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對話》劇照/圖片黃惠偵提供 |
文/蔡雨辰
我認為應該非常小心地去看待「同意」和「願意」之間的區別……她們為了某些目的而同意成為母親,但她們本質上並不願意成為母親。
──《後悔當媽媽》
1998 年,黃惠偵開始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的母親,開啟了一條漫長的和解之路。54 分鐘的《我和我的T媽媽》完成於 2016 年三月,並於日本 NHK World 的 Inside Lens 頻道首播,以同樣的影像素材為本,經過七個月的剪輯工作,2016 年十一月完成 88 分鐘的《日常對話》。
兩個版本先後於金穗獎與金馬影展放映,《我和我的T媽媽》更於 2016 年巡迴全台,跑遍校園與社區。《日常對話》也連續兩周高踞觀眾票選榜首,映後迴響不斷,日前亦入圍柏林影展世界大觀。黃惠偵袒露家內辛酸,直截的影像風格與敘事敲進觀眾內心隱晦難言的家內心事,家中總有道跨不過的檻,而黃惠偵決心將它拆下來。
兩個版本先後於金穗獎與金馬影展放映,《我和我的T媽媽》更於 2016 年巡迴全台,跑遍校園與社區。《日常對話》也連續兩周高踞觀眾票選榜首,映後迴響不斷,日前亦入圍柏林影展世界大觀。黃惠偵袒露家內辛酸,直截的影像風格與敘事敲進觀眾內心隱晦難言的家內心事,家中總有道跨不過的檻,而黃惠偵決心將它拆下來。
從單向傾吐到多聲複述——「對話」的生成
對黃惠偵而言,《我和我的T媽媽》像是封寫給母親的情書,暴烈而赤裸。經過重新剪輯、再次結構的《日常對話》則更面向大眾,訴說一個家庭從分裂到重整的過程。從題名便知,敘事焦點從短版的「T媽媽」轉移至「對話」,試圖從單向傾吐轉換到多聲複述,儘管對話不一定意謂著有效溝通,卻是打破僵局的第一步。
從短版至長版,未曾參與前端拍攝工作的剪接師林婉玉其實是重要角色。當初看完檔案量高達 16T的影像素材,她回憶:「我沒辦法立刻理解影像要訴說什麼,或是分辨幾位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而且,我幾乎聽不懂台語,儘管有逐字稿,感受人物的狀態還是慢了半拍。」
於是,當她碰到不知該如何介入的時刻,只能不斷提問。「這個故事離我的生命經驗非常遙遠,我花了很多力氣了解惠偵和整個團隊。」同時,黃惠偵也必須開放自己,被詢問,被挑戰,被說服,讓製片、攝影師、剪接師成為她人生的第一批讀者,協助她將私密的影像轉譯為有意義的敘事。例如,黃惠偵說:「某次我媽站在橋邊,本來攝影師在拍她的背影,她突然回頭笑了一下,我從沒見過這樣的笑容,對我而言,那是個大千世界,裡面蘊含許多訊息,然而,其他工作人員卻無法如此解讀。」
從短版至長版,未曾參與前端拍攝工作的剪接師林婉玉其實是重要角色。當初看完檔案量高達 16T的影像素材,她回憶:「我沒辦法立刻理解影像要訴說什麼,或是分辨幾位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而且,我幾乎聽不懂台語,儘管有逐字稿,感受人物的狀態還是慢了半拍。」
於是,當她碰到不知該如何介入的時刻,只能不斷提問。「這個故事離我的生命經驗非常遙遠,我花了很多力氣了解惠偵和整個團隊。」同時,黃惠偵也必須開放自己,被詢問,被挑戰,被說服,讓製片、攝影師、剪接師成為她人生的第一批讀者,協助她將私密的影像轉譯為有意義的敘事。例如,黃惠偵說:「某次我媽站在橋邊,本來攝影師在拍她的背影,她突然回頭笑了一下,我從沒見過這樣的笑容,對我而言,那是個大千世界,裡面蘊含許多訊息,然而,其他工作人員卻無法如此解讀。」
