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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DF 真人圖書館：沈可尚／圖片 TIDF 提供 |
整理、編輯／李旻
在這個空間，我想起……
因為導演的身分，會去一些地方上課、演講、座談，好像有約定成俗的習慣去介紹自己的來歷。今天的活動叫作「真人圖書館」。什麼是「真實」的東西、「真人」？此時此刻和大家坐在這邊，我不想特別介紹我是誰，我只是坐在這個空間中的某一人。
剛來，想到這個空間，我沒辦法理性地回想到最源頭，第一次坐在這個空間裡面看電影是什麼時候。但我記得，大二吧，那天我來看張作驥導演的《忠仔》。這個記憶我已經遺忘很久，直到坐在這邊我才想起來。
我記得的不是電影的內容，也忘了那天人多人少。但我一直記得，張作驥導演站在這邊講話。我看著「什麼叫作電影人」的那個「氣」，完全很猛，有種囂張。他的工作團隊也來，有沒有嚼檳榔我忘了，但工作團隊的氣，絕對是跟嚼檳榔有關的那種氣。我一直是很萎靡的人，看了他們那個氣，覺得電影工作者一定是經歷過什麼，創作出不太入世的一個氣，有點絕對的，有點不太管你怎麼看待他的。當下，我心中起了小小的漣漪，覺得他活得滿有自己的態度。
這件事情可能我從來再沒想起。但，所有事情都是曾經在你生命中交逢一刻，偷偷種下什麼。你開始去嚮往，為了一個故事，你決心要傳遞給觀眾，所以塑造出人的生命、生活。現在想想，在這個空間，我被這件事情影響了。
什麼時候受電影啟蒙？
我的成長背景，電影是不存在的。我成長在對於所有可能影響你讀書成績的事物都會被嚴格地限制的一個家庭。所以我的電影啟蒙和大部分人不太一樣，我一直到國三，應該是畫畫比賽得獎有獎金幾百塊，一次考完試，幾個同學說要看電影，我跟著去。
大家想看《報告班長》或是什麼軍教片。大家很熱衷，但沒有座位，他們就想去打電動。電動場所更是聲色場所，我怎麼可以去咧！看到隔壁廳演《恐怖份子》，我根本不知道《恐怖份子》，更不知道楊德昌是誰，反正就拉著同學一起看。看完出來，同學訐到不行，看不懂。我也不懂，覺得好像懂但不太懂。那時候有個雜誌叫《今日周刊》，剛好影評寫《恐怖份子》，講的好像有道理，但，是嗎？想的很多欸！很奇怪，在國中時沒有燃起太多熱情，但會記得看《今日周刊》的概念，對我來講是：原來有人用不同的方式看你看到的東西。我沒有從此愛上電影，因為生活還是一樣，沒有任何娛樂的可能。
關鍵是在我逃家之後。因為我很想學美術，後來就逃家。突然之間，我有很可以揮霍的青春，時間是我管的，我要幹嘛是我管的，然後錢是我賺的，要活下去我得靠我自己。但活下去歸活下去，還有很多新鮮的東西吸引你，搖滾樂吸引你，台北市各街頭的文藝活動吸引你。我每天就泡在裡面。我想盡辦法讓自己活得下去。
我那時候玩樂團，做任何可以讓你謀生又可以讓你快樂的事情。好像被壓抑了十八年的精力突然猛爆，每天都不想睡覺。不睡覺的結果就是，你把很辛苦很辛苦賺來的錢，全部拿去看 MTV。第一次去看，是為了看樂團表演，看吉他手怎樣甩頭比較帥啊，但那很快就看完了。看完之後，有天我看到《廚師、大盜、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封面裸體、很辣，要不然看一下。
彼得格林那威。印象很深，我完全看不懂這部片，但是我為了這部片睡不太著。接下來幾天我一直在想，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後來我開始複習彼得格林那威的電影，一部一部看。彼得格林那威看完，看溫德斯，溫德斯看完看賈木許，賈木許看完看安東尼奧尼，看柏格曼。
