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吳文睿、蔡崇隆問：學長在自述中提過，二十五歲前的人生跟紀錄片是沒有關係的；想請學長談談您二十五歲前後的生命歷程，包括成長、求學乃至工作經歷，以及當初如何與紀錄片發生關係？
楊：其實我……我成長在一個美術的家庭，我的父親是做跟美術有關的工作，然後…我常會跟朋友聊到我很幸運，我幸運我成長過程中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因為受到爸爸影響，所以我喜歡美術，他也支持我去畫畫，去學跟美術、美工有關的事情，可是我記得我在國中、尤其是國中的時候，印象很深，就是班上有些同學，畫畫也很好，可是他們家人不會同意他們走美術這條路，剛好我父親是在這個領域，所以他會支持我。所以我從小就沒有擔憂過工作、或者是要…更明白地講就是什麼賺錢養家等等……就是我的父親給我一個很安穩的成長、很自由成長、朝我喜歡成長的空間去走。
後來我讀的是復興商工美工科，我讀美工科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很喜歡美術，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考不上任何學校，真的是很離譜，我記得我的高中聯考很像就只有二百出頭吧，我們那個年代要讀一個高中要三四百分才可以，後來到我高職畢業之後…高職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個過程，因為我很系統、很具體有系統地去接受美術的訓練，我很多關於美術的基礎、底子甚至成績，都是高職那三年被建立起來的。所以，當時我…當然我父親的期盼是我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家、成為一個畫家，那我也這麼告訴我自己，我想成為一個畫家、成為一個藝術家，所以當我高職畢業之後，我就去補習，去南陽街補習，因為畢竟高職沒有充足的學科教學。後來，我在南陽街補習那一年過完之後，通過了大學考試，然後那時候要填志願，那時我其實陷入人生的第一個選擇，因為你知道我選讀高職美工科，沒有所謂選擇的問題，我覺得我人生就應該走美術，可是到大學的時候有二個選擇，我到底是要選填關渡那個當年好像剛成立的台北藝大的美術系，還是要選擇一個跟它截然不同的領域，就是輔大的應用美術系。
我約略知道這二個系所的差異；一個是純藝術，就像我從小、我高職想要成為藝術家的一個學校，就是北藝大，另外一個就是商業的美術，後來我選擇了商業美術。有幾個原因，第一個是當時我爸爸在創作上面有一些侷限，他也是必須靠創作賺錢，但他有一些侷限，所以我發現到，我很強烈地意識到美術可不可以成為我一輩子可以……在台灣做一個純粹的藝術家的一個生活的照顧的無慮，我會擔憂。然後第二個是，我在補習那年接觸到一些設計的東西，當然復興商工的時候也有接觸，我發現我似乎可以試著去嘗試應用美術這條路，後來我選擇到應用美術系去。
到大學讀書，所謂的繪畫我在大一那年就停止了，我在高中很喜歡畫畫，可是一直到大一那一年，我停止的原因是因為我大一那年畫了一張水彩去參加一個很大型的美術比賽，有得獎，我就用那筆獎金，我記得是八萬塊錢，去買了我人生的第一台攝影機，那台攝影機我還留著喔，到現在還在我家我還留著，很大！以前用VHS的那種攝影機，上肩的那種。自從有了那台攝影機之後我竟然沒有再畫畫了，我從大一的暑假開始，我就開始東拍西拍東拍西拍，開始去探索自己、或探索土地，所以當時弄了很多影片──關於台灣本土的東西。當時關於台灣本土的論述大量出現，所以當時我跟很多同學去弄這個東西。然後大學就這麼過了。
到我大四的時候……我選的是廣告影片組，我在學校的主攻其實是廣告影片，就是我們打開電視會看到的那種商業廣告影片，那學校老師教你的是廣告影片的東西，結果當所有我們這個組的同學都在做可能跟廣告、跟商業影像有關的時候，我的大學畢業製作反而搞了一個一點都不商業的東西，反而是一個我現在拿出來看還看不大懂的實驗短片，那個短片還留著，那為什麼講這個短片，這個短片對我後來很重要。我就做這個影片畢業了。
