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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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材（以下簡稱木）、林聖翰（以下簡稱翰）、賴冠丞（以下簡稱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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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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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聖翰 、賴冠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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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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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陳亮丰（以下簡稱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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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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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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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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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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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請簡單講一下妳的求學過程、如何接觸紀錄片以及工作的部分。
陳：我是台南人。求學歷程很單純，就是一般乖乖讀書升學的模式，台南女中，接著是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廣播電視組。在我們輔大大傳系當時，是完全沒有有紀錄片課程的。但那時候我們幾個學生聯合起來，跟系主任要求開紀錄片的課，現在忘記了當時為什麼會這樣做了。
就我自己來說，我高二、高三的時候正逢《人間》雜誌出刊，那時候有一個補習班老師，拿了一本《人間》給我們看，從那時就對於紀實報導很有興趣。至於紀錄片，我已不記得當時為什麼會要求系上開課，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當初一定是有很強的動機。當時我們一直懇求系主任，他後來受不了，就說只要能找到10個人，就請系上一位年輕老師開課。那時候在台灣很難看到紀錄片，那位老師從國外回來時好像帶了一些片子回來，就放那些作品給學生看，跟我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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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演陳亮丰拍攝《三叉坑》 |
翰：這大概是大學幾年級的時候？
陳：好像是大三吧，那個班其實蠻特別的。另一個很積極的學生就是馮小非，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的小非。我們兩個是同班同學，小非很會拍片，充滿創意，但當時的她製片行政很亂，而在班上，同學們都認為我很能做行政，就是一板一眼啦，比較不會拍片。但最好笑的是畢業製作的時候，小非拍片，而我答應做她的製片。所以我們兩個宣佈要一起拍畢業製作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很傻眼，那個組合蠻有趣的啦。
翰：大學也拍紀錄片嗎？
陳：我們那堂課有要求要有學期製作，我真的去拍了一部片，但沒有完成。
木：那位老師叫什麼名字呢？
陳：甘尚平，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在輔大，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就是一個剛歸國，讓人覺得對很多新的東西是很有想法的，與以前系上上課一直使用同一本課本的教學方式很不同，有這樣的一位老師讓我們看到那樣的東西，那堂課其實算是蠻開眼界的。然後就試著去拍一些東西，我會拿小非的V8出去山上拍片。不是V8就是Hi8。所以，雖然我在求學階段對紀錄片的接觸很少，但印象很深刻。
翰：後來妳是不是因為參加「番薯計畫」後才進全景？可以談談番薯計畫的過程嗎？
陳：大四畢業那年，全景開始做「番薯計畫」（全景的第一個教學案），我當時完全不知道全景，因為我家裡經濟狀況不好，所以我從高中畢業就開始工作，晚上一定在打工，白天經常蹺課。全景當時在大專院校裡巡迴放映《月亮的小孩》，我沒有看過。當時的我有點像職業學生，生活有一半踏在就業的路上，我不知道台灣有個全景，也不知道《月亮的小孩》是什麼，直到進了全景，我才知道他們曾經在校園巡迴，當時對人文與社會有興趣的學生，對這件事其實印象蠻深刻的。
畢業嘛，記憶中就是很熱、很窮、很頹廢的夏天，大家都在想自己人生要做什麼，就是那樣的夏天。我記得有個朋友（一起做畢業製作的）跑來找我，丟給我一張傳單說，有一個工作室，專門做紀錄片的，他們願意義務訓練有興趣拍紀錄片的人。那個同學真的很熱心，替我拿了傳單，還跑到我住的地方給我，說「喂，妳不是很喜歡紀錄片嗎？去看一下呀！」我的反應是：「《月亮的小孩》？這是什麼？」但我覺得蠻吸引人，是很想學習的東西，文宣也寫得很熱血。就比較認真看了一下。
咦！截止日期不是今天嗎？我想說來不及了，是不是就算了。可是那時候我住的地方是登山社的窩，總是很多人跑來鬼混，剛好有一個學妹就探頭過來看了一下，竟然說她們家就在那個工作室附近，她叫我趕快弄一弄，她回家的時候順便幫我送過去。我就趕快寫了一個簡單的自傳，然後把之前紀錄片課程的期末報告附上去，學妹就帶走了。
就這樣我去參加番薯計畫，到了那裡之後才知道全景，才知道台灣的紀錄片有這樣的工作室，以及他們在做什麼。這個機緣使我踏入了紀錄片學徒的生涯。
