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陳志和導演的《赤陽》，記錄了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政府徵召台籍青年投入太平洋戰爭，許多台灣人被殺或冤枉淪為戰犯的不幸的命運。本次訪問特別請導演來深入談談《赤陽》的拍攝點滴。問：我知道導演您是美術老師，在2004年時因為九二一地震而參加了全景的紀錄片培訓班，請問您之前有接觸過動態影像嗎？
陳：我之前沒有接觸動態影像，在學校裡都是從事商業攝影。我當時想著我的影像是不是可以進到社區裡去做紀錄，後來看公共電視是用影像紀錄，我也考慮著使用影像紀錄是不是可以更深入一點。
問：那次參加全景培訓的經驗，對你來說有很大的影響嗎？
陳：非常大。全景的訓練比較長時間，歷時半年，除了假日，晚上我們也都會過去。教學比較專精在一個部份，在技術之外，觀念上也教的非常完整，特別是裡面的老師，像李中旺、吳乙峰…等等，他們對紀錄片的投入讓我感受很深刻，彷彿將影像和自己的生命同等看待。在那段時間裡，我感受到這一點，所以全景對我來說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問：《赤陽》是從05年開始拍的，影片的開頭是您叔公的畫面，請問一開始之所以會展開拍攝，是因為想探求自己叔公的過去的緣故嗎？
陳：《赤陽》之所以會展開，是因為我另一個拍攝的題材霧峰的光復新村，有一位吳東晟先生住在那裡，他是一位詩人。他的哥哥和我ㄧ起在光復新村做了一些調查和紀錄，所以我ㄧ開始是要拍光復新村而不是要拍《赤陽》。
那時，他給了我ㄧ本書，叫做《台灣的生命原鄉》，作者是李展平先生。這本書是報導文學，記錄了作者故鄉古坑的情景，寫的非常有生命力，很感人。看完之後，我就想應該找李展平先生聊一聊，連絡之後他也很樂意和我談談。剛好這時候，他正在研究大東亞戰爭這個題目。他就對我說，你是不是有興趣來記錄這部份的影像，於是我就和他開始合作。
他也寫了一些關於這方面的書，包括《前進婆羅洲》，這裡頭描寫了一些戰犯的故事。事前他已經做了一些田野的調查，所以我接下去拍攝影像時已經有一定的基礎，赤陽大概是這樣開始的。
問：請問《台灣的生命原鄉》所說的是什麼樣的故事？
陳：就是一群人在古坑的山裡穿梭、工作，筆觸讓人感覺人物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對環境描寫也非常深刻，我覺得這部份好像可以看到人和土地的關係。我一直想要從這方面去探索台灣的人和土地，到底生活的面貌是什麼。我覺得這本書把這部分表現的非常好。
問：接下來請您談談當初為什麼會拍攝《赤陽》
陳：當時，李展平剛好在研究太平洋戰爭，我看了他寫的書，覺得裡面的人物寫的非常生動，應該蠻能夠變成影像，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這段歷史如果不馬上記錄下來，很可能就會就此消失掉，因為這些人已經都八十幾歲了。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很快地認為應該先拍這個題目，列為第一優先，因為這些主角已經一個個走了。
問：所以拍攝到了一個段落後，才發現自己的叔公也是事件主角的其中之ㄧ嗎？
陳：對，我看資料的時候有提到我的叔公，但我其實小時候就有聽說，我父親有提起過有一些人到南洋的故事，雖然很好奇以及有一點印象，但那畢竟是很模糊的記憶，不了解到底在南洋發生了什麼事情，有點神秘感。
看了書之後，才知道我叔公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開始從我叔公開始著手，因為最熟識。但開始拍之後，我叔公的身體非常虛弱，過沒幾個月就過世了。之後就陸陸續續從叔公的書信資料，尋找出相關的人。但這些人在李展平先生的書裡都有提到。就利用這樣交叉的連結方式，找尋線索和受訪對象。
問：所以知道自己的叔公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有很驚訝嗎？