我記得我那個影片叫《埋冤小調》，那我其實取的是「台灣」的閩南語的諧音，「埋」就是「台」嘛，「冤」就「冤魂」，「台灣小調」。當時其實自己……我剛剛提到我認識有限，但是整個、尤其在學生的世界裡面，關於這樣的本土論述大部分是建立於一種悲情的氛圍底下，所以自己不知不覺去做了這樣的影片來當作自己的畢業製作，當時也覺得自己很有使命感，就把這個東西給完成。可是說真的完成之後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麼或解決了什麼，因為充其量那個影像其實根本就是一個相當相當具有個人實驗特質的、非敘事性的影像的拼貼，雖然說有意義在裡面，可是它太實驗太拼貼了。
後來大學畢業後就當兵，當兵退伍進入到復興商工，又回到母校去教學，教學我就在廣告設計科，因為可能自己大學學的是應用美術系，所以在自己第一份工作，就是二十五歲那年成為一個廣設科的老師也是理所當然。我敎繪畫也教設計，教色彩學也教各種的類型，反正高職就是一種…老師能教就儘量讓他教。那時候我二十五歲嘛，然後我大一擁有的那台攝影機還沒有壞，我就拿那台攝影機去拍我班上的學生。當時拍這群學生其實不具有特別明顯的目的，純粹只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後我想要記錄他們的樣子、拍拍他們的樣子。然後有一部分是功能性的，比如說我每次在示範素描，我不用每次都一直示範，我乾脆把它拍下來，錄影帶可以給學生回去看，就很功能性的，也有這種。那台攝影機在我教學那二年期間一直跟在我旁邊，功能性的使用佔很大一部分，但是也可能在那功能性的使用之外，不知不覺也留下了我覺得現在看起來很珍貴的關於這一班學生的影像。後來我敎了二年之後沒有再繼續教書，因為我覺得，其實教書我不快樂，我沒有很快樂，我開始有一點不安於……我這麼說好了，我們的主任會帶我們一些新進老師去看房子，然後會鼓勵你去買房子定下來等等，他的意思只是說你們要安定在這所學校，因為復興商工是一個老師流動率很高的學校，所以他希望老師能夠長期被留下來在那邊教書，我一直得到這樣的訊息，可是我在敎第二年書的時候我發生了一個事情，就是我在教色彩學，色彩學是一個很無聊的學科，所以我一定會在某些時刻講笑話給學生聽，所以我就開始講笑話，那我在講那個笑話的時候學生突然會全部醒過來，很多睡著的全部醒過來，然後就開始很專心聽我的笑話，當然他們也笑了，可是那時候我突然、我真的是突然發覺到，我在去年的同一門課、同一個段落講了一個笑話，而且是一模一樣的笑話，我開始對於那種我可能未來每一年都要重複在做的事情很焦慮很不安，更可怕的是我知道五年後這個笑話就沒有人會笑了。
那我很不快樂，在教學中我沒有得到很大的成就感，我想要離開，然後…剛剛提到大學我喜歡東拍西拍，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大學同學，叫做東東，我還記得，我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打電話給我說：「力州，聽說有…」當時他也不知道我要離職，他只跟我說當時有一個新的研究所要成立，在台南，是一個電影研究所。我得到的訊息是很薄弱很少的：「是一個電影研究所，你不是很喜歡電影嗎？你趕快去考吧！」我突然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訊息，老實說我一直以為它是電影研究所，一直到我報名我還是認為它是電影研究所、一直到我去考學科我都認為它是電影研究所，甚至我送出去的作品…我沒有作品可以送，我就送我剛剛提到大學拍的那一部，我現在看自己都看不大懂的一部實驗短片過去。