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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資深電影導演熊谷博子／圖片提供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
編按：
熊谷博子，日本資深紀錄片導演，1951年出生，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1975 年進入日本映像紀錄中心工作，早期以電視紀錄片導演身分活躍於日本電視台體系。1985 年起以自由影像記者身分，持續在電視紀錄片與劇場公開電影之間創作；1989 年與土本典昭共同執導戰時阿富汗紀錄片《阿富汗之春》（Afghan Spring），長期關注戰爭、跨國毒品交易、勞動權利、性別等重要的社會議題，其冷靜而深入的取材手法廣受肯定。40 歲生產後一邊育兒、一邊持續拍片，以「右手拿攝影機，左手牽孩子」作為創作與生活並行的座右銘。至今，她已為日本各大電視台製作超過 50 部紀錄片作品。
熊谷博子導演於 2025 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期間受邀來台參展，影展並特別選映其作品《拍電影的女性們》（映画をつくる女性たち，Women Make Films，2004）。該片由第 15 屆東京國際女性影展委託製作，透過訪談多位電影從業人員，從日本首位女性導演坂根田鶴子、戰後活躍的田中絹代，到影展創辦人高野悅子遠赴法國追尋導演夢的歷程，以及當時仍顯青澀的河瀨直美，回顧女性在日本影視產業中如何逐步從邊緣位置走向創作核心。
本次訪談即奠基於該片的拍攝脈絡，並進一步延伸思考女性創作者在當代影像創作環境中的處境與可能性。
採訪、撰文／陳婉真（紀錄片工作者）
2015 年，小孩誕生，我成為一個媽媽。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家裡只有爸爸一位男性，且父母特別著重於培養我和姐妹的發展能力，一路以來，我不曾經驗過，因為女性身份而受到的限制。選擇成為親職雖然是計畫中的事，我以為那只是在現有的人生裡，加上一個身份，成為媽媽，陪伴孩子一段成長的時間。但我沒預料到，母親的身份開啟我經歷到女性在自我、家庭、職場與社會中的處境。從家務、育兒、教養，到職涯發展、工作時間，到身體與自我的劇烈變化，從孩子誕生的那一刻起，我走進了完全不同的生命樣貌。
我開始留意，同樣成為母親的影像工作者，她們自己育兒帶小孩嗎？她們是在小孩多大時送托育呢？她們多久重回職場與工作，有持續累積作品和發展嗎？她們是否能繼續創作？以及，她們是否有辦法參與那些聚會、討論？甚至，她們還有進電影院看電影、追影展嗎？
當我看到 2025 年第 32 屆女性影展，選映日本導演熊谷博子的紀錄片《拍電影的女性們》時，立刻有了跨越國界的興趣與共鳴。這部片爬梳了整個日本電影發展過程中，多位女性如何一路從不被允許參與，到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進入產業，並在其中找到屬於女性的電影視角和內容的歷史。透過這部片，我看見了日本女性影像工作者如何與時代進行搏鬥，也十分想了解她們在現階段面臨的困境與解方。
女性影像工作者的「人生格鬥技」
熊谷導演在《拍電影的女性》映後座談中，對「女性拍電影」給出了她的描述：一個「與社會、歷史和自己本身作戰」的過程，是一部「展現人生格鬥技的電影」。回顧這部片所爬梳的日本女性電影史，這場「作戰」一開始是針對體制的「進入戰」。在日本，早期的電影製作產業對女性是不開放的。例如，日本第一位女導演坂根田鶴子，以及東京國際女性影展的策展人高野悅子，她們即使有熱情與專業，在進入電影公司時依然經歷了巨大的困難。高野悅子甚至遠赴法國就讀高等電影學院（IDHEC），回國後仍因女性身份受限，導演之路屢屢受阻，最終只能轉任戲院經理。更深層的壓力，則來自於對女性個人身份的壓抑。片中提到場記出身的植平多鶴子，必須對外隱瞞自己「生病、結婚和有孩子」的事實。這種「隱瞞」正是女性在職場上的殘酷現實：妳若要專業，就必須隱藏或犧牲妳的女性身份與家庭生活。直到她再也無法隱瞞，才選擇轉為自由導演，因為唯有自己決定時間，才能平衡生活。
