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深度訪談楊力州導演（一）訪問／吳文睿、蔡崇隆
問：學長說《水蜜桃》本來可能會有一個長版的計畫，那是不是在這個長版的規劃裡面，有將一些受到爭議的，比如說社會結構面的問題其實會放到這裡面來？
楊：你指的結構面是什麼結構面？
問：指的是…因為有些評論會說，不應該就只是…
楊：你說原住民的結構面的問題嗎？
問：對。
楊：ok
問：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說，剛才您有提到重看以前的片子，會覺得有些觀點其實是偏頗的，那是不是可以請學長說說是哪些片子？它可能，或應該是什麼樣子？
楊：好，ok。當然《水蜜桃》後來我們在六月底七月初最後一次上去拍，就沒有再上去拍了，我們接下來後面好幾次上去跟阿嬤見面就不帶攝影機了，那你剛提到的（結構面問題）因為這些都沒有再繼續拍，所以我們會拍到什麼？或到時候會再去探討的東西，現在說等於…我覺得不具有太大的意義了。但是你剛剛提到的結構面等等，我們拍《水蜜桃》這片子要去碰觸的其實是「自殺遺族」的事情，其實根本就不是原漢的問題，我要拍的是自殺遺族的事情，可是有人把它當原漢問題去看，那是各人的解讀不同。如果我們繼續去完成這個長片，肯定會碰到關於「自殺遺族」的事情、自殺的成因等等…這些肯定會去碰觸到的。因為我有更多更多的、幾乎是二倍以上的時間和空間可以去處理這些部份，可是…現在並沒有要執行，我覺得說這些都沒有意義了。
那你說那個例子的部份，我們當時有去拍一個《老西門》，一部紀錄片，那，我們當時站在那個攤商（？）的立場，甚至我們到後來有提到一些關於政府補助的部份，可是老實說，我們後來在影片完成過後，我們的一個工作人員有繼續去拍。雖然《老西門》拍完了，這部紀錄片拍完了，可是我們工作人員對這議題特別有興趣，所以有個叫李昶憲的年輕導演繼續去拍，那，他在拍的過程中就發現，其實不盡然是如此的，就是說在一些法規、或者是照護、照顧上面，的確有一些是不完善的，但是也不盡然是我們拍到的那個樣子，或被傳達出來的那個樣子，那，這部份有多大落差？或這落差…老實說我覺得這落差無傷大雅，所以我只是…剛提到那例子只是覺得說當時我們站的位置…當然紀錄片不需要去做很刻意的平衡報導，可是我們站的位置深到一個程度，讓我們可能某些部分並沒有理解的很清楚，我目前可以舉這樣的例子。
問：就像學長剛才講的，現在很多對這片子的論點都把焦點導到原漢對立上頭，可這片子其實…比如說裡面有那種被卡債逼迫然後自殺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沒有一篇評論會談到。
楊：（笑）所以當大家覺得原漢似乎是這部片唯一的論點的時候，就沒有辦法討論下去啦，因為，嗯…就是說有些評論認為這部紀錄片醜化或污衊原住民，還要我向全台灣原住民道歉…我不知道…你有看吧？我真的到現在為止不知道哪裡醜化原住民？雖然我不是要去講原住民的故事，我要講的是一個自殺遺族的故事，而這個個案、這個議題並不是我去找的，它是商周給我的，而且商周給我好多個個案，那我其實去探尋了好幾個個案，其中一個在高雄，高雄是一個平地人，他不是原住民，只是為什麼選擇新竹這個個案是我真的……我先去高雄看了商周給我的這個拍攝對象，我發現他們家庭遇到了自殺事情之後，那個家裡的當事者其實還是陷於很深度的悲傷，他還是一心想死，所以我在那個當下看到的其實是一個很down的情緒。
隔天我就去新竹了，我就看了阿嬤這個故事，我發現他們家一樣遭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可是阿嬤是一個正向的精神，她很正向地要去帶這個小孩，我其實很感動，我當下就很感動了，我甚至會想我如果遭受這樣的壓力的時候，其實我不見得會有她那麼大的勇氣，所以當下決定去拍這個東西。
所以所有出發絕對不是我們要去拍一個原住民的故事，或要消費原住民、甚至要醜化原住民，只是當議題被導到那樣的地步，
我也不善於跑出來跟人家辯證什麼，可是我想看得懂的人就看得懂。可是你剛剛提到的，這裡面有列出很多很多可以去思考的東西，可是這也是紀錄片的侷限啊，有時候拍紀錄片的人會很貪心，他可能會想要在我的影片裡面講好多事情。我這麼說好了，這部紀錄片如果是一個…比如說你剛剛提到的卡債，它可能就專門講卡債，其實這部紀錄片可能光講卡債可能就夠了，可是我的觀點比較不站在這個位置，我想要去講那個正向的力量，這阿嬤雖然…連阿嬤自己都搞不清楚小孩為什麼要自殺，她是這麼地告訴我的，連她都搞不清楚底下我當然可以拿攝影機去探知探知探知，那是一種面向，可是我發現…我剛剛提到我第一次看到阿嬤的時候，那個感動的力量是她的那個向上的力量，所以我反而希望把我影片比較多的橋段是放在她的逆境底下那個向上的力量。
所以我花比較多的橋段是這樣，而會比較少地去描繪比如說剛剛提到的卡債問題，老實說卡債問題連阿嬤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們做為一個外者能理解的部分又有限，而且更何況我剛提到，導演有時候會比較貪心，他覺得我現在在電視上播出，我這部紀錄片是可以有影響力的，因為可以在那麼多電視台播出的時候，我可以告訴很多人，那這時候我要告訴人家什麼？我是不是要告訴人家卡債是一個惡魔，千萬不要去借錢，不要辦現金卡？還是第二個我要告訴人家要多買水蜜桃？還是要告訴人家什麼？
後來我發現，我希望講的是一個比較…雖然沒有那麼細膩細緻，但是是一個比較大的感受的東西，是一個「向上的力量」，就像當時我第一次看到阿嬤的時候，我會將心比心去想，如果我是她，我可能都沒有這麼大的勇氣。所以當時影片完成的時候，他們要我寫一個類似那種「導演的話」，我記得我第一句就寫說這是一個關於「愛與勇氣」的紀錄片，當然我在阿嬤身上看到的有對小孩的愛，或對孫子的愛，或對這個環境，我也看到她自己的勇氣的東西。那現在事後證明，現在需要愛跟…對不起我說錯，我寫的是「愛跟原諒」的一部紀錄片。現在隔這麼久我發現，我覺得那些批判的論述的人，可能要多一點愛，那我要多一點原諒，這件事情就可以結束了（笑），這是閒談的啦，這個不算，ok！