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初試時其中有一科考試放一段老影片，然後叫我們寫影評，我那時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為什麼要看一個很老的影片，他為什麼不是給我們看像《單車失竊記》？給我們看一個好像荷蘭人日據時代來台灣拍的一段生活的側拍。一直到我通過初試要去面試，去師大面試，還是台南面試？我有點忘了，應該是師大面試，面試的時候，有老師問我說，有面試官問我說，叫我舉一個我很喜歡的紀錄片，我還記得我有要求說我可不可以不要舉紀錄片，我能不能說一部電影？他說不行呀，因為我們是紀錄片研究所。
其實老實說到那個時候我才很明確地確定這個學校是教紀錄片的，雖然它的名稱叫「音像紀錄研究所」，可是我還是一直focus在前面「音像」二個字，我刻意去忽略「紀錄」這二個字。後來我記得我出來的時候，我還跟當時的女朋友，就是現在我太太小倩說妳就當我沒有來面試過吧。可是沒想到我就接到通知說我入選了。所以我必須說，現在我坐在這邊跟你講話，我還是不知道當時為什麼學校要錄取我，因為我算是一個很狀況外，雖然對電影喜歡，但是很狀況外地進入到紀錄片領域學習，但是我所有關於紀錄片的知識，我老實說，是從零開始，在南藝學習的。所以我今天長什麼樣子，應該也是南藝教出來的，當然也包含過去我自己的背景經驗，我大概背景就這樣子。
從我南藝畢業之後，因為我已經當過兵退伍了，所以我很快就進入到這個領域、這個社會或說這個職場，初期其實我很沒有信心，尤其在我研二吧，我還很擔憂紀錄片這件事情是不是我一輩子的事，然後我那時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我已經沒有什麼存款了，我又不想跟我的父母開口，我覺得都已經二十七、八歲了，所以我不想跟我父母開口，當然我知道我跟我父母開口他們一定會幫我忙，但是我還是不願意。那時我動一個念頭就是我要再回到高職去教書，所以當時我還有跟以前復興商工的一些同事聯繫，可是那時候我就接到通知，因為剛好我有去申請一個報社的補助，就聯合報，一個聯合報系基金會的補助，當時他們大概辦了三、五年吧，關於紀錄片的補助，那我就剛好通過了，所以我很高興，好像是三十萬元，那三十萬元就讓我那一年…他其實就是那一年讓你好好的拍片，什麼事都不用做、不用去工作。
那時候突然我的腳步被穩定下來，那時我才比較有確認、比較有信心可以把紀錄片當作自己的一份工作，也是那個適時的一個資源的支持，不然老實說我其實還蠻懷疑這個領域我該怎麼繼續走下去的，我還是要講我很幸運，我真的很幸運，因為在那之後，我在我的紀錄片的創作過程當中有很多朋友幫忙、很多單位幫忙，剛剛提到聯合報、甚至包含公共電視九七還九八年成立，在公共電視成立的初期，有一個製作人叫丁曉菁，她做了一個青少年節目，裡面有一個短的，十幾分鐘的紀錄片，那時候她來找我做，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就是她打給我，她說透過一個什麼朋友打給我，她跟我說一集會給我二萬塊、扣完稅有一萬八千塊，然後每個禮拜有一集。我心裡想哇！一個月拍四集我就有七、八萬的收入了，那我想哇那這真是一個可以做的行業喔，可事後證明我一個月只能拍一集（笑），所以那半年、我領了半年…那時候已經快畢業了，領了半年一個月一萬八千塊的薪水。可是那一段日子是我認為我很快樂的一段日子，因為我剪接很慢，我要花很多時間剪接，所以我每次去公共電視，那時候他們辦公室在康寧路那邊。我都是晚上九點多去剪接，然後都剪到天亮，我們都剪到天亮，剪到那種…那時候還有原住民新聞雜誌的一些大姊，過來跟我們打完招呼，我們才回家，那一段過程還蠻快樂的。這邊要講其實就是，在很多部份很多人都給我很大的協助，到目前為止。
問：剛才學長有提到您美術的背景嘛，那是不是可以請學長進一步地跟我們說明這個背景對您之後在拍紀錄片有什麼樣的幫助。因為像我自己看學長的片，覺得在影片的視覺設計上都會比較講究。那對於非美術背景出身的人，想加強這方面的……因為現在南藝的學弟妹，有很多比較是所謂的素人…