陳：我是先到全景受訓。我會去唸社會學其實也跟那年暑假有關。那個暑假，全景要求我們學生去七號公園拍作業，就是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那裡面是當時台北市最大的一個違章建築區。全景很紮實地替我們上技術課程，那時我們的老師就是（李）中旺、小楊（楊重鳴）、笑笑（郭笑芸）、（林）淑照，幾乎全景整個團隊都是我們的老師，全景的團隊很完整，編導、企劃、採訪、攝影、剪接都有，因為他們是資深的外製公司，我們的進度到哪就由哪位老師來教。他們整個夏天幾乎都沒在賺錢，而是陪著學生。
翰：那你們也是訓練三個月嗎？
陳：應該有滿滿三個月。那時候就利用工作室裡的器材，像中旺，講課的時候會使用他們賴以為生的Betacam攝影機教我們，課程內容雖然有些陽春，但我認為已初具雛形。現在回想起來，他們做蕃薯訓練時，已經可以看出他們很熱切想做傳承，投入的心血和時間很多。
我在番薯計畫中，被指派到七號公園拍片，接觸到的都是邊緣人。我記得我這組的同學拍兩個酒鬼阿伯，他們年少時犯過罪、被通緝、沒有身分證，很底層，把自己藏在貧民窟裡，有一天沒一天的過著日子，渾渾噩噩的。我們去拍這兩個阿伯，一直覺得在拍攝上有困難。我們這群年輕人常常拍得很沮喪，覺得無法理解阿伯為什麼會酗酒及這麼消沉，他很樂意讓我們拍，但每次我們去他都喝很醉，什麼都講，他們家的人就很氣很氣，拒絕被拍攝。
在那個過程中，我才發現原來拍紀錄片不只是技術，背後有社會結構、歷史及人等很多因素在其中運作，我是在那個現場覺得很想去唸社會學。所以受訓完後，我就認真準備考社會學研究所，後來真的考上了清華（也是靠朋友教我讀書），那時叫作「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是個很棒的研究所！現在回想起來，那裡有很多養份，奠定了我後來的興趣與能力。
在清華社會所修完兩年課程之後，全景正好決定轉型，從傳播公司轉型成為專門做紀錄片文化運動的組織，他們需要新血，我就這樣進了全景。大略來說，我接觸紀錄片的路線是很單純的。
翰：在全景工作後就沒有到別的地方了嗎？
陳：沒有耶。
翰：所以妳是到什麼時候才離開的呢？
陳：就全景解散的時候，是2006年，所以我做紀錄片的工作過程真的很單純。只不過，在全景裡接觸的工作內容很多。我們剛進全景時，很像跟片的學徒，拍廣告的時候我們就從頭跟，從執行製作、場記做起，找演員、看景、準備演員的衣服、化妝、訂便當、打掃、搬運器材、顧場地等等，就是片場最基層的勞工，什麼都做。
翰：所以妳在全景早期都是要做這些執行製作或助理的工作？然後後期做的比較不一樣？
陳：也不算是後期。我的工作角色很早就確定了。從1995年初，行政院文建會開始跟全景洽談紀錄片訓練案開始，我自己的意願、及全景人的決定，都是這樣想，如果案子談成，我就必須接手，我的角色很快就被放在那個位子上。因為我自己很有興趣做文化工作，那時候我已經從社會學研究所修完課出來了，清大社會所在台灣是一個特色很清楚、左派社會學的研究所，而來到全景竟然可以讓我遇到這種案子，把攝影機交給需要拍攝紀錄片的人、各式各樣的人，這充滿了文化運動的實驗意涵，所以我對這案子興趣非常濃厚。全景的人也知道我具備這樣的特質，可以說我有這樣一個幸運的機會，跟著這個案子在成長。
木：那麼，番薯計畫結束後，是因為全景有職缺嗎？
陳：喔，番薯計畫之後，就暫時沒有訓練計畫，因為全景也很窮，後來他們在1994年才展開另一波招募，這都有歷史資料可以找得到。1994年，全景對台灣民眾發出一個大型訓練的邀請，就是要找尋有心從事紀錄片的人進全景，這跟番薯計畫不一樣。之前的番薯是提供大學生短期學習機會，而94年計畫是長達一年的訓練與挑選，目的是找到一群新血，參與全景轉型成為基金會的階段。所以94年訓練計畫的過程是慢慢互相淘汰，透過實作，全景選我們，我們也選全景，從兩百人左右到最後剩10幾人左右，年紀有大有小。
