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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惠偵導演的作品《我和我的 T 媽媽》｜圖：黃惠偵提供 |
文／蔡雨辰
兩代之間，什麼樣的溝通才算數？什麼才叫理解與和解？如果沒有傷痕，我們還能成為有感情的人嗎？
對黃惠偵而言，《我和我的 T 媽媽》大概是一個初步的答案。雖說家庭是避風港，卻也常在生命中刮出第一場風暴。沉默常常是張保護網，維持搖搖欲墜的平衡，守候那些不宜戳破的祕密，讓家內的差異和苦痛得以共存。
黃惠偵卻不甘於安全網下，打破沉默，迎向風暴。
對黃惠偵而言，《我和我的 T 媽媽》大概是一個初步的答案。雖說家庭是避風港，卻也常在生命中刮出第一場風暴。沉默常常是張保護網，維持搖搖欲墜的平衡，守候那些不宜戳破的祕密，讓家內的差異和苦痛得以共存。
黃惠偵卻不甘於安全網下，打破沉默，迎向風暴。
片中，她以媽媽慣用的台語，一字一句地訴說對於母親曾經的怨懟和疑問，也緩緩拉出一個底層家庭的生命紀事。一個成長於鄉村的Ｔ，難逃強迫性的婚姻家庭，卻遇上家暴，不堪受辱的Ｔ媽媽帶著兩個女兒逃離了家。為了討生活，女兒們跟著媽媽跳牽亡陣，失學，卻也鍛鍊出求存的韌性。成年後的女兒試著回望這段異樣的童年，逐步辨認異樣所帶來的傷與痛，以及，為什麼異樣會帶來傷痛？
這部紀錄片的源頭，大概可追溯至導演黃惠偵在十一歲那年，第一次聽到「同性戀」三個字。「當時的老闆是個六十歲左右的阿伯，他在和朋友聊天時，突然講到，『她（指我）的媽媽是同性戀、變態不正常』。」此前，黃惠偵未曾覺得媽媽交女朋友是變態見不得人之事，這句意外聽聞的閒言閒語卻成了潘朵拉的盒子。
那是九０年代，同志運動與文化初開展，仍屬小眾，對於一個生活環境封閉的孩子而言，她所能在大眾媒體上認識的「同性戀」根本是洪水猛獸，她甚而懷疑變態生的孩子可能也是變態，矛頭指向自身，恐懼惶惑，卻無力拆解。二十歲那年，黃惠偵離家、也離開牽亡陣，經由楊力州的引介而認識紀錄片、進入蘆荻社區大學學習拍片，而後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工作期間拍出《八東病房》（2006）。她一點一點長出理解與訴說的能力。
「我開始學著理解什麼是社會結構，以前只知道我家與其他人不一樣，不懂得擺放回社會去看。痛苦其實來自外面的壓力，而不是我媽，明明十一歲以前沒有影響，為什麼十一歲以後突然有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從小，我就被貼上很多標籤，或在那樣的自覺下成長。對我而言，紀錄片最大的意義是，我發現了一種可以發聲的工具，否則我們永遠都只能被這些標籤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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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我的 T 媽媽》中，T 媽媽於牽亡陣中出演｜圖：黃惠偵提供 |
然而，故事啟動前，黃惠偵得先不再將母親理所當然地視為一位母親。成為母親前，一位出生於 1950 年代的Ｔ，如何帶著自己的情慾在保守的農村社會生存？鏡頭拉回Ｔ媽媽的老家，也拍出了台灣家庭面對家內同志的典型反應。過去，黃惠偵一直以為家中長輩非常清楚媽媽的情感狀態，儘管在婚姻中，也一直有女朋友，更從不避諱帶回家。孰料，當鏡頭直接面向舅舅和阿姨，詢問：你知道我媽是同志嗎？所有人，不約而同尷尬搔頭，異口同聲：「我不知道。」
這幾個鏡頭意外捕捉了沉默與尷尬的片刻，那一句冷靜且斬釘截鐵的「我不知道」其實寓意叢生，只消一句話，便拍出了多數同志在原生家庭中的處境。告知不一定能獲得肯認或理解，往後的沉默往往是對待彼此最安全的方式。出櫃總是漫長，內心翻山越嶺後，其實對方仍留在原地，距離更形遙遠。
同樣的，黃惠偵拍片前亦不知道將故事攤在陽光下會造成何種後果，「拍攝就是一個決定。我們的關係一定會改變，但無法確定是好或壞。但我更不想維持現狀。」《我和我的T媽媽》的影像素材約 150 個小時，除了拍攝母親的口述片段及返鄉探訪，還集合了她在 1999 年開始拍攝的 home video、顏蘭權曾試圖拍攝Ｔ媽媽及其女友的材料，新舊影像交雜，諸多難容於社會的污名與印記交錯。不過，拍攝過程中最困難之處，是讓Ｔ媽媽開口。「我們從來不溝通，所以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始。我媽並不是不講，而是不懂怎麼講，她表達情感的方式向來不是語言，困難重重。」
因此，拍攝初期，開會的時間比拍攝時間還長，「我們一直在思考該怎麼讓媽媽開口，所以有段時間在拍『我』，製片訪談我，透過這個過程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想法。而後改變方式，我得先說點什麼。對我媽而言，同志身分始終不是問題。她能提供的都是比較片段的說法，而不是當時為什麼這麼做的分析。人生就是得一天又一天度過的日子，是這樣就這樣，沒什麼好講的。」
這幾個鏡頭意外捕捉了沉默與尷尬的片刻，那一句冷靜且斬釘截鐵的「我不知道」其實寓意叢生，只消一句話，便拍出了多數同志在原生家庭中的處境。告知不一定能獲得肯認或理解，往後的沉默往往是對待彼此最安全的方式。出櫃總是漫長，內心翻山越嶺後，其實對方仍留在原地，距離更形遙遠。