楊：不是大眾傳播嗎？
問：不是。
楊：大概是什麼？
問：像我們班就有生物科技啊、國文系、哲學系……之類的。
楊：好。首先我覺得這樣沒有不好耶，我的意思是說，一個美術科系的學生去讀南藝呀……雖然說現在還沒有任何一個老師告訴我當時為什麼要錄取我，可是我真的覺得一個美術科系的去讀紀錄片，他可能像你講的他可能在美術上特別注意，可是一個學農的人去讀紀錄片，他畢業之後可能會去關注他本質學門的那個領域，就像你說生物科技等等。我會覺得就一個紀錄片所的價值而言我覺得這樣沒有什麼不好，我記得我們那一年、我們那一屆，我不知道有沒有算錯比例，我印象中我們班讀大傳好像沒幾個耶，還是很多我不曉得？起碼我相信一定是一半以下，大部分都是像…我記得讀美術就我跟陳怡君是學美術的，然後還有些學外文的學什麼的。所以我個人真的是覺得所上收這樣的學生是很好的。
至於你剛第一個問題提到美術對我什麼的，老實說我沒有刻意去想這個事，我在拍的時候我不會去想說我有美術背景所以我在拍的時候就讓它「三角構圖法」或「對等構圖法」，就是一個很自然的力量讓我知道怎麼去抓鏡頭、抓構圖，就像阿東，吳耀東，他做攝影做了很久了，所以他拿起攝影機的那個鏡頭的魅力會很有靜照的質感，有那種凝結的魅力在。所以可能每個人過往的經驗會反應在他的作品上面，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美術在我的…聽你的問題好像是在攝影上面的構圖的構思喔，我覺得那個部分我沒有意識到，就算有一些還不錯的成績我相信那也是下意識的部份。倒是在後期剪接的部份、就後端處理的部份，那個美術的訓練、那關於所謂的均衡構圖等等會進入到我剪輯的思考底下，甚至假設會有一些文字的配置啊等等那些，都會進到後期的部份，這比較明顯。我覺得你們擁有我沒有的力量，雖然說我還沒有看過你們作品我不知道，但肯定你們擁有我所缺乏的東西，所以那個本來就是…每個人的強項是不同的。但是我覺得有個東西的訓練是很有趣，而且很好執行的就是…我到現在都還在做，我包包沒有拿進來，我包包裡面還放二本漫畫書，我現在走到哪裡都帶著漫畫書，你知道漫畫書本身就是一種分鏡的概念，我看漫畫不是看爽快、看故事而已，我除了看它精采的故事內容，我會去看它的鏡頭，而且我有時候會很…像我太太有時候說「你怎麼一頁會看那麼久？」因為我會發現這一頁特別的厲害，因為那個漫畫家這一頁是很具有能力和張力的，所以我就會特別看它的…我看漫畫會特別看它的…去想像攝影機的位置。所以到現在的自我訓練還包含看漫畫，就像我剛剛開車過來是正好交通尖峰時間，我就會放一本漫畫在我旁邊，只要紅綠燈感覺會停很久我就把燈打開看個一頁也好。就是我不停地強迫自己去閱讀漫畫書做訓練，所以我們家不知不覺累積一堆的漫畫量，我覺得看漫畫是除了學校教育之外，自我訓練很棒很棒很棒的一個方法。
問：講到漫畫，我想到有一次我借《怪物》給蔡老師（蔡崇隆）看，他說你有跟他推薦過。
楊：喔，我家整套啊，好看！他最近還有一個就是《二十世紀少年》，出到二十二集，好好看喔，超好看！而且他那個時空的處理真的充滿了魅力。所以我覺得那個部份是養分，是一種很棒的滋養，而且這種東西不必靠學校。當然去讀小說創造出來的想像空間、畫面感也會有，但是可能不及於漫畫書的直接吧。包含我現在在輔大教書，我對學校的學生也是一直鼓勵他們看漫畫。
學長你們那時在所上念書的時候有上技術的課程嗎？
有啊，有「攝影學」、「電影攝影學」，很像請一個…對不起我忘記名字了，有點年長的老師，很像是拍過《八百壯士》的老師。有這種技術課程，但是提到這種技術課程，我離開學校之後我特別感觸深了一點就是，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起碼我今天看到你們二個一起來，我們當時比較多的訓練是一個個人的訓練，一個個人的攝影、個人的剪輯、個人的導演，個人怎麼去評斷自己的作品或評斷別人的作品，比較沒有團體合作的訓練。