全景真的很花心力帶我們，當時全景剛上映完《生活印象》，正在策劃新的專案，而新的專案都會先做田野調查，所以他們當時正在台灣各地跑，他們就用那個專案帶我們。所以我成為全景的專職之前（94年訓練的時候），有一整年都是跟著專案生活。當時我被派到后里、豐原的農村裡，跟著笑笑（企劃與導演）還有詹朝誠（攝影師）、小楊（攝影師）學習，主題是偏遠地區的醫療，我就這樣看笑笑做田野，看兩位攝影師拍片，經常住在農村的衛生所或醫院裡，他們也給我兩個小題材讓我自己去發展，這樣學了一整年。如今回頭想，我就是在那樣的拍片生活裡，很紮實的當一個學徒，自己在吸收，學習拍紀錄片這回事。然後1995年成為專職。其實我覺得，全景當時就已是很有意識的想在新生代中找到人，所以他們花了一年那麼長的過程找尋。
翰：但這些人有繼續拍的嗎？
陳：有，有一些。我們這幾個經過1994年訓練的，先後都曾經留在全景，只是有些人工作的時間很短，而我好像是這其中一直留在全景的。
翰：妳剛有提到社會學的部份，跨到現在妳從事心理諮商的部份，妳覺得這些領域對於創作者在拍片上會有什麼幫助？或者是說，因為南藝有很多來自不同大學專業背景，這樣的背景對於紀錄片創作或詮釋上，妳覺得優劣是什麼？
陳：心理學這部份先不談，因為這是離開全景才去唸的，它對我之前拍片的工作沒有影響，反而是紀錄片對我走向心理治療有影響。至於社會學則對我影響甚鉅。
當時的清華社會學研究，很重視學生到現場的田野調查、收集資料、和研究對象相處這部份的基礎，所以我們那幾屆，如果你研究的對象是工人，就很有可能進工廠，或是到工人運動的現場待一年，收集好資料後才回來寫。我們的訓練是這樣的，當年的清華社會所是這樣的風氣，所以對我來說，這種研究態度及方式，跟紀錄片是非常一致的。再加上我們非常關注台灣的社會、社區、文化運動的議題，所以，一方面我對影像很有興趣，然後我又讀了兩年的社會學，它提供我熱情、觀點與視野，這些都可以帶到紀錄片的領域，所以我覺得那是很大的影響。
翰：妳是全景第二代，妳的工作好像一直以辦教育訓練為主，拍攝的量為什麼沒有像其他第一代的成員那麼多？是因為機會比較少嗎？
陳：像我這樣第二代進全景的時候，全景目標已經設定得很清楚了，我們這群人進來，代表著全景準備從一個外製傳播公司，轉型到透過紀錄片來從事文化運動，我是全景在這樣的期待下引進的工作人員，所以我覺得是蠻理所當然的，我切進全景的途徑，比較是在文化運動的領域，而不是拍片。但是，公司總是很窮，於是大家什麼都做，除了行政之外，必須去拍片現場支援，這就是全景的生活。除此之外，我的工作就是以教學案為主，而且這部份的工作量很可怕。
翰：妳拍的題材是社區營造案例，妳拍的「拜訪社區」系列應該就有社區組織與演變的部份吧？
陳：拍「拜訪社區」，最主要是我們活不下去了，真的。好像是1996年，我們的經濟到了一個很慘的狀態，因為我們跟文建會合作的那個案子（地方記錄攝影工作者訓練計畫，1995年開始實施），由於這是一個很新、文建會從來沒有過的計畫，所以我們雙方對於到底要怎麼執行、預算如何編列、哪一些可以核銷等等問題，經歷了一段痛苦的磨合期。因為這案子開始幾年的行政都是我，所以我非常清楚。雖然1995年開始合作，但只有頭款，全景就一直墊錢進去，後面能不能核下來不知道，直到他們看到成果，第二期已經開始在做了，他們放下了一些疑慮之後錢才開始順利下來。
因為墊了太多資金經濟陷入危機，為了填補這個大洞，當時看到新聞局在徵案，於是寫了「拜訪社區」一季十三集的電視報導片計畫案。當時我們就跟所有作者說：「每個人只能拍三個月，第四個月就要剪，半年就要做完！」不過大家心知肚明，講歸講，這群人還是有可能一投入現場就著迷的一直拍。後來還是沒有照預定的半年拍完，越拍越深入，越來越多想法，不過還好大家都有所克制，沒超過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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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叉坑》劇照，地震早期避難鐵皮屋 |
