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策劃】自由的滋味:記第九屆北京獨立影像展(文/林木材)


「雖然資源和環境很辛苦,但我們很有熱情。」擔任影展志工的畫家導演邊開車邊說。

他和兩位朋友一起到機場接待我們這群台灣影人。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帶了五部台灣紀錄片前往交流,這是第二次與主辦單位栗憲庭電影基金合作,上一次則是去年(2011)的中國紀錄片交流周。

中國紀錄片交流周自2003年創立,於每年5月舉辦,無畏政治與審查,標榜創作應自由獨立,播映過許多生猛有力的作品,像是趙亮以伸冤者為題材的《上訪》(2010)、徐辛調查新疆1994年大火因要讓官員先走而釀成兩百多位學童死亡的《克拉瑪依》(2010)等等。2011年5月,當交流周還在籌辦時期,即引起了北京當局高度關注,最終因不可抗拒的外在壓力而被迫停辦;10月,以劇情片為主的北京獨立電影節,舉辦時則被公安不停地騷擾和阻撓,場地從原本北京六環外的藝術家聚落宋庄遷移到已靠近河北的燕郊,一換再換,沒想到最終還是失敗而歸,無法公開放映,所有人只能撤回辦公室的三合院。

今年,大環境仍然險峻,栗憲庭電影基金嘗試將兩個影展合併,包含了紀錄片、劇情片、動畫片、實驗片,更名為「北京獨立影像展」,於8月18日至26日舉行。為了讓影展得以順利舉辦,他們做了許多妥協,包括幾乎完全不宣傳(僅在博客),不期待聚集太多群眾,割捨了部分政治上較敏感的影片,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希望這一個經營不易的平台不至夭折,能夠留存下來,讓中國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獨立電影人有交流討論的機會。


三次閉幕與游擊放映

即便如此,影展於原創藝術中心舉行的開幕式仍聚集了大批影人、民眾和媒體,可看出大家對獨立電影的支持。在介紹完嘉賓與導演之後,門口已有二十多名公安把守,急欲「清場」,只許人出不許人進,並對外宣稱活動已經結束了;開幕片是女導演黃驥的《雞蛋與石頭》(Egg and Stone),講述一位女孩懷孕後的苦惱與鄉間年輕人的無奈,但影片放映約三十分鐘後,影廳內突然遭遇斷電,現場一片嘩然,一陣等待後,復電無望。

見過大風浪的影展人員們鎮定以對,沒有起任何衝突,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明天、後天乃至接下來的放映,以及大批為了影展而來的人們該怎麼辦;隨即,原訂的兩個放映場地,宋庄美術館與現象藝術中心也被告知不得使用。


影展接著啟動備案,臨時買了空調,借來大量桌椅,趕緊將辦公室改裝,以電腦、投影機等低限度的資源佈置好兩間不大的放映空間,然後用口耳相傳的方式,告訴大家私下舉行的放映時間,並防堵消息外洩。這兩三天,大伙擠在房間內,帶點緊張興奮,帶點壓力好奇,觀看每一部獨具特色的作品,討論關於影片的各個細節和觀點。各種激烈的辯論尖鋒相對,那份對於電影、對於創作、對於自由的渴切,展現在每個人專注的神情上。(但其實便衣公安也混在觀眾其中,與大家一起看電影。)

第五天(8/23)晚上,就當大家以為一切已安穩的同時,辦公室的門口貼上了一紙公告,上頭寫著:「接政府有關領導通知,第九屆北京獨立影像展提前於今日閉幕。」這是影展接獲上級指示,為了避免衝突而自行告示的。於是,晚上大家無奈地在院子裡吃烤肉喝酒發洩,唱歌聊天。

影展總監才偷偷地告訴我們:「選好明天你們想看的電影,早上九點半,會有工作人員在飯店大廳等你們。」原來,放映又改了另一種型態進行。

工作人員開車刻意繞路,以甩開可能跟蹤的人,神秘地帶我們到某個藝術家的工作室看片、參與討論。其實早在影展舉辦之前,工作人員已做好最壞打算,預想可能遇到的各種情況。這個「游擊放映」計畫,正是他們的備案之一。

另外,還有一個「人人都是放映員」的備案。影展將所有參展影片壓縮到防拷光碟中,用電腦就能隨時觀看,僅提供給少數做學術研究或能策動放映的學者、影評、策展人使用,並希望透過光碟,保持與這些專業者的連繫,一方面能收集論述,維持關係,另一方面也試圖將獨立電影推廣出去。在如此高壓的控制下,他們面對壓力而生的能量與智慧,令人深深佩服,更超越了一般人對影展的想像。

躲躲藏藏地,終於來到了最後一天,閉幕式依然照常舉辦。大批人潮湧入閉幕典禮,在熱鬧的氣氛下完成了頒獎。而閉幕的特別表演,是由「草場地工作站」的十幾位年輕人所帶來的融合紀錄片與劇場的跨界表演,緣起於吳文光導演發起的「民間記憶計畫」。這群年輕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子,用攝影機追索長者們對於三年(1959~1961)大饑荒的的回憶,搭配紀實影像,以及用手電筒、身體、話語的簡單表演,但字字句句吐露的真相卻震攝人心,他們願意直視悲劇真相的勇氣和反思力,讓人感動不已,成為影展中最精彩動人的一幕。