那一兩年，賺的錢非常非常微薄，但是我把所有的錢都拿去看電影。我會覺得，自己進入了一個從來沒有參與過的宇宙。那宇宙我現在想起來都還是很感動。我每天活在現實世界的不自在或者辛苦，只要掉進電影的膠囊，它全部都是獨立的。我就是和電影相處，電影變成了我的戀人，變成我唯一的依靠或者相信。漸漸，我覺得自己找到了一個什麼鍾愛的東西。
從政戰兵，到電影系學生
後來去當兵。沒念大學，當然要去當兵。我真的又超級幸運，居然被選為政戰兵。政戰兵每個月要辦一次慶生會，負責挑電影給大家看，慰勞士官兵們。要挑就要有片子給我挑啊，所以連在軍中我都有好多 VHS 可以看，趁機所有台灣新電影都補齊，甚至看到一些台語片，看到一些已經很老的片子。退伍的時候，我非常知道，我的人生，終於找到強烈地被吸引的一個東西，那就是電影。
所以我決定要考大學，我要去念電影系。不過其實，我本來不知道台灣有電影系，以為要先從打雜開始，概念非常傳統。我去電影公司敲門，他跟我說你來幹嘛？台灣現在沒電影了。沒電影了，怎麼辦呢？找工作找了一個多月，直到有當兵的朋友跟我說，你可以去考電影系啊！真的假的？有電影系？一查還真的有。我就決定我要念侯導的學校，我不要念別的。
大學四年，我非常非常快樂，每天和電影還有同學混在一起。對我來講，電影、友情、生活，當時全部是同一件事情。我喜歡電影，我要看電影，我的分享對象是我的同學、我的朋友，同學朋友聊久了就是一起去拍片的人。那是人生非常非常幸福的一段時間。
原本不特別熱衷於紀錄片
在大學為了拿到學分，拍了第一部紀錄片《台灣漁業發展史》，我還留著。拍得滿好的，滿漂亮的，也拍得很仔細。但整個拍完，我覺得沒有熱情想要了解台灣漁業。倒是看了《北方的南奴克》，開始有種困惑：紀錄片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好像有點意思。但大部分的時候，「創造性」，創造演員、場景、故事，創造不存在的東西，是我對電影的概念。影像憑什麼是，你拍人在過生活？憑什麼？影像當然是要創造出來的。從第一部紀錄片以後，我還是專心寫腳本，拍劇情的東西。但人生有時候不是你選這樣就這樣。
那時候，台南藝術學院突然很紅，紀錄片非常地強悍，這所學校猛爆某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其實有點吸引我。我曾經想過要不要去念，雖然我不是很喜歡紀錄片。印象很深，《噤聲三角》被拿去台南藝術學院放，映後，學生在我面前分兩派吵架，老師發飆。有的老師說：這什麼東西！這怎麼會是紀錄片！另一派學生說：為什麼不是？我覺得他們很有生命力，老師跟學生、學生跟學生之間，為了什麼是紀錄片爭論，我像局外人。其實，《噤聲三角》是在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況下，老實地去拍，並不是當初就想得很清楚。
念電影系畢業，那是沒有電影的年代，台灣一年可能不到十部電影。只要有得拍片，你就覺得是種福分。周美玲導演籌畫的《流離島影》，十二個導演裡面，我資歷最淺所以我最後選，最沒有名氣的島：北方三島。其中一個島氣象會報，大家應該聽過，叫做「彭佳嶼」，另外兩個島在彭佳嶼旁邊，一個叫「花瓶嶼」，一個叫「棉花嶼」，上面都沒有人。我要完成任務啊，就去拍。
我先被制約，開始想國家地理頻道、Discovery 怎麼拍片。所以老實地，先做田野調查、歷史調查，去找有沒有漁民曾經在島上住過。然後非常辛苦地偷渡，因為申請去自然保護區太花功夫，所以我索性偷渡。但偷渡，我只能跟船老大約，請他三天後一定要來接我，超擔心船老大不來接。島上多可怕，棉花嶼是火山岩，最高的植被大概到小腿肚，代表你一整天要長時間地被日照，很難在上面度過太久的日子。
