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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F 真人圖書館：沈可尚／圖片 TIDF 提供 |
整理、編輯／李旻
從兩種面向認識自閉症者：《遙遠星球的孩子》和《築巢人》
後來我拍了劇情片，也有人會丟腳本給我。我收到的其中一個腳本，我不太知道裡面一個角色他在講什麼，因為我不太知道，自己認識的生活中，誰會這樣說話，或者這樣行為。問了才知道，電影劇本裡面講的是一個自閉症者。
我算是用功的人。對於我不太了解但是可能有興趣的事，我通常不會選擇以閱讀當主要的認識方法，對我來講，就是人要去現場。身為導演，最天大的幸運就是，可以不斷地親臨各式各樣的現場。所以我想，要不然去早療中心看一下好了。
印象很深，我在台大早療中心，坐在那邊看，很多爸爸媽媽帶著他們肯納症的孩子，在早療、訓練。坐在那邊，我看不懂他們跟一般小孩有什麼差別。第二天，我忍不住問了，才慢慢透過家長跟老師的解釋，了解這些看似漂漂亮亮，沒有異狀的小朋友，其實在他們眼中有很多的特徵，在三歲四歲，就已經被判定有 Autism（自閉症）。之後，我花了一個禮拜才稍微可以辨認，什麼叫做無法眼神接觸，什麼叫做固著行為，後來又認識一些成人患者。
我決定不要拍劇情片了。因為劇情片喜歡過度浮濫地把 Autism 的某種「天才型」特質誇大，天才根本不到百分之三。我也花了一點時間看 Discovery 或者國家地理頻道曾經介紹 Autism 的紀錄片。我發現大家探討這件事情的欲望都好知識分子。為什麼要花整部片告訴我 Autism 的神經元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要告訴我 Autism 的基因排列組合可能是什麼？這對世界有什麼幫助？我不知道。
我雖然了解了一些知識，但不合理，因為我沒有感覺。我有感覺的是，那一陣子我常常想起來，我絕對在小學的時候欺負過自閉症者，我也絕對在成長歷程中躲避過自閉症者。所以我不要拍劇情片，我要拍紀錄片。另外我當時還覺得，紀錄片得獎很了不起嗎？紀錄片很多人看很了不起嗎？紀錄片還有一個功能是「教育」，為什麼我不能拍純教育的東西？
這一下去，我驚覺，哇，答應得太快，因為那要花好多年的功夫，在對 Autism 零理解的情況下。Autism 很大的特質，就是沒有一個小孩是一樣的，一個都沒有。每天，我要背負家長跟我說的，其實我的肩膀並不是很頂得住，而且要做很多研究，因為我怕在醫生、心理學家面前講不出對的語言，怕在家長面前顯得自己不夠進入，怕自己看不懂這些孩子。我非常恐懼。
那時候我換了一組新團隊，因為我最熟悉的廖敬堯，我的摯友，他也開始他的導演人生。我和新團隊工作，像念研究所一樣，全辦公室Ｋ書、看影片、對話，整整一年，不敢拍，因為覺得沒有資格，覺得了解的不夠。
有天我們非常惆悵地坐在會議桌，想接下來到底要怎麼辦？已經研究一年了。我記得那天，我在白板上面寫了，我們要做教育的東西。教育的東西是什麼？第一，片子的長度是上課可以看的，第二，是國中生高中生就可以看的，所以不要搞藝術，以最直接、簡潔的方法拍，但要拍得深入。然後我寫了一句話：以自閉症者為師。寫完之後，大家突然討論起來，我們要怎麼樣讓觀眾以自閉症者為師？
我們分了幾種類型，讓大家藉由理解自閉症者，察覺原來我身上有很多東西與生俱來，而自己不知道。譬如，現在各位看著我的眼睛，我再看著各位的眼睛，我們從小沒懷疑過這件事，自閉症者要花多大的練習才能做到，不可思議的。一集拍完不夠，拍第二集，第二集拍完不夠，拍第三集，拍到了第四集，三年已經被吃掉了。《遙遠星球的孩子》系列全部是以教育為主，現在應該在各學校圖書館。