熊谷導演的紀錄片，不僅留下了這些先驅者的身影與聲音，也透過後續不同世代女性影像工作者的討論，證實了這場「作戰」的核心精神至今未變——即使時代不同，女性影人「煩惱都一樣，沒有太大的變化」。這是日本女性影像工作者，在電影產業發展中所積累的集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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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電影的女性們》劇照截圖，日本導演田中絹代／圖片提供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
反觀台灣女性影像工作者的發展，在紀錄片這個相對獨立且具草根性的領域中，早期的「進入戰」雖然也存在，但現在大多數的女性影像工作者，早已能夠自由地選擇這個行業。台灣女性紀錄片創作者的浮現，是與 1980 年代的紀錄片運動、以及 1990 年代蓬勃發展的婦女運動緊密共生的產物。對我們而言，當前的「作戰」形態，已經從單純的「進入」轉向了「持續下去」。不過，對我個人來說，則更聚焦於平衡創作與親職的困境。
創作與親職的拔河：媽媽影像工作者的戰場
當代，尤其是肩負親職責任的台灣女性影像工作者，其最艱難的「作戰」主要聚焦於：「工作與家庭的平衡：育兒與創作的抉擇」。無論是劇情片或紀錄片，拍攝期程往往不固定，但時間狀態密集。然而，育兒責任一方面要求持續穩定如常的生活行程，另一方面又充滿了不可預測性。正如熊谷導演親身經歷，當孩子一發燒，托兒所的電話一到，所有現場排程都必須中斷。在孩子年幼時，她曾一度認為自己無法再以過往的工作模式繼續。這樣的困境，也是我在小孩六歲以前反覆思量的。
熊谷導演提到，她因此意識到必須改變工作模式，採用「一個人也能完成的方式」：利用器材小型化，親自持攝影機拍攝、獨立剪輯。這樣的製作型態，恰好也是台灣紀錄片拍攝中，我與許多創作者所採行的方式。然而，單人單機作業並非解決媽媽影像工作者工作困境的唯一辦法。彈性多元的支持系統與育兒友善的工作環境，才有機會真正協助女性影像工作者在職場或創作領域裡前進，同時不犧牲親職角色在其生命中的比重。
彈性多元的支持系統，指的是除了將孩子全日托育外，家人及親友能夠互相提供協助的狀態。以我的情況來說，由於影像工作型態並非朝九晚五、固定週一到週五進行，加上我希望盡可能擁有更多陪伴孩子成長的時間，因此將孩子全週送托並不在我的考慮範圍。台灣紀錄片產業，當前環境普遍存在著「單打獨鬥」的現況，影像製作多為專案制、工時極不規律的非典型工作型態，且普遍存在低薪現象，這使得高價的臨時托育或彈性托育（每週固定 1 至 3 日）難以成為常態的解決方案。因此，若決定盡可能親自照顧孩子，並同時希望能投入職場，親友的支援便成為了近乎唯一的關鍵支撐。同時，伴侶能否也將孩子的照顧時間，納入工時上的調整，亦是重要一環。
此外，若能同步具備育兒友善的工作環境，例如近年我在進行影像製作時，會視情況在不影響工作進度的前提下，創造「讓孩子去工作現場」的空間，並與團隊成員溝通，對此抱持理解與接納。這種彈性與非正式的互助網絡，成為了媽媽影像工作者在行業中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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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電影的女性們》劇照截圖／圖片提供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
2024 年東京舉辦的紀錄片十週年延伸座談中，日本新生代的女性影像工作者們，試圖將這種長期的個體掙扎轉化為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她們提出的具體策略，對反思台灣影像工作者「單打獨鬥」的現況、並尋求團隊協作模式的我們來說，極具參考價值：
要改善現況，首先必須優化工作流程，由單人作業轉向團隊協作，並實踐工作分配。同時，應在良好溝通下，將任務專業委派，因為將工作交給該領域的專業人士往往比自己做更好，如此才能有效擴大工作規模。在團隊建設中，專案製片等能夠建立業務系統的人員至關重要。最終，必須確立核心原則：決定「不可妥協的事項」，聚焦於被要求執行的核心任務；同時，在打造優秀職場與團隊時，堅持人選原則並充分溝通。（出處）
這些建議指出，與親職的「作戰」不應只是女性單方面的犧牲，而是應該透過優化團隊流程、明確權責、利用專業外包來實現「共存」。