三天中，我體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晚上露營搭帳篷，我嚇醒，因為被鳥攻擊。鳥知道有入侵者。那給我的震撼蠻大的：人試圖用攝影機創造一個什麼行為，其實很渺小。我是入侵者，我帶著攝影機以為自己要講故事，但事實上，我被恐懼、被「可能無法活下去」的念頭，佔滿了全部。那個佔滿全部又要振振有詞地假裝不存在，我講跟我無關的歷史故事。
反省之後，我沒有辦法老老實實地去剪大家習以為常的紀錄片，因為那和我的真實情感毫無連結。所以，我做了一些比較決絕的手段，為的是去反映整個拍攝行為，其中的荒謬性。
剛才，大家看到幾個字卡，那對我來講，像天啟一般。為什麼你傳遞給觀眾什麼就算什麼？攝影機憑什麼偉大？我想把那個偉大更跋扈地被突顯。所以整部片做了百科全書式的東西，那些都是我瞎掰的，但所有的觀眾都會相信。其實我在諷刺自己：你以為紀錄片工作者偉大嗎？我進入了自己反自己的立場中。我到底為什麼拍紀錄片？紀錄片到底能夠呈現什麼？紀錄片真的能夠呈現真實嗎？真實的辯證來自什麼？混亂之下，我完成《噤聲三角》，到現在還非常喜歡，因為它把困頓的狀況誠實地表達，而且透過大家不太熟悉的方法。即使已經隔了十八九年，我現在也願意分享它。
從拍廣告到拍紀錄片《賽鴿風雲》
沒有電影可拍的年代，因為不喜歡拍政府標案，為了生活我去拍廣告。廣告拍了兩三年，好不容易經濟基礎穩定，但其實受不了拍廣告這件事。拍廣告非常不真實。我指的不真實，印象很深，是你居然要跟演員說：「你現在要吃漢堡，然後要邊吃邊笑喔。」當我下這個指令，自己都笑出來。
那陣子拍了很多奇怪的，譬如說，嬰兒的尿布廣告。因為嬰兒難控制，製片組準備了七個屁股，不分男女，這個屁股拍一拍，不受控了，就換二號屁股了。拍片變得非常詭異，我想盡辦法去控制屁股，我不愛屁股，也不在乎屁股，但是我必須努力把它拍得很美。為了賺錢當然是OK，但當拍久了，會害怕。我當初因為彼得格林那威，因為楊德昌，然後現在拍屁股。當國家地理頻道來台灣，應該是在亞洲首次徵案，這件事強烈地吸引我，我覺得可能要因此得救。
但捨棄我的團隊、創意總監？拍廣告，大家一起賺錢生活，一起長大，我也有情感。要離開廣告圈，一定要有一個好理由。國家地理頻道來台灣徵案，我心裡想，這個理由應該夠好吧。當然，不是想徵就能徵到，必須去爭取。
爭取的歷程中，我發現我不只是為了爭取到這個案子。在某個層面上，它對我有一種意義：我在做非常沒有安全感的事。我不會講台語，但是我必須離開台北，找各式各樣的鴿友聊天，問：「你願不願意給我拍？」他只要隨便說一句：「你要拍什麼？你又不了解賽鴿。」你就必須去了解。要了解，你要認識更多人，用很爛的台語，不停地跟鴿友泡茶、聊天、喝酒。很奇幻，為了要了解一個文化，你必須離開舒適圈。
為什麼我要離開舒適圈？後來我有點理解了，我是一個標準的台北長大的小孩，連當兵都在總統府，我根本不了解台灣。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我覺得好像在出國，認識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甚至殘忍一點地講，不同的階級。大部分玩賽鴿的人，農工階級居多，他們過的生活是最不見光的，原因很簡單，有的人賺很多錢，被國稅局知道就要繳稅。我認識了他們的小孩，有的人搞不清楚自己爸爸一輩子在幹嘛。我開始對這個題目有點興趣。