顯然,剪接《日常對話》也是個團隊內部不斷彼此對話的過程,林婉玉說:「兩個版本最大的差別就是《日常對話》用了比較多惠偵拍的畫面,她透過鏡頭在觀察母親,T媽媽也顯得比較自在。」在《我和我的T媽媽》中,黃惠偵避免讓自己出現在畫面中,在《日常對話》裡,經過與製片和剪接的說服角力,在畫外音喃喃訴說的女兒不得不露了臉,林婉玉認為:「我希望讓觀眾看到導演也是脆弱的,有個方式去進入她的位置。」
《日常對話》工作照/圖片黃惠偵提供 |
而回顧當初,影片中最重要的那場餐桌對話也是因團隊糾纏而生。2012 年,製片 Diana 與攝影林鼎傑進場後,第一位受訪者其實是黃惠偵,「訪問者是製片和攝影師,雖然沒有在片中使用這些素材,但對這部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過程。」這些訪問除了幫助製片與攝影師了解黃惠偵的家與拍攝初衷,也讓大家意識到,在同志、家暴、失學、牽亡陣等經歷外,還有更深沉的秘密藏在黃惠偵內心,「其實我一開始決定拍片時,並沒有想要說出那件事,但大家總覺得哪裡怪怪的,應該有什麼關鍵性的答案,但又問不出來,也不知該怎麼問。」所有人都陷在一個疑惑裡──為什麼惠偵覺得自己的媽媽不愛她,「我糾結了很久,既然都要拍片了,能不處理這件事嗎?最後,還是說出來了。」
那場餐桌對話後,大概所有觀眾都會為黃惠偵的勇氣所震懾,面對愈親近的人我們愈難以誠實,畢竟日子還得過,看著那道跨不過的檻,我們總是選擇繞道而行。
台灣女性的時代縮影
《日常對話》/圖片黃惠偵提供 |
片中,儘管話題環繞著缺席的父親,展開的卻是三代女性之間的對話與生活,也幾乎呈現了從 1950 年代至今,台灣女性的處境縮影。一個被迫進入婚姻的女同性戀,又遇上暴力相向的丈夫,她帶著兩個女兒逃家,做牽亡陣辛苦維生。在影片中隱微透漏,卻沒明講的是,在黃惠偵的童年生活裡,她一直以為女人生來就是要被打的。
「我小時候一直以為女生長大一定要嫁人,然後被打。」大概在她十歲以前,家中經常出現帶著各式傷痕的阿姨來避難,「所以我小時候的志願是當尼姑,大概到二十歲之前都覺得男性是不好的生物。」成年後,她在蘆荻社大的婦女團體中聽到許多中年婦女的生命經驗,才在其中認識到女性的生存處境,這些痛苦的經驗反映了世代、階級、性別的問題,自己的家庭並非單一個案。「經過社大的學習,我才有辦法處理這部片,也才知道,世界上還是有幸福的家庭。」
1993 年 10月 27日,台灣發生鄧如雯殺夫案。由於鄧如雯長期承受來自於丈夫的暴力虐待,而相關法令規定不足,使之求助無門,以致犯案。事件過後,引發社會討論,婦女權利團體亦開始催生家暴法的訂立。1999 年 6月,全面實行民事保護令制度,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家暴法的國家。
放回台灣婦女運動的脈絡,《日常對話》也紀錄了一個前《家暴法》時代,女人如何在零支持系統的條件下求生存,而下一代又如何在創傷中,自力尋找解方。然而,本片並不帶著線性進步史觀引領觀眾邁向光明,相反地,她反而在同志運動爭取同志婚姻的浪頭上,滔滔回溯前同運時代的女同性戀存在;目的不為讓T媽媽脫胎換骨驗明正身,而是正視她曾經所處的時代與經驗。我們看到的是,堅硬的母親如何在鏡頭前滴下眼淚,讓她的女兒一步一步撬開那些不堪的過去,如何一起面對,與之共處。