陳：倒是沒有，但更好奇了，小時後的印象馬上浮上腦海。他們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如果能夠親自回到現場去那是最好的，所以決定要深入的和他們談一談，親自走一遭，去南洋看看。這個過程有一點像是重新發現，把自己的想像填補起來。
問：後來展開拍攝，開始去找尋這些人，是李展平先生和您一起進行的嗎？
陳：對，我們首先找的是台灣的柯景星，他有點算是台灣的聯絡人，他會把相關的資料寄給日本的林水木，然後再發給戰友們。
問：那麼在拍攝時有遇到困難嗎？
陳：有的，主要有兩個事件。
當時在找戰爭的史料時，我們進到沙勞越的國立博物院（博物館）裡，但要取得這些東西非常困難。我就透過東馬來西亞的國際時報總編輯李福安帶我們去尋求協助，但還是沒有辦法，我們找不到二次大戰的資料。後來，我們去了很多書店尋找相關書籍，找到了一本相關的紀錄。不過這份記錄都是發生在巴杜林敦的集中營，現在已經是師範學院了。於是我們也去了，在學校內有一個小的歷史博物館，找到了一些資料。這部份是國際時報的高級顧問吳岸（本名丘立基）幫忙介紹的。這些史料在台灣很少很少，我們所擁有的都是親自去訪談的東西。
另外在日本時，有個受訪者讓我印象深刻，他的名字是張木財。當時我們前往日本拍攝時，林水木請他幫忙接待與安頓我們，隔天中午我們和他約了訪談，因為他早上還要上班擔任守衛，他已經八十幾歲了，可見他的生活並不優渥。
當天，我和李展平在他家門口按電鈴，前前後後大概按了有10幾分鐘，都沒有人回應。我們覺得很奇怪，就繼續等，過了一兩個小時之後，我們再打電話進去。他太太接了電話，說丈夫血壓突然升高，不適合接受訪談。
於是我們兩人就在猜測，為什麼會這樣呢？可能是因為他不太願意談這件事，對他來說這也許不是光榮的事情；另外，是不是因為他們現在生活很辛苦，怕影片拍好後台灣友人看到，會對自尊心造成一些影響，所以他不願意曝光。不過這都只是我們自己的猜測。
問：我想大部分的人看完影片，都會認為這些主角最主要的目的都是要平反，也就是所謂「尊嚴」的爭取，根據你的了解確實是這樣嗎？
陳：在影片內容上，最主要是以林水木的抗爭做為主軸。在這群串聯的人中，都是要向日本討回公道，這是確實的，而討回公道背後連帶的就是賠償。像韓國的戰犯，他們是有賠償的，金額蠻高的。但一樣都是殖民國，為什麼韓國有，台灣卻沒有賠償，這很不公平，日本政府在南洋時的承諾都沒有兌現，這使得他們很不平衡。所以可以理解的是，他們要求的是公平的對待。
當然錢可能是另一回事了。但在很多方面的處理，日本政府都把他們當作棄兒、孤兒一樣的看待，這在心理上應該打擊很大。
問：所以到現在為止，依然沒有賠償嗎？
陳：目前是有一些小小的賠償，很多人都不去領，過去幣值換算成現在的，聽說只有幾萬塊錢。他們認為如果我去領了，反而尊嚴更喪失了。
問：影片拍好之後，這些主角們看過了嗎？
陳：我在拍攝的過程中，已經有多位主角過世，包括我的叔公和許清泉，而連阿木的體力和精神也非常非常不好，記憶非常差，常常會昏倒。老人家也沒有辦法長時間的看影片，看一小段就會受不了了；而柯景星騎腳踏車摔倒，身體狀況都很不好。
我問了這麼多人，完整看完的大概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簡茂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放映時，他也有來看，感觸很深。他說他很痛苦，影片把他內心的話都吐露出來了。另一位是蔡新宗，他也覺得能夠把他們心裡話能夠真實的傳遞出來，感到很感動。
問：影片中有一段是李霖彩的遺書。他用日文書寫，但時間日期卻是用中國傳統的天干地支觀念，這似乎有點矛盾，也牽扯到身分認同的問題，請您談談這部份。
陳：認同在這些老人家身上有一些差異性和矛盾性。像簡茂松就沒有歸化日本籍。我認為他們和日本還是有一些距離，因為日本沒有公平的對待他們，因此這個距離將會越來越明顯。而林水木歸化日本籍，我想是因為按照日本政府的說法，這些補償金應該就可以拿到了，但後來也沒有，打官司都敗訴，就像一種欺騙。
