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紀錄片，在1980年代末期解嚴之後，由製作層面來看，一路從早期做為政治參與及社會運動的工具（如：綠色小組），接著發展出社會人文與弱勢關懷的角度（如：全景映象工作室），到以紀錄片做為影像創作與美學探討的形式之一；在不同的階段，各自因為社會背景與產業的變遷，呈現出不同的特質。時至今日，台灣的紀錄片，在整個影像（電視、劇情電影、動畫等）的範疇裡，不論做為一種未來成熟產業的可能性，還是維持其獨立製作為大宗的現狀，都已經變成台灣影像產製的重要類型之一。
另一方面，近兩年來的台灣劇情電影，不論在製作出品量或本土票房，皆呈現方興未艾之勢；因而，各界普遍認為「國片要起飛」，一掃自1980年代以來台灣電影工業持續低迷的狀態。
然而在台灣，對於將現在的「影像」，做為一種未來的「檔案」（archive）的思考，似乎與近期以來各類影片大鳴大放的狀況相比，較為匱乏與冷門。且過去很容易被當成一種檔案來思考的紀錄影片，也在近年來紀錄片製作走向的影響下，變成較少繼續討論的議題；因此，影像與生俱來的檔案性格，似乎一直不若文字或圖片來得被重視。在新的影像不斷被快速產製的現代，似乎有必要開始思考，面對今天的影像，將會成為明天的檔案影片（archive film），該如何做有效的蒐藏管理，與活化運用。本文試舉兩個檔案影片，在英國被使用的例子，對照台灣的現況，討論對於「今日的電影，即將成為明日的檔案」，可能的思考為何。
2011年的下半年，BBC與英國電影資料館（British Film Institute; BFI）合作，製作了一部電視紀錄片系列「Reel History of Britain」（註1）。此系列紀錄片，以BFI自1935年設立以來的，館藏檔案影片為主要資料，佐以設立於英國其他地區的影片檔案典藏機構的資料為輔，設立不同主題（共20集，每集30分鐘）發展之。內容主要著眼於，藉由這些館藏的影片檔案，以今天的目光檢視過去英國人的庶民社會、政治與文化，藉以展現歴史的思維。節目製作單位，並不以古板的學術概念或教育影片的作法，來結構這部紀錄片，反之，藉由打造一輛流動的電影放映車，帶著檔案影片，拜訪和當集主題有關的人、事、物或現場，邀請民眾參與這些「檔案」的放映，重温歴史。
其中一集，是帶著紀錄片《We are the Lambeth Boys》（蘭伯托男孩）（1959）重訪倫敦南邊的Lambeth區，並邀請當年紀錄片中，乃為青少年的主角，在五十多年後，重新觀看這部影片。這部紀錄片，是1950、60年代英國「自由電影」（Free Cinema）的代表作品之一，藉由紀錄勞動階級家庭青少年的工作與休閒生活，顛覆英國當時主流媒體對待勞動階級（特別是青少年）的看法。
節目的重點，並不在於重新介紹這部紀錄片經典，而在於探看當事人的反應。五十多年過去，當年影片中死黨們的人生際遇變化頗大，「重看在影片中的自己，彷彿在看別人的生命故事」，其中一位主角說。這個作法有效突顯影片檔案亙古彌新，同時做為歴史與現今連結，除去文字與圖片的，另一項媒介。另一方面，檔案影片中所呈現的衣著打扮、行為舉止，也提供現今的觀眾、研究者，對社會現況進行歴史性反思，與學習歴史文本的機會。
事實上，單看這部紀錄片的原始製作，其實並不完美；一如當時許多的紀錄片一般，這部紀錄片的主述旁白，對觀眾進行強勢的主觀引導，並沒有在當下突顯其潛在的社會或歴史價值。然後，經過時間的催化與隔絕後，變成「檔案」的影片，因為觀眾早已脫開其影片的現實背景， 有距離的觀看，反而讀出影片原本並不具備的、新的價值和意義。
BBC與BFI，也配合節目播出，透過網站的設計，提供民眾對於影片做為檔案的基礎認識，甚至教導民眾如何自己動手保存家中的影片資料。俾使大量透過現今隨手可得的攝影器材，所製造出來的常民活動影片，在未來，也能成為歴史檔案的一部份。