問：學長，經過這一次的風波，我們也知道說學長可能有一段時間因為這個事情情緒比較低潮，那所以說像學長剛才的講法感覺是說人物故事的東西是可以超脫族群，那我自己想問的是說學長覺得處理不同族群的差別，不管是人或者是事好了，其實他的態度跟他的處理的方法是不是有一些差別？
楊：好，你問了一個好問題，在我做紀錄片那麼多年，我從來不覺得我去拍任何不同的族群，我的拍法必須有不同的方法，真的，包含《奇蹟》那群踢足球的小朋友，大部分是阿美族，有部分是阿魯閣族的小朋友，我不覺得拍他們要跟我拍任何一部青少年的紀錄片要有不同的方法，對我而言，青少年就是青少年，我去拍《水蜜桃阿嬤》，我想要拍出阿嬤的毅力，就像任何一個我在台南讀書，在大崎村會遇到的某一個阿嬤一樣，我從來沒去想過族群在拍攝紀錄片上的差異，方法上面的差異，我不知道該說你提醒了我，還是這一個事件，這一個風波提醒了我，讓我去想這個事情，我不知道答案，我真的不知道答案，如果答案是拍不同族群，拍原住民、拍客家、拍閩南人，拍不同族群就要有不同的方法，我不知道這方法是什麼，可是我去拍每個故事，我就是在拍一個人的故事啊！
我從來沒有這一次這麼強烈意識到族群這件事，因為當他們用族群壓著我打的時候，我很意外，就像我說我可能前天去高雄看了商周給我的個案，第二天去新竹看了這個個案，我從來沒有去思考他們族群這一件事情，對啊！所以我不知道說你有沒有答案，拍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方法嗎？我沒有，我是都一樣的拍法。我覺得就是動人的故事。
《水蜜桃阿嬤》三分鐘預告
問：所以說學長現在也還沒有一個答案？
楊：你說這件事情嗎？拍不同族群？
問：對。我當然是不知道它的方法是什麼，差異是什麼，我可能是錯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方法差異點是什麼，然後你說的什麼心情，那個一點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反而這件事情，我覺得有蠻多東西我蠻想跟大家分享的，包含跟學弟妹們，甚至跟老師們，跟紀錄片的前輩們，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很難得的紀錄片例子，雖然它很慘痛，可是它是一個很難得的例子，它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去思考，甚至可能大家在媒體、立委，或是一些批判的聲音底下，看到的都是某一個單一的面向，可是它並不完整。我在找機會，大家也在幫我找機會，可以在某些時刻去談這個事，甚至有些朋友還提到說這個經驗可以作為一個紀錄片圈的公共財，我覺得這也是滿好的一個經驗。
問：其實像張老師也很關心這個事情。
楊：張照堂？
問：對。他每次跟我碰面都會跟我問一下。
楊：你說問《水蜜桃》現在的進展如何，還是……
問：問你。
楊：問我現在情況好不好？
問：對！
楊：我還好啦！我太太的情況比較麻煩，我太太的情緒比較複雜，我們並沒有因為立委的攻堅、攻擊而有多大的傷害，我們的傷害反而來自於別的地方，來自於很信任的關係被打碎，尤其我太太最明顯，這個可以講嗎？
問：可以呀。（蔡）
楊：我太太她…你們可能比較不清楚吧，就是朱詩倩。我是第一屆南藝的學生嘛！ 小倩那時候高中剛畢業，她就跟我一起到南藝讀書，我幾乎在南藝讀三年，她也在那邊跟我一起讀三年，所以老井，井老師常說，小倩是我們音像所的媳婦。你知道小倩…我從來沒有跟人家這樣講，小倩每次知道老井啊、或張老師說她是音像所的媳婦，她其實是很開心的，就是說她雖然沒有紀錄所的學歷，可是她覺得她被這個友善的校園認同，被接納，雖然她只是一個來這邊打混啊（笑），一個外來的一個旁聽的人，所以我們有機會能夠為學校做些什麼我們就儘量去做。
那，剛提到小倩傷害比較深主要是，她其實比較像是小狗，就是你逗逗她她就會跑來，她很容易信任人，這也是她很容易信任人也是她顯得可愛，跟被大家喜歡的一個原因。可是這次為什麼她會這麼受傷，是因為她把潘朝成當做很尊敬的長輩，那時候在南藝讀書，潘朝成小我一屆，潘朝成一直說小倩一定也是平埔族，潘朝成就是告訴所有人說你一定是平埔族，是原住民。因為小倩是宜蘭人，所以他說她一定也是平埔族。
所以小倩一直叫他uncle，叫他舅舅，只要有機會去花蓮就會去找他拜訪，然後電話打過去也是：「uncle！」這樣。所以這次她受傷比較深是因為對人的信任感破滅。那個破滅並不是我被批判、被攻擊，也不是我畏懼，而是他做了一個…我覺得很不妥的事情。就是小倩這麼尊重的一個長輩，他竟然會配合立委的第二次記者會上山去拍阿嬤家人、阿嬤家族的一些事情，做為記者會使用的影片。我常跟朋友聊到這個事，我說今天如果我要透過阿嬤的嘴來說出對我有利的話，就以我們跟阿嬤的關係，那是太容易的事，到現在我們跟阿嬤沒有任何的問題，這太容易了，可是我沒有這麼做。
我會講這個東西是，當我在溺水的狀態底下，我伸手想去抓浮木，有太多太多念頭都告訴我我該怎麼做。我不瞞你說，我曾經起個念頭，乾脆我就是…風波起了之後我們還是定期上山、每個禮拜上山，我們還是跟阿嬤去對話啊，幫阿嬤忙，那些生活都沒什麼改變，其實我們太有機會請阿嬤談這樣的話，就把它發給媒體，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誤解、所有的污衊或許都可以獲得解答，可是我忍住了，我沒有這麼做。我也跟阿東聊過這個事，阿東也跟我說我沒有這麼做是對的，因為他覺得紀錄片工作者不能拿紀錄片這麼做。
可是言猶在耳，我們發現紀錄片工作者竟然會把再上去拍的一些東西當做立委記者會的武器，而這樣的東西當事人怎麼看？阿嬤怎麼看？阿嬤就說：亂拍！亂說！那阿公就說如果他在來，他就要把他轟下去。其實我滿感動是阿嬤後來跟我們說他們再也不相信電視台拍的、甚至潘朝成拍的東西，他們只相信我拍的。風波這麼大，他們承受這麼大的壓力，他們還會在這個時候鼓勵我們說，他們只相信我們拍的東西，我覺得這對於紀錄片工作者是很大的鼓勵。而且在風波這麼大，壓力這麼大底下，阿嬤他們都還有起碼的善惡之分，我覺得小倩──我太太的受傷完全是這種信任感的完全破滅，我們現在很多的爭執都是因為這樣的事情。她不相信所有的事情，她覺得外面一堆壞人。可是我都跟她說我們看事情要分開看，有人不是這樣、有人是這樣子……但她不能理解。