我甚至到我畢業為止喔，我好像沒有集體做過什麼作業，只有「電影攝影學」，可能底片比較貴還怎樣，會有分一個小team，可是拍完就拍完了，好像有沖沒有剪我忘記了，太久了。我離開學校的前幾年，我就用過往習慣的這種拍紀錄片的模式去拍，可是後來我越來越發覺到有很多問題無法克服，我個人的技術，比如像我對聲音的…我可能拿攝影機的時候我對收音的不夠方便等等很多細節，然後我慢慢想要…可能那時拍攝的紀錄片慢慢有些資源進來了，可以有一些資金讓我去請工作夥伴進來。初期的時候我們還會有工作上面磨合的問題，然後慢慢再一步步去調整和學習，老實說這個部份是我在學校沒有學到的，是出了社會才再自我透過經驗學習，那我不知道現在情況怎麼樣？
我會這樣問是因為這幾年所上都沒有所謂的技術課程，那所上收非相關科系的學生又很多，所以很多人剛進來的時候就是會很惶恐，甚至會有抱怨的聲音出來，所以才會這樣問。
好，那我再回答多一點，我記得當時我們班上已經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有做紀錄片的經驗了，所以技術問題對當時而言好像也不是個問題，那對我這種非相關科系、也沒拍過紀錄片的…可是像我剛才提到我大一就開始東拍西拍，所以我也…攝影這件事也比較難不倒我，甚至我在大四那年，因為我是廣告影片組，所以我也學了剪接，所以我記得我進到研究所，除了理論課程、紀錄片理論課程之外，我們好像在實務上面是直接就拍了耶，我剛剛提到有什麼「攝影學」、「電影攝影學」，在某個比重上好像也沒有那麼重，對我們的實質加分幫助可能也有限，我們反而比較多就是不停地去拍。那聽起來好像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們第一屆到你們現在是第十屆，還第十幾屆？
問：第十一屆。
楊：對，好像是差不多的我想。
問：其實像我們現在比較多的就是同學間互相學吧。
楊：那如果大家都不會怎麼辦？我們那時候三分之二都很厲害，所以問他們都懂。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有個同學叫陳裕星，後來變助教，我們就會問他啊，因為他好像在電視台待過，所以我們都會問他betacam那些線路問題，我記得是這樣子。
問：接下來想請問學長關於創作的部份，看過不少報導提到學長時，常說您是個很會拍「好看」紀錄片的導演；那我記得學長說過，剛開始拍片時沒有自覺自己的片「好看」，是有一次紀文章在放完片之後說：「阿州拍的片都很好看」；所以說，這種在拍攝過程中不自覺，呈現出的作品卻「好看」的原因是否與您成長過程中的影像經驗有關？比如說您剛剛說以前比較多是接觸劇情片的部份。那您在有了這樣的自覺之後，在製作影片時，是否有刻意朝「好看」的方向前進？當然，這些問題很重要的前提是：您認為「好看」的定義、或它必須具備的要素是什麼？
楊：好，在我的印象中我應該沒有說過我自己的片子好看，所以關於好看這二個字大部分都是別人說的，我相信你查到的資料也是這樣。
嗯……我沒有刻意去…就算文章這樣跟我說，然後包含現在有一些朋友會跟我說，但是我從來還不會把好看這二個字在我拍攝、或者在後期處理的時候當做很重要很重要、或者說把它當作一個很主要的考量的因素，因為我覺得這個邏輯是很簡單，今天假設我拍出來的片子是不難閱讀的話，那我其實根本不用去思考我要不要把這個概念在我拍攝的時候放進來，因為它已經在我拍攝的血液裡面了，所以如果我很刻意去意識這件事，反而會很怪異，我老實說我從來…包含每部片這樣拍下來，我不會去想到我如何拍出一部好看的片，但是，大家要說好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解釋，只能說過去的養成教育吧，我自己的，喜歡電影、喜歡劇情電影的部份，然後花了很多年去做電視廣告，就是廣告CF的東西，包含我現在在輔大應美系，我教的課課名就叫「電視廣告」，然後…也可能我很喜歡看漫畫，我被漫畫害了也不一定喔？