尋找自己的答案

此屆北京獨立影像展共收到約三百部影片報名,分為劇情、紀錄、實驗動畫三個類別,最終入選了約一百部,當中以紀錄片為最大宗,也包含許多實驗動畫短片,數量是歷年之最;英國紀錄片教授Brian Wiston所主講的兩場論壇「打破邊界—紀錄片的新形式」、「紀錄片的原罪—紀實拍攝中的倫理」更是吸引了許多觀眾,其中關於什麼能拍,什麼不能拍的討論,在現場引起很大的激盪。在「中國」討論這種議題,確實格外有意義。

而在多場紀錄片的討論會中,「倫理」、「極端題材」與「何謂真實」是最常爭論不休的議題。或許正是如此,影展選映了一部由戒毒單位出資拍攝的吸毒女故事《鳳凰路》,片中除了吸毒實景、賣春、販賣女嬰等鏡頭,拍攝充滿噬血、剝削和警世含意,還加上大量搧情的配樂,引起現場觀眾議論紛紛,這部影片直接引起了拍攝與被攝者之間倫理問題的挑戰。然而,導演沒有到場座談,選片人也沒有特別說明,反而失去了深入討論議題和拍攝道德尺度的機會,不禁令人納悶影展選片的立場與視野;最後一天,主辦單位也邀集了多方學者、藝術家、影評、推廣者,一起討論獨立電影與影展在中國的未來。

參與了許多場大大小小的座談會、論壇,主題包括了拍攝課題,獨立電影定義,影展的走向等等。我身為一個局外人、外國人,自己心中最深的感觸是──雖然外在環境險峻,但他們心中的火焰是如此熱切,求知慾竟這樣強烈。某些主題在國外或西方早已有定見或豐富討論,但因「語境」的不同,大環境的政治社會情勢不同,中國獨立電影應有自己的脈絡傳統可循。無論如何,關於影像的思索及問題,終究必定要親身經歷與討論,才能得到自己的答案,推促成進步,累積成智慧,如此才能避免只是抄襲他方他人,而能真正從自己的土壤中,生長出美麗的文化之花。


協力建設「小環境」

事實上,對栗憲庭電影基金而言,影展只是一個年度聚會,其最重要與具有前瞻性的資產,則是大量的館藏影片,可供內部線上觀看的數位資料庫,還有每年一期,為期三個月的栗憲庭電影學校,以及未來即將發行的學術性刊物。總體來看,電影基金已在推廣、研究、保存、教學四個方向都有奠基,唯獨「推廣」這一環節,因外部壓力而顯得特別艱難。

被喻為中國當代藝術之父的栗憲庭老師在影展手冊上,寫了篇《協力建設「小環境」》的小文,當中寫道:「我說的『小環境』與『小圈子』有關,又不全是,比如獨立電影人的群體,自然是個『小圈子』,但如果這個『小圈子』在與社會進行交流的過程中,形成一種有價值認同氛圍的民間社群時,就是我說的『小環境』。……當整個主流文化趨向消費和娛樂化的時候,當我們無法靠『憤怒』改變大環境,甚至連憤怒都言不近意的時候,我以為我們能為文化所做的努力,就是促進各個領域民間『小環境』的形成,這是一種建設性的努力,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文化建設。」

確實,影展最重要的目的正是聚合大家的力量,彼此激盪,提高本地電影創作的水平,培育觀眾的觀影素質,創造環境。換句話說,當嘗試著想要保有這個平台時,或是當交流平台已確然建立後,其最重要的思考還是必須回到初衷,在獨立電影的範疇中,究竟要帶給影人、觀眾、環境什麼樣的鼓勵與刺激?這份答案很明顯地,一定得來自於對中國獨立電影的深入耕耘與長期觀察,而這也是北京獨立影像展未來不可避免的挑戰和難題。


相較之下,台灣的電影環境顯然幸福許多,但仔細想想,我們的電影素質有因此提升嗎?我們的整體環境真的有進步嗎?為什麼不再有人標榜「獨立電影」?擁有看似「自由」的映演環境的台灣,是否在面對電影的思索時,能擁有更多元自由的想法呢?參加北京獨立影像展時,我不時讚嘆著他們求知若渴的熱情,欣賞他們無與倫比的創意,羨慕他們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實踐力,同時卻也不禁想著上述種種問題。

或許,這份擔憂來自於,從他們的努力中,我確切看見了,自由的滋味不是跟隨著大環境或限制而生的,而必須源自於自己的視野、拼搏和付出。這是我從這次一輩子難忘的參展經驗中,所體會到的最最重要的事。


攝影:陳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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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2012年10月份CUE電影生活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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