我的憤怒不在於他罵我什麼，而在於他用這麼粗暴的做法，當我打開電視，看到第二次記者會的時候，他就坐在立委的旁邊，振振有辭。那時候立委好像剛好有個緋聞對不對？所以媒體也同時問她（高金素梅）關於緋聞的看法，他就站在旁邊，讓立委表達完關於緋聞的看法之後，就護送她離開，我覺得…我很不以為然。
傷害是在這裡啦！至於說我們跟商周之間所有所有的問題，合約跟募款的問題都可以聊，我都想跟你們聊，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相當相當難得的經驗。
那天我還開玩笑跟我朋友講，我說我連提綱都想好了，第一個提綱是：「不只要養活自己，還要保護自己」。談論關於合約這件事，其實紀錄片工會從成立到現在一直都有一個東西在進行，但都還沒有進行完畢，就是關於合約這個事情，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關於合約的擬定、合約的保護等等很多細節。
那第二個提綱是要聊拍片過程中大家的敏銳部分要注意，因為拍攝過程當中有四個危機的暗示，還有一個神蹟（？），可是我都忽略它了，那最後希望跟大家聊的是《水蜜桃》的底下…其實拍紀錄片有很多的侷限，很多東西是你不能在影片說的，你必須保護你的當事人等等…或者是紀錄片之後，紀錄片之後才是最可怕的。《水蜜桃》這一部紀錄片之後，根本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政治經濟範例，有四個力量：政治、經濟、媒體，以及弱勢族群，四者攪在一起的一個很典型的操作例子，這絕對可以作一個範例。
問：你要不要藉這一個機會講一下這四個提綱，也許沒辦法講那麼細，但我覺得你剛才已經細列了一些重點。（蔡）
楊：好啊！從第一個講嗎？
問：對啊！從合約的保護。（蔡）
楊：OK！合約保護的部分喔！那天我們公會有談過，我現在簡單講，當時《水蜜桃》紀錄片在拍的過程當中，它有可以參考的運作分式，那我參考它去年的運作方式，就是《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他們一樣就是拿這部影片來做募款，然後募款之後是分配給四個社福團體，那麼關於他們的被攝者，「大象男孩」是找羅慧夫顱顏基金會進來幫忙，「機器女孩」好像是找一個什麼基金會進來幫忙，這是我對這個計畫的基本認知。
後來我去探尋到主要的那兩個他們所找到的被攝對象後，我選擇了新竹的故事。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和約的部分了，談合約部分的時候，我當時有要求我們拍完這部片子，你們做的任何行動都要能對這個家庭有基本的照顧，那當時商周給的說法是當然會有照顧，因為他們就以去年的例子而言，比如說《大象男孩》他們找羅慧夫基金會進來照顧這個小孩，所以我當時提這個東西，是希望對這個家庭的照顧可以入合約條款，可是後來我沒有堅持，因為第一個他們說本來就會有照護嘛！會找一個基金會照護這個家庭，那《水蜜桃》這件事他們找了一個高雄的基金會要進來，可是他們之間有磨合的過程，一直到最後才磨合成功，中間過程一直在磨合，可能不像羅慧夫這麼快就底定了。
然後第二個我沒有堅持入條款的原因是，他們提到一個例子就是《羅倫佐的油》，就是募款如果過於集中到一個家庭，可能會引發另外一個社會的討論，而且是負面的討論。然後第三個…他們還有提到一個關於這個媒體，對，媒體播出來之後，除了他們會找一個機構來幫助這家庭之外，媒體的錄出（？）可以吸引更多的所謂非系統性的資助，那這個東西我們在事後上山看阿嬤之後發現，就是那種很零碎的非系統資助。那最後的一個原因是他們覺得這是冰山一角，他們希望這個可以引起更多的效益。
好，所以因為這一些的說法，就讓我希望對這個家庭的照護沒有入到條款，當時沒有什麼教育基金這種字眼，我只是想到很單純地對這個家庭的照顧，能夠入條款的事情就沒有讓它入條款，這是第一個我覺得我們可以去思考的事情。至於說他們募款使用的事情，因為他們去年就募了，所以我知道這裡面是要用來募款的，可是去年的作法不代表今年的作法，我們影片在拍的過程當中，他們叫作「案形」，就是這個計畫叫「案形」，他們這個案形計畫在進行當中，他們會去做一個思考，有關募款的規劃或使用，那老實說我們沒有參與到這個部分，因為我們一直在山上拍片，那剛才提到說，一個紀錄片工作者需不需要去參與這個部分？這絕對值得討論的，因為他使用你的紀錄片來做為募款使用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參與？這絕對可以討論。
但是我們沒有參與討論，是因為基於對於去年經驗的認知，我們覺得每一年的作法大概都是如此，可能就是募到一些款交給一些基金會來處理，所以當他們在走案形的過程當中，我沒有去參與，也無力去參與，因為拍片時間都已經不夠了，但中間我知道他們好像要給一個類似生命線什麼的，類似這樣的一個機構。後來他們發現本來想募來的款是要給建立一個緊急救護的網絡的，後來他們發現這個機構的董事長是張花冠（？），是一個國民黨還無黨籍的立委，然後她先生是涼椅大王（？），就是說它是一個政商體。所以他擔心說這錢給了這一個人後，它會變成是給不對的人，這種政商結合是很不好，雖然他是一個機構的理事長還什麼的，後來我知道中間過程中有聽到說要給這個人，後來知道不行就不給。
後來他們就繼續發展他們的案形，我們就繼續拍片，等到他們募款的定案，我最後知道已經是首映會的前三天還四天了，所以那已經是很後面的事情，那我剛才提到這個合約的部分，我們是不是應該跟四這個機構過往的操作經驗來很單純的認知，這就是他們今年的操作經驗，可是不表示啊！我覺得這是我自己最大最大的忽略，我們該不該參與，這絕對是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或合約，或這個經驗應該帶來的教訓。