同樣的，黃惠偵拍片前亦不知道將故事攤在陽光下會造成何種後果，「拍攝就是一個決定。我們的關係一定會改變，但無法確定是好或壞。但我更不想維持現狀。」《我和我的T媽媽》的影像素材約 150 個小時，除了拍攝母親的口述片段及返鄉探訪，還集合了她在 1999 年開始拍攝的 home video、顏蘭權曾試圖拍攝Ｔ媽媽及其女友的材料，新舊影像交雜，諸多難容於社會的污名與印記交錯。不過，拍攝過程中最困難之處，是讓Ｔ媽媽開口。「我們從來不溝通，所以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始。我媽並不是不講，而是不懂怎麼講，她表達情感的方式向來不是語言，困難重重。」
因此，拍攝初期，開會的時間比拍攝時間還長，「我們一直在思考該怎麼讓媽媽開口，所以有段時間在拍『我』，製片訪談我，透過這個過程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想法。而後改變方式，我得先說點什麼。對我媽而言，同志身分始終不是問題。她能提供的都是比較片段的說法，而不是當時為什麼這麼做的分析。人生就是得一天又一天度過的日子，是這樣就這樣，沒什麼好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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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我的 T 媽媽》｜圖：黃惠偵提供 |
黃惠偵明白，需要說出一切的是自己。影片中段，迎來全片最戲劇性的一幕，她與媽媽對坐，說出深埋心中多年的疑惑與祕密。從氣氛凝滯到情緒潰堤，影片上看來幾分鐘的鏡頭，其實拍了三個小時。黃惠偵回憶：「沉默的時間比較多，但那個沉默很重要，至少我們就對坐著，一起用很拙劣的方式，面對那些我們一直無法面對的事。」黃惠偵知道，媽媽願意拍這場戲，和女兒枯坐三小時，面對那些難堪與晦暗的過去，便是在回應那些關於愛的疑問了。
這場戲所揭開的祕密也是黃惠偵拍片的動力之一，「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沒辦法面對，曾經以為我們什麼都不講也能過一輩子，時間夠久它就能被忘記，但事實證明，快四十年過去，它並沒有變淡。反而因為我生了小孩，它又突然重頭來過，我每天和小孩相處，一直讓我回想起我和我媽的關係。即便當了媽媽，我還是我媽的小孩，我對她的情緒一輩子都在。我一直在面對心裡的洞，尤其，當我越愛小孩，越發現自己其實是在彌補得不到的東西。若不將它們理清楚，那個洞，就會一直在存在。」
整部片中，Ｔ媽媽沉默的表情總是比她說出來的還讓人刺心，那些說不出來、無法回答的，反而具現了她的掙扎與承擔。兩代之間，溝通何其困難，如何擁有共同的語言？如何不讓善意成為一種強迫，強迫對方成為自己理想中的樣子？
「時間不能撫平傷痛，但時間會讓你準備面對傷痛。」黃惠偵淡淡地說。片子完成，故事卻仍在行進，「過去，我一直在期待她成為不是她的樣子。我還在學習理解並接受自己最愛、最重要的那個人真正的樣子。」
片末，他們回到老家，一行人站在磚造老屋前，陽光熾烈，黃惠偵問：再次回到老家，有什麼感覺？在鏡頭前總是搶戲的舅舅插著手語氣不耐地說：有什麼感覺？東西都壞光光了。畫面轉向屋外的稻田，畫外音又說：
東西都不能用了，讓過去的就留在過去吧。
這場戲所揭開的祕密也是黃惠偵拍片的動力之一，「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沒辦法面對，曾經以為我們什麼都不講也能過一輩子，時間夠久它就能被忘記，但事實證明，快四十年過去，它並沒有變淡。反而因為我生了小孩，它又突然重頭來過，我每天和小孩相處，一直讓我回想起我和我媽的關係。即便當了媽媽，我還是我媽的小孩，我對她的情緒一輩子都在。我一直在面對心裡的洞，尤其，當我越愛小孩，越發現自己其實是在彌補得不到的東西。若不將它們理清楚，那個洞，就會一直在存在。」
整部片中，Ｔ媽媽沉默的表情總是比她說出來的還讓人刺心，那些說不出來、無法回答的，反而具現了她的掙扎與承擔。兩代之間，溝通何其困難，如何擁有共同的語言？如何不讓善意成為一種強迫，強迫對方成為自己理想中的樣子？
「時間不能撫平傷痛，但時間會讓你準備面對傷痛。」黃惠偵淡淡地說。片子完成，故事卻仍在行進，「過去，我一直在期待她成為不是她的樣子。我還在學習理解並接受自己最愛、最重要的那個人真正的樣子。」
片末，他們回到老家，一行人站在磚造老屋前，陽光熾烈，黃惠偵問：再次回到老家，有什麼感覺？在鏡頭前總是搶戲的舅舅插著手語氣不耐地說：有什麼感覺？東西都壞光光了。畫面轉向屋外的稻田，畫外音又說：
東西都不能用了，讓過去的就留在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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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 T 媽媽 The Priestess Walks Alone
黃惠偵 HUANG Hui-Chen｜台灣 Taiwan｜2015｜HD｜Colour｜55 min
放映時間 2016/04/06（三）13:30 府中 15
黃惠偵 HUANG Hui-Chen｜台灣 Taiwan｜2015｜HD｜Colour｜55 min
放映時間 2016/04/06（三）13:30 府中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