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建華(紀錄片導演)
第八屆 DMZ 主視覺海報/圖片 DMZ 網站提供 |
DMZ docs 主要與 Megabox 影城合作,分別辦在高陽市樂天百貨的 Megabox Baekseok,從首爾市區搭乘地鐵約半小時即可到達,另一場地 Megabox Pajubookcity,則在需從樂天百貨搭乘小巴前往的坡州市,車程多出額外的半小時,移動略為費時。兩處各自有五廳可以同時播映,每一廳能容納的人數並不多,但相較台灣影展的合作影城,座位相對寬敞許多,設備也十分新穎。DMZ docs 整體性質與活動,和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相似,有許多令人期待的片單與影人映後座談,但最不同也最令人納悶的,便是相較於活動規模的盛大,觀影人數並不多,印象中的觀眾大多是影人、相關工作人員與軍人,偶有貌似學生的年輕人獨自前來。
《末代叛亂犯》的映後場次,在周六下午的一點半,依同行的 TIDF 活動統籌吳凡計算,觀眾約有 40、50 人,只有整廳的約略三分之一,最多的觀眾便是一群帶著飲料與爆米花,穿著軍裝的一群軍人,占了30人左右,仔細觀察,應是有其中一位統一帶著其他人前來。整場映後座談的進行,除了主持人外——因為影片內容有較多歷史和特殊用詞,語言需求較高,故還有一位中韓翻譯。有鑑於之前工作坊與提案的經驗,談及為何拍攝此片與創作過程時,我盡可能的簡化台灣特有的歷史背景,並以簡單的詞彙、概念描述,希望觀眾能更易於了解,進而對話。主持人的問題大多聚集在影片本身,如怎麼使用歷史影像素材等等,而非影片裏頭當時台灣社會的情況。過程中我也主動提及這是這部影片第一次在國外放映,也聊到八、九零年代台灣的社會運動圈和韓國有所交流,想多聽聽韓國觀眾,或年輕觀眾不限於影片本身的任何回饋,但只有一位軍人在接近尾聲時,問了為何片名叫做《末代叛亂犯》,便結束了交流;遺憾的是散場後,因語言差異難以直接與軍人們有更多私下的討論。
這也讓我思考,以台灣的歷史和民主為題材拍攝一部電影,出了台灣後,想呈現給觀眾的是甚麼,甚至是,想與觀眾交流的是甚麼?人民爭取權益的歷史在許多國家皆是,如果僅只於講述更多不為台灣人所知的歷史與民主,對其他國家的觀眾很可能一點都不重要。那重要的又會是甚麼?以下我想以第一次在國外影展的觀影經驗,作一個思考的參照。
影展與 Megabox 影城系統結合,在購票上節省不少時間/圖片廖建華提供 |
首先是中國導演郭珂的《22》,被排在特別焦點單元的慰安婦專題,是一部中韓合製的電影,曾獲得 DMZ docs 影展基金的補助。此片除開場字卡,說明當年日軍入侵中國的簡要背景,便帶著觀眾一一拜訪倖存的被攝者,觀看他們當下生活狀態,有在旁傾聽被攝者喃喃自語的態度,更多時候是沉默不語的日常畫面,並無針對事件或議題的結構性訪談。相較於不刻意安排的訪談內容,攝影畫面幾乎是上腳架的穩定鏡頭,對鏡頭語言與光影的講究,使觀眾有如在現場,感受著時光荏苒而過。雖然多以中文發音,卻因口音問題,多數時間必須倚賴英文字幕,對無法以英文為直接思考語言的我,有別於在台灣時習慣依賴中文字幕,等於無法透過語言接收過於複雜的訊息,但觀看此片的當下,仍能被打動,巧合的是,直到最後的片尾名單,才發現廖慶松導演是這部片的剪接顧問。此片在周六早上播映,無映後,連我觀眾人數只有五、六位。
《Fully Awake : Black Mountain College》講述美國在 1933 至 1957 年間,一所實驗性大學,如何在不同領域培養傑出人才,並且至今仍影響著世界的故事。有別於《22》,本片由兩位美國導演拍攝,使用大量訪談,只有韓文字幕,我基本上處於有看只懂一半的狀態。此片在周六晚上播映,並有映後,幾乎滿場,仔細觀察多數觀眾在未透過譯者翻譯之前的反應,英文溝通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還有中國導演王男袱的《Hooligan Sparrow》,因牽涉到當下敏感的政治內容而被中國禁播,許多中國影人都趁此機會同場觀看。此片在周日早上播映,但觀眾人數只有全廳的三分之一。張贊波導演的《大路朝天》於同日晚上播映,最多數的觀眾亦是軍人,總人數亦不多。相較於中國獨立製片在台灣不同影展皆受到相當大關注的程度,我更好奇 DMZ docs 的觀眾,和南韓觀看紀錄片人口之間的連結為何,又如何選片觀看。
DMZ docs 是個有基金的影展,此行因時間緊湊,只看了四組提案。也許因為影展本身性質關係,提案內容與影展片單有幾分相似,多是關於歷史、戰爭、敏感的政治與社會議題,也因為幾乎不是華人題材,提案者如何講述一個故事,而故事的甚麼又如何吸引著我,變得更為重要。
「亞洲紀錄片合製計畫」論壇/圖片廖建華提供 |
《Shadow Flowers》講述一位從北韓到南韓非法打工的女性,五年間從絕食到自殺,試圖向南韓社會發聲,希望能盡快回到北方的故事。這是南韓導演Yi Seung-jun的提案,片花的攝影與剪接,有著劇情片的精緻與張力,作為對南北韓了解不多的觀眾,確實因此更想看到此片的完成,一如評審所說,已經是十分好的故事題材,但作為一名創作者,在這樣重口味的包裝與相當水準的製作之外,會更好奇導演還能帶給觀眾甚麼。
《Two Flag》講述在印度本地治里市(Pondicherry)飄揚著法國與印度兩國國旗,而這對使用法語的泰米爾人又產生怎樣認同問題的故事。這是印度導演 Pankaj Rishi Kumar 的提案,與《Shadow Flowers》相比,片花的攝影與剪接質感更顯粗糙,但其觀點的確引起我的興趣,畢竟國家認同在台灣亦是長久被討論的問題,有一種不孤單的感覺,也好奇當地人民是如何思考和想像未來。
DMZ docs 另一個對台灣而言很特別的計畫,是由南韓導演金東元發起的「Asia Coproduction」,以「我是亞洲人」為題,由中國、南韓、日本、台灣的四所學校師生,各自創作20分鐘左右的短片合集。讓我覺得新鮮的是,我過去在台灣參與的工作坊同儕學員多同是台灣人,所以很好奇這樣的合作與創作方式,是否在過程中亦能有橫向交流的滋長,雖然不能因此代表四個國家的創作者,但仍是滿心期待代表台灣參與的台南藝術大學師生未來能有機會分享這個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