再來，被批判最深的就是那個什麼授權書的東西，我現在要跟你們講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回事，他們說的都是錯的。商周拿的授權書那不是什麼……它其實是一個肖像…就像你今天拍我，可能要給我簽一個肖像權同意書吧！那商周的拿的肖像權同意書給阿嬤簽，阿嬤不識字，阿嬤真的不識字，現場其實只有四個人，其實我是觀禮的，就是商周的人、阿嬤的人跟我，那商周拿那個給阿嬤，阿嬤看不懂，他是逐字逐句念，而且我記得念了三、五次吧！然後念完之後，還逐字逐句解釋這是什麼意思，然後她完全聽懂了，阿嬤才完全簽名，然後她女兒看得懂字的啊！所以她女兒也簽名，所以我印象中肖像權同意書是兩個人都簽名，而且他們所有人都清楚，然後商周就拿走這個了，只是後來商周好像沒有留給人家一份還怎樣，反正這件事就是這樣子，後來這件事一直被他們咬著、批判，所以這也是一個可以溝通的經驗，就是……你該怎麼說呢？他們就是咬著阿嬤不識字，可能阿嬤也沒有說什麼吧！阿嬤就說她看不懂。
這個事情我沒說那麼多話，是因為有一次風波過後上去，阿嬤跟我講了一段話，我感受蠻深的，她跟我說，你們都會走，可是她得住在這裡。她的意思是說，風波到這樣的地步，就算她知道什麼是是非、什麼是對錯，可是你們都會走，她必須一直跟她的族人、跟她的哥哥住在這部落，如果你們有心去整理這個水蜜桃風波，你會發現這場風波阿嬤其實沒參與到什麼，大部分都是她哥哥，那她哥哥在這件事情上很重要，然後我們在拍的過程當中，拍到一半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發現到阿嬤家裡不是一個資源的被分配者，他們的家族其實是一個資源的分配者，阿嬤其中的一個哥哥是尖石鄉的前鄉長，後來因為貪汙罪被起訴，現在在坐牢。
阿嬤的家是不幸的，阿嬤的家不僅僅只是單純的貧困問題，我們要拍的其實剛提到是一個自殺遺族的故事，可是我們在拍的過程當中，拍到一半的時候，我們發現到她的家族是具有力量的，而我太輕忽，我會告訴我自己說我其實拍的是一個自殺遺族的故事，她的家族怎麼樣，那是她家族的事情，可是我忽略到她家族的力量是這麼這麼的大，甚至到最後整個水蜜桃風波的絕大部分的推動者都是阿嬤的家族，其實並不是阿嬤。這是要提供給每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們拍片的過程當中，我們發現…剛你問了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繼續拍，這背後複雜的問題該怎麼去碰觸，如果真要碰觸，這也是一個要碰觸的東西。
然後，剛提到合約這部分嘛，我們是個委製者，我不是第一次委製，公共電視的每一部片都是委製，可是我們從來不會去跟公共電視討論，你這部片後來的募款或使用要怎麼用，我們過去的委製經驗，跟公共電視的委製經驗，就是你委託我拍一部我想要拍的片子，拍完之後我把影片交給你，你做一個首映會，或你賣DVD，或你做一些公播，在電視上播，我們都是樂觀其成，或越多越好。可是這個事情不同是它被使用作為一個募款，可是募款這個事情，我們又把去年的經驗值當作今年可能的經驗值，所以這一路走下來就發現很多很多問題出來了。
那剛才提到說我們拍的過程中發現這個家族的力量，甚至在我們拍的過程當中……我們繼續走下去該怎麼走，我們有辦法去處理這比較複雜的政經背景嗎？甚至我們拍到一半也發現到……嗯…不行，這牽扯到他們比較私人的事情。
我講的這些東西都是紀錄片的侷限，就是很多東西你都是必須善盡保護你的被攝者的立場，你真的不能說，所以說當潘朝成一直說你不能只講她的小孩子自殺，你要把它背後的自殺成因說出來。可是不能說啊！那是不能說啊！說出來會傷害到阿嬤的家人。
問：家人之間的問題？
楊：不，夫妻之間的問題。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拍紀錄片拍到一個程度，你發現有些東西是你必須打住的，這就是紀錄片的侷限，阿嬤的故事有很多面向去切嘛！剛你說可以從原住民的角度去切，而我看到的是阿嬤的毅力部分，可能你也可以從自殺的成因去講，可以講那個夫妻之間的問題，可是那不能說，小孩都在，小孩會長大，他會看到這影片的。所以這是不能碰的東西，所以那個紀錄片的侷限，讓我只能選擇我一開始最感動的東西，就是那個毅力，那個生命力的展現。而這樣的東西又會被批判成沒有講到背後的那個大的東西。
每年都辦飢餓三十，飢餓三十今年找孫燕姿去，飢餓三十的那個影片有講到整個非洲貧窮結構的問題嗎？它沒有講到是不是代表世界展望會不能拿來募款？我要講的問題是，紀錄片沒有那麼的萬能，紀錄片有它的侷限，紀錄片有它太多太多的複雜侷限在，那我們只能選擇某一些面向被呈現出來，那這些面向被呈現出來，我們可能會遭受到一些攻擊，可是我們知道，當我們把這個被攻擊的答案說出來之後，他會嚇到，他甚至會覺得早知道我就不要要你說，可是就算這樣，我們都必須保護我們的被攝者。就像我跟阿東討論過的，我們太容易拿著攝影機去拍阿嬤，讓她說出任何對我們有利的話，可是我們沒有這麼做，我們今天選擇做紀錄片，這些東西本來就要承受啊！
然後，神蹟就不講，那個以後再說，然後再來是紀錄片之後，因為這背後有……這要講好久好久喔！其實這整件事我現在只得到百分之八十的事實，所以百分之二十是一些我收集來的事件跟當事人的說法，因為百分之二十是沒有事件跟事件的連結，所以那只能當故事聽，可是那故事有點小小的驚悚。《水蜜桃》的這個紀錄片被全國的幾家電視台播，所以它變成一個全國的議題，可是舞台並不大，所以有些人都想跳上這個舞台，有一些發言權，那舞台很擠，所以大家都擠上去，可是背後一定要有政治的、經濟的和媒體的背後很複雜的操作，這要講好久喔，我們那天在工會就講了一整個晚上，講了三、四個小時，還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高金陣營說我要重修政治經濟史，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根本就是政治跟經濟最醜陋跟徹底的操作。