翰：妳拍「拜訪社區」和妳拍《三叉坑》其實都涉及到社區跟公共事物的問題，有的現在看起來也蠻有趣的，而且可能那個時候社區營造正起步。
陳：這是機緣巧合。這不是我的選擇。我覺得很有趣！我覺得拜訪社區每一集都很有趣！是滿好的社區營造教學片。這裡面，包括吳乙峰，每個人都分配到，因為一定要賺錢！而且我都覺得有很多很好看的東西在裡面。
翰：那當時，妳拍攝得時候，沒有遇到與社區互動上的問題嗎？
陳：跟社區互動不會有問題，以我負責的題目（《永康公園的鄰居們》及《我的鄰居是加油站》）來說，它們都是當時社區運動很有名的案例。尤其永康公園，當時有條馬路要穿過他們社區，這會使得公園消失，現在永康公園不是很棒嗎？那是台灣第一個由居民發動連署，自己做抗爭，搶救公園的案例。這兩個都是很有名的案例，一個成功，一個失敗，居民都很有自主意識，也很期待被記錄，所以我們拍的時候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翰：拍攝的時候正在發生嗎？像加油站應該是吧？但永康這個好像不是。
陳：《永康》是倒述。因為當時在我們的資料研究中，發現永康公園在台灣的社區運動歷史中具有代表性，這個案例真的不能沒有，因為它太有趣了。故事的起頭是一個小妹妹─陳歆怡，她從小在那邊長大，很愛那個公園，某天經過發現公園竟然在施工，她去讀那個告示牌，意外的發現了大家都沒有注意到的事，公園要縮小了！當我去拍的時候，其實搶救永康公園已經是過去的事情，社區的人已經走向下一個社區運動了，但我們研究之後，覺得很值得把當年這件事倒述出來，所以我就負責做這個。
翰：我是覺得有點可惜，現在社區營造做那麼多，但卻很少人再看這個東西。
陳：對呀，很可惜。但是我也有聽到有一些學生，不知為何有機會看到，甚至有人還跑來跟我說那個作品很有趣，就是陳小妹的故事。不過我猜歆怡一定很討厭，因為那片子是倒述的，她其實已經長大了，還一直叫她陳小妹。
翰：我覺得妳在拍《我的鄰居是加油站》的時候感覺有點像報導。
陳：對，它確實是報導。
翰：那妳們那時候是站在觀察者的角色嗎？還是參與？
陳：參與很少，比較像是參與觀察，較多是在旁邊跟著把當時居民的想法、事件演變及衝突等，從旁記錄下來。關於永康，除了整理故事的倒述之外，當時我還拍了很多，拍那些媽媽們後來怎麼因為受到公園事件的影響，從家庭走進社區服務，我拍了很多那些媽媽們的生活與投入，但後來都沒有用上，這是我們常會有的狀況，而全景又很放心讓我去拍，以致於不計成本。不過我是覺得那跟我是新手，沒有從控制預算的角度去想有關係。
全景的人也比較站在讓新手去學習，讓我們在現場磨練的立場，所以他們不會刻意限制，如：「你只能出幾次，幾次就要拍完」之類的，是很給予空間的一種方式。
陳：好，那我們就專門講《三叉坑》。
因為我覺得《三叉坑》它有一個很特殊、很清楚的拍片議題，那議題又與事件的歷史舞台、結構有關。它是在一個很大的災難之後，拍攝者想要知道受害的災民如何重建的過程；再來，我覺得它很重要的就是，我所拍攝的對象是弱勢的族群。如果你今天拍攝的主題是一個有能力的人，或是社會菁英，他擁有的資訊與資源比紀錄片工作者還多，那就不一樣。但是在三叉坑，資訊的不對等這問題，在我的拍片現場非常非常嚴重，我覺得這是我不能迴避的議題。可能你的這個問題放到別的片子，會出現不同的回答，但當時我遇到的問題是這個，我所拍攝的對象他們非常弱勢。
由於我必須要對他們的遭遇做研究，所以我會跟鄉公所、重建單位做聯繫，就算他們不理我，也要巴著他們不放，因為問題很嚴重，他們規劃的是人家整個村子的命運，而也是我片子的主題，所以我們當時就是要跟規劃團隊及鄉公所保持聯繫，知道他們目前的進度或規劃方向。但你想想看，當我從鄉公所回到部落，鏡頭對面的這些mama、yata（ 泰雅語中的叔伯輩、阿姨），我們所擁有的資訊，他們都沒有，但可笑的是，要重建的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地方。這怎麼辦？我深陷在這問題中。