但我要去冒險嗎？去過一個，我根本不知道我即將過的人生？忐忑持續了好一陣子，我還是把案子寫完，再認真地跟美國華盛頓來的人聊，越聊越有趣，我發現他們比我還要感興趣。剎那間我發覺，紀錄片並不只是在報導已經發生的事情。紀錄片，在某個程度上，面對的是未知。當然，我大可以回過頭，講賽鴿是怎麼開始又歷經什麼；但我也可以，以我根本不知道結果會如何的歷程，去選擇拍攝。我選擇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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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決定了，而國家地理頻道願意給錢的時候，這個後者便開始讓我的人生付出一些代價。印象很深：賽鴿人不信任任何持攝影機的人——不是講我們賭博嗎？不是講我們跟黑道有掛鉤嗎？媒體都汙名化我們。而且，你不是來拍兩天就會走了？
我和一位蔡大哥溝通很久。人生真的好奇妙，有天我們都喝酒了，他跟我練肖話，他說：「如果從明天開始，你和我穿同樣衣服、戴同樣帽子，我們一起去看公鴿母鴿交配，等牠們生出下一季的比賽選手，我們都過一樣的生活，你敢不敢？你敢，就給你拍。」我說好啊，他以為我在唬爛。結果第二天，我就在嘉義大林租了一棟透天厝，這一住，住了整整十八個月。我想要試試看，在生活中，可不可以講一個觸動自己的故事？
我過賽鴿人的生活，凌晨四五點起來餵鴿、練鴿，中午就喝酒，醉到七八分，下午四點再專心練鴿。練完之後，晚上繼續喝酒，日復一日。非常奇妙，要不是紀錄片，我一輩子沒有想像這樣過生活。除了期待鴿子可以平安地回來，可以成功賺錢，也希望片子剪出來，說真的，心態是不要讓台灣失去面子。用盡所有方法，十八個月只賺二十三萬，但是我非常非常滿足。
記得交完片，我跟攝影師廖敬堯，我們兩個大男生在國父紀念館喝啤酒，喝著喝著都哭了。十八個月，就兩個人，最多三個人，用很土炮、很貧窮的方法，拚了命要把片拍好。在海上差一點要出事，被海巡大隊救上來，好多次瀕死經驗。我們回想起來，覺得有夠恐怖，不過有夠爽的。好夥伴就是這樣，到現在，我還是非常非常感激他。
拍完《賽鴿風雲》，幸運得了一些獎，所以有人開始找我們拍片。我們很有默契，心中暗暗發誓，下次要用不一樣的方法拍片，期待下次的經驗全然不同。很奇怪，有時候老天爺真的會讓你試試看別的東西。不到三個月，電話就來了。
因為《野球孩子》喜歡紀錄片
《野球孩子》整部片蠻長的，大概八十七分鐘。和《賽鴿風雲》不一樣的是，裡面完全沒有旁白。
拍《野球》，我遇到一個挑戰。台灣當時流行某種熱血運動電影，運動比賽一定要勝利，過程一定要有苦有淚。因為台灣棒球一百年，我其實是被要求去拍那種電影。可能我不是很熱血的人，或者說，我覺得真正的熱血是，在表象意義底下有一個你更在乎的東西。為此我有點煩惱，田野調查做了一段時間，然後沒辦法被燃起去拍熱血運動電影的感覺。我並不特別在乎一支棒球隊如何爭取勝利，但是我在乎什麼，我不知道。
直到有天我去花蓮，我跟片中的隊伍在教練家住了一個晚上，跟他們聊天。我覺得這個隊伍怎麼看都不會贏，因為人很少，跟台北的、西岸的，還會分一軍二軍的強隊，完全是兩回事。但我很喜歡他們在教練底下很緊張，私底下的時候一起鬼混。我對那「鬼混」真的很著迷。