問：可不可以扼要地點一下醜陋的部分，尤其是政商的部分，就是講比較確定、是事實的部分，讓人家知道其中政商的複雜性？
楊：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說，水蜜桃這整件事就是一個驕傲的媒體，就是商周，碰到一個希望搏版面的立委，她有她的政治目的，然後她比較像一個捕狗大隊的工作人員，他今天要抓一百隻狗，不用管這狗是好狗還是壞狗，反正今天的業績就是一百隻狗，所以抓到狗就殺掉的一個立委，再加上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媒體，很噬血的媒體，然後再碰上一個不知道他很聰明，還是奸巧的社福團體，還要再加上一個貪婪的族人、貪婪的家人，最後再加上一個笨蛋導演，很笨很笨！所以讓這件事情全部總結起來就發生了。
我找到一個最簡單扼要的說法，比如說第一次立法委員的記者會，阿嬤跟我們說，她之前一直被說服要到台北跟立委一起開記者會，因為包含立委那邊，包含阿嬤家人的部分，都是對阿嬤說，只要你出來開記者會，募到的款都是你的。你知道這對她而言是多大的誘因嗎？其實那天剛好社福團體要上去把小孩帶走，我現在講的東西都是社福團體告訴我的。那社福團體就聽不懂嘛，所以就問阿嬤說你們在聊什麼，阿嬤愁容地跟他講剛才那樣的東西，他就說你如果去開記者會，你們家的小孩我就不管，所以阿嬤就堅決不去台北開記者會，不去跟立委開記者會，可是她所有周邊的人都在勸阿嬤，你真的去台北開記者會一次就夠了，因為妳出席了。所以阿嬤就被帶去澎湖散心啊！一個不識字的老人怎麼會去澎湖，她當然是被帶走的，所以當第一次記者會展開的時候，我真的是詫異，我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所以第一個念頭就是想打電話給阿嬤，可是那天阿嬤所有的通訊都停止，全部是打不通的。
喔，這樣越講越細，反正這整件事就是一個他們知道如何去利用媒體，阿嬤簡單講就是被立法委員、被商業週刊，被社會團體這樣拉來拉去，拉來拉去的一個很可憐的老人，不過你提到商業……可能因為我做蠻多商業廣告的，我其實最主要收入還是做商業廣告，我做商業廣告的過程當中，我面對到一些企業…我不知道為什麼耶，可能有一些人很討厭商人，很反商、很反對企業、或反對資本的社會，可是台灣本來就是一個資本的社會，可能我自己在做很多商業廣告當中，我接觸到這些人，我覺得是有機會的，所謂有機會是說，有機會讓這些商業團體成為一個有善意的團體，我所謂善意到善良還離很遠喔！我不知道善良的團體台灣有沒有啦！但我是我覺得有善意是有機會的。
那可能我自己工作有機會去碰觸、去撞、去碰，所以我知道你有問到這幾年做商業的合作。他們要什麼我知道，他們要透過這個影片的拍攝來創造他們自己的企業形象，當然商周也是如此，商周為什麼要拍一個台灣兩個世界，他們希望他們的企業形象能夠少一點銅臭味，具有一個社會的形象。我們是要去拒絕它，還是…當然這是一個作法，但如果我們巧妙利用他們的資源，去產生一些影響力，這又是另外一個做法。那我可能選擇了後者，因為我發現這企業雖然還沒有到善良，但就善意來說，這是可以經營的做法。
我現在這個說法可能會被人家罵是一個笨蛋，可是反正就水蜜桃事件我已經自認為是一個笨蛋導演了，已經沒有差我這個觀點，就像立委那邊又批評說，商周募這個款，是為了飽自己的，就是要賺錢，他對他的企業體太不了解了，他們真的不需要去賺這筆錢，他們要的是比錢更重要的企業形象。可是（立委）說募款是為了方便你自己的口袋，是更具有話題、煽動性跟媒體效應的，我不相信他們真的不知道商周不需要透過拍那個紀錄片募個幾百萬放在自己的口袋裡，她當然知道不是這樣，可是她知道她要說另外一種謊，來引起更大的效應，而那個企圖讓我覺得很難受。
我不需要，也不必為商周說話，這件事情商周它也吃盡苦頭，它也學到教訓，可是我們的這一個部分，我們要去思考，我那一天跟翁英修在聊，他聊到的是寒蟬效應。事實上我接觸了一個社福團體，他也跟我聊到這個事，他們說他們現在碰到類似經歷背景的個案會很緊張，所以我覺得寒蟬效應可能還會一段時間，過了以後才會過了，就像你說的族群問題，在台灣，社會族群問題變得好敏感，就算我們在拍片過程當中，從來沒有思考族群問題，可是族群問題只要碰到選舉，它就會變得非常敏感。
問：學長，那在跟商周的合作中，他們會要求或干涉你在創作上的想法嗎？
楊：沒有，它只給我一個個案，就是阿嬤。至於《奇蹟的夏天》跟NIKE…你的問題好像有這一點是不是？如果這個投資者他干涉我拍攝的過程、議題，或想說的東西的時候，我應該不會跟他們合作。或說如果會這樣做，我們一開始就不會跟他們合作，所以不會在拍的過程中來發現，這個東西一開始就說得很清楚。我在跟他們訂合約會提到剪接權，因為拍攝過程當中通常不會管你，他們也無力管你，可是當我們擁有剪接權的時候，就等於說我可以怎麼去說故事，所以我們幾乎很多合約都會要求剪接權，把剪接權放到合約裡面去。
那我們也會跟這些想找我們拍片的人都說得很清楚，你今天找我們拍片，就要放手讓我們拍好，這也是我們這幾年來會跟這些機構合作的原因。就是說我們知道他們的企圖跟想法，比如說做這個影片有所謂他們企業形象底下的思維，但我覺得這我可以接受，當我希望借助你更大更大的影響力，去改變更大更大力量的時候，我會願意去做，有人會說這是跟魔鬼談交易，或許吧，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跟魔鬼談交易可以產生正面多於負面的影響力，我願意搏一搏。
如果時空再回到2000年，或1999年那一場放映會只有五個人，從五個人的放映會到現在可能有十幾家電視台播，我認為這中間肯定要付出代價，而我一定要付出代價，那我也付出了代價。可是我還是覺得這個思考、方向是沒有錯，但做法可以更好，我的每一步經驗都可以做為你們的……如果你們也想走這一條。如果你想要做的是一刀把對方殺死的做法，就不適合，但如果你們想要走我思考的這種思維的話，我的經驗至少不會讓你們再受傷，但這個方向才是讓台灣紀錄片更有機會的時候。你們看到的可能是我在拍片，可是我會去做一些事，比如說我最討厭出席那種政府的大大小小會議，那個很無聊，可是有時候我又覺得我應該要去，因為你知道我是見到一個人跟我講，我以前這種會議我都不喜歡去，可是那個誰……拍深海的那個是誰？
