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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油蒼蠅 Butter Fly（2001）／圖片版權 許慧如 |
訪談時間：2014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一，14:00pm
受訪者：許慧如
訪談者：吳文睿
＿妳是怎麼走上影像創作和工作這條路？
許慧如：我是唸政大新聞系，那時我對新聞工作有憧憬，可是那憧憬是很模糊的想像，我唸新聞系的時候完全不知道紀錄片是什麼，從來也沒看過紀錄片，一直到大二升大三的時候，要開始實習，那時候要選實習的單位，我一個選了去電視台實習，另外就選我比較陌生的、沒有接觸過的：多面向紀錄片工作室。我想知道紀錄片到底是什麼？有點好奇。所以那時候我就選兩個不同的實習單位，民視跟多面向。
兩個都去實習後，我發現紀錄片工作可能是我更喜歡的，所以我實習完之後，開始去螢火蟲映像體打工。當初在多面向紀錄片工作室是跟李道明老師，螢火蟲映像體是跟董振良跟周美玲導演，那時他們一起設立了螢火蟲，然後黃庭輔也跟他們密切地合作。
我在螢火蟲映像體工作了蠻長的時間，特別是跟著周美玲還有董振良導演，那時候他們拍很多題材跟金門有關，我爸爸是金門人，可能也因為有這個地緣關係，所以我們也很常回去金門。我在螢火蟲映像體半工半讀，一邊在學校唸書，一直到畢業後都還持續蠻長一段時間。
其實新聞工作跟紀錄片我兩邊都還是會掙扎，畢業以後我也實地當記者，財經線的記者，可是半年以後，我就覺得不大適合，於是離職，正式地跟著周美玲與董振良拍片。那時候拍了一些金門的片、周美玲的片，包括後來的「流離島影」系列，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才到台南藝術大學（後簡稱南藝大）唸書。這過程並不是很戲劇化，其實還蠻順暢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新聞系的背景對妳後來拍片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許慧如：我覺得其實很有幫助，雖然我們會覺得新聞的整體環境不理想、不喜歡，可是那畢竟是環境因素，實際的工作本質我喜歡。比如說去探究某一個問題的答案，或者追求真相。我覺得在學校的訓練是有幫助的。實際地來談，讀新聞系的一大幫助是你跟人的一種關係——你要拍紀錄片，其實遇到很多問題都來自人跟人。我後來發現很多學弟妹，或南藝大的學生，開始要拍攝、要進入田野時，不知道要怎麼進入；我覺得新聞系對這個是有幫助的。比如說你現在有一個議題，你感興趣、想要學習、想要了解，新聞系其實有些訓練是可以幫助你比較容易地進入。還有，新聞倫理的教育或田野規範，我覺得在後來的紀錄片拍攝上，很多時候對自己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確實很多剛學紀錄片的人都遇到這樣的問題，那如果沒有這樣的背景，要怎麼辦？
許慧如：新聞系不一定是絕對的優勢，只是說新聞系可能提供了部分的優勢，但是它可能也有缺點，缺點有可能是太過議題式的處理。如果沒有新聞系的訓練背景，那也應該會有其他的背景，也許可能是社會系，也許是人類學系的，創作者會因為不同的背景而提供不同的優勢，問題在於自己是不是清楚在那個過程中，把這些轉化為拍攝時的優勢，對其製作紀錄片產生幫助。
＿妳的每部作品在形式與風格上的跨度蠻大的，每一部會選擇適合它的形式，選擇也很準確，妳覺得是什麼樣的養成造就的？
許慧如：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比較不受限於什麼既定的模式。現在回想的話，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會受到「什麼事情應該要怎麼做」這件事情影響的人，所以任何方法都是可能的。也因為這樣的態度，我在紀錄片的製作上便享有某種自由度，今天面對一個不同的題目時，我會希望在內容和形式上達到某種契合。
