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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DOC 印尼日惹紀錄片工作坊 Creative Documentary Storytelling Workshop |
文／羅苡珊
「創作若不是作者自身探索恐懼或未知的冒險，就沒有寫出來的價值。」
——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到遠方》（註1）。
參與 ASIADOC（註2）印尼日惹紀錄片工作坊的經驗是無法一言以蔽之的，甚至是在結束後仍無限增長的。在工作坊結束的一個多月後，藉著寫下這篇文章的機會，我試著回望它的屬性——它既是一個注重主體安全感與隱私的團體療程、一場挑戰既定想像的視覺實驗，同時也是藉由電影書寫開拓故事可能性的訓練。甚至，很難說它適合哪一階段的創作案參加。表面上，它是為處於開發階段或拍攝初期的創作案而設立；但實際上，這些在電影產業平台上難以迴避的、將拍片過程劃分為線性階段的製作術語，在工作坊中甚少被提及，也不曾被用作標籤一部片的工具。
或許可以這麼形容——它注重電影的創作過程如何作為一個「整體」（entity）：當我們談論電影企劃書的故事書寫，我們同時也在談論片中具體事件的視覺建立；當我們透過觀看視覺素材而討論拍攝現場的抉擇，我們同時也在談論剪輯時的敘事抉擇。而此外——電影，不只作為整體，也作為「歷程」（process）。「歷程」一詞不斷在工作坊中被提及，幾乎要成為足以為整個工作坊定調的關鍵詞。比起斬釘截鐵向外界宣稱對自身電影的「確定性」與「控制力」（諸如製作進度、資金狀況與預期成效），ASIADOC 更在乎的，是創作者如何面對在創作過程中無法掌控的偶發因素、如何看待那些未成定局的預想、如何接受與承認在成片後仍無從解決的謎團，以及最重要的——「我為何決定成為一位電影工作者」這樣的存在命題。
這當然不是否定製作面、行銷面或市場價值之於紀錄片的重要性。只是，當這個世界已然充斥眾多提案會與媒合投資平台，而「對外表述」也已有一套既定格式必須遵循的此時此刻，它為創作者提供了另一種能將「尚未誕生的電影」朝向他人開放的空間。也因此，與其期待我們完美熟練（因此也相對安全）地演繹提案流程，它更希望我們勇於挖掘新的講述故事的方法，並隨時保持樂意被改變的開放心胸。
於是，「每一位創作者，以及她／他帶來的創作案，在這一個月內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變化？」成為了工作坊最關心的問題。
——而這其實是我從準備申請資料，到接獲入選通知時，都未曾意料到的。
一、這裡沒有任何危險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以全英語進行的海外工作坊，入選的創作是《雪水消融的季節》（After the Snowmelt，下稱《雪融》）。這部自傳體紀錄片講述了我在成年之際遭遇首次親暱的死亡，並決定承擔摯友在山難現場留下的遺願；而在面對死亡的過程中，原先被死亡觸發的行動——無論是承擔遺願、回溯高壓教育的成長史，或是追索與山林的情感——都逐漸導向了對「與自我和解」的渴望。
這部片早從 2017 年便開始前期拍攝，也許是多年來經歷了眾多創作方向的轉變，在參與工作坊之前，我幾乎不願承受任何預期之外的變動；我希望一切事物都在控制之中，並對超出掌控的因素感到出奇地受挫及失敗感。然而參與了 ASIADOC 之後，我才發現自己錯得離譜——這種抗拒變化、渴望掌握確定性的狀態，是把拍片視為「做掉案子」而非「創作」時，才會出現的心態。
創作，意味的是將自己置身險境。這裡的「險境」不是指來自外在的具體危險——政府壓迫、警察暴力，或在野地中潛藏的意外——而是放下既有執念、停止計算已付出的成本，並冒著被他人、他事、他物理解與擾動，甚至被改變的風險。
「這裡沒有任何危險。你可以盡可能嘗試任何東西。」在工作坊的第一天，導師之一的洛朗・貝庫雷納德（Laurent Bécue-Renard）就這麼對我們說。這句話在往後一個月當中得到了驗證。而所謂的「沒有危險」，我認為至少包含了三個面向：一、注重參與者主觀感受上的隱私及安全；二、盡可能去除會造成比較與競爭意識的機制；三、營造每個人的發言都能被認真聆聽的時間及空間。此外，在這一個月的工作坊中，每個入選的創作案只有導演一人可以參與，其他劇組內外的他人（如製片、剪接或口譯等）都禁止參與其中。因此，導演——作為擁有說故事的強烈渴望，並決定以電影為媒介傳達的角色——得以屏除外在的製作限制，從而回歸到原初的創作心境。
「最重要的是你內心那份強烈而深沉的訴說渴望。」三位工作坊導師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類似的話語：「是什麼正在不斷驅動你？你必須表達出來、讓我們能感同身受。」