問：鄭文堂。
楊：對，鄭文堂，他說阿州我跟你講，你那些會議不要不去，如果人家找你去你就要去，我說為什麼，他說有時候你在那邊的一點點發言，會幫忙到台灣紀錄片的環境、或者是政策面的擬定。因為鄭文堂的這句話，變成我後來才會出席這些會議，後來發現事實上真的是這樣，當做紀錄片的人不在這個場域的時候，大家討論的就全部都是劇情片，該怎麼做、補助，尤其是關於資源分配的這部分，沒有人會去替紀錄片準備的，只有做紀錄片的人進到這個會議中的時候，你才有發言權利，所以後來我就願意去。
像我最後一次去是金馬獎執委會的開會，他們想改變一個評審方法，變成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跟最佳動畫是由其他本來是評劇情片的一起來評，那我覺得這不對啊！就是你的評審團比如說有七八個，或二十個，裡面一定要有一個紀錄片背景的人，可是我看到它的名單沒有一個紀錄片背景的人，我跟他說絕對不行，然後動畫片也是，那一天開會就有一邊提出，他覺得紀錄片跟動畫片的標準應該要跟劇情片一樣，他說一部劇情片感不感動，也是看導演的功力，裡面的演員演得好不好，他覺得紀錄片也是一樣。
我說不一樣的，紀錄片有比你們劇情片沒有的更多的部分，有社會的部分，有很多很多的部分，動畫片有更多在技巧上面的部分，怎麼可以這樣子呢！那我會發現那天的出席跟生氣的發言，是可以影響的，可以讓他們立即去改變，讓這個評審納入……對了，我們要推一個紀錄片的人去評審耶，到時候我們公會可以討論，可以推一個人進去評，然後動畫那邊也可以推一個人進去評，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我該做的，因為我覺得崇隆有一天…有一次我忘了什麼事情跟崇隆在文字上面有一些誤解，所以我們有一些寫信來來去去，我忘了不知道什麼事，好像是以前公會跟協會的分野，然後崇隆好像那天跟我通電話通了很久，那天他跟我講了一些話，他說我一定會越來越忙，好像沒辦法著重在某個領域，公會、協會的領域，但是我談完之後，我忽然覺得說，我如果越來越忙，就表示我可能會越來越有一些影響力，那我這些影響力其實是可以去做一些改變，尤其在政策面，你們絕對不知道政策對你們的影響有多少，很多的，包含輔導金的部分，剛好我今年也要去參與紀錄片輔導金的部分，那都是很重要的，同樣的，我要講的是有一天也沒有人會找我做這個事，他們就會找更年輕的人來做，可是可能也沒有人知道你們做這些事。我還是要講紀錄片是用拍的，紀錄片環境要更好是要用做的，不全然是用說的，或罵的。
問：其實像這一次的事情，我們學弟妹在看……
楊：對，你們怎麼看，我很好奇？
問：我是覺得蠻疑惑的，因為其實像潘朝成學長，我們也認識，因為今年四月所上去了一趟雲南大學，他也有去，然後就是他對學長也有一點認識，然後我們會覺得兩個好像是蠻溫暖的人，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楊：我現在還沒有對他口出惡言過耶，老實說，我剛才那一段不知道算不算口出惡言，可是我還是不想口出惡言，爸爸媽媽教的，跟我說與人不能這樣子，就算碰到這種事，我剛剛應該沒有對他口出惡言吧！可能有一些不爽講出來，可是應該還沒有到罵他。
問：你講的比較多是小倩的感受，你自己的感受比較少。我不知道剛剛文睿提的那個疑惑是不是說社會改革跟人物故事會變成一個對立的東西？比如說力州有人物故事可是沒有社會改革，有這個部份嗎？還是只是針對他們二個人本身而已，這樣的話就沒什麼了，那只是人的感覺部分，你的疑惑是指什麼？（蔡）
問：其實是有…甚至包括關於整個紀錄所在走的方向的疑惑。
楊：紀錄所現在方向是什麼？
楊：可是紀錄所的方向會決定你們以後走的方向嗎？應該沒有差吧？
問：其實所上的紀錄片，我覺得在國內紀錄片領域感覺有越來越式微的感覺。
楊：你說所上？
問：對，包括說今年台北電影節，紀錄片評審的主席好像是李泳泉，然後他就寫了一個文章…
楊：嗯，我有看過。
問：那篇文章的第一段他這樣寫，說早期以南藝為主的這一派，近幾年來越來越式微…
楊：為什麼我不知道。
問：然後其實所上的老師現在除了張老師，或者像是蔡老師之外，其他的老師可能會偏重記錄片它可能的社會的價值跟功能性，那所以說像看到學長跟潘學長，好像是看到兩種觀點在拉扯。
楊：我曾經跟朋友聊，我說在某些價值觀，我所謂對這個社會的價值觀或態度，就算我跟潘朝成也好，或高金素梅那邊也好，就算我們的作法不同，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方向不會差太大，可是我不懂這次為什麼會變這樣？我還是要講我到現在還不願意口出惡言，可是我不懂他們為什麼要這麼這麼地用力去傷害，因為一直到這件事情之前，就算我所有的成長或訓練的背景是這麼這麼商業的系統，可是我不覺得我……我會願意去思考這樣的事情，跟他們是同一個方向，甚至願意去做或支持。還是是因為我跟商業機構合作？就是說因為我跟商業機構合作，所以這件事情不管我的態度方向是跟你們一樣，也是不行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也就是說《水蜜桃阿嬤》如果沒有募款，或是《水蜜桃阿嬤》募款是我跟一個中華民國自殺者協會拍的，然後台灣知道那是什麼協會，拿水蜜桃阿嬤去募款，是不是就沒有事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是不是因為一個商業體，叫做商業週刊，而且這商業體還叫做商業週刊，所以讓這整件事情是錯的？這個行為是錯的？那如果跟商業合作是錯的，那我也想知道，請大家告訴我，我拍紀錄片跟商業合作是錯的，或者請大家告訴我跟它合作是不對的，我們一定要批判你。我不曉得。