反正，我相信是很多原因造成這個情況，只是今天你如果要我自己去分析什麼是「好看」或我在拍的時候怎麼去想（好看），我真的沒有去想這些東西，我不知道這樣講大家願不願意相信，可是，這個概念從來就沒有在我拍的過程，或後來的過程當中，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那至於說你問我好看的定義的問題，我有另外一個概念跟這個有點接近，但是不是「好看」，而是如何讓紀錄片讓更多人能夠接受的這個部份，那這比較是後面在處理剪接的部份，在拍攝部份沒什麼太大差異，我到目前為止拍攝的做法跟我在南藝學紀錄片的拍攝的做法，原則上是差不多的，就是得花很多時間去耗去等，都差不多，但在後期處理，尤其這幾年來，比較明顯的是……嗯……你知不知道我有一次去台南做一個座談會，我帶《我愛080》去放，然後對方跟我通信、跟我打電話確認也是充滿了熱情要去推紀錄片。我一到現場去的時候…他們很努力喔，他們真的很努力，可是我到現場的時候觀眾是五個人，然後我們就放了那部影片，偌大的一個放映空間，五個人。然後放完之後…你知道每次放完之後一定會有個導演QA嘛。我那天其實從台南要離開回台北的時候，我想了很久耶，我覺得做一部紀錄片是不是要這樣一直做下去？當我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很棒的東西，當我們試圖用紀錄片去影響很多人的一些想法時，那五個人我們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當時我已經拍紀錄片拍了三、四年了，可能也累積了一點小小的成績，可是我能夠做的也只有這樣。
紀錄片的觀眾可能就從百分之一，就全台灣而言只有百分之一，那我們大家這麼多紀錄片工作者，有一所研究所也成立了，搞了紀錄片雙年展，從百分之一進步到百分之一點一、百分之一點二，可是那進步真的太慢了，我希望紀錄片能夠讓更多更多人看到。那這時候紀錄片在後期呢…在拍攝部份沒有太大的差異，可是在後期，我的紀錄片的處理就有很多很多要調整的部份，第一個要面對到的就是我的品質，剛剛提到在學校的學習過程當中，我覺得我很欠缺的那個部份──品質的部份：聲音的品質、畫面的品質、剪接的品質、成音的品質。你們做紀錄片有做成音嗎？成音就是說整個做完之後，把所有聲音再去做修聲音的處理，甚至再去調整balance、比例，調比例是最簡單的，有一些空間會有一些那種很怪的定頻的聲音，我會去找到它的高、中、低的音波，設定位置，把它的聲音給拿掉，我們會去處理到這麼多的細節，是因為我們必須讓我們的紀錄片…很多人的刻板印象覺得紀錄片是拍到就好，拍得好不好不重要、聲音收到就好，收得清不清楚不重要，可是我希望我們除了可以拍到之外還可以拍好、除了收到之外還可以收好，那這時候我們就必須提昇整個製作的水平，這樣子才能夠破除大部分人…到現在可能還是很多人認為紀錄片是那種品質很低落的、一種影像類型的刻板印象，可能還是很多人會說你看人家Discovery可以做得這麼好，為什麼台灣紀錄片還是沒有辦法到達一個層次等級？
所以我們就開始…最近這二、三年，我們花很多的精神跟金錢，第一是提升品質的部份，第二個，在說故事上面，我必須很誠實地跟你說，尤其當我們要做商業展演，比如說《奇蹟的夏天》，這樣做一種商業展演，或像《水蜜桃阿嬤》，它是要放在電視上播放，它可能會有三個破口、它可能會有四、五則廣告，在這種情況底下，我們都必須考量到一些…我們的影片有辦法到達什麼程度？那在這個前提底下，我們該怎麼做，這些的確會在後期的部份納入考慮，但是我相信這個考慮絕對不是「好看」這二個字這麼簡單的定義而已，它是一個比它更複雜的邏輯的過程。
剛剛提到品質，包含說故事的方法，比如說電視播出的時候，我們最期盼的是像在公共電視，它可以不用破口，可是當我們會進入到一個破口的平台去播放的時候，我們該怎麼去思考這件事情？這都是我們這二年比較常去思考的東西，那這是不是妥協？或許是，但是這個是一個我們希望從百分之一能夠迅速到百分之三，甚至我們更貪心，希望到百分之五的觀眾能夠看到紀錄片，這是最大最大的目的，商業展演只是方式，讓更多人願意接觸紀錄片這才是目的。我舉個例子，我們去年上《奇蹟的夏天》的時候，你知道，我們進來電影院看的觀眾有小學生耶，而他看得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思考，我要拍一部只有知識菁英看得懂的紀錄片，還是連小學生都看得懂的紀錄片？那這樣的紀錄片是不是可以迅速地讓更多人看？