拍攝不同的內容，我會希望透過符合內容的形式，來好好地把想說的話說清楚。我不受限於一個既定的窠臼，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拍什麼片就應該怎麼樣，或紀錄片應該要怎麼拍，所以相對地會用特定的方式看待。但我反而覺得，應該要配合影片的內容找到合適的形式，相輔相成去談述事情。可能是因為這樣，所以你會有這種感覺，覺得我的這部片跟那部片，都選擇不同的形式在製作。但裡面可能有一些內在的質地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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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Inside（2006）／圖片版權 許慧如 |
＿妳畢業後工作幾年之後去了南藝大唸書，妳覺得在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學習情況如何？每個時期的氛圍或許都不太一樣，好奇妳在唸的時候情況是怎麼樣？
許慧如：那時候我們每一學年都要做出一部作品，而且每個作品都得要自己完成，我們有些同學為這些事情很苦惱。我當時的情況不大一樣是因為我畢業後除了當記者半年，接下來都是跟著紀錄片工作室在工作，除了螢火蟲映像體以外，也去黃明川導演的工作室實習。我那時很常被安排擔任企劃或者是執行製作的角色，或者製片與行政的工作——可能那時候女生比較容易被安置到這些工作崗位上。
我自己有個強烈的企圖：我很希望能拍我自己的作品。可是我一直沒有辦法真正去拍我想拍的東西，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離開這些工作室，去南藝大唸書。我那時候的心念很強，在南藝大的時候很快樂，我可以自己拿著攝影機，拍我自己想要拍的東西。即使可能在技術上有些障礙，比如說不會使用攝影機、不會剪接，妳必須自己克服這些技術門檻，但是因為內在的慾望很強，這些問題對我來說不是那麼大的困難。
當時我的同學也曾反應過希望分組工作、大家互相協調，可是這些事情後來都沒有成立。沒有成立的原因可能是，大家一方面希望可以共同合作，來克服技術困難，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家關注的主題不一樣，所以後來都還是自己拍自己的片。到現在我仍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學習過程。據後來的學弟妹說南藝大的訓練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不再要求每一年要完成一部作品，我覺得很可惜。當然時間上很有壓力，每年都要獨力完成一部作品，但壓力同時也是逼迫自己克服眼前的困難。
我第一次拿攝影機時是為了拍入學作品，剛好遇上我外婆家房子要拆，我還記得那時候是跟周美玲導演借的機器，我問她：學姐妳借我一台攝影機。因為她也是政大的，所以我叫她學姐。我說借我一台攝影機讓我去拍，可以作為南藝大入學的作品。但那時候我不知道怎麼用，美玲說妳去拍就對了，妳站好就按錄影，反正拍了幾次就會知道問題在哪裡。於是我說好，就真的拿攝影機去外婆家拍。
拍了一段時間之後，周美玲學姐就問我，「有遇到什麼問題嗎？」我說，我發現我知道什麼時候要開機，可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關機。這個問題是我一開始遇到的問題，其實也是即使到了現在還會遇到的問題。影片要拍到什麼時候？是否要做一個結束？這件事情我會覺得有一點接近哲學式的思考。因為紀錄片跟劇情片是不一樣的，紀錄片是一直進行的，尤其如果拍的對象是人，或者說是人生，那就不是你按停止鍵就停止的，不是導演喊「卡」就會結束的。我知道這個時候很精彩要開機，可是我會覺得一直跟著這個人往前進，但什麼時候才是關機的時候呢？後來美玲學姐跟我說：「這個人如果出鏡了，妳就可以按停了。」，喔原來是這樣。
後來我再次回去找周美玲學姐的時候，我請她幫我看一下毛帶，她看了後，她說好奇怪，為什麼我總是拍一拍就移到旁邊，或是拍一拍就離開。我回她說：「妳不是跟我說人物出鏡就可以關機嗎？」所以我變成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結束錄影，只好把攝影機移開，這樣被攝者就出鏡。現在回想起來很好笑，其實那時候我是用一種非常本能、直覺的方式面對攝影機，面對我要擷取的影像到底是什麼的這件事情。