木：他們不關心嗎？
陳：不是，並非他們不關心，這是一個很複雜的議題。在原住民部落中，他們無法去和這樣的一個規劃案對抗，這裡面是歷史與結構的累積，而斷裂也不可能在瞬間被補足。
翰：對呀，因為他們過去就沒有遇過這個問題。
陳：大家都沒遇過。從鄉公所到規劃單位，從紀錄片工作人員到災民，都沒有遇過。所以我是覺得，倒不是我們刻意要這樣做，而是若不這樣做不行。
翰：妳把影片送出去，在片中是可以看到一些公審，但實際面臨的問題是什麼？例如妳影片沒有呈現出來的。也可能他們只是說好好好這樣子。
陳：你是說我們拿影片出去陳情時，像是鄉長看到的反應？
翰：或者是說更高層的，如重建委員會之類的。他們真的會趕快處理嗎？
陳：一定會比較注意。因為被盯上了。鄉長會因為這樣而緊張，林文生是一個蠻注意形象的鄉長。大家都很怕被媒體盯上。
翰：妳們是發給媒體喔？
陳：我們在做這事情的時候，譬如揭露三叉坑的災民沒有組合屋，到現在寒冷的天氣還住在帳篷裡，我們給林文生看這段影片之外，片子會同時送台中縣政府。當時不是只我們在關心三叉坑，還有一些文化工作者，像比令‧亞布、瓦歷斯、阿塢他們，大安溪有一些文化工作者，都有投入九二一重建，他們都會有些媒體朋友，如果我們聯手關注一件事，通常會造成壓力。而我覺得這個壓力有時候在重建就很重要。
翰：能幫忙解決一些問題。那時候妳的角色會調整為運動者嗎？
陳：你覺得呢？
翰：我覺得應該是會吧。不知不覺就會變成運動者去介入，可能是幫他們解決資訊不足的問題或是引導他們？就不是那麼純拍片了吧？
陳：在三叉坑這個議題，我有幾個階段。一剛開始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很積極、可以透過拍片幫助他們的人。畢竟我會跑去三叉坑拍片，是因為我對原住民的議題有比較多關心和熱情，所以我一開始確實是很高興，覺得我可以幫助他們。但我很快就開始質疑自己真的能幫助到他們嗎？這就是我後來很想另外整理成一本書的原因，因為在這其中，我看到自己作為一個熱情的外來者所經歷的衝突。
剛開始我很天真，以剛才提到的─地震後三個月還沒有蓋組合屋這件事，我拍了短片，請了部落的人一起去公所陳情，在現場看到的卻是長老與鄉長互相妥協、鞠躬、握手說謝謝。長老不只不罵鄉長，反而是握手哥倆好，那對我來說，真是一個相當大的震撼，因為我覺得鄉公所這樣對待部落，部落理應非常憤怒的，但為何我看到的現場卻是那樣呢？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讓我上了很大一課。我重新去想，這可見鄉長、鄉公所的關係不是我想像的樣子，我太魯莽，以為要用這樣衝撞、講理的方式，卻忽略了長期以來，部落長老和地方政府、鄉公所系統，有很幽微的合作與依賴關係。部落的公共建設、路燈、產業道路、各種補助，長期以來都靠鄉長。所以他們之間是有關係的，但我事前完全沒有對這個關係作功課，所以我自己很shock。
記得陳情回來那天，早上在鄉公所沒人對鄉長生氣，但是回到部落，自己人卻在廣場上起衝突，互相指責，在那現場，我更是難過與困惑，攝影師靜茹問我要怎麼拍，我站在那裡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開始發現，部落有很多東西是我不了解的，但我以為我做對了。我做的事情也不是不好，但那天讓我有很大的反省。
那時候，九二一基金會開始介入了，幾乎絕望的遷村重建開始出現一線生機，資源進入部落，真的有建商進來討論時，我才找到了自己參與重建的位置。
