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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紳士 Ginoong Taiwan（2023）／圖片提供 金穗獎 |
文／林忠模
每年上半年舉辦的金穗獎，是台灣年輕電影工作者嶄露頭角的盛事。看完本屆入圍紀錄片類兩組的11部作品，筆者的第一印象是，相比去年，今年入圍作品的形式普遍較不炫技，關切的主題更為多元，並留意到許多台灣觀眾平日媒體視野中闕漏的事物。例如《溫柔的誕生》記錄「順勢生產」（Gentle Birth，或稱「溫柔生產」）的個人經驗；《人之初性本善》藉由描繪一位 AV 女優從業者，帶出對女性身體及情慾更開放的心態；《台灣紳士》的主題是鮮少會被人留意、在台菲律賓移工所舉辦的男性選美比賽；而《爸爸歐巴馬》述及冷戰下（特別是越戰期間）美軍因度假大量進出台灣而造成的台美混血兒故事；至於《鯨之聲》的重心雖在鯨豚保育，但也嘗試加深我們同理其他物種及對台灣周邊海洋生態的留心。今年多樣的入圍陣容，讓觀眾從中獲得許多知識經驗的學習跟觀念的衝擊。
《自由的人》：絕望中的火光
琳瑯滿目的入圍作品裡，筆者特別想談的是由林治文、廖鏡文、鍾岳明三人合作的《自由的人》，以及李慈恩的《跳飛機》。這兩部電影在主題的特殊性以外，還滲入更多來自對象本身或創作者本人纖細的感受，因而更加打動身為觀眾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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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人》的主人翁是廢埕樂團的主唱朱宸，以及他現今過著的滿載生活。關於音樂人的紀錄片，重心時常落在創作演出散發的神采、音樂人本身的性格，以及其生命經歷之間的搖擺。常見的窠臼往往落於將具體的生命經驗，從屬於說明、合理化其音樂成就，變成用來填補天才面容的註解。然而，《自由的人》鏡頭下呈現的朱宸，在音樂人的身分之外，有著更多與你我相似、屬於一般人的質地。儘管他的家族內多名成員患有小腦萎縮症，而他體內也帶有這遺傳基因的陰影，然而影片不將其處理得濫情，而是從他與疾病潛在性共存的意識，及他與親人、家族命運的繫絆，萃取深刻而入世的體悟。
對時間的流逝感到迫切，或者說，那份主觀上的危機感，正是將工作行程塞滿的朱宸，彷彿在無形中要對抗的。片中說著「不想把自己活得像一個病患家屬」的他，音樂跟賺錢都要，然而將近片尾，我們又從字卡得知他遲遲不肯去做基因檢測。這心理上的矛盾，讓朱宸很人性的一面顯露了出來，若每個人降生於世的時日某些程度上而言，一言以蔽之都是在「向死求生」，那麼朱宸恐懼最深的恐怕還是在罹患小腦萎縮症後、心靈被囚禁在身體裡的生不如死。
換言之，活著的品質才是他最在意的部分。由這點來看，本片命名為「自由的人」，或許指涉的也是從朱宸身上我們將看見，「依照自己的意志去活著」對某些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決定，而是每日每時都必須確認，但始終無解的習題。
儘管《自由的人》沒有花太多篇幅談朱宸的音樂創作，但隨著他生命中核心的困惑逐漸攤開在鏡頭前，他音樂中的特質（曲風、唱腔、歌詞）卻細密地呼應起他本人遭遇的現實。音樂創作在本片內，是屬於朱宸這個人的一道切片，但這切片，也透露更多他不會在日常言談或受訪的冷靜裡洩露的情感訊息，轉而更加豐富我們對朱宸內心的理解。而作為小腦萎縮症病患家屬和潛在罹病的可能，究竟在他內心深處造成多少無法對人言說的心緒，只怕也是身為觀眾的我們需要自問的：藉這樣的訪談能靠近他本人到什麼程度？換言之，鏡頭前後的距離，亦是我們跟朱宸獨自承受的寂寞的距離。
這不曾點明的含蓄之處，是我覺得《自由的人》的後勁所在。正當我們認為鏡頭可以幫助我們懂得面前這個人真實的面貌，在這些已揭露的部分外，卻還摻進一些即便是我聽你說了出來、卻無法肯定我能在感受上全然進入你的位置，那股略帶苦澀和無力的感覺。畢竟，我們多數人沒有相同的現實經驗，而經驗的落差決定同理程度的差距。影片若無法以攝影機的逼近去弭平這距離，那麼能做的，其實也就是用想像力將這段空缺接續。
因此，我會用另一種不太一樣的觀點去審視《自由的人》中使用的家庭影像。我認為它除了讓我們看見朱宸的家庭往事外，另一個作用或許是視線的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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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人 I Must Keep Singing（2022）／圖片提供 金穗獎 |