我記得我在剪接時也是一樣。我們那時候經歷剪接「從線性轉非線性」，我覺得也算是運氣好，我完全沒有考慮學習線性的剪接。我入學時買了一台電腦，裝上剪接軟體，想說既然要做個選擇，就學習非線性的剪接吧。可是我還是不知道怎麼剪，對剪接軟體完全不熟，學校老師也不教這種技術課程，一切都靠自己摸索。我剪剪剪剪了很久，覺得很奇怪怎麼都剪不到一分鐘？剪很久都還是很短。有一天我就跟一位同學說，妳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我已經剪好久了，可是都沒有辦法突破一分鐘。然後她說好，就來幫我看。我們一起看我剪的東西，看了很久後她說：「這樣真的沒有一分鐘嗎？」後來我們又仔細研究，我們都不大會看剪接軟體的時間碼，後來才發現已經快要十分鐘了！完全失去時間感。我們倆一直笑，想說怎麼會那麼荒謬，出現這種事情，很不可思議，搞不清楚狀況，可是也很好玩。我覺得那時候對我來說，技術上的障礙其實不是很大的問題，可能會有點困難，可是內在有一個很強烈、有一些話想講，想要透過紀錄片去傳達的念頭。
回想起來還是很快樂，因為每個人都在做不同的東西，都在做自己很關心的事情，不管是人或者是議題；聚在一起的討論都是跟紀錄片有關的。那時候我們都住在「三明治宿舍（南藝大第二學生宿舍）」，我用自己的電腦剪接，沒有去剪接室，有的人在剪接室剪、有的人在宿舍剪，碰面時會一直想看彼此的東西——你幫我看一下我剪的，彼此討論拍攝遇到什麼困難。我覺得那個對話的過程給我的幫助非常大，那個時候的南藝大提供了一個——雖然我們也沒在上什麼課，說真的，沒有老師真的教攝影、剪接，但是在那環境跟空間裡，我們有很多對話的可能。因為會有時間的壓力，壓力會 push 大家一定要完成；我們又有同伴一起經歷這個壓力，可以彼此討論，看看別人是這樣想事情、那樣想事情，我覺得很好。
我自己很享受那過程，包括我們可能會跟老師意見不合有衝突——很奇怪我們那時候跟老師很不合，我不知道為什麼學弟妹跟老師們都感覺蠻好的。我們當時有很多問題，包括制度上的、作品上的，其實有很多衝撞，可是我後來回想，那些衝撞反過來也給我們力量，比如針對我堅持要這麼做的原因做辯駁，而辯駁過程回過頭來會讓作品有力量。所以我蠻懷念那時代，可能現在跟以前很不一樣了。如果現在沒有更好，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回去呢？我也不知道。
也許當時大家對每年要獨力生產一件作品感到困難，但最終我們都通過那困難，把作品一部一部生產出來；烏山頭影展也是一件我們非常期待的事情，每年我們都很期待，放完片後坐在外面的階梯，一整晚討論彼此的片子，我覺得是很好的過程，很讓人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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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油蒼蠅 Butter Fly（2001）／圖片版權 許慧如 |
＿妳說一開始拍自己的片子時有技術上的障礙，但我看《奶油蒼蠅》感覺蠻沉穩的，比如妳攝影機選擇的站位、構圖，真要挑剔的話可能聲音偶爾有瑕疵，除此之外我覺得沒有青澀的感覺，即使放到現在來看依然一樣。好奇妳當初拍攝這部作品時做了哪些準備？
許慧如：其實我是很直覺的人，我覺得啦。那個時候就是拿著攝影機到現場，包括怎麼結構整個影片，都是直覺式的。我連認識寶妹都是經過她店門口，就覺得被她吸引，我走進去問她說：「可以拍妳嗎？我是一個紀錄所的學生，我現在要拍一部紀錄片，妳願意讓我花一年的時間紀錄妳的生活嗎？」我完全沒有先調查這條街有什麼、住民的年齡層，完全沒有經過這些基本調查，就直覺覺得我被這人物吸引，直接推門進去問她，然後她也竟然答應。那個時候的確是青澀。
我很少回去看我的作品，自己覺得有點不忍卒睹，攝影和剪接也是一邊摸索、一邊建立，但我覺得說這可能也是優點，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所以自由度很高。比如說那時候來唸紀錄所的可能些人對於紀錄片的歷史、紀錄片作品已有不少涉獵，可是我卻很少，但是這個少，也不帶給我限制。我想要這樣剪接，也沒什麼不可以，我很自由地去完成一個片子。