這確實是 ASIADOC 最難能可貴之處：為了使我們安心地將自己置身險境，它締造了一個安全而隱密的空間，使「嘗試未知的風險」與「盡情試錯的安全感」始終處於互為表裡、相互依存的微妙平衡狀態。
二、作為電影工作者：面向亡者的祈禱
ASIADOC 的進行形式大致可以分為團體會議（group meetings）、小組會議（small group meetings），以及每位創作者與不同導師的一對一面談（one-on-one meetings）。其中團體會議的議程，又分為計畫提案（Project Presentation）、作業討論會（Discussion Assignment），以及最終提案（Final Presentation）。
導師的組成與背景，則是形塑工作坊將如何進行的重要關鍵。今年的導師由台灣導演黃胤毓（執導與製作「狂山之海三部曲」：《海的彼端》及《綠色牢籠》）、菲律賓導演約翰・托雷斯（John Torres，導演作品《視而不見》與《人民力量重磅彈：越南玫瑰日記》曾於 2021 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播映），以及法國導演 洛朗（執導「憤怒的系譜三部曲」：《War-Wearied》與《Of Men and War》）三人所組成。
三位導師顧及的面向都不盡相同，比如兼具製片身份的黃胤毓時常以製作考量出發、約翰・托雷斯更關注導演實務與創作過程、洛朗則是聚焦在較為抽象的概念原則與劇本寫作。正是因為含納了電影創作（作為整體與歷程）的不同切入點，幾乎每一位參與者都能獲得多元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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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ASIADOC印尼日惹紀錄片工作坊 與會三位導師 分別是：黃胤毓（左上）、約翰・托雷斯（左下）、洛朗・貝庫雷納德（右上） |
有著濃厚歐陸人文主義思想的洛朗是政治科學背景出身，曾在波士尼亞戰爭期間駐點於塞拉耶佛，並在戰爭後展開「憤怒的系譜」三部曲（A Genealogy of Anger）的拍攝。中途轉行到影像創作的他，顯然十分在意電影工作者（filmmaker）的角色定位：「我們之所以坐在這裡、拍攝並談論電影，都不是意外使然。」他說，「是我們自己決定這麼做。是我們自己選擇電影作為表達的語言、將自己置於電影工作者這樣的位置上。」
因此，工作坊期間的討論都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當觀看電影作品，是我們「作為電影工作者」去觀看他人「作為電影工作者」所進行的導演決定；當討論彼此拍攝的短片作業，即便不拍攝私紀錄片、不將自己放在鏡頭前，仍要能讓他人感受到創作者自身「作為電影工作者」的存在。而對洛朗來說，電影工作者也不是一個能隨時撕下或貼上的身份標籤，而是一種關乎生存姿態的倫理態度：「一旦決定透過電影說故事，生活中還有什麼不與電影相關嗎？如果不能試圖表達至關重要的事物，那我真的能好好地生存下去嗎？」在一連串自我詰問之後，他接著說：「電影必須一直是關乎生與死的事情。我們無不與我們的電影共生存。」
若得知洛朗由文字寫作轉向影像創作的起因，便不難理解他為何這麼說：面對伴侶死亡時，他體會到在人類經驗中存在著某種「空洞」（void）；那樣的空洞抗拒文字的介入，因此任何語言都無法再現空洞的經驗本身。於是他開始拍片，透過影像去逼近那個空洞經驗的邊緣——人們憶起創傷經驗時，破碎的語句、無以名狀的瞬間、欲言又止的停頓⋯⋯——在凝視空洞邊緣的同時，他也必須避免自己掉入那吞噬社會性意義的虛無之中。
在這樣空洞的創傷經驗裡，並不存在一個「先前的故事」。唯有透過藉由故事的發明、聆聽與感受，才能夠賦予創傷經驗一個意義結構，從而使這些倖存下來的人創造自身的真實與繼續活著的意義。也因此，拍攝與創作電影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治癒」（therapy）與「肯認」（acknowledge）的過程。
「『活下來的人必須要述說這個故事』，這句話其實也是對於電影工作者的定義。」在我第一次提案之後，洛朗這麼對我說。這句話是我的摯友留下的遺願，也是我之所以拍攝《雪融》最初始的動機。「作為電影工作者，我們的創作都是面向亡者的祈禱 （prey for the dead）。我們將自己放在祈禱者與倖存者的位置上——不是之於某個愛人的倖存者，而是在承繼那些已死的人類。」他說，「所謂的亡者，也不是一個特定的死者——我們不是要觀眾去哀悼那個死者，而是一個普遍性的哀悼：去哀悼觀眾自身也必然失去與逝去的事實（mourn their mortality）。」
