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政黨輪替後，我參加了由馮建三、翁秀琪等傳播學者帶領成立的「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這個推動台灣媒體制度性改革的社運團體，後來擴大並更名為「媒體改造學社」，陸續吸引了傳播學界師生、與媒體實務界有心改造媒體生態的朋友加入，使媒改社成為一個陣容堅實、方向明確的組織。我忝為其中成員，十年來充分感到，一個團結的組織在介入政治社會時，所能產生的不可輕侮的意義和價值，儘管我們大多只是手無寸鐵的學者。
參與「媒改社」所給我的教育和啟發，讓我看到這些走入紀錄片工作的朋友們，為改善自己的創作條件和環境，而成立了「紀錄片職業工會」時，特別感到興奮、鼓舞。學者最多只有筆，而紀錄片工作者的發言工具，則會比那支筆要強大有力得多。這個力量如果能有效的匯聚起來，並且展開積極的、具策略與創意的集體行動，它的力量將更不可測量。我因此還是要先向發想並推動成立紀錄片工會的楊力州導演，和積極策劃與實踐的蔡崇隆導演等人致敬意。
華人傳統社會裡，過去似乎很缺乏在同一工作環境或專業社群裡，集結團隊力量，爭取共同利益，改善整體環境或制度性剝削的文化，並且喜歡內鬥內行。我們的文化，也不鼓勵大家把不同的意見與觀點，放在一個公共的平台上，進行可能激烈但不失理性的論辯。不同的意見多半仍只能在小圈子裡進行耳語傳播，或者到匿名的網路上發嘴砲。崇隆本人的思辯能力與敢言精神，加上他對台灣紀錄片文化的熱情，使得在《紀工報》之後，他又率領南藝大紀錄所參與採訪和製作的同學，生產了這份紀錄片導演訪談集。我們在這些深度訪談裡，看到目前活躍於紀錄片創作領域的一批中壯世代導演，細緻、慷慨、直率地分享他們各自的經驗、思想與態度。對一位初入此行的工作者，我相信這會是一份非常有價值的田野資料，和經驗的學習與交換。
為此文時，我只有機會看到書中半數的訪談逐字稿，但已經讓我收穫豐富，從那些導演的講話裡學到很多。訪談內容不僅詳細呈現了這些相對資深的導演們，對紀錄片的定義與意見、面對創作的態度與經驗、看待生活與世界的觀點、和對自己作品的解釋，也論及紀錄片創作這件事，在台灣面對的困難，與我們的文化藝術政策、發行映演補助等制度的諸種嚴重問題。
例如，我們從吳米森導演的訪談裡，可以再度確認台灣政府部門在文化工作上的「無政策」與便宜行事（譬如新聞局被詬病已久的電影輔導金制度），或者至今在各藝術創作領域之補助預算分配比例上、仍過於偏低的國藝會影音類補助總額；而從馬躍‧比吼的談話裡，可以知道做為紀錄片另一主要補助資源的公共電視，在專業認知、行政操作、或版權處理上，如何問題重重。這些事實與現象，不是要讓新世代的紀錄片創作者懷憂喪志望之卻步，或者，在長期以來不在乎整體文化政策的藍綠政黨、或只會短線操作一切的政府所恩賜的「雞肋」機制裡，跟隨這種可鄙的補助邏輯，繼續各自爭取那點近乎屈辱的緊張資源，卻讓紀錄片文化的寬廣可能或應有的堅持，集體的被消解、埋葬在這樣的機制裡。相反的，我認為這些不堪的真實創作環境，是讓我們（無論第一線的創作者、或紀錄片文化的外部支持者）清楚地知道，應該團結起來集體對抗的對象是誰、或者是哪些制度性的問題。
台灣不是美國。美國幅員太大、媒介與文化的資本操作機制太深太徹底，使得有心於嚴肅文化與藝術創作的人，大約只能在各自申請諸如 NEA（美國的「國家藝術基金會」）等的補助後，並於不夠大眾化的PBS頻道上、或非主流影展裡播映作品；他們自我實踐的意義居多，卻難透過影片改變社會，亦撼動不了、只能順從那個巨大得令人沮喪的資本市場機制，除非有Michael Moore以商業操作來呈現硬蕊政治議題的本事。台灣雖然經常複製美國制度或文化裡最糟糕的部分，使得許多情況弄到今天這步田地，但畢竟因為台灣尺寸夠小，小到使許多已經嚴重偏差的事情，因為大家願意眾志成城，而仍有扳回正軌、建立合理制度的機會與可能。