我讀新聞系時並不是廣電組的，所以我也沒有機會碰觸攝影機、剪接系統，完全沒有。但我現在回想，會覺得在新聞系受到的訓練是某種說故事的能力，比如我今天遇到一個事件，我如何透過文字、某種敘事，把它完整清晰地說明清楚。我覺得在製作影片上也是這樣——攝影跟剪接對我來說是一個工具，輔助我把我想說的事情說清楚。技術層面很好克服，觀念反而是核心，換言之，你有你想說的話，這件事情可能更重要。
＿妳有從文字思考轉到比較偏影像思考的這個過程嗎？
許慧如：一直到現在我都覺得不足。所以這兩年來，我也慢慢地改變，這個改變反而是我現在遇到的困難——我以前都是自己拿著攝影機、自己剪接，但現在我會慢慢地希望作品的攝影、剪接能找到合適一起合作的夥伴，對方可能在影像的思考上，能比我更清楚，或者說可以有更好表現的，可以補足我的盲點。但是，這也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我的作品一直以來都是比較直覺式的，是我個人面對事物很直接的感受，我在當下如何闡述這事情，所以我就這樣拍、這樣剪接了，攝影跟剪接如同是我個人身體感知的延伸。但當我要跟攝影師合作、要跟剪接師合作時，我必須要有一個轉化，就是我剛剛講的，需要有影像層面的思考；那麼這樣的合作是加分呢，或者會因為轉化，而讓有些東西沒有辦法延續？其實我還在掙扎這件事情。但這也是我目前在創作上的侷限吧。
＿妳的《鄉關何處》不是自己剪的，我自己在看的時候，確實感到某種距離感，好像沒那麼「貼」。
許慧如：雖然《鄉關何處》不是我自己剪接，但其實也算是我自己剪了。第一，它的旁白是我自己的旁白，所以影片的基本架構跟敘事都還是我自己，沒有辦法放手給剪接師處理；第二，我雖然是請剪接師剪，但剪接師剪完後，我又自己剪了一段時間。所以，關於「如何真正與人合作」這件事，我還在學習。
去年我幫高雄電影館拍了《鬥瓶子》，我和另外一位剪接師合作，我覺得這個合作關係讓我自己放得更鬆；攝影也是，攝影師就是我先生，所以由我自己攝影的比例又更少了。但我看《鬥瓶子》時，有時也會覺得它不像我的作品，但我還不知道怎麼去調適這個轉變——把自己的片子分工出去讓專業的人來執行，是好的嗎？還是說要回到我原本比較熟悉的工作方式？其實我還沒有定論。但也可能因為我是拍紀錄片的，比較不那麼公共，它可能比較私密，或者個人的題材，這樣的作品適不適合一個完備的團隊來做？我覺得好像有點困難。但我必須承認我得要學習這件事情。
至於你感受到《鄉關何處》的距離感，或許原因不在於我的剪接是不是交給別人剪，而是與我本身在這作品中想談的事情有關。
＿我自己的感覺是，許多從南藝大紀錄所畢業的人都會碰到這情況，因為以前都是單打獨鬥的訓練，所以之後得學習怎麼跟技術人員溝通。在外面接案子時，業界有業界的做法，人家也會覺得說，你們怎麼這樣子做事。
許慧如：即使這兩年我試著學習這件事，可是我也沒有真正跟所謂的「業界」合作，頂多就是跟學弟妹或者朋友一起工作。至於溝通是否順暢，我會把它納進來在製作層面一起思考，花很多力氣跟劇組、技術人員溝通協調，或者選擇把編制縮小在比較適當的範圍，這兩者的取捨與轉化，我也持續地找尋最佳的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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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菜記 Hard Good Life Ⅰ（2003）／圖片版權 許慧如 |
＿妳拍完《奶油蒼蠅》之後就是《雜菜記》了。這兩部片的型態跨度非常大，如果說《奶油蒼蠅》是「傳統紀錄片」的話，《雜菜記》就是跳躍非常大的作品，不只在影像風格上，妳甚至能選擇與被攝者的距離，以及電影跟觀眾的距離，妳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許慧如：其實這主要的轉變是來自被攝者。拍《奶油蒼蠅》時我完全是從「完成一個作業」出發，當時也有一點是因為南藝大紀錄所的學生正面臨一種質疑：「為什麼大家都是在拍自己的親人、朋友？」所以，我那時候想說：「好，我就到路上看到一個人，而那個人如果也願意讓我拍，我就拍他。這樣就夠陌生了吧？」有一種挑戰的意味。後來完成《奶油蒼蠅》，我完成的時候並沒有察覺任何問題，我沒有察覺自己的態度，以那樣的方式進行一部影片拍攝其出發點本身是有問題的。
