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斌全
在紀錄片的光譜裡,其可以為特定目地「宣傳(propaganda)」的功能,對於諸多以紀錄片做為抗爭工具,或是純粹創作呈現的作者而言,常被做為負面元素看待。本文將以英國的電視紀錄片為例,審視此一既定成見的其他可能性。
在紀錄片的光譜裡,其可以為特定目地「宣傳(propaganda)」的功能,對於諸多以紀錄片做為抗爭工具,或是純粹創作呈現的作者而言,常被做為負面元素看待。本文將以英國的電視紀錄片為例,審視此一既定成見的其他可能性。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在其電視節目類型中,所謂的紀實性(factual)節目,除泛稱的真人實境(Reality TV)節目外,單集或系列電視紀錄片,以及紀實連續劇(docusoap)(請參閱〈紀工報〉第18期),都佔有相當大的比例。BBC由於其財源來自民眾所直接繳納的收視許可(TV licence)費用,因而,做為國家設立的公共電視頻道,可以不需仰賴政府預算財源,與執政者保持距離,較易保持其公共和獨立性,在製作的節目內容上,擁有豐富多源的自主性。如2009年10月,BBC的談話性節目Question Time 曾因為邀請英國支持納粹的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黨魁(Nick Griffin)上節目,因而引發民眾的抗議與關切,然而,BBC照常邀請來賓同時播出該集節目。
不過,BBC製播的諸多紀實節目,有部份也曾引發「美化皇室」等,為形式上的權力做為傳聲筒的爭議。舉例而言,在英國女王登基六十週年前夕,BBC One 播出電視紀錄片系列《The Diamond Queen》(2012)(共三集),該系列耗費兩年時間,生動描述現任伊莉莎白女王二世的生平與職涯。部份支持癈除皇室者,對於該紀錄片內容便認為有過度美化皇室之嫌。又例如,2012年8月,〈太陽報(Sun)〉獨家披露哈利王子(Prince Harry)在美國拉斯維加斯一場私人派對裡的裸照,指涉哈利荒誔不羈的個人形象,BBC 3在不久後即播出描繪哈利在阿富汗前線軍旅生涯的紀錄片《Prince Harry: Frontline Afghanistan》(2013)。在前述的兩例中,雖說BBC在紀錄片裡力求平實的描述皇室成員,且亦表達相對客觀的意見與看法,但其純然正面的觀點,和播出時間點,很難不引發其為特定目地做宣傳的背後意圖。
然而,關於紀錄片的宣傳意圖,英國電影理論家與紀錄片導演保羅.羅塔(Paul Rotha),在其1935年討論紀錄片的專門著作〈Documentary Film〉中,從紀錄片在製作形態發展上的歴史觀點,便提出紀錄片的四個傳統(參閱註釋)。其中一項,羅塔主張紀錄片有「宣傳者(Propagandist)」傳統,並且以英國、蘇聯、德國,和義大利,在1920到30年代間,利用紀錄片做為國家意識形態傳播,同時舉例,德國納粹或是義大利法西斯極權的政治宣傳影片(political propaganda);或是將紀錄片做為探討社會議題和形塑國家形象工具,如:英國的帝國商品局(Empire Marketing Board; EMB)和郵政局(General
Post Office; GPO)所拍攝的紀錄片。
相比於德國與義大利,羅塔主張的宣傳片傳統,所揭示的不僅僅在於為純粹政治目地、或特定意識形態而服務的紀錄片,同時也觸及探究社會議題,亦或是在宣傳的功能之外,創造紀錄片的其他可能性。1930年到1938年間,在約翰葛里爾遜(John Grierson)先後主持的帝國商品局和郵政局電影部門,召集一批年輕人,利用紀錄片做為形式,攝製許多在政策架構下,探討社會議題的影片,其背後的目地高比例地蘊含有「宣傳」的目地。例如:突顯經濟弱勢民眾居住困境的《Housing Problems》(1935),以及利用新的拍攝手法,描繪英國郵政的《Night Mail》(1936);而這些紀錄片的出現,進一步地演變成英國的紀錄片運動(關於英國在1930年代的紀錄片運動,BBC 4曾製播紀錄片《Britain Through a Lens: The Documentary Film Mob》(2011)來論述之)。
回到BBC的電視紀錄片,時至今日,依然可見許多以「宣傳」為目地,但在突顯公共議題的呈現方法,或影片製作手法上,頗值得關注的範例。以為迎接2012倫敦奧運來臨為背景,進行百年來最大規模整修和昇級計畫的倫敦地鐵為題,所製作的電視紀錄片《The Tube》(2012)(六集);以倫敦公共巴士系統為主題的《The Rout Masters: Running London’s Road》(2013)(六集);以及以英國的國家醫療保險系統為題的《Keeping