對於電影工作者的倫理要求，也反映在洛朗看待被攝者的心態上。在提案練習時，我提到《雪融》中已過世的摯友是一位跨性別者——這是我第一次將他的性別認同放進提案當中。由於中文的第三人稱「他／她」並沒有發音上的差別，人稱本身的性別指涉也不如英文來得鮮明，過去我往往是以「他」來模糊化性別認同；然而一旦置換到英文語境， “he / she”蘊含的性別差異就難有模糊空間。為了不造成聽者對人稱的困惑，我簡單在朋友出場的段落中說道：「直到我們更認識彼此後，我才發現他是一位跨性別者。」
在提案後，洛朗嚴肅地對我說：「你不該將你朋友作為跨性別這件事視為理所當然（take it as a given）。即使這樣邊緣的性別認同在你們這一代已經是普遍的事情，但它仍不是個既定的事實，而是一個在身心方面持續掙扎與奮鬥的過程。對你朋友來說是如此；對當初與他相識的、青少年時期的你來說，也是如此。」
當代蓬勃發展的認同政治情境，將過去被排除在外的弱勢族群與性少數納入被正當化的分類範疇內；在保障權利的同時，卻也容易導致廉價的理解，彷彿只要「禮貌地」替他人貼上某個身份標籤——不只是跨性別者，也是黑人、女性、同志、原住民，或其他在認同政治框架下被「認可」的身份——就能輕易「解釋掉」這個身份背後未竟的掙扎處境。而與此同時，身份認同的標籤，也無助於說明拍攝他人的真實經驗：「拍攝他人的過程是一個發現的過程；而角色，永遠是一個神秘的他者（a mysterious other）。」洛朗這麼說道，「因此當你詮釋角色時，保持開放性、以實際互動賦予他血肉，讓我們感受你們之間的真實聯繫，而不是用一個知識概念去解釋掉。」
接著，他話鋒一轉：「你也要意識到，你無法完全探究這位神秘他者，但這不要緊。他會體現我們某一部分的自我、與我們共享某些相同之處——在這層意義上，有真正的『愛』存在。而電影，無非是將這樣的愛放在螢幕上，讓觀者加入那維繫你與角色的『愛的聯繫（bond）』當中。
洛朗口中的愛，指的是人們之所以能夠形成社群（community）的聯繫——電影並不只是關乎生死，也必須一直是關於愛。而如此一來，電影工作者最大的痛苦，便是愛的失落：無能將對特定對象的哀悼昇華為普遍性的哀悼、無法使他人共鳴自身的感受，乃至於社會性溝通的泯滅。「『哀悼亡者』這個課題，也許是你最大的困難。」在回饋的最後，他這麼對我說：「我們都看得出來，它對你來說是個重擔，但它同時也很迷人，甚至在你如此年輕時就塑造了你。你可以把這一切視為你的資產——作為電影工作者，同時也作為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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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ASIADOC印尼日惹紀錄片工作坊／圖片來源 FFDjogj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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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不與我們的電影共生存－記2021 ASIADOC印尼日惹紀錄片工作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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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作者原文是「小說若不是作者自身探索恐懼或未知的冒險，就沒有寫出來的價值。」由於我認為法蘭岑在這句話中指的創作態度不限於小說形式，因而在此將「小說」一詞替換為廣義的「創作」。
註2：ASIADOC 印尼日惹紀錄片工作坊（ASIADOC 2021 - Creative Documentary Storytelling Workshop ，簡稱 ASIADOC）是由法國紀錄片機構 Docmonde-France 與印尼日惹紀錄片影展（Festival Film Dokumenter – FFD Jogia）共同舉辦的創意書寫工作坊。2018 年，由於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Taiwan Docs 臺灣紀錄片海外推廣計畫的加入，ASIADOC 開放來自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申請，並在入選後由導演前往印尼參與為期兩週的工作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境下，ASIADOC 改以線上形式舉辦，並將議程拉長至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