後來我拍《雜菜記》，這是我第二年的製作。其實我本來很迴避拍我父親，但因為我當時的指導老師是吳乙峰，他的指導風格就是，我們必須要去碰觸自己最不敢碰觸的題目。過程有蠻多的爭執，那我後來決定拍我的父親。起初我拿起攝影機時，我不知道怎麼拍，所以我就延續《奶油蒼蠅》的方式拍我的父親。可是拍了一陣子後，我就覺得完全不對，那個完全不對在於我拍的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情，那些我早就知道的，關於我父親的事，我只是透過做作業的過程，把他拍下來，然後給其他人看我完成了一部影片作業。但那已經不是我的父親了。
那是我第一次很用力地在思考什麼是紀錄片的本質？我要用怎麼樣的方式拍攝我父親，拍攝這位我眼睛所感受到的、我心裡所感受到的，這位在我生命裡最重要的人。我跟父親相處了幾十年，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他，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拍他？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也因為我要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所以才有《雜菜記》的出現。
那個時候我已經沒有餘力去管其他人怎麼想這部影片，或者說，到底一部紀錄片該長什麼樣子，這不在我的考慮範圍內。我只在乎我跟我父親的關係，該如何透過這個影片呈現出來。所以《雜菜記》就變成一個只屬於《雜菜記》的樣子。我前面提到，我跟南藝大的老師有很多衝突，當時吳乙峰非常反對、不認同《雜菜記》的樣子，但也因為我很清楚我必須要捍衛，我想要捍衛好不容易我自己才有一點點瞭解的一件事情，所以，《雜菜記》變得更純粹，變得更無所懼怕，它長成它的樣子。
《雜菜記》對我成為紀錄片導演的影響非常關鍵。其實我從小到大都算是一位好學生，一位乖乖的好學生，我也清楚怎麼樣可以符合多數人所預期的美好想像。《雜菜記》的粗糙、沒有聲音、畫質不好，與常人所謂的美，有段距離，但是對我來說，那是很美的事情，《雜菜記》的真實，是更靠近我覺得美的樣子。所以我覺得這部片對我而言是個重大的突破，那突破甚至回應到我自己的生命，不完全只在作品裡。所以《雜菜記》才會跟《奶油蒼蠅》那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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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晝記 Hard Good Life II（2008）／圖片版權 許慧如 |
＿我一直到《黑晝記》才發現妳跟妳父親在拍攝時講的話，其實沒有像在《雜菜記》裡面這麼少，是那時拍攝時做的選擇嗎？
許慧如：其實不是刻意，而有種凝結之後的結果。我自己拍我爸爸，一開始我先訪談他，問他年輕的時候都做什麼、幾歲的時候怎麼樣、我小時候你怎麼照顧我等等，他去哪裡我就跟著去拍。後來我覺得很可笑，覺得我拍這個給別人看是要做什麼？直到某一天，我爸爸巡邏完坐在一個以拍攝條件來說非常光線不足的地方，他坐在路邊的街角抽一根煙，我拍完那個畫面後，心裡很被觸動——這是我的父親，我用我的生命實實在在感受到這個才是我的父親，而不是在鏡頭前面接受我訪談的父親。
所以，我說這是凝結的結果，我很清楚地感受到那一刻，我知道我其實想談的是這個——我想要把一個女兒感受到的，她跟父親相依為命了幾十年，其實父女間本來就不是透過話語來傳遞情感，我所感受到的那一刻，我有沒有辦法透過什麼方式，透過一部影片傳達出來？所以《雜菜記》是這樣。