誠實地說，創作者會遇到一種睡不著的感覺。我不知道為什麼睡不著。明明已經花了三年努力，好像做了對的事情，但我進入了一個非常長的失眠時期。那時候，中國已經買了《遙遠星球的孩子》版權，甚至央視都播了，造成迴響了。奇怪，我就睡不著。沒有拍《賽鴿》或是《野球》那種任務結束的感覺，完全沒有。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想一定有原因，一定有什麼東西我沒有吐出來，以致於我睡不著。
有這個念頭之後，我很快地發現是什麼東西沒有吐出來。站在教育的立場上去拍，你會有正確的東西要說，但實際上也有比較不正確的東西，是最痛苦，最不可言喻，也是家長之間最喜歡欺瞞彼此的。
「啊，你家小孩有進步啊，我家小孩也如何──我們都加油。」我日復一日在眼前看到，在加油的背後，家長因為自己的孩子是自閉症者，他們的人生也改變了。煎熬，或者無法逃脫，這也不只在這些家長身上看到。譬如到我這個年紀，父母親身體不好在呼吸照護中心，你每天跟用呼吸器維生的媽媽相處，你完全不知道人生要怎麼辦，只能力圖找到一種存在的方法或快樂，或者活下去的理由。
在《遙遠星球的孩子》系列，四集裡面我都沒有拍出來，只是想要傳遞正確的訊息，而不是剖開大家最藏在心裡的東西。所以才開始了《築巢人》，那是毫無目的的，沒有委託案，什麼都沒有，就是我想拍。
拍《築巢人》中間也歷經很多。心頭有訊號告訴你，你可能在乎什麼東西，但真正在拍的時候，其實不太敢直視。直視那個東西是非常難忍的。攝影機要轉過去，需要勇氣。取得勇氣的唯一方法是，我們得越來越熟悉彼此，所以我和立夫、立夫爸相處的時間越來越長。當他們也把我當成生活中參與的一部分，我好像稍微可以接受、看到某種張力。
現場 Ｑ&Ａ
Ｑ：我很好奇，立夫爸怎麼願意接受拍攝？
可尚：我沒有問過立夫爸這個問題。但是我有很明確的預感，我跟他的溝通基礎、認識基礎是建立在他看過《遙遠星球的孩子》系列。
Ｑ：立夫爸這樣子認識了你，他信任你，可不可以這麼說？
可尚：我覺得可以這樣說。因為講穿了，他沒有在台灣看過有人花這麼大的力氣拍自閉症者，所以他對我有基本的信任。但這個信任到可以拍攝取材，其實中間有很大的距離。譬如說，他先吸收了《遙遠星球的孩子》這樣教育型的片子之後，當我再舉起攝影機去拍他的孩子，他當然會認為我用同樣的心念在拍。所以在過程中，經歷過非常非常多的懷疑，他覺得我怎麼好像在拍不一樣的東西。
要進入這樣的一個男性的世界，或者進入這樣的家庭，我沒有特別的方法。但我覺得可以說，在關係上，立夫爸雖然長我二十幾歲，其實是我在照顧他。我指的照顧是，當然不在經濟上，而是在心理狀態上，我有點像在照顧弟弟，你有什麼難處，或者你承受了什麼，我非常願意聽你說，不厭其煩。
因為不厭其煩的陪伴，所以在某個程度，他可以接受我靠近他的家人，靠近立夫。至於我和立夫的相處一直都進步得很緩慢，但是我們的確在相處。信任是時間累積而來的。不過，有了信任難道就可以拍完片嗎？並不是。
剪完片你一定要讓被攝者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還記得，剪完片，我請立夫爸來我的工作室看片，立夫爸來工作室就像來我家，很自然，帶著酒就來了。但我那天心情非常忐忑跟恐懼。影像工作者有一種很可怕的權力，你剪接成什麼樣子，故事就變成什麼樣子。立夫爸絕對沒有預期他即將看到的，而我知道他看到一定會受衝擊。
我請立夫爸進剪接室，我說先不要喝，等你看完。那短短一個鐘頭，我在外面非常難熬，絕對有抽掉快兩包菸，我完全沒辦法想像立夫爸看完之後，反應會是什麼。最後聽聲音，我知道已經演完了，安安靜靜，沒有人開門。突然，我聽到立夫爸狂暴地哭泣起來，我很緊張打開剪接室的門，他臉抬起來，眼睛整個是紅的，他真的狠狠地問我，面露責備：「你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當下無話可說。