家庭影像背後的掌鏡者，是朱宸的父親或是其他親人。換而言之，藉由觀看他們從觀景窗內所見，觀眾同時也暫時也化為那家庭內的一員，沉浸於其彼此間相處的親暱，並意識到罹患重症的親人就在你面前的情狀。我們的想像力因此可以攀附其上，貼近父親罹病一事對這家庭及朱宸本人造成的深遠衝擊；這些家庭影像，進而也為朱宸對罹病後的父親怎麼生活的主觀性描述撐起情感的厚度，並讓我們更能體會，試圖在絕望情緒中尋找自由的滋味。
而我們藉由想像力去觸及的，其實也是習以為常的生活狀態——在罹病後、那一整片的虛無。這比起死亡，還更令人覺得遙遙無期難耐（因此朱宸形容那像是坐牢）。但是，當期待的未來與懷念的過往，在這虛無中盡顯渺小不足為道，反過來讓人清醒認識，當下的「呼吸之間」，其實才是真正的、唯一的「活著」，只要還有一口氣在、沒被病魔擄獲（或許幸運地它終究不會到來），就有個人意志跟自由的可能。這麼一想不也讓人格外珍惜面前的一切與能做的事？對朱宸來說，恐懼固然一直都在，但明天會怎樣已無暇去想，因為他唯一能確實抓住的，就是現在這個頃刻（我們何嘗不是如此？只是我們很少想到這點）。作為一個自由的人，其實根本不是無拘無束，而是在與現實的角力摩擦中，因為自身的投入拼搏，才能從限制裡擦出那名為「自由」的火光。朱宸歌聲裡的嘶吼低沉，有陰暗的一面，卻也是為著不願順從地沒入黑暗、每日又多了一天而燃燒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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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飛機 Swimming in the Mine Pit Lake（2023）／圖片提供 金穗獎 |
《跳飛機》：女兒無法談論的「父親」
李慈恩的《跳飛機》，則以她原生家庭所在、馬來西亞務邊的拉灣古打新村為重心，鋪陳起一段此地在1980年代錫礦沒落後，多數男人遠赴國外「跳飛機」、做起非法勞工的往事。在這個客語、廣東語混用的村落裡，她訪談男性長輩，從其記憶裡浮現出一幅集體移徙的群像。男人們的跨國流動接上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不變的卻是底層的命運，在那樣的犧牲中，嘗試將翻身的夢想寄託在未來的子女身上。
對比於當時的台灣，這段馬來西亞霹靂洲一帶華人的經驗，既打開我的視野，同時也突顯華人在各地生活與移動上複雜的變貌。成長時父親的缺席，成為李慈恩這代人的普遍記憶。但是讓我覺得特別的是，儘管她自身的家庭經驗是她拍攝本片的起點，片中卻不曾出現她父親現今的身影，既沒有親身訪談，也沒有視訊通話，她訪談了與她父親同輩之人，但這塊拼圖，卻獨獨缺了屬於她父親的那一片。
不論這是由於父女間某些原因而無法交談，或是刻意把訪談父親的段落抽去。我覺得本片的結構出現這個「缺漏」，至少隱含著那段失落的過去其實無法重建，空白的父親形象因此不可能修補。這同樣反映在導演父親的「臉」在家庭影像裡並未出現（即使他其實在場掌鏡，或者從畫面中經過），唯一真正出現的時刻，只有在牆上那幅年輕時的結婚照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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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飛機 Swimming in the Mine Pit Lake（2023）／圖片提供 金穗獎 |
分離造成的情感疏遠沒有辦法重來，正如導演的畫外音，最後也開始自問起拍攝的目的。於是，本片在記錄那些在外謀生難以返鄉的男人之外，更為動人的，是導演作為一個女兒，不知如何面對父親多年缺席、雖是血親卻又無比遙遠的遺憾。她將自己面對父親時內心無法忽略的距離感，體現在影片的結構中，雖然片中我們也聽到她與母親談起父親，但一旦觸碰到真實的感受，她也依然詞窮而只能用簡短、略顯冷淡的語氣匆匆帶過。
前述的《自由的人》與《跳飛機》，在本身主題性之餘，另行展現了一種對於「心理上的距離」的敏感。兩者處理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將影像本身「明示」的限制，轉化、導向去聯想更深邃而無法明言的內涵。這也提醒我們，紀錄片不是把話說盡，而是要在視覺、話語和影片時間的有限中，迂迴地滑進那更加完整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