它的安靜不是刻意的結果，我不是刻意要安靜，而是這讓我和爸爸的關係可以更清楚地被感受到，或者是說一種還原吧，把一些外衣剝除。我也被問過這個問題，問我《雜菜記》和《奶油蒼蠅》的差異。我感覺我拍《奶油蒼蠅》的時候是用加法，我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我就把我會的加進去，透過加法讓影片成立。而拍《雜菜記》的時候好像是減法，我明明確確知道這對父女的關係，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些「外衣」或者那些外在的、表象的東西一一剝除，剝除到最後，最核心的就是我想要說的事情。所以乍看會覺得這兩部電影很不同。
我覺得有件事情很好玩，拍完《奶油蒼蠅》後，我參加影展，在作品放映的場合，老師會批評，其實像是廝殺，很恐怖，所以我們的心臟要很強。《奶油蒼蠅》播映時並沒有遇到很大的責難，我當時雖然像是一位紀錄片素人，一個什麼都不會的人，可是做出來的東西起碼在基本條件上是ＯＫ的；在影展放映，也沒什麼問題。可是我後來回去找《奶油蒼蠅》裡的被攝者寶妹，當時影片已經完成、影展也跑完了，我問她說：「當時妳怎麼會答應讓我拍妳？」因為當時她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她，她怎麼會答應讓我拍？寶妹就說：「因為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在過什麼樣的生活。」她也想要透過另外一個眼睛看她，去瞭解她自己。我覺得這個答案很有趣，我就問她看完以後覺得呢？她覺得：「那個並不是我。」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衝擊，那衝擊在於，我一方面覺得這說法有趣，但一方面也覺得我看待作品的方式不能只有形式上的，即便形式上看起來可能沒問題，在學校或是在老師眼裡，或者說，一般紀錄片的標準，這部片是可以過關的，可是我心裡明確地知道：沒有，有一件事情其實沒有過關。影片談得還是很表面的東西，我透過拍紀錄片看到的這幾位年輕人，其實都是非常表面的事情。所以這也讓我回過頭來反省我拍下一部片子，面對下一位被攝者時，有什麼樣的可能性是可以讓我更往真實靠近的。
＿我聽說《雜菜記》在放映時有些爭議？
許慧如：吳乙峰當時是我的指導老師，他有一個他自己對於紀錄片該是什麼樣子的想像。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情，但這個先不談。反正，我後來還是堅持用我自己的方法拍這部片。在還沒有烏山頭影展之前，我有一次在小放映廳放映這部片，我放到一半，吳乙峰就說不要放了，意思是不准放，不要再看下去了。那時候吳乙峰覺得這個學生沒救了，我等於被趕出去，就是一部沒救的影片、沒有救的學生。但我並沒有因為這件事，就把我的電影修成一個比較符合他想像的影片，來通過我的學期製作。對我來說，那個時候我已經找到我自己對於這部影片的答案。我那時候真的感覺到很紮實的力量，我知道我要怎麼做。所以我按照我覺得的、應該的方式完成這部片。
我那時有個任性是說，如果我今天拍的是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也許對方也會覺得那個不是他；可是我今天拍的是關於我自己的故事，我覺得應該只有我有權力來說我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所以，那時候我非常堅持，那吳乙峰也很堅持，但總之我後來還是用我的方法完成《雜菜記》。
我很清楚我從這部影片得到的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也會懷疑自己，難道是我跟觀眾的溝通失效嗎？它真的是一個無法透過語言溝通，只能是我自己認知到的事情嗎？這件事也是一次很大的歧異，可能是改變我之後創作方向的一件重要的事。
《雜菜記》入圍了山形紀錄片影展，甚至在山形紀錄片影展得獎。這件事是我在創作路上一個相當關鍵的影響，讓我覺得說，他們的確把紀錄片當作有一定高度的作品來看待，它的確可以觸及很核心的人類感知，這不僅是很個人的作品，也傳遞某種共通的情感。我不否認有些紀錄片適合肩負起教育或社會功能，但是我也覺得有一些紀錄片，它是透過很個人的方式，去表述對事件的感受。這兩者需要同時並存，而不是說把紀錄片變成只有一種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