這一個…我相信有許多人看完我們這樣的紀錄片他會覺得說：哇原來紀錄片…可能破除了他過往的刻板印象，可是這樣的人可能…有一個小小的比例，他願意再去理解更多的紀錄片，他或許就會去看過去那個可能只有五個人會看的紀錄片，或許。那或許這個小學生他在小時候接觸到紀錄片，他長大越來越…年紀越來越長他可以理解到更多、更複雜的訊息的紀錄片，去閱讀的時候他就願意接受。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去開這個第一道門的時候，這個改變是零耶！就完全是零的。
我常常在跟我們…我們在共事的工作人員，比如說某一個計劃進行，比如說像《奇蹟的夏天》這個紀錄片要進行的時候，我們最多是到十七個工作人員一起做這部紀錄片，那我們大家都會聊到一點…我們裡面很多都是拍紀錄片的人，我們很多朋友來看我們初剪都會跟我們建議：「力州，你的紀錄片其實可以去探尋更深刻的東西」，那我們都知道，其實我們都知道，但是我們真的會期待我們這部紀錄片的階段性任務是去開啟一扇門。
我一直認為，當很多人認為紀錄片是武器，它像一把刀要刺進這個社會的不公不義或刺進政府的心臟裡面要要求改變什麼……當然這是一種方法，但是我不認為這個方法是最快、最好或最有效果的，我覺得，可能這跟我的性格有關，我覺得當你的影片如果能夠讓人家感動，他就會產生認同，他產生認同，他就有改變的機會，可是如果你連第一個階段的感動都無法達到，或者是感動完，他可能看完你的影片覺得「好感動喔！」，掉了幾滴眼淚之後他沒有產生認同，當然離改變又更遠。當然，另外一套的思考，他覺得一刀刺進去，把你砍死，那是改變最快的方法，那是方法之一，但我不習慣也不喜歡也不認為那是最好的做法，所以這三個步驟，我們很…尤其這二、三年來在紀錄片這一個…直接的執行，原則上都是靠著這樣的一個思維去走的，但是，因為這樣的改變，我們必須有所捨棄，剛提到的，有所捨棄，當然也必須背負某些批判，但是我真的覺得…嗯…反正就這樣子嘛！
現在我有機會做一些可以讓百分之一進步到百分之五的紀錄片的機會、資源，我就做，那一天沒有人要讓我做這個東西的時候，我還是可以回到可能只有五個觀眾看的那個紀錄片去做，大家會有一種很詭異的邏輯，就是你今天去做了會有百分之五觀眾看的紀錄片，你就永遠回不來，我不覺得這是這種二分這麼簡單的東西，我覺得很單純就是我現在有發言權，我擁有資源、我擁有機會，我就這麼做，明白確認我的目的是讓更多人接觸到的第一部紀錄片不至於討厭它，迅速的、更迅速的讓紀錄片觀眾增加，這是我認為我該負的責任。等到我沒有資源的時候，就不要做了，我可以好好拍或許只有五個觀眾的紀錄片，很快那個機會就是更年輕的創作者的，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
問：我覺得像學長剛才講的這些話，如果不是透過像今天這樣的訪談，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或是說可能會誤解，覺得學長這二、三年來可能有…大家認為的一些改變的部份。那如果順著學長的話講，你剛剛提到這中間必然會有一些妥協的部份，包括中間要傳達的一些訊息，那這個部份有沒有可能慢慢地去達到一個平衡？
楊：可以！這個
