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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FA Project Space 活動現場／圖片提供 朱建安 |
文／朱建安（電影創作者）
IDFA（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一直是我心中紀錄片的最高殿堂，選片涵蓋傳統、深度挖掘議題的紀錄片，以及形式探索虛實等較實驗的類型，打開許多我對真實的定義和想像。這是我第二次申請 IDFA Project Space，因為片子才開始半年，許多方向都還在模糊的階段，在收到複選通知時（從 370 個企劃案選出 70 個）已經相當開心，好像在摸索的階段已經得到某種肯定，在抱著滿足的心態繼續拍攝後，突然某晚就得知自己的作品《Game of Replacing of Gods》是最後被選中的 16 個企劃案之一，馬上和攝影師鏡文以及製片紀堯分享好消息。
出發前一、兩週我們暫時延緩拍攝，開始瀏素材，想辦法剪出了一個五分鐘精華的片花、以及一個 30 分鐘涵蓋全部場景、角色給紀錄片導師們看的版本。除此之外，IDFA Academy 也開設了一系列的片單，內容大多為這次導師們參與過的作品，讓我們可以事先觀看。其中看到了傳奇且爭議的作品《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和《沈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的剪接師 Nils Pagh Anderson 也在導師名單中，感到相當夢幻。
IDFA Project Space 課程分為三個階段輔導參加者的長片計畫，包括兩次的線上課程，以及夾在中間的一週實體課程。其中以企劃案的申請階段又分為開發組（development）和粗剪組（rough cut）兩種，開發組的計畫會由製片和導演專業的紀錄片導師陪伴梳理方向，而粗剪組的計畫則會由剪接導師陪著你在剪接室一起看素材，嘗試各種可能性。我在參與的第一天，覺得自己應該在明年等更多素材再來申請粗剪組的，好像能更實務地解決一些問題。但這想法也隨著每天一直在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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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建安帶著首部長片企劃案《Game of Replacing of Gods》參與 IDFA Project Space |
第一天如同開學日，由 16 組學員分別上台簡報十分鐘給所有人聽。其中有一組中國和一組伊朗的同學分別因為簽證和戰爭的原因只能遠端參與，還有一組伊拉克的同學也是簡報到一半才從機場抵達，許多人除了片子本身，現實生活中都有更大的議題在面對，或者說，他們貼合著他們電影本身的處境，這樣氣氛很快地讓大家凝聚。
我在報告過程中感受最深的是大家說故事的「迫切」（urgency），那種根深蒂固、魂牽夢縈的各種創傷是需要透過電影這個媒介傳遞的。一個烏克蘭的同學拍攝烏克蘭小孩在俄國「再教育營」裡的故事，她甚至提到自己在選景拍攝的時候，是需要擔負整個組員加上被攝者的生命，一個景選錯了，需要承受的是電影之外的事情，攝影師甚至是她最好朋友的老公。這些都是我只能想像但無法體會的狀況，當下的我有點心虛，我好像還停留在對紙紮屋文化、被攝者、環境有興趣的階段。我有著對於紙紮工藝的欣賞，也對人們重複著這個無法驗證的行為著迷，於是我希望能開啟一個遊戲，讓參與的人們能在現實中接近理想中的紙紮屋，但這樣足夠構成一部片嗎？這也進階延伸到我開始思考為何需要拍這部電影？這部片為何由我來說等深層的叩問。
有趣的是下午輪到每個紀錄片導師的報告，他們分別介紹自己的背景，準備了一個想分享給學員的影片片段，裡面涵括了經典電影，比如《單車失竊記》（Bicycle Thieves），有的是錄像作品，還有他們自己參與過的電影。看到自己仰慕作品的創作者就站在自己面前，分享著一路走來的困難和焦慮，對我來說是很珍貴的。
其中印象深刻的是，有兩個老師提到他們不喜歡「hybrid films」或「docu-fiction」這類的詞彙，對他們來說電影就是電影，而探索及接近真實的方式也不該只有一種。還有剪接師 Nils Pagh Anderson 在播放自己準備的片花時，因為技術問題影片沒有聲音，但偏偏這段影片又是一個唱歌的片段，與其重新找其他片源，他當下決定自己唱出那首歌，引起全場共同加入的歡樂氣氛。他提到，有時候你需要稍稍失序（lose control）才能迎來原真性（authenticity）；對我而言這是回應現實（react to reality）的漂亮示範。於是第一天就在全素食和酒精的迎新晚餐中滿足落幕。晚餐中我第一次吃到朝鮮薊（artichoke）這個奇特的食物，蓮花的外表裡有著洋蔥的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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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薊（artichoke）／圖片提供 朱建安 |
第二天一早很快開始和導師的一對一討論環節。我被分配到的老師是製片 Katja Draaijer，來之前看了她參與製作的《行過天堂之火》（Those Who Feel the Fire Burning）還有《夢遊潛水艇》（Window Boy Would Also Like to Have a Submarine），不管是視覺語言和敘事結構，都是讓我耳目一新的作品，我們花了兩個小時去討論各種比較極端敘事的可能性，這樣的練習可以有效幫助我過濾到底哪些對我和片子是必要的。