之後，我試著在他旁邊坐下來，仔細地跟他談一兩年來的心情，和我在剪接的心情。非常難受的一個分享。他以為我想要讓世界看到的，是他的孩子有多麼好，他這個父親做得有多麼好。他以為透過一個好的 sample，可以告訴世界：有 Autism 孩子的家長不要灰心；但是他看到完全另外的面向在告訴大家：這個日子並不好過，責任推諉不了，是有時候會讓你想要一刀結束的。
我們談了很久，他非常慷慨地說：「好，我願意聽你講完之後再看一遍。」他就再看一遍。再看之後走出來，他反應蠻快，開了酒，說：「好啦，沈可尚，如果你覺得你要這樣子，才有辦法讓別人感覺我們真正的感受，那是你的決定，我願意當 sample 啦。」
這一切都不容易，一直到上映前，發 DVD 前，他都常常反悔，所以我必須要去處理反悔的感受，經過很多折衝才一路走到現在。到現在，我們之間的關係又變了，變成時近時遠的朋友。立夫爸在整個歷程中，應該意識到，影像可能不是件快樂的事，可能也是件可怕的事，影像改變了他生命的一些可能性。總之，一切有機地發展了。
我認為，不一定是他相信我。我蠻相信，人和人之間碰到，然後甚至可以拍成一部片，它純粹是很大的機緣、福分，如同此時此刻大家坐在這邊，是人和人之間的全然願意相信。和立夫爸，我知道，我知道我和他絕對不可能因為片子拍完就沒關係了，不可能。雖然紀錄片完成，但我會繼續和我的被攝對象產生一種可能的關係，這是我和他的生命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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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為什麼你需要比較長時間的拍攝？有例外嗎？
可尚：我直到現在都很著迷於一件事：我相信，人和人的關係遠大於攝影機拍到什麼。而攝影機能夠拍到什麼，完全取決於你和被攝對象之間的平等。所以我依然沒辦法選擇用快速的方法拍片，即使是拍劇情片。我跟演員，以及我的工作團隊，相處的時間都非常地長，因為我真的明確感覺到：相處時間夠長，化學性才有可能發生。
那化學性並不為了成就藝術或電影的什麼，而是你們在共同創造一個——就像我十幾歲的時候掉進去的膠囊。絕對不是誰可以教你們，不是因為什麼樣的電影這樣做所以照做，而是當我們全部掉進膠囊中，自然會有想不到的東西出現。
但是當然，有時候因為案子的特質，沒辦法長期蹲點，或者完全把時間撒下去。我也會嘗試，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直接走進人心裡面的最核心？這方法不是投機取巧，而是你的主動性越來越強。那個主動性是因為，你看到的東西，用傳統的、典型的你用過的方法，你已經拿不到了。
直接舉例，去年我拍了一部跟死亡有關的片，票房蠻爛。那時候，我當然可以選擇《野球》或者《築巢人》的拍法，但「死亡」的壓力是巨大的，有時間界限的，我不知道我的被攝者們可以活到哪一天。我非常著急地想要窺探死亡，一方面充滿罪惡感，另一方面又是真心誠意地，想要參與他們人生歷程的這一段。我到底可不可以站在他們旁邊的位置，傾聽他們在說什麼？後來發現，當攝影機的權力存在，那個傾聽，什麼都聽不到，因為攝影機存在的時候，人只對攝影機講他想要講的話。
但死亡是明確有邏輯的嗎？我相信沒死過的人都不知道。然而，拍攝過程中，我就是覺得聽不到真實的聲音，因為我個人不相信，人在面對他理解的世界有斷絕的危機的時候，還可以有步驟、有組織、有邏輯地去陳述自己。我覺得人性裡面有神祕性、不可預知的東西，他正在經歷，但他是混亂的。所以對拍攝到的訪問，我怎麼看都不信賴。