問：這裡我差個嘴。我覺得我自己聞到的感覺就是說，好像你跟商業合作不是對錯問題，而是你有一點讓他感覺說你透過商業合作你晉升上流了，那今天上流這個東西跟有些人對紀錄片工作者的想像是違背的。我會覺得這個東西可能不是傷不傷害，而是我覺得有些人對紀錄片的想像，對紀錄片工作者的想像是有一定的。
那今天你的商業合作，還有你說故事的那種方式，比較不會那麼明顯去談社會改革的東西，破壞了他們對紀錄片的想像，還有你的商業合作好像也蠻成功的嘛！有點晉升上流那種想像，是這個東西讓你遭受攻擊，我會覺得在某種程度來講，這也是有點對事，不見得對人，我覺得那不見得是對你楊力州有意見
楊：嗯，我了解。
問：就是你做的這件事還有你對紀錄片的想像讓他們有意見，跟他們想像不一樣，所以我比較希望說，你有沒有可能針對這個事情提出你自己的想像？就好像我在文章裡面提到的，其實我會覺得說，像這樣的人我不會覺得他錯，只會覺得他們開放性有問題，這個部分可能沒辦法……
楊：ok！其實我剛有約略聊到一點關於這部分，就是我做到現在我覺得紀錄片…就像《奇蹟的夏天》我說有小學生進來看，我很高興，因為以前紀錄片只要有媽媽帶小孩進來看，我就要很緊張，因為小孩一定會哭鬧，破壞那個觀影的現場。可是現在不是了，現在可以國中小學生願意進來看紀錄片，就像剛其實已經講過了，就是那個先感動、再認同、再產生改變。可是就以崇隆剛才提到的，他可能覺得他那個社會的改革是要放在第一個的，那至於說你有沒有感動或認同，那看你的本事。可是我思考的方向是這個樣子的，而不是那個樣子的。
然後再來是商業的合作，你知道跟商業合作其實有一個…就以商周或《奇蹟》的例子而言，跟商業合作最大的力量是，它有很大的影響力，就是剛才提的那五個人到五十萬人中間要付出的代價，那我選擇了要往更多人去接受、理解或願意去閱讀紀錄片的這條路走，可是當這個社會或有一部分人，對紀錄片的觀感過於狹隘，他還沒有做好功課的時候，我們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會被當作一個很大的打擊而來跟你辯駁，甚至傷害，有一個朋友寫一封信給我，他覺得：力州你跑太快了。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回信給他，說我跑得很快，可是我心其實沒有變，可是他又回信給我，我們都只有一行而已，他是我在台中的一個大學同學，他說可是他們不知道你的心其實沒有變，他們只看到你跑太快。聽了我比較釋懷一點。
問：那學長不會想要可能跟潘學長當面談一談嗎？
楊：我覺得他快瘋了，我不曉得要跟他談什麼？
幾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是我剛才提到，我覺得他充滿了血統論，在那個狀態底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他談；然後第二個是他的一些作為，我很不能認同，就是他把手上的機器當作一個配合第二波記者會用的影片，然後去拍攝，然後偕同出席，我很不認同；然後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的太太，我的妻子，這個被老井稱為音像所媳婦的妻子，她的傷害讓我不能接受，讓我不能接受去跟他談什麼。很多原因啦！因為她這麼這麼地尊敬他。
很多人都會建議我跟他談一談，你知道那時候我在花蓮的時候啊，我太太有打電話給他，那時候事情已經…好像是發生的前一天，還是當天，小倩有打電話給潘朝成，跟他說uncle你在花蓮，我們剛好有一些問題想請教你，然後潘朝成從日本剛回來，他為什麼從日本回來，等下再跟你講我們為什麼知道。然後他就跟小倩說：好啊談一談！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們發生什麼事，就是這件事他是不是已經先知道，我不曉得。
後來小倩就說對啊因為有一些事情……在立委第一波記者會之前，他們已經發表一些文章，就是什麼上流社會那些東西的，然後裡面有很多不實的說法，裡面有一些文章提到《水蜜桃阿嬤》這部片醜化原住民，那個時候我對這句話很感冒，我不覺得我的紀錄片醜化原住民，他們還說《奇蹟的夏天》醜化原住民，我不知道《奇蹟的夏天》哪裡醜化原住民？那時候我很感冒，所以小倩就要找潘朝成談一下，所以潘朝成說：好！那第二天……那一天後來沒有去，因為我那天頭好痛，後來第二天沒有去，小倩就打給他說我很不舒服，希望第二天再去，後來第二天沒有去，是因為第二天立委就開記者會，所以我們一整天就這樣子亂糟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然後剛好小倩跟公共電視的一個製作人通到電話，小倩剛好就順口提到我們現在心情很糟，當然製作人是安慰我們，那我們剛好在花蓮，我們去看《奇蹟的夏天》的小朋友，剛好那一段時間，我們在花蓮看前一部片的被攝者。
然後那個公視製作人就跟我們說，不要去找潘朝成，我說為什麼，他說他跟高金素梅很好，叫我們不要去找他，我們一聽嚇一跳。所以我們才沒去找他，可是我記得他寫文章的時候就寫說，為什麼小倩打電話給我要跟我見面，後來不跟我見面，那你來說啊！你來說啊！我覺得去爭這種為什麼有來？為什麼沒有來？公共電視是誰？到時候是不是我講完他又說是哪個製作人？姓張？姓陳？還是姓馮？我是不是要這樣講？我講不完啊！就是說我覺得去爭那種細節是很無聊的事情，你知道嗎，我覺得倒不如把時間給我來跟你們講，剛提到的保護自己、合約的問題，在這個領域該怎麼做，我覺得還比較重要，至於是非對錯，我覺得他完全狀況外，可是他好用力喔！
問：對，他是說你不跟我當面談，那好啊，大家就公開談。
楊：喔！你是說打電話那個喔？
問：對，他是這樣寫。
楊：那是因為有個製作人叫我不要跟你談，因為你跟高金素梅很好，我要這樣講嗎？那個製作人他給我兩種說法，潘朝成跟高金素梅很好，事實上應該是很好，我在猜，我不曉得。第二個是他跟我說潘朝成是基本教義派，他說這樣跟他談有什麼好談？他這樣跟我說，他給我這兩個建議，然後我們就沒有再談。
