和杜琪峰導演合作。但實際上和健兒討論之後，我發現她很了解我的想法，劇本大綱也很好，她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但也沒偏離我原本想要的東西，在討論的過程中，她會一直再三確認我的想法，例如，靈靈懷孕那段，原本的設定是靈靈本來就有個小孩，劇本後來改成她和詩詩一起撫養這個孩子，的確讓她們的親密關係更合理。
當初找資金、推銷這個劇本時，我遇到最多的質疑就是：你又不是中年人，如何寫這樣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其實有點中年危機的味道，梁詠琪的角色就是人到中年，開始感到迷茫。所以我曾經改成以她的兒子或女兒作為主要的敘事線，但那不是我原本想講的故事，也寫不下去。所以歐健兒加入後，很大程度幫忙處理中年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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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妹》劇照／台北電影節提供 |
問：為何選擇放入極淡的同志情愫，是希望減低同志電影的標籤或色彩嗎？
健兒曾再三與我確認兩人之間的感情，其實可以更多或更少，我們來回討論了好幾次，我希望做到的是──詩詩當時真的不知道自己對靈靈的情感，如果當時兩人感情很濃，要說她不知道是不合理的，如果太少，又怕當詩詩回憶時沒故事，所以情感的拿捏其實滿難的，但溝通後，我覺得健兒寫出來的東西有抓到那個界線。
我本來就設定兩人之間是有愛的，只是程度多少。我希望詩詩這個角色有一點覺醒，不管面對性取向或是作為一個女人，自己其實擁有決定權，而不是隨波逐流。我若想強調這個部分，她過去的生活就會活得比較懵懂，這個狀態也是很90年代的，在當時的澳門，阿姨們的圈子裡不會出現同性戀這樣的認同，連這個詞都沒有，她們不知道兩個女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所以她才會錯過這樣的情感。
在戲中，她們分離的主因是靈靈問了詩詩一句話：妳很想要四代同堂嗎？詩詩說對啊。因為靈靈比詩詩早覺醒，她其實想和詩詩一起養這個小孩，我覺得這句話對於靈靈的意義是她明白了詩詩從來沒有往那個方向想，她留下來只是為了照顧孩子，這樣不是很自私嗎？對我而言這才是靈靈要推開她的主要原因。……但觀眾似乎都看不出來（笑）
問：你曾在訪談中提過，許多拍攝澳門的電影都將澳門作為一個「佈景」，你想紀錄老一輩澳門人的故事，為什麼？
近幾年，政府大力推動創意文化產業，包括《骨妹》也拿到澳門政府的資助，我們才開始慢慢起步，努力做自己的電影。其實很多時候，澳門沒有話語權，我們的聲音幾乎沒有被聽見，我們在澳門看的是香港、台灣、內地的節目，所接觸到的媒體來自各地，本地的文學、藝術反而沒有被關注，澳門呈現出來的形象常常就是一座賭城，大家也只看到這個部分，但在澳門生活的人並沒有被關注。
問：那麼在創作的過程中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這個現狀反而可以讓我鬆一點，因為沒有太多作品，做什麼好像都是新東西，反而比較彈性。我之前的作品，除了《荒蕪中栽花》，都是比較貼近自己的主題。
拍《荒蕪中栽花》時我有點困惑，多虧這部片的監製是一位詩人，他鼓勵我用自己的方法去剪片，尋找自己的視角。拍片時，我和這些前輩們聊天學到了很多東西，她們的經歷有點艱辛，談的過程卻雲淡風輕，這樣的人生觀在她們身上很一致，這可能就是我嚮往的方向，你可以感受到她們對於創作的熱情，她們是有話要說的人。其中一個詩人因為來到澳門沒有辦法跳舞，所以她才選擇寫詩，她心裡有一些東西想要表達，但澳門當時完全沒有跳舞的團體，所以她就把想跳舞的慾望寫成了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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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妹》劇照／台北電影節提供 |
問：聊聊《櫃裡孩》這部紀錄片。
這部片完全是個巧合，我剛從台灣畢業回到澳門，很快就進了電視台工作，老實說滿無聊的，原本應徵導演，但被安排為外景主持人，我就傻傻地做了一陣子，其實工作很輕鬆，但一直想拍片，就開始找補助，那時剛好澳門有個機構有相關補助項目，但只補助紀錄片和動畫。我太想拍片就申請了，一開始就想做同志題材。
2011 年我剛回到澳門時，曾看到一個香港新聞，一些宗教團體幫同志驅魔，我很驚訝，在這個年代竟然會發生這麼荒謬的事，所以我很想做一支紀錄片拍這件事，但我又很蠢，寫企劃書時根本沒有去做研究，初審通後才發現澳門根本沒有這個宗教團體，所以得改題材，但又不偏離太遠，所以改成訪問我的同志朋友，最初的目標是一男一女，以及他們的父母。
複審通過，人選卻有狀況，我的一個女生朋友和他媽媽很快就答應，但我的gay朋友們都無法帶著爸媽出櫃，我當初沒想到會這麼困難。我先拍了朋友，想說一條線也許可以。拍到中間我就辭職去香港演藝學院念研究所，所以我有讓一些老師看，他們覺得這條線太薄了。同時剛好有個學妹找我去演他的短片，一個同志的角色，老師便建議我把這個經驗放進紀錄片，舒琪導演也建議放入一些過去的影像素材，後來便拼拼湊湊地拍出了《櫃裡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