我想強調集體改變紀錄片的生產、發行與放映環境的重要，因為它將很有可能基本地改善目前台灣紀錄片文化的某些內涵。首先，部分有心人的紀錄題材或角度，或許可以因此稍微再政治性一些。這些年來一些較受到矚目的紀錄片，因為創作條件與映演環境等皆惡劣，遂有朝著輕軟、感性、溫馨、勵志的角度取材或表現的傾向，以爭取商業單位的某種資助，或商業院線的映演機會；也有因為商業單位委託製作，使這樣的創作傾向成為結果。惡劣環境裡各自尋求生存之道，當然完全可以理解，問題是，長此以往所可能帶來對紀錄片文化的影響究竟為何。我曾在《紀工報》的一篇拙文〈紀錄片的政治――反思與對話〉裡，談到商業補助本身並不絕對是災難或應該避免，而是它將根本地把紀錄片導向怎樣的思維或製作模式裡。幾乎可以確定的是，在資本企業邏輯裡，一個拿了他們資金的紀錄片，大約不太可能反過來再透過作品，批評或揭露這些企業所代表的價值、利益、甚至做為許多政治/社會之惡的根源。如果所有人都不碰這些根源問題，社會將保守停滯依舊；那麼只能一味生產感動材料，使更多人能接近並喜愛紀錄片、與片中那些可愛/可憐之人，則拍片目的究竟何在？也就是我想問，中產影像生產者與消費者不斷重複的廉價感動，何時產生過有意義的、持續的政治行動（而非一次性的媒體節慶、捐款或志工），促成過社會的根本改變與進步？
而這種影像話語生產，正也是鼓吹商品消費主義、嘴裡又同時掛著「愛、和平、環保、正義」之類的那些學界或實務界廣告菁英們，最歡迎也最擅長的催眠術：他們希望全世界都不再思考，只要不斷感動落淚、並自我感覺良好，如見神諭；因此，資本剝削與壓迫之惡，就不會再有人提起或在意。剝削者與幫腔者，可以繼續得了實質便宜又嘴巴上賣乖。
如果我們集體的改變、創造出一個相對合理的創作補助與發行映演環境，是不是就可以相對降低對商業支助的依賴？我們相對容易能在一個透過立法要求更多制度性補助、但不許干涉表達自由的公部門或公廣媒體制度裡，取得較多的題材多元性、與政治觀點的批判性，卻很難如此期待一個私人企業給予同樣的寬容空間。
隨著紀錄片製作環境的改善，和因此可望提供某些創作者得以開拓、深化影片觀點上的政治面向，我們也許可以同時期待，台灣新世代的紀錄片工作者，能夠在題材的選擇或議題的關切上，將視線範圍稍微拉開一些。CNEX基金會的製作總監張釗維，在普遍接觸了亞洲華人地區年輕紀錄片工作者之後，跟我談起他的經驗與發現：「台灣年輕導演普遍關心的是自己身邊的人事物，有人稱之為『只看自己的肚臍眼』；相對於此，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年輕導演，則會對不在自身既有經驗範圍內的人事物感到好奇，甚至主動關注，並尋找跟自己的聯結。」這大約也是我近年看兩岸三地影視學生作品的一個類似感觸。
個人身邊的小經驗，當然可以有其價值、或成為細膩精彩之作，但若整個社會的年輕世代，都沒有能力或興趣將關注的議題面向拉大一些，這種自我侷促海島一角的閉鎖性格，總覺得可惜了台灣目前與未來諸多優秀紀錄者的才華。當然，這種愈加自縮之島國閉鎖性格的現象，絕非紀錄片領域所獨有，而是全面的、被棄兒意識與政治環境所搞壞的普遍問題；然而，紀錄片正是讓台灣公民可以打開視野的有效管道之一，投入此行的人，似乎更有責任通過集體力量，爭取一個合理的製作環境，和積極的自我期許，在張開自己議題視野的同時，也張開了觀眾對世界更深刻的認識。
崇隆囑我為此訪談集作序，我恭敬從命之際，謹以一個熱愛並關切紀錄片文化的人，藉著閱讀這些訪談並從中學習之餘，以這些不盡成熟的看法，就教諸位第一線的生產者，並與新世代的紀錄片工作者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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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
此篇原為《愛恨情愁紀錄片》序文，感謝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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