黃惠偵說,她曾經問過母親:如果當初遇到的是一個正常的先生,還會跟女生在一起嗎?「她說可能不會,因為這樣比較輕鬆。我聽了又驚訝又難過,但又覺得可以理解,因為真的很辛苦。」建立同志認同有其時空條件,「辛苦」二字意謂著的不僅來自每日生活中的調適,更是「作為一個同性戀」在社會上的處境遞變,同志運動超過了二十年,如今最大的成果便是「同志」終於是一種可想像、可選擇、可模塑的生活建制。
而回到黃惠偵最初的疑惑──媽媽是不是不愛我?影片完成後,她的體悟也坦率得令人心驚:「因為有了理解,我才能處理在愛裡面對於愛的疑惑。但也在這個過程中,我了解到的確有不愛的可能,我們得接受這件事情。以前會這麼難過與掙扎是因為覺得一定要有愛啊,怎麼可能不愛呢?但,就是這個觀念讓人痛苦。」
也許,面對那繞道而行了三十年的檻,黃惠偵終於跨了過去。
「我小時候一直以為女生長大一定要嫁人,然後被打。」大概在她十歲以前,家中經常出現帶著各式傷痕的阿姨來避難,「所以我小時候的志願是當尼姑,大概到二十歲之前都覺得男性是不好的生物。」成年後,她在蘆荻社大的婦女團體中聽到許多中年婦女的生命經驗,才在其中認識到女性的生存處境,這些痛苦的經驗反映了世代、階級、性別的問題,自己的家庭並非單一個案。「經過社大的學習,我才有辦法處理這部片,也才知道,世界上還是有幸福的家庭。」
1993 年 10月 27日,台灣發生鄧如雯殺夫案。由於鄧如雯長期承受來自於丈夫的暴力虐待,而相關法令規定不足,使之求助無門,以致犯案。事件過後,引發社會討論,婦女權利團體亦開始催生家暴法的訂立。1999 年 6月,全面實行民事保護令制度,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家暴法的國家。
放回台灣婦女運動的脈絡,《日常對話》也紀錄了一個前《家暴法》時代,女人如何在零支持系統的條件下求生存,而下一代又如何在創傷中,自力尋找解方。然而,本片並不帶著線性進步史觀引領觀眾邁向光明,相反地,她反而在同志運動爭取同志婚姻的浪頭上,滔滔回溯前同運時代的女同性戀存在;目的不為讓T媽媽脫胎換骨驗明正身,而是正視她曾經所處的時代與經驗。我們看到的是,堅硬的母親如何在鏡頭前滴下眼淚,讓她的女兒一步一步撬開那些不堪的過去,如何一起面對,與之共處。
黃惠偵說,她曾經問過母親:如果當初遇到的是一個正常的先生,還會跟女生在一起嗎?「她說可能不會,因為這樣比較輕鬆。我聽了又驚訝又難過,但又覺得可以理解,因為真的很辛苦。」建立同志認同有其時空條件,「辛苦」二字意謂著的不僅來自每日生活中的調適,更是「作為一個同性戀」在社會上的處境遞變,同志運動超過了二十年,如今最大的成果便是「同志」終於是一種可想像、可選擇、可模塑的生活建制。
而回到黃惠偵最初的疑惑──媽媽是不是不愛我?影片完成後,她的體悟也坦率得令人心驚:「因為有了理解,我才能處理在愛裡面對於愛的疑惑。但也在這個過程中,我了解到的確有不愛的可能,我們得接受這件事情。以前會這麼難過與掙扎是因為覺得一定要有愛啊,怎麼可能不愛呢?但,就是這個觀念讓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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