Britain Alive: The NHS in a Day》(2013)(八集);與在BBC Three播出,針對年輕觀眾,以青年學生參與急救專業訓練和實習為題的《Junior
Paramedics》(2014)(仍在播出中)。前述的電視紀錄片,皆以觀察式(observational)紀錄片的手法為基調,透過前置的人物設定與跟隨拍攝(如:《Junior
Paramedics》),或是在素材蒐集完成後,才選定剪輯故事主軸線的建構方式(如:《The Tube》)找尋做為突顯探討議題的主軸人物。因此,在內容與形式上來看,每一部電視紀錄片系列,都在於展現「人」的故事,如在《The Tube》和《The Rout Masters: Running London’s Road》裡,有數集都是透過任職於倫敦地鐵和巴士公司的第一線基層員工,看見倫敦做為一個世界都會(global city)的文化融合之豐富度,或是城市肌理的深度,另一方面,紀錄片也夾雜公共議題,諸如討論公共巴士上的犯罪問題,點出地鐵系統的逃票問題與使用安全問題等。整體而言,也隱約地透露,或說「宣傳」,市政當局在公共軟、硬體建設上所投注的心力。
至於如同《Junior Paramedics》,以青年學生親自參與第一線的急救現場,除去對觀眾收視影片的吸引力以外,同時讓民眾看見政府在公共救護系統所投注的資源與努力,增加認同感,同時可吸引潛在的有志之士投入相關工作行列。猶有甚者,前述BBC拍攝哈利王子在阿富汗前線服役的紀錄片,除了替皇室成員強化正面形象外,對於召募青年從軍,顯然也有潛在的功效;該紀錄片選擇在以提供青年收視族群節目為主的BBC 3播放,即可略為推敲出這番意圖。
在紀錄片的形式上,前述所舉的BBC電視系列紀錄片,雖然以觀察式紀錄片做為拍攝的手法和影片結構,但為在電視播出的一定篇幅裡,掌握紀錄片的節奏,仍無法捨去旁白主述的使用,進行整合影片內容的整合。然而,其旁白的運用極其小心,在展現紀錄片作者觀點的同時,並不流於歌功訟德。相比之下,亞洲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如:臺灣、新加坡),為進行城市行銷或國家形象包裝,與跨國商業紀錄片頻道公司合製(如:Discovery Channel、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NGC),並且在其擁有的衛星頻道播放之,以「城市」為題,或是「公共工程營造」等為題的,「規格化」的電視紀錄片(formatted documentary; Bruzzi [2006])極為不同。若說BBC的作法,其隱微的宣傳策略,和商業紀錄片公司製作的宣傳紀錄片之最大不同處,便是在於,上述的BBC電視紀錄片,仍舊展現作者在拍片現場的主觀觀察,以及透過影片中人物與隨機的訪問,呈現整部影片的「正面」觀點;而亞洲諸國政府與跨國紀錄片商合製的紀錄片,其為「置入」而置入的宣傳式作法,和全然由影片出資方擬定的觀點和旁白稿,其司馬昭之心,過於明顯且單一。
從肇源於1930年代的英國紀錄片運動,到時至今日BBC頻道上的電視紀錄片,羅塔所揭示的紀錄片傳統之一「宣傳者」,從未在紀錄片的光譜中消失。雖說紀錄片的宣傳者傳統,曾被濫用而成為專權者的政治傳播載具,或是演變成反對者在使用紀錄片做為運動工具時,運用影片的形式或內容選擇等手法上,極力抹去的成份,但是,在紀錄片的光譜之中,紀錄片可以用來做為宣傳工具的意圖,郤很難真正完全忽略不提。同時,紀錄片與新聞片(newsreel)的最大不同處,即在於紀錄片呈現觀點,而新聞片強調客觀公允,因此,紀錄片做為呈現特定觀點而與宣傳目地結合,亦是紀錄片無法跳脫其宣傳者傳統的原因之一。
從英國的實例來看,以BBC如此聲譽卓著的公共媒體,強調思考自主與做為公共媒體的獨立性,依舊在其設定為提升公共整體利益的前提下,製播隱含有為公共政策宣傳意圖的電視紀錄片;撇開政治宣傳、與為特定意識形態服務的「宣傳片」,紀錄片做為一種為特定目地而用的宣傳載具,應該要極力避免,僅能純然有負面的看法,亦或是可以有其他看待的方向,顯然值得更開闊的討論。
〔註〕:羅塔所主張紀錄片的四個傳統,分別是:(1)自然主義(Naturalist)傳統(或說『浪漫主義〔Romantic〕』傳統);(2)寫實主義(Realist)傳統(或說『歐陸〔Continental〕傳統』);(3)新聞片(News-reel)傳統;以及(4)宣傳者(Propagandist)傳統。
(本文作者,從事電影與紀錄片教育工作多年,目前為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電影研究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