東西…你知道一部紀錄片如果出來之後就只有這部紀錄片，那這是一部很遜的紀錄片耶，一部紀錄片出來之後，它最好是引起後面很多深度或延伸的閱讀或討論、論述甚至報導甚至導演的一些看法的東西，它就會變成是一個整體的力量，那我們當然希望我們不足的部份可以由其他來補足。比如說水蜜桃這個事好了，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問阿東？（吳耀東，《水蜜桃阿嬤》攝影師）不過這個部份很好玩，就是我們水蜜桃剪完之後，我有給所有工作人員看，然後阿東他看完之後…我們在一個工作人員那邊試片，看完之後他就跟我說：「欸，阿州，我們那天不是有拍到一個什麼事情嗎？你為什麼沒有放？」我跟他說…我們當時已經有準備要做長片的規劃，我說，第一放不進去，因為電視播出有他時間上面的限制，我們要完整講完這件事情放不進去；第二個，我覺得那個東西可以放在我們長片，更嚴謹、更完整地去放。然後，阿東對《水蜜桃》的評論很有趣，他說這部片就是「很好閱讀」，他覺得這是一部很好閱讀的片子，可是他自己因為有參與，所以他知道拍到的不止是如此，然後他也知道我們要繼續拍，要讓它變成一部長片──更具有厚度的東西，這些事情都不是臨時起意的，而是到我們後期在做的時候，它已經在我們腦海裡面，想成為一個更完整的東西，去把它呈現出來。而當那個外在條件，比如說電視播出的外在條件的限制底下，我們會先做到這個地步，然後再去做更深厚的東西。
那《奇蹟》的例子比較特別，它是一個…有跟電影公司合作的部份，然後我們執行的時間太短了，我們…它原先是一個廣告短片，那也是我們重要的一個維生收入的來源，所以當那個廣告短片很像在大概四月多的時候就結束了，當這廣告短片結束之後，我們就繼續留在花蓮拍長片的部份。當時決定留下來發展長片時，我的製片、就我太太小倩（朱詩倩）她就找電影公司，當時設定是要在年底或第二年的年初做公開的放映，可是在時間的協調上面，最後那是一個很長的討論過程，最後就變成決定在九月底必須on，那九月底必須on的時候，就變成我們的時間是不足的，所以《奇蹟的夏天》有一點可惜的是，我們如果能夠再拍得更久一點，其實可以碰觸到更有意思的部份，因為我們進入的時間是他們國三下學期的開學沒多久，然後拍拍拍，拍到他們畢業。所以我們本來的期盼值是拍到更多他們進入高中的一些改變等等，可是這是一個時間的東西，而這時間壓力的東西、deadline的東西，《奇蹟》好像也不是唯一耶，我們在做很多公共電視的委製案，常碰到這種情況，你deadline時間到了，就一定在那個時候要交片，就必須在…你要扣除剪接時間，在前面就必須先把它完成。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些都是過程，就是說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當然一輩子不會只做一部紀錄片，而且也不要把每一部紀錄片當作一個百分之百完美的詮釋，才是你的一部紀錄片。我甚至覺得在某一些deadline時間壓力底下去完成一部紀錄片，我明明知道它還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我還是會去承認這部紀錄片是我的片子，甚至…我舉個例子，比如說我看以前公視的片子，有時去做一些放映，那可能觀眾看完之後說他看了什麼很感動等等，我都會跟他們講我現在看完之後我發現哪裡有問題，還有我覺得哪裏是不足的，有時候當下你是沒有意識到，你會隔很久才看到，可是，我們該怎麼做？隔五年後再去做一個補充？我覺得那段過程完成出來的紀錄片就已經結束了，它就已經詮釋我們當下的看法或認知了，那如果說這個誤差過於離譜的話，或許我們才需要再去做一個什麼來補償，不然如果我隔很多年再去看，發現它有所謂不足的部份，我倒覺得還好，除非它傷害到什麼人或傷害到什麼事情。
不過…其實剛講那個有一點囉唆，但是簡單來講就是，我覺得那個都是自己每一個階段的一個註記或痕跡啦！而且我越來越認知到那個註記、痕跡不盡然是完美的，而且我也願意接受那個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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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