關於影像成為檔案的另一個例子是，BFI重新修復的影片《Wonderful London》（1922）。BFI每年於秋季舉辦的倫敦電影節，都會選擇幾部重新修復的電影進行放映，這個放映欄目的設置，並不單純僅為提供電影或其他相關領域研究者，觀看影片拷貝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讓民眾有機會透過檔案影片，認識過去。
今年的放映片單中，便包括這部由Harry B. Parkinson攝製的黑白默片。主題為倫敦街頭當時的各種現象，舉凡公共交通、市集，乃至於那個時期的外國移民生活。影片的原始製作定位，其實是在商業電影院裡放映的商業電影類型之一，由現今的眼光來看，一方面展現二十世紀初倫敦庶民的生活面，另一方面，也提供古今對照的某種趣味和研究課題的可能性。以這部影片為例，影片中呈現出早期華人移民聚集的落腳之處，在今日倫敦的Limehouse一帶，其原因在於這裡是倫敦早期泰晤士河的港口之一，需要勞力，因而聚集大量華人移工（另一個族群是非洲裔移工）。現今倫敦的中國城，地理上距Limehouse已有相當的距離，是倫敦市中心商業與觀光的精華地段，緊臨劇院密集的West End和購物區Regent Street。今非昔比的中國城所在地，透過《Wonderful London》，歴歴在目的影像，呈現華裔移民社會與經濟身份，在英國的歴史性變遷，當然是社會學研究的好文本。
反觀台灣，對於影像成為檔案的未來性思考，雖然早有討論與例子（如：國家級的數位典藏計畫、影資館的老片修復，台灣電視公司捐贈給臺南藝術大學的新聞資料片等），公部門成立的相關機構，也早已設立存在，只是機構本身未能有更加健全，或有效的使用檔案影片。如：國家電影資料，囿於經費、規模與人力，對影片的典藏維護僅能及於電影研究的主要目地，要進一步全面思考影片做為一種檔案，同時建構各種機制讓檔案的使用能活化，以乎力有未逮。南藝音像紀錄與維護所，在其紀錄片教育過去的累積下，對於影像做為檔案的理論化基礎相對足夠，但似乎也受限於主客觀因素，因而未能將其有所擁有的資源做更有效的使用。進一步的，也就難以對全民推廣，保存影像做為一種檔案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除部份高等教育、中央主導的典藏機構和計畫，以及媒體單位（如：電視台）外，地方政府，雖有設立電影博物館或電影圖書館者，但是對於保存影片的思考，仍舊著眼於電影文化藝術發展的延伸觀點，尚未進展到影片做為檔案的思維，因而對於庶民所產製的影像，目前尚未有特別的機制可以將其視為未來的檔案，進行蒐藏。
從放大的觀點來看，因為現今影像科技的發展，由於攝影與影像產出技術的變革，影像的產出，也未必為專業者才能掌握，家用數位攝影機、相機、行動通訊裝置等，都成為可以產製與儲存影像的工具。另一方面，原本需耗費極大資源才能被保存的影片拷貝，也因為數位化影像的產製日多，因而在保存和使用上，也朝向較為經濟的方向發展。我們或許可以相信，數位化的影像，在未來被保存下來的可能性，透過今日網路的應用（如：Youtube）等，各類開放性的數位平台，可以不斷地流傳下去，存在的時間與流傳的廣度，將倍增於過去的影片。
然而，愈容易產製的產品，其消逝的速度也會愈快，如：第一部以古騰堡印刷機印制的聖經，現今還可以得見，但後來大量發現的印刷品，未必全部都流傳。以及，有部份乃以影片膠片、或磁帶形式存在的拷貝，除私人蒐藏外，亦缺乏更多的保存機制。因此，在台灣，對於影像做為一種檔案的重要性，或許從現在開始認真思考，建立良好的觀念與機制，待一段時間之後，便可以看出影像做為檔案，在文化上、歴史上與社會資產等面向的龐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