從花蓮坐火車回台北的路上，我好像知道我要拍什麼了。為什麼我昨天晚上有點觸動了？我想想想，火車晃晃晃，一下車，我就跟廖敬堯說：我知道為什麼了！因為我意識到，小孩子打棒球，誰要為國爭光？誰管什麼國球？小孩子打棒球就是為了玩啊！為了跟朋友每天混在一起玩，其實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小朋友學習社交，他想要和信任、親暱的朋友一起玩，他們開始有團體，團體中，因為慢慢到了五、六年級，開始有階級，也開始有被教練或學校賦予的使命和任務，還有面臨青春期，父母親在不在身邊的尷尬。童年有最純真的東西，但童年，剛好在進球隊的年紀，開始轉變，童年漸漸要結束。我感動的是，每一個人都經歷過的那個「童年」。每一個人回想童年都覺得很遙遠，但再仔細想一想，童年時候，你做什麼事情的力氣都很直接、單純。你想要跟你的朋友混在一起，才是打棒球的理由，而不是要為校爭光、為國爭光、將來打職棒。我想把「非得要跟朋友混在一起的親密童年」，和「即將消逝的童年」拍出來。
出資者真的非常大方，他說好，你就去拍這個。我、廖敬堯和另外一個製片伍心瑜，我們三個人跑到花蓮富源又租了一個房子，紮紮實實地租了十四個月。其中有十二個月是比較完整的，從球隊暑期開訓的第一天，到他們下一年的暑期開訓，每天跟小朋友一起過日子。
一支棒球隊人再怎麼少也有十幾個人，所以選角很難。我開始每天觀察這些小朋友，隊長在想什麼？捕手在想什麼？他們上課、下課可能會在幹嘛？他好像在想什麼事？他好像在擔心什麼事？每天我一直做側寫筆記，思索這些角色到底是什麼？我非常喜歡去觀察他們。
為什麼要觀察？因為非得要找到一個角色的脈絡，才知道第二天要拍什麼。日常生活是無聊到爆炸的一件事。每天攝影機蹲在那邊，前四十分鐘、一個鐘頭都覺得很熱血，我在創造藝術。但當你連續蹲一個禮拜後，就恨不得把攝影機摔掉，因為你不曉得在拍什麼。過日子，哪有什麼戲劇性？沒有。每天就是寫功課、鬥嘴、練球、洗澡、睡覺，放假去玩，被教練罵、練球。有什麼好拍的？所以我其實是在做側寫的時候，試著描繪我第二天、第三天的拍攝是什麼，我想要找到童年最核心的東西，童年的「核」。我自己常常比喻，每次拍片都在找「核」，果核的「核」，試圖從一層一層的可能性裡面把核挖出來，給觀眾看。
《野球》有一點改變了我對拍紀錄片的心態，我開始享受。當攝影機擺著，現實世界發生在，譬如說此時此刻，大家聽我說話，我個人的行為會因為有攝影機在而改變。我會想替這個當下創造一個被拍攝的可能，而且我會尋找相對應的理由。我開始著迷於「現場不知道有什麼，但是我要看到什麼，而我理解我為什麼要看到」，的這個過程。因為《野球》，我有一點喜歡紀錄片了。之前拍《賽鴿風雲》是覺得，反正可以說故事，用什麼樣方法說都可以，然後不想輸外國人；但拍《野球》，我非常非常享受其中。真實世界發生的，有我無可預期的魅力。有時候，我甚至有種幻覺——我在拍一部被調度過的電影。
當你和攝影機，和你的被攝者之間的關係，變得夠專注的時候，譬如說，剛剛楊聖偉自己一個人在前院揮棒，當你夠專注，看了五分鐘八分鐘之後，天啟就來了。你聽到，喀拉喀啦，有腳踏車聲，你意識到，啊，另外一個角色出現，攝影機就過去了，這完全不是你叫他走來。生活裡面的調度本來就存在，只要你夠專心，就感覺得到它出現。
好像不是很正常，每天我和廖敬堯兩個人走在路上會說：不曉得明天會有什麼天啟？常常為了拍到小孩子，他只要有一個神情是突然忘記你存在，完全進入小孩才有的神情，例如焦急，想要替自己球隊加油但是落後，焦急到眼淚快哭出來，然後你的攝影機離這麼近，看得一清二楚，你和他之間會有種親密感，無可躲避的幸福感。
經過《賽鴿》、《野球》，我發覺紀錄片的可能性是沒有界線的。如果它可以做出兩種完全不同感官或者敘事方法的開發，它鐵定還有一百種。從此以後，我觀影的list裡面才開始出現紀錄片。我之前不看紀錄片的，因為我不是很喜歡。但是經過這兩次拍紀錄片的經驗，我開始喜歡看紀錄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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