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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鳥》（Dead Bird）／圖片 DER 提供 |
文／劉以霖（波士頓大學電影與電視研究碩士生）
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以下簡稱DER）於 1968 年由民族誌影像工作者 John Marshall 和 Timothy Ash 共同成立，位在麻薩諸瑟水城（Watertown）。其創立目標是提供教學用的人類學影像。成立近五十年，DER 幾乎是美國民族誌影片的同義詞，其典藏的影片除了台灣人類學界熟知的《死鳥》（Dead Bird，Robert Gardner dir. ）或是《斧鬥》（The Ax Fight，Timothy Ash dir.）還包括了在美國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上佔有重要地位的 Netsilik Eskimo 系列（Asen Balikci 製作）與陳耀圻（Richard Chen）參與拍攝的《變遷之臉》系列（Faces of Change）。或許比較鮮為人知的是這批民族誌電影工作者也和美國直接電影的發展密切關聯。發起人之一 John Marshall 即是 Frederick Wiseman 第一部紀錄長片《Titicut Follies 》的攝影師；Marshall 也在這之後以直接電影的手法在匹茲堡拍攝一系列關於警察體系的紀錄片。或許因為這個原因，再加上位在美國紀錄片重鎮麻州，DER 藏有如直接電影先驅 Richard Leacock 的晚期錄像作品，公共媒體運動者 George C. Stoney 的紀錄片系列和麻州地區社會議題紀錄片導演 Richard Broadman 關於美國社運和地方政治的影片。
我在 2016 年六月到八月期間在 DER 實習，在這期間我主要的工作是幫助他們重新分類影片與尋找在東亞可能可以合作的單位。雖然 DER 發行的電影並不限於民族誌影片，他們的重心仍然是以服務人類學研究和教學為主。近幾年他們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建立一個影片資料庫讓研究者與學生能夠根據主題和電影風格來搜尋 DER 發行的影片。
由於這個資料庫是為了人類學研究而設計，所以主題分類都是以人類學關心的議題為主，例如：親屬、社會生活、侍從主義和經濟發展等。如果說主題分類是為了一般人類學者教學、研究而設計，這個資料庫的特別之處在於他也依據民族誌影片中的手法設計關鍵字。例如：觀察式電影（observational cinema）、參與式電影（participato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這些在一般串流與電影目錄中較不常見的類別，都是我們常下的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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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icut Follies》／圖片 DER 提供 |
或許由於民族誌電影發展時間較短，並沒有現成分類讓我們套用。許多關鍵字與類型，都是我們一邊做一邊和 DER 執行長討論，才逐漸修正或決定要納入新的，或是排除既有的關鍵字。DER 自行製作資料庫的經驗，也凸顯了美國目前主流的電影分類方式是以典藏古典好萊塢影片為主的特性。在這個計畫之初，他們原先以為可以直接套用美國國會圖書館關於電影的分類即可。但他們馬上就發現這些分類類型是以好萊塢類型為主，如：西部片、歌舞和黑色電影等，並不適用於民族誌電影 。
分類，似乎是我在 DER 實習時面對的主要課題。不只是如何分類個別影片，還包括了如何定位 DER 整體產品的問題。整體而言，在銷售方面除了零售家用 DVD 跟和獨立電影串流平台 Fandor 合作外，他們主要專攻的是教育市場。除了販售給學校圖書館外，另外的合作對象是專門針對教育市場的影音串流平台：Kanopy 和 Alexander Street。他們代理的影片有的也會在主流的平台，如 Netflix 上出現，但是這些授權多半是電影導演另外和不同平台接洽的結果。就幾次在 DER 例行的員工會議聽到的印象，他們主力仍是在爭取能夠有獨家的教育市場發行權。
如同好萊塢用心於亞洲市場，DER 也試著拓展他們在亞洲的業務。由於他們原先在亞洲的合作對象主要是不同的民族誌影展（在台灣是國際台灣民族誌影展），他們試著要尋找願意代理他們影片的亞洲廠商，或是有意引進他們影片的公司行號。在剛接到這個任務時，我以為他們是要尋找代理影片的片商，但在細談之下，我才發現他們往往是被定位為教育影片，所以最有可能的合作單位除了相關學校外，是會引進教育資源的圖書進出口公司。這大概是我在實習時覺得最意外的事情——Robert Gardner的《死鳥》跟空中英語教室可以是同一種商品。或許也因為被歸類在教材，鮮少看到從電影美學或是形式分析來談論這些民族誌電影的研究。教育／商業／藝術電影的分類顯然影響了我們如何談論電影的方式。
雖然 DER 並不自行製作影片，但他們提供諮詢服務給電影工作者，其諮詢範圍從幫助電影工作者申請美國聯邦人文與藝術獎助（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到提供他們製作上的建議。在實習期間，我有幸參與了其中一部接受他們諮詢影片的試映。雖然我們在工作期間從來沒有討論過「什麼是民族誌影片？」這樣的問題，從這次試映還是可以感覺的出來 DER 仍然有意支持在內容上符合人類學主題的電影。例如，那次觀看的影片是關於一個美國女畫家在二十世紀初到巴布亞新幾內亞定居和從事創作，以及當代巴布亞新幾內亞藝術家對於她作品的回應。雖然影片本身還不成熟，但由於西方與異文化接觸，對於異文化的挪用和當代本地藝術家對於西方的回應等主題是典型的人類學關懷的題目，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 DER 會選擇支持這樣的創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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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Gardner／圖片 DER 提供 |
除了上述這些行之有年的業務外，DER 也嘗試著其他的行銷手法。有兩個比較有趣的是 Free Film Friday 的活動。DER 每周會提供一部影片讓人在線上免費觀看，不過究竟此方式的效果如何，似乎仍待評估。他們的另一個策略是和麻州附近的影展團體合作，例如他們和一個紀錄片推廣團體 DocYard 合作，可以讓 DER 代理的影片在麻州的電影院有一場的放映機會。另一個合作對象是緬因州的 Camde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DER 和該影展合作新設立了一個 John Marshall Award，獎項的目的在於標彰當代民族誌影片。這一方面增加了DER的能見度，另一方面也讓他們有機會能接觸到更多的優質的民族誌影片（去年的得主《我是人民》（I am the People ）即是 DER 發行的影片）。
DER對於台灣的電影工作者跟電影研究者的重要性也許在兩個面向：憑著其多年的經驗跟人脈，DER 或許是任何影片想要進入教育市場的首選；另一方面，如果想要理解直接電影的發展脈絡與當代的實驗民族誌電影，位在麻州的 DER 是值得認識的機構。此外，或許經由重看他們所藏的《Faces of Change》系列，我們能夠更加理解陳耀圻的創作理路，並重新思考教育／商業／藝術電影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