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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DOC 印尼日惹紀錄片工作坊／圖片提供 FFDjogja |
文／羅苡珊
三、 電影書寫：尋覓影像的修行
在工作坊期間，除了提案練習之外，我們也必須完成三份短片拍攝作業與一份書面作業。其中，書面作業「單頁簡介」（One-Pager）要求我們在一頁 A4 內寫下影片故事大綱（Synopsis）與導演的話（Director’s Intension）；而三份短片作業則各自有不同的拍攝規定與創作限制，每位學員也會被指定專屬的個人題目。藉由多樣化的作業設計，我們得以在表達電影的不同形式中，去思考口說語言（提案）、文字書寫（單頁簡介）、視覺影像（短片作業）之間相互擴充與彼此檢證的關係。
對於這三者如何共構一部電影的生成，菲律賓導師約翰・托雷斯（John Torres）有著極為精確而迷人的描述：「讓我們假設你的電影是一棟房子，作為導演的你必須帶著觀眾進入這棟房子。那麼『故事大綱』就像是你決定要帶觀眾從哪一扇門進入；『導演的話』是你帶領觀眾的方式與溫度——你要牽著他的手？還是在背後輕輕推著他走？——拍攝大綱（treatment）是進到房子裡後，你在室內擺設的每個小細節；而至於提案的過程，就好比你從頭到尾都將觀眾的眼睛摀住，告訴他這是什麼樣的房子。」 （註1）
也因此，任何不必要的資訊都會迫使觀眾分神到屋外無關緊要的事物上。「你必須將我們這些聽眾放到地面上（ground us）——具體地揭露故事框架，讓我們進入『這是關於什麼的故事』。」即便是以社會議題或政治事件為主題的紀錄片，解釋脈絡也並非說故事的首要之務：「在故事框架出現之後，再在框架中融入脈絡；但不是以解釋資訊的方式，而是透過你的觀點去呈現，讓脈絡也成為電影當中的一個事件。」
這樣的說法翻轉了我過去對電影企劃書的理解。台灣電影企劃書的書寫，往往重視對背景脈絡的解釋與描述，而忽略了透過具體的情節與事件來說故事的重要性。因此，企劃書與最終完成的電影之間只是「獲得補助」的工具性關係。然而「作為整體的電影」不只是在成片後的故事內部發生，也是在電影尚未完成時的生成過程中發生——文字與提案也是電影的一部分。透過一次次書寫與述說的過程，反而能尋找到理解影像的正確途徑。
這個體悟也連帶地影響了我的創作預設。由於《雪融》中的主角已經過世，因此當我過去在尋找將這份缺席視覺化的可能性時，往往是奠基在寫作的基礎上，再去尋覓影像。然而 ASIADOC 所談論的文字與影像的關係，並非我過去所以為的「書寫電影」，而是「電影書寫」——不是「依循寫下的事物去拍攝」，而是「書寫已拍到的影像，藉此開拓影像中的故事」。
之所以能夠理解這點，是拜工作坊的短片作業所賜。短片作業同時也是我獲益最多的環節：透過這些彷彿與創作案無關、甚至能拋開多年「創作包袱」的視覺練習，反而能在單純的實驗當中，意外找到另一種逼近原先創作的工作方法或視野。
第一份作業「一鏡到底」（Sequence-Shot Video）希望我們透過視覺與聲音，展現作為電影工作者的自己。在這次作業中，只能使用智慧型手機拍攝最長兩分鐘的影片，且不能經過後製剪輯（直接使用現場音）。我收到的個人題目是「是什麼讓我感到活著？」，由於這個題目很貼近我的創作案，我很快地鎖定了幾個關鍵詞——陽光、自然、童年、自己的房間。我紀錄了自己從工作空間走出落地窗的過程，並在踏入陽台時被國小孩童下課的喧鬧聲包圍。畫面轉向在操場玩耍的孩子們，拉近後的鏡頭跟隨一個奔跑的女孩移動，最終定格在陽光下的樹梢與操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