在擁抱親職和追求職涯發展並行的這條困難道路上，我非常認同影片中，東京國際女性影展創辦人高野悅子所說的：「不能向容易的方向流去」。這句話像一個定錨，提醒著我，真正的勇氣，是選擇了這條困難的、心甘情願的親職之路後，仍舊不對自我實現妥協。
個人經驗與創作的力量
在與熊谷導演的訪談裡，我試圖想要理解的是，是否存在「女性獨有的視角」？這部電影展示了女性因身份經驗，而對題材產生的獨特視角與風格。但對於「女性視角」的觀點，熊谷導演提出反思，認為差異並不大，更重要的是個人的個性。不過，她雖然強調個性，但也承認經驗仍然佔有重要地位。熊谷導演分享了她的親身經歷：在拍攝一位母親的分娩過程時，她當時的男性工作人員（資深攝影師、單身錄音師與助裡）表現出的不耐煩與隔閡，且最終剪輯師無法接受而中途辭職。這段經歷展現了，缺乏育兒經驗的男性團隊，與女性經驗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認知鴻溝。
熊谷導演提到，她後來更換了一批有育兒經驗的男性工作人員後，他們不同於之前的男性團隊成員，有高度的理解與支持。這説明了真正的視角差異，並非單純基於生理性別，而是基於「經驗」。照護、生育、家庭中的微小互動，這些是許多女性影像工作者，由於有類似的經歷或者觀察，才有的獨特視角。也可以說，女性的創作視角，不在於一種天生的「女性感性」，而在於她們因自身所處的位置與責任，擁有了獨特的觀察點和題材雷達。如植平多鶴子拍攝身邊生病的母親，或是熊谷導演從過去的硬派主題轉向對人際關係的關懷，都是將個人生活轉化為創作主題的例子。
這種傾向將個人的、家庭的、情感的經驗搬上銀幕，在紀錄片中領域裡，常被歸類為「私電影」（personal cinema）。 在台灣，女性導演的作品經常顯著地傾向於「參與」、「自省」與「表演」。這種將私領域經驗提升至公共論述的作法，有力地詮釋了：「個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更進一步而言，台灣女性導演在紀錄片拍攝中，有時會把拍片視為一種「 建立關係的過程」。在創作過程中深度介入被攝者的生命，使得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倫理與情感關係本身，就成為影片的核心主題。 攝影機不再只是單向的觀察鏡，而是一個促成對話、追求相互理解的歷程。這種實踐承認了拍攝者無法置身事外，並將這種主觀涉入轉化為影片的敘事動力。
因此，重點不在於性別本身，而在於「將自身經歷回饋到電影中」，以及能否「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這也呼應了片中所提到的法國女性導演的例子：她在懷孕無法外出時，轉而從自己的公寓裡拍攝窗外的街景，從而發現了與以往不同的視角。最重要的是，如何將這種困境（如時間、身體的限制、育兒的責任），用全新的方式連結起來，發現新的觀點。
持續下去與行動的責任
回顧這場與熊谷導演的對話，無論是日本女性影像前輩在體制中掙扎的歷史，還是當代台日女性影像工作者在親職與專業之間的拔河，作為前輩的熊谷導演，可以提供的建議，果然還是：「繼續做下去吧」。不過，現今透過各種網絡社群連結的普及，也讓女性導演們能夠像這樣，跨國際上相互取暖、分享力量與勇氣。不論以何種形式，都必須「繼續創作、繼續交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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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導演日常／圖片提供 許雅婷 |
作為女性影像工作者，在親職、家庭、職涯的重重挑戰之下，掙扎於身份之間的平衡，這份經歷和體驗不該被消磨，反而應該成為我們獨有的創作養分。如同羽田澄子導演所說的：「感覺到的人就有行動的責任」期待我們都能勇敢地將親職的拔河、視角的獨特、以及對世界所有的溫柔與憤怒，持續地拍攝下去。
最後，我想起在影片中，熊谷導演提到，她總是盡可能在電影開拍前或拍攝後，帶她的女兒前往現場，向她說明媽媽這段時間正忙於製作什麼樣的影片內容。女性影展當天映後，導演主動向觀眾介紹了陪同她前來參與影展放映的女兒，如今她也成為了一名電影從業人員。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深刻的觸動。這一路為了努力陪伴孩子成長而面對的種種難題，若有一天，我的女兒也能如此這般，懂得了我的追求與熱情，對我而言，就是最大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