其實部落的知識份子太少了，部落很需要有知識份子去消化建築的圖、消化建案的細節，但幾乎沒有人能去做這個工作，我發現我可以幫忙做這個工作。我就跟幾個社工和建治一起，對外和建築師、公所、廠商協調，對內講解給居民聽，若遇到我們聽不懂的監造過程，當然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而且要重建40幾戶，這是個大案子，加上一堆行政流程，更難，我就把會議整個拍下來，然後整理逐字稿，整理出一些不懂的問題，我們一起去找會的人講給我們幾個夥伴聽，我們稱之為「補習」。等我們都搞懂了，再換我們隔天在會議上講給部落的人聽，因為沒有人懂啊！建築的術語、重建案裡面的細節，這些是完全不懂的。
翰：可是他們不是有些也曾在工地工作過，所以有些應該是懂的吧？
陳：可是他們是粗工，但這是重建案，是完全不一樣的。
陳：我們都有受到小川紳介的影響，這是一定的。小川以非常接近人類學研究的方式，住進一個村子作長期的參與觀察，，他本身也勞作、種稻，如果你真的好好看過《牧野村千年物語》，你就會發現，其實他們那個稻米拍攝的工作，意涵是很廣的，我後來不是只以紀錄片的眼光來看他們那個行動，我覺得單以紀錄片的眼光來看那個team作稻米的種作到研究拍攝，我覺得會過於狹隘。
小川工作隊的例子對我來說是有影響的，會有所嚮往，長期以來一直希望，能不能也有一個題材讓我這樣去拍，可以在那個風土裡面，拍出當地的味道，當地生活的調子、當地人背後的豐厚的東西，我覺得我會喜歡小川，跟我接觸過人類學有點關係。但若論及你設定的這個題目，你認為我們是作蹲點式的拍攝，我倒覺得這有點後設了。
其實，全景拍九二一地震，老實說我們沒有人知道會拖這麼久，雖然有了小川這範例，我們當時真的把整個team從北部帶到中部來，也願意花長時間去follow重建的過程，這裡面確實有從小川的身上借用他蹲點的精神，但我覺得以現實來說，其實我們這群九二一地震紀錄片工作者遇到的是來自地震的挑戰，我們被地震衍生的問題卡住了，重建沒有想像中的簡單，結果紀錄片工作者因為這個現實而必須被捲下去，得要做出決定。
我相信一定也有人會做決定說，不用拍那麼久，拍到一個地方就做結束吧。而我們後來的決定是，希望能將重建過程做一個比較完整的紀錄，所以才會拖那麼久。所以不是因為一定要蹲點而蹲點，我覺得其實紀錄片工作者在選擇他的拍片工作方式，都跟他與那個議題的關係有關。
翰：以妳的經驗，像妳之前幫學弟妹們談莫拉克，若要去拍這種長時間的題材，應該要怎麼做呢？
陳：我不覺得拍莫拉克或拍一個議題，一定要長時間。其實你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拍攝者跟這個議題搏鬥的深度，每個人發展的狀況不一樣，有的人可以很快就達到那個深度，那麼他不需要長期蹲點，若他的對象體跟他之間的互動，對議題搏鬥的深度很快就能達到所需，就沒有說一定要把拍攝期拉得很長。
並不是說拍很長就是好片，這是不一定的。所以你說對現在拍莫拉克的學弟妹的建議，我倒不會建議一定要很長期去拍。至於你說給大家建議，其實我比較不會從這個方向去想，就像上次因為你們的關係，你們不是找了一些拍莫拉克的學弟，一起來聚會嗎？我的角度都還是在於說，我會很願意提供我的經驗，但要看每個人怎麼看莫拉克，決定拍一個什麼樣子的紀錄片，會遇到什麼樣特殊的狀況，我去聽，才知道能夠給他什麼樣的建議。我倒不覺得他一定要去參照以前全景所做的那些經驗，我心裡是這樣想。
翰：你當初怎麼來看《三叉坑》它的拍攝，它影片處理的停止點是怎麼選擇的？
陳：這是很好的問題。我很清楚我《三叉坑》停止點是怎麼選擇的。我跟投入三叉坑重建的朋友都遇到一個問題，仍然是三叉坑遇到的問題，我要強調的是，你去思考這個紀錄片都不是因為理論，是因為這個議題逼迫我要去面對一些衝突與抉擇，而我們遇到的抉擇就是：「我們這群人本來都反對那個遷村規劃的，在部落領到補助金的前兩年，其實是有能力自力重建，但被這個案子一直拖到全部落都沒錢了，活不下去了，這時候怎麼辦呢？」