問：影片的最後，終戰60年紀念的祭典上，大家唱的卻是日本歌曲。如果他們並不認同日本，那麼這不是很奇怪嗎？陳：那是海交會在每年的7月13日所辦的祭典，那個地方有點類似靖國神社，祭祀戰時的三萬多亡魂。所以這些人參加海交會會比較有認同感，勾起他們年輕時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
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到。有段畫面是柯景星很衰老地爬著樓梯，他準備要去參加海交會的祭典活動，但之後他穿上海軍的服裝後，走路就比較筆挺了。大家精神抖擻的唱日文歌〈海行今〉，這首悲壯的歌是當時的日本第二國歌。
這些人的心裡其實很矛盾，他既是對日本充滿一種崇敬，但又想要去反抗日本，因為日本是對我如此的不公平。一方面想要接近日本，一方面又想要反抗，像柯景星他就說，如果他身體好一點，他要去日本皇居的二重橋上絕食抗議，死在那裡。
他講這樣的話事實上當然有著很複雜的心情。很想貼近日本，但又被排拒在外，彷彿有著一種很想要被承認的嚮往。我從他們的言行裡很深刻地感受到這些東西，看見他們的意識裡是非常矛盾的。
問：請問拍完影片之後，有沒有什麼迴響是令您印象深刻的。
陳：在台中的紀錄片雙年展放映時，有一位老先生來看，他曾參加過菲律賓的戰爭，因此感受很深刻。他發言說，這部片子勾起了他過去的回憶，談了大概10幾分鐘，雖然思路沒有很清楚，但一直講講講，說了很久，可見他老人家一直把這事情藏在內心深處，沒有告訴別人。
另一個是日本的朋友。因為《赤陽》聯合報和自由時報都有報導，日本福岡有位竹內和喜先生，他看到報導後，專門搭飛機來台灣找我，讓我很驚訝。他以前留學台大，老婆是台灣人，後來我們成為很好的朋友。他也幫忙翻譯這部影片的日文字幕。
他說他看了那麼多相關影片，看《赤陽》感觸最深，看完都會哭泣。我和他一起翻譯字幕時，他住在我家，住了三天，每次翻到某一段落，他就會流下眼淚。我想拉他出去走一走，他也不要，執意要趕快翻譯完成。竹內是60來歲的人，兒童時期曾經歷日本戰後的蕭條，因此對戰爭感觸特別深刻。
問：最後，請您談談拍攝《赤陽》的初衷和目的。
陳：我最主要還是在紀錄台灣的歷史，因為很多東西都不停的在消失，包括這些長者的生命，因此把這些記錄下來，至少是留下一些資料，時間慢慢長了之後，許多人就會了解過去，明白這段歷史。
如果我們能夠到現場去，親自聽他們自己談論事件，有很多的照片、書信，就更真實的去突顯他們的生命歷程。
這一代人，我覺得很特別的是說，他們很像「夾心餅乾」。他們處在日本和中華民國的身分轉換當中，而且又是戰犯，但為什麼他們會變成戰犯，這是因為眾多眾多的因素。因此，從這個特殊的身分裡，從這段歷史裡，我們就可以看到台灣人是怎麼樣的一種狀態，他的身分和生命在這段重要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部份是我認為應該要被記錄下來的，相信大家在看片時也可以從中體會，我們必須要有自己對於歷史和土地的觀點，要更有自己立場的能量。不然的話，有很多事情可能無法達成，這便起因於國家定位上的困難。
這些是我在拍攝時期的後半段，想要讓大家更夠深層的去挖掘到的東西。
我希望能夠紀錄富有台灣自己的生命力的人和事物，以及人怎麼在這塊土地上生長。這部分和我以前接觸攝影有一些關係，雖然我自己是學商業攝影，但過去《人間》雜誌的報導攝影對我影響很大。那些社會的、人文的，我自己很有興趣。也因為這個歷程，所以現在碰觸到紀錄片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情。
問：我想補充的是，除了紀錄歷史外，拍紀錄片同時也是一種「行動」，透過自身的參與，將過去的歷史碎片重新組合、詮釋，讓這段歷史在當下擁有過去所沒有過的發聲權，讓這些主角有說話的機會。所以，《赤陽》的拍攝行動，某種程度上也是對時代受害者們的一種平反和鼓勵。
謝謝您接受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