Katja 舉出一個荷蘭導演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為例，導演跟拍了其中兩位員工一、兩年的時間，後來卻認知到這不是他要的方向，於是採取定鏡客觀的方式去觀看群像，從開店打掃、主管激勵訓話、香檳小姐的選拔、顧客各種奢侈行為等，整片身處夜店卻沒有配樂，攝影採取紅外線熱像儀（thermal camera）拍攝，裡面的人們成像彷彿片名 Club Heaven 般置身天堂，這樣的限制找到了觀看的方式和風格。她也以身為完全不了解台灣紙紮文化的角度，提出她覺得不理解和吸引她的地方。
晚上除了固有的吃飯和酒精活動外，也會在 IDFA 官方的電影院放導師的作品，看完特定導師作品後，隔天一早就會在課堂上分享影片製作的細節，並開放同學提問，其中我們看了摩洛哥導演 Ali Essafi 由大量檔案影像和雜誌海報拼貼成的作品《Before the Dying of the Light》，而 與談人 Gladys JouJou 是一個重視角色發展和每一場戲情感傳遞的剪接師，兩人對電影思考方式截然不同，碰撞和理解的過程卻相當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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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課程後的社交放送活動／圖片提供 朱建安 |
其中最讓我受益良多的一場是由導演庫姆雅娜．諾瓦科娃（Kumjana Novakova）和影評人 Dana Linssen 的對談，庫姆雅娜執導的作品《沉默見證：波赫戰爭中的她們》（Silence of Reason，前年IDFA最佳導演的作品）僅由 Foča（波士尼亞）當地居民拍攝的錄像和國際法庭的證詞即建構了一段當地女性在集中營的歷史。我們有許多方式來切入甚至重現這難堪的歷史，但學術研究出身的庫姆雅娜在片子初期便給自己設下三個準則：
1. 只用當地居民拍攝的家庭錄像（Never go out of archive）
2. 不用加害者、入侵者的任何影像
3. 思考如何使用影像來建構那「佚失」的影像（How to use images to construct the missing images）
她思索為何現在的我們會需要知道30年前戰爭所遺留下的。她說：
「暴力乃繼存在我們的身體經驗中。我們擁有痛苦與暴力，每一日，我們都嘗試著找到方式去與之共存，並確保它不會再度形成另一種暴力的循環。儘管那些倖存的受害者願意對我敞開，但我是否擁有這樣的權力去探詢這些經驗？這關乎的是身為創作者的我們如何呈現這集體的暴力經驗，而不僅僅是關乎個體。」
Violence is our body experience that we inherit. We own the pain and violence. We’re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handle with it every day and how not to perpetuate another cycle of violence. Do I have the rights to trace the survivors though they’re open and have access? It’s about how do you present the space and collective experience not about them personally.
我覺得這樣的思考脈絡除了涵蓋了深厚的研究，她也從紀錄片的形式準則中不止找到敘事角度，道德層面和自身處於的位置也都照顧到了。片子沒有華麗高解析的影像和大製作，但這樣的限制卻是最適合的形式。
剪接師 Nils 也分享他工作《沈默一瞬》的過程，以及團隊是如何在後續保護被攝者的。現場還是有許多同學對這部片的倫理還有導演的位置不買單，即使導演本人在印尼生活了十年也學了語言。觀看這部紀錄片的體感非常有趣，它有著劇情片的設計和經營，Nils也提到他如何在開場去給觀眾一個「開場的起手式」（welcome signal），如何在某些環節克制（hold back）並創造懸念（create mystery），當每場戲或段落的張力漸弱（energy is dying），他就會在創造新的張力（create new tension），他也把好幾場被攝者的情緒釋放（哭和笑）都剪掉留到最後，他說「哭與笑是種情感張力的釋放」（crying and laughing are releasing t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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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 朱建安 |
其他兩位製片導師也為開發階段的同學安排團體課，我們在紙上寫下：如何保護及照顧我的被攝者？如何照顧自己？現在遇到最大的困難等問題，然後盲抽其他人的答案並唸出來後討論，導師要大家把當下的討論保密並指留在這房間內，整個過程宛如大型的諮商現場和互助會，也有同學分享聲音治療法、呼吸練習、如何對抗恐慌症的方式。
課程的最後一天，每組同學再次上台分享這週的進度，有的人播放新剪接的片段、有的人分享他喝醉騎單車回家即興創作的詩、有人把大家的提案拼成了一首歌，我則是播放了上一部短片的結尾，畫面是幾個小孩在黑暗中玩樂、周遭散佈零星的煙火，我覺它象徵著我此行的狀態，一樣在黑暗中繼續睜開眼、試圖看見什麼。這次出發之前，我一直期待自己在這禮拜找到答案，而過程中幾度我也以為自己做到了，但很快它又會被推翻，我感受自己可以更誠實面對這部片，雖然也意味著它要走向一個更極端且未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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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FA Project Space 場地／圖片提供 朱建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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