在某一天下午，他找了兩三個堂弟，一起整修那間很破爛老舊的工寮，他們幾個人其實也沒什麼錢，用的都是借來的工具、鐵皮、舊料，就自己在那邊敲打、整修，整個山谷裡只有那「叩叩叩」很單薄而孤獨的聲音，卻像是一種頑強的抵抗。我請靜茹好好的捕捉那一個場景，靜茹拍了很多，對我來說，重建沒有答案，根本沒有路，只有悲傷與身為原住民的疑惑。我本來以為我的ending是這個東西。
可是最後是建治變了，他逃避、悲傷了一段時間，但有一天他忽然跑到台中來找我，那時候他在大安溪部落工作站當社工，一直在學社區工作。他跑來告訴我說，他寫了一個案子，要請老人家在部落裡蓋傳統竹屋，我很驚訝，發現他看待這整個事情的想法有很大的轉變，這個年輕人不一樣了，他在這悲劇中有了新的想法，竟然開始思考要怎麼跟老人家接觸，怎麼重新跟他們合作，修復部落裡的關係，找到往下走的力量，我就發現這部片沒有結束！才剛剛開始！
這就是你拍攝現實時會遇到的狀況，因為現實會改變，片子拍很久人會變，他和我、老人家也都開始有了改變。所以我們就變成重新開始。拍到後來，我現在很快跳到最後，就是為什麼我覺得再怎麼樣都一定要拍到完的原因是：三叉坑現在蓋起來以後，未來的人，包括以後的小孩會指著現在的部落說：「當年那個遷村案有成功哦，它就照著那個圖蓋起來，所以遷村案是對的。」但我們所有曾經經歷過的人，都知道這六年的路非常辛苦，而且差點就演變成悲劇，沒有變成悲劇是有很多原因的，包括部落的人是怎麼從努力到絕望，彼此決裂，又怎麼重生，再重新把這個案子攬起來。結果到最後，是原先反對這案子的人，去把這案子又扛了起來，因此我就知道我的結束點在哪，我一定要拍到完，而且這個片子要留下來，要證明一件事，那就是誰都不許說這個遷村案、原來的規劃是很對的、是成功的，不能用這樣的看法去看，因為中間是有過程的，我們希望這個片子要留下這個過程。因為我們知道未來這個過程會消失掉，如果沒有這個片子，就可能要去口述歷史裡找。
翰：或是文字敘述。
陳：對，意思就是說，它可能會被扭曲。所以不能停止拍攝，就是因為這樣，我們看到了ending點。所以我還是覺得，這是因為三叉坑這個議題拋出來的衝突。
翰：有個戲劇性的轉折。
陳：重點就是那個年輕人。
翰：可是這其實就是在看部落重建，自己長出來的生命力。
陳：對、沒錯。今天我們要紀錄的就是，是因為部落裡有一些這樣的人，願意把部落的事扛起來，而使得案子本來應該是個悲劇，到最後還好不是悲劇，所以還是部落本身的緣故，不是因為那些外來的補助。當然補助是助力，可是如果沒有人有意願扛起來，補助會進來嗎？就算有補助，如果沒有人，遷村做得完嗎？這些都不知道。
翰：他們去說服老人家，其實另外一方也有讓步，他的地不是都有提供出來嗎？
陳：他們都還是為了自己部落能夠好，大家要有個家，還像是個部落。所以重點就是那個東西。
翰：回過來談妳從紀錄片跨到心理諮商的部分。你發現諮商跟拍攝紀錄片有些點可以涉略？還是妳覺得紀錄這個工具可以帶到諮商？我的想像是這樣。
陳：你這個想像還滿有趣的。
翰：因為好像國外有人是有這樣做，但能不能做成片子又有一定的困難。
陳：心理治療有一個門檻，不可能把心理治療變成紀錄片的原因是倫理的議題，對當事人的尊重，紀錄片也是，尤其心理治療更是，關於保密，它是直接規範在心理師法裡面的，對當事人的保護與倫理規範很嚴格。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心理治療的過程很難轉化成為一個紀錄片，這是一點。另外，你剛的問題好像是說，是不是紀錄片的訓練有一些是讓我比較可以轉化到心理治療的？我覺得這因人而異，對我來說，紀錄片裡的訓練與心理治療工作有很大的延續，首先就是，它們都在對人或對議題做很深度的理解與研究工作，其實這是一致的。其實有時候我不是很喜歡用心理治療這幾個字，因為講到治療，有一種好像對方有病，而我們是可以去治癒他的概念。其實現在學心理治療的人已經對這個詞有相當多反省，不一定會用治療這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