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一位跨足紀錄片與劇情片領域的導演朋友聊天，我問他未來還想拍紀錄片嗎？他說應該漸漸不會了，因為紀錄片讓他有一點過不去的是，拍攝期間和被拍攝者建立的情誼往往在拍片後逐漸消逝。對被拍攝的弱勢者也有一份愧疚，因為無法對他們的處境帶來真正的影響。尤其，如果被拍攝者對紀錄片導演懷抱某種期待時，那種壓力就更大了。
我可以了解那種心情。記得九零年代我在跑原住民正名的新聞，一群原住民跑到陽明山向修憲中的國大抗議，執政者下令鎮暴警察把他們通通抬上車帶走。主流媒體都在中山樓，只有我這個小報記者目睹一切。無力感襲上心頭，因為車上有我的好友，而我覺得再怎麼寫也沒有屁用。
這件事讓我沮喪了很久，對紀錄的意義產生極大的懷疑。慢慢的，有一個聲音告訴我：沒用就沒用嘛，你以為你是誰，動不動就想改變這個世界。當面對現實，看清個人的有限，思慮變得單純：還是要認真做吧，至少留下一份紀錄，對得起自己…。後來，從記者轉成記錄者，當年這個有點虛無，又有點理想的自我勸告一直放在心裡。
被我們紀錄的弱勢者何嘗不知道現實的無奈。一位被記錄的公娼朋友曾經跟我說，她知道當拍攝結束，她還是她，我還是我，從此各走各的。言下之意，對拍片能為她們帶來什麼，沒有特別的期望。我沒有辯解，只想盡力紀錄末代公娼的心聲。當影片完成放給她看時，原本希望用馬賽克遮臉的她，決定以真實面目示人。可能在我們的呈現中，讓她不覺得自己有何羞於見人之處。
後來我紀錄的公娼有兩位因為轉業失敗，一位跳海自殺，一位酗酒罹患重病，片子終究沒能幫到她們什麼，但我還是慶幸曾經為她們留下美好的身影，見證了她們與主流社會對抗的動人勇氣。這些影像成為我再走下去的動能，也希望能激勵在類似處境中求生的人們。
所以，不同於許多紀錄片工作者的高度理想化，與輕易承諾能為被拍攝者帶來改變。我總是一開始就對被拍攝者坦承，紀錄未必能為他們帶來立即可見的好處，但是我一定會尊重他們的感受，努力做好這份工作。說破了這一點，雙方似乎更能處於接近朋友的平等地位。而當影片有時竟然對現實產生某些影響時，那種意外的喜悅更是難以形容。
最重要的是，雖然不會刻意連絡，與被拍攝者建立的友誼，即使多年後重逢也一樣溫暖。我想，那是來自於一種共同的體認：攝影機的兩頭，沒有神，只有人。
我可以了解那種心情。記得九零年代我在跑原住民正名的新聞，一群原住民跑到陽明山向修憲中的國大抗議，執政者下令鎮暴警察把他們通通抬上車帶走。主流媒體都在中山樓，只有我這個小報記者目睹一切。無力感襲上心頭，因為車上有我的好友，而我覺得再怎麼寫也沒有屁用。
這件事讓我沮喪了很久，對紀錄的意義產生極大的懷疑。慢慢的，有一個聲音告訴我：沒用就沒用嘛，你以為你是誰，動不動就想改變這個世界。當面對現實，看清個人的有限，思慮變得單純：還是要認真做吧，至少留下一份紀錄，對得起自己…。後來，從記者轉成記錄者，當年這個有點虛無，又有點理想的自我勸告一直放在心裡。
被我們紀錄的弱勢者何嘗不知道現實的無奈。一位被記錄的公娼朋友曾經跟我說，她知道當拍攝結束，她還是她，我還是我，從此各走各的。言下之意，對拍片能為她們帶來什麼，沒有特別的期望。我沒有辯解，只想盡力紀錄末代公娼的心聲。當影片完成放給她看時，原本希望用馬賽克遮臉的她，決定以真實面目示人。可能在我們的呈現中，讓她不覺得自己有何羞於見人之處。
後來我紀錄的公娼有兩位因為轉業失敗，一位跳海自殺，一位酗酒罹患重病，片子終究沒能幫到她們什麼，但我還是慶幸曾經為她們留下美好的身影，見證了她們與主流社會對抗的動人勇氣。這些影像成為我再走下去的動能，也希望能激勵在類似處境中求生的人們。
所以，不同於許多紀錄片工作者的高度理想化，與輕易承諾能為被拍攝者帶來改變。我總是一開始就對被拍攝者坦承，紀錄未必能為他們帶來立即可見的好處，但是我一定會尊重他們的感受，努力做好這份工作。說破了這一點，雙方似乎更能處於接近朋友的平等地位。而當影片有時竟然對現實產生某些影響時，那種意外的喜悅更是難以形容。
最重要的是，雖然不會刻意連絡，與被拍攝者建立的友誼，即使多年後重逢也一樣溫暖。我想，那是來自於一種共同的體認：攝影機的兩頭，沒有神，只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