後來，我認為問題在攝影機和我，所以決定交出權力。把攝影機的權力降到最低，把我的位階降到最低。我的位階如何最低？就是我不存在。我選擇的方法是，請被攝者喃喃自語，我只負責把喃喃自語拍下來。喃喃自語的條件非常簡單，我人離開，攝影機擺著，讓被攝者在不被打擾的情況下，請他細節地回憶病痛在他身上發生的經過，當下記憶所及是什麼。慢慢地，他們習慣閉上眼睛回溯，隨著時間進程喃喃自語。我每次回去聽，都有一點觸動。
例如，有一位被攝者，你仔細聽他喃喃自語關於生命。那閃現的東西，有的小到只是一杯咖啡，有的大到是期待，期待帶著孩子去曾經念書的圖書館。當他娓娓道來，聽起來毫無關聯的片段字句，組合起來根本是一首詩，很美的一首詩。
這部片是在時間限制下完成。我也很願意嘗試，在有限制的情況下，能不能用影像的權力，和儘可能去靠近被攝者的心，創造一個可能性。
Ｑ：你說《噤聲三角》的所有字卡都是你亂寫的。在欺騙裡面，除了你剛才說的在跟自己唱反調，你會期待觀眾發現嗎？
可尚：那時候的我，有一種我現在並不喜歡的人格特質：傲慢，怕人家看不出來你在創作的傲慢吧。會渴望人家把你當成藝術家，渴望人家覺得你好厲害、很有才華、與眾不同。我覺得心會因此被蒙蔽，蒙蔽掉你和世界相處的關係。但很正常啦，畢竟那個年紀，本來就是處世未俱足、莽撞也很有理的年紀。不過與其說是傲慢，我現在寧可比較持平地，不以太批評自己的話說，那是困惑的呈現。
紀錄片工作者沒有辦法得到答案，沒有辦法解決人的什麼問題，沒有辦法。他唯一能夠做的是「呈現」，呈現東西出來讓大家思考。現在想想，我的呈現方法，包含了自己的主觀性，很強烈的主觀意識，所以它比較接近，極端地藉由創作語言來陳述自己的想法。現在看起來不太成熟，但它呈現了一個困惑的創作者，甚至，它呈現了困惑的創作者在當時的傲慢，或者自以為是。我不會去批評那個傲慢、自以為是。另外，你不問的話我可能不會想到，從《噤聲三角》以後，我再也沒拍過和人無關的東西。
我的每一部片和人都有極端親密的關係，即使是劇情片。搞不好是因為《噤聲三角》，我才更能夠感覺到，和人接觸是我強烈的渴望吧。我本來自以為是藝術家，沒有那麼入世。以前孤絕，不和世界打交道。
現在看，影像可以說是我全部的生命經驗，除了和影像有關的工作，我沒有私人生活，我不太知道怎麼過生活。我和這個世界的所有關聯是基於對影像的熱愛或分享，或想要拍攝，因為影像才產生很多親密的關係。但《噤聲三角》那時候，我是活在自己觀望自己的世界裡面，沒那麼坦率。我現在拍的片如果在電影院放映，導演不要寫我都可以，沒所謂的，作品已經拍完，拍完以後給觀眾看，是不是沈可尚要緊嗎？回到《噤聲三角》的年紀，就不是了。你巴不得整個roll card出來全部都是你的名字。
人會長大。而我之所以不會討厭過去，是因為當時的確花了很大力氣找活下去的方法，你不是很簡單地活下來，是窮盡所有去找到方法。不同狀態中，會呈現出不同的解決自己存在的方法。我覺得人就是很流動的，人和世界的關係是流動的。像今天，要不是有「真人圖書館」，我不會常常回溯，拍片改變了我的生命什麼。但講一講，實際上，是有改變的。你看我連長相都變了，以前比較瘦，比較帥，現在有點失控。重點是，即使我剛在講的時候，我的心裡面都還是有一個空洞。我很貪婪地，渴望我還不明白的創作的題目、方法、美感或能量，一定還有，我還急著想要去靠近它。
空洞滿大的，也就代表，十幾年對創作生涯而言其實沒什麼，真的沒什麼。它就是一個歷程，後面絕對有巨大的渴望是，你覺得拍攝紀錄片，或者說電影，絕對有更巨大的可能性，會改變你去和更多人溝通，你會藉此認識自己。或許我現在還沒開發到，但是想要去開發可能性，應該是我對電影的，一個強烈的愛的表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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