不是後面那個，因為他是基本教義派這我們已經很清楚，可是他跟高金素梅很好，這我們不知道，所以這個製作人跟我們講時，我們嚇一跳，那是不是很好，我不敢說，不敢證實，但是當水蜜桃事情要發生前兩三天，就是第一次立法委員記者會前，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寫說什麼拍完就走了，阿嬤還在上面很辛苦的包水蜜桃，他們去拍照的那兩個一男一女，我們就在現場耶！而且我們的剪接師和執行製作都在那邊幫忙工作，幫忙包水果，幫忙出貨，那天他們家門庭若市，一堆宅配業者都還來插旗子，然後阿嬤自己答應了那個「美人晚點名」的節目，然後她很緊張，因為她也不知道那個節目到底是什麼，所以她還跟我提到說，叫我幫忙打電話去確認，所以我那天再打電話幫忙確認一次，要幫阿嬤推電視節目，結果是阿嬤跟我說不要啦，不好意思，她已經答應人家了，後來我一直問阿嬤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阿嬤的故事會被商周知道，是因為聯合報報導，所以是那個聯合報的記者，可能因為我們的片子吧！播出來之後變紅了，所以聯合報的記者又安排阿嬤去上電視節目。
搞清楚了我就跟阿嬤說，阿嬤我幫你推掉，阿嬤說不要啦！已經答應人家，而且人家對我們有一份恩情，阿嬤很可愛，她就覺得說你們會來拍我們，是因為人家記者來報導，所以她就答應了。所以後來我就勸阿嬤說，好，那妳去，可是妳不要帶那麼多小孩去，最多帶一個大的去等等，我們那天就在協調這個東西，可是在那個立委的網站貼出來不是這樣，是我安排阿嬤上節目，鼓勵阿嬤帶小孩，哇！我看到那個文章，我相當地憤怒，尤其我知道那兩個人，那兩個人其實是阿嬤的哥哥叫上去的，所以那天我在部落看到阿嬤她哥哥…我在部落待半年，我只看過兩次，然後第三次就是他們叫那兩個男女上去。然後小倩看到這篇文章給我看，我很生氣，所以小倩也把這件事情告訴商周的人，商周就覺得這件事情要處理，所以他們就要去拜會、直接找那個立委，就打電話給小倩跟我，希望我們也陪同一起去，可是我不想去，那小倩說：好，那她去好了。那時候我們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辦，小倩就跑去了，所以跑去進到那個立委的辦公室的時候，立委不在，好像是國會助理跟他們聊，然後小倩就轉達說，導演不是那個意思的，就把那一天的情況解釋給他聽。說導演根本就沒有經紀要阿嬤上節目，或鼓勵阿嬤帶小孩上節目。我是很反對他們上電視節目的，尤其是那種綜藝節目。
然後小倩就這樣一直解釋，小倩還跟那個國會助理說，我很難過等等……那個國會助理還安慰小倩說，楊導演很棒，拍了很多很好的片子，妳要回去安慰他不要難過了，妳要鼓勵他拍更多跟原住民有關的片子，像《奇蹟的夏天》也很好看啊！要鼓勵導演不要難過，要多拍對我們有利有益的片，所以那天小倩回來跟我說：沒事了啦！這是誤會一場。然後小倩還跟我說，人家是好人，有心要做事，還安慰我要拍片，然後當他對商周的說法是說，你們拍這片子是沒有錯的，只是使用方法不對，如果你讓我們用的話，就會用對，就是說我們用的用法不大對，如果配合我們的話，配合立委這邊的使用，這個影片的意義就更大了，然後也是這樣跟商周說，所以我知道商周去談的那個經理，回去之後也是跟他們商周的人說，沒事了，都搞定了！
可是兩天後，他就開一個很恐怖的記者會，所以我們會措手不及，就是因為小倩跟我說那個助理還一直安慰我說，妳回去跟楊導演說要好好拍片，哇～我突然覺得說，他們要砍人，還會先安撫好你這樣，這也是你們要學的一招，要小心（笑），然後那一天談話就談到說，小倩就跟他聊嘛！她就說他們有個共同的朋友，就是聊到潘朝成，然後那個人還說，你們認識潘朝成喔！小倩還說：對啊！他是我uncle，我們很好啊！小倩那個人只要談到潘朝成，都會這樣說，他還說潘朝成剛剛去日本回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去日本，所以我知道他去日本回來，就是因為……，其實我那時候沒有想到說他跟高金素梅很好，因為他都知道他去日本剛回來，就表示說他們有在聯繫。那時候也沒想到，唉呀！我講這個細節，我覺得好無聊喔！你們要談那種大的問題。
問：其實我想插一下說，因為我知道潘朝成他很重視跟你約的那次見面，因為他還有寄信問所上的老師，然後有提到這個事情。
楊：我那次見面，後來沒有去的原因，就是剛剛講的那樣子。
問：對對，所以說會不會是因為有這樣子，他會覺得你沒有去……
楊：瞧不起他？
問：…後來就生氣了。
楊：可是這有什麼好氣到這個樣子呢！
問：因為後來他文章有提到說，他不會沒事去寫這幾篇文章去得罪朋友。
楊：可是他如果因為我沒有去，那他為什麼不打給我，他沒有打給我，小倩第一通跟他約，是我們主動打給他的，沒有，我覺得這個說法有問題，唉喲！我覺得爭這個好無聊。
楊：我真的不想去爭這個，因為我們電話即使開著，也沒有顯示潘朝成進來，如果他真的像你講，他跟所上老師講他真的很care那一次我們沒有去找他，那為什麼不打給我，說你們怎麼還不來，我們沒有任何一通電話耶，還是他一定要我們打電話給他，而他不願意打給我們？
問：不然他可以解釋成你傲慢啊！（蔡）
楊：我傲慢？（驚訝）
問：沒有，我現在只是一個假設，因為我沒辦法知道他怎麼想。（蔡）
楊：我知道啊！但今天如果說那幾天潘朝成打來，我把他關掉，那就是他說的那個憤怒的來源，可是沒有啊！我們沒有接到任何一通的電話，完全沒有，而且我們第一通打給他，小倩跟他說要去拜訪他，那一天晚上沒有去，是因為我真的頭很痛，小倩還特地打電話跟他說，我頭很痛。第二天沒有去，小倩好像有打電話去跟他…我不知道小倩有沒有打電話跟他說就不去了這樣，我忘記了，第二通我真的忘記，可是我覺得那個說法有問題，他如果真的那麼care那次會面，他可以打給我啊！我們一直待在花蓮，待了很多天。
問：這可能很多年以後你們再對質吧。因為那封信其實有提到說，他擔心你面對這個議題，你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可能會碰到很多的問題，所以他說他希望你們會當面碰到，可以跟你談一談這樣。（蔡）
楊：你說在花蓮？
問：對。
楊：可是他從來沒有打電話給我們過。
--
下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