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睦芸（「點亮繁星」企劃執行）
不只是拍攝
每部紀錄片都有一塊田野地，或大或小，或淺或深。 紀錄片與「田野」緊密相扣，創作者從田野提取的影像，明示這項以真實情境為題材的非虛構創作領域，創作者必須參與被攝對象（人或非人）的世界，而被攝對象必須攤開生命切片，甚至揭露私密事件，且以雙邊建立互信關係為前提，創作才得以開展。
「田野調查（fieldwork）」一詞在現代意義上的學術使用，與人類學發展息息相關。波蘭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被稱作「田野調查之父」，他在 1910 年代獨自前往異島進行長時間研究，以「親身參與觀察」的民族誌材料，取代過往研究者主觀論述的書寫，為人類學奠定科學基礎和田野調查方法論。
時空移轉至1960年代的台灣，紀錄片不再只是政令宣傳工具，獨立紀錄片萌芽並持續見證社會不同階層與角落的變化。1980年代，台灣首位拍攝完整紀錄片的人類學家胡台麗老師，拿起中研院的 16 釐米攝影機，完成生涯首部民族誌作品《神祖之靈歸來》。往後數十年間，胡老師影耕不輟，其民族誌紀錄片展現了人類學、田野、紀錄片之間的親近性，透過影像作為載體，將人類學研究帶至學術圈外，1997 年作品《穿過婆家村》更是台灣首部在電影院做商業映演的紀錄片，以平實的影像語言召喚大眾共感。
胡台麗老師曾於著作的自序提及：「我不是一個冷眼旁觀、保持距離的客觀分析者，而是熱情地、積極地參與了文化展演。」這段陳述體現了紀錄片創作者及其田野、被攝者之間的雙向互動――踩進田野之中，與他者相遇，獲得影像材料與關係交流。
數位生活之外的田野現場
田野調查可說是紀錄片的根本技藝，目的不僅限於資料收集，更是創作者理解世界、捕獲靈感、建立關係的重要過程。鑑於上述，今年十月紀錄片工會有幸與中央大學「台灣電影研究中心」合作，策劃五場「田野故事工作坊」（此為桃園市政府文化局「點亮繁星」計畫系列活動之一），邀請創作主題涉及桃園的紀錄片導演們，帶領學員探索田調方法、拍攝倫理、如何從事件議題中刻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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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所大學生、帶孩子跑田野的爸爸、社大電影研究社的老師、影像創作者、公民記者等不同背景的學員，用心參與田野故事工作坊。／圖片提供 紀錄片工會 |
工作坊企劃初衷有二：首先，「我們能否透過田野分享，經驗到人與人或景或物之間的深刻連結？」生活在螢幕世代的我們，越來越高比例在螢幕工作，也從螢幕得到休息與放鬆，數位生活大幅度改變人際互動，透過螢幕觀看外在世界，也藉由面向自己的鏡頭，在社群媒體建立個人的形象，「我覺得」的自我陳述大量取代傾聽的場合；然而，「紀錄片創作」是與他者雙向溝通的媒介，田野方法是關於傾聽的技藝，創作者必須耐心蹲點、體察被攝者狀態、適時問對問題、從中找到創作者的觀點，在這過程中，藉由認識自己來認識他人，並藉由認識他人來認識自己。
企劃的另一個初衷，思考的是「我們如何以紀錄片及其田野歷程，作為理解城市文化、族群歷史的途徑」。既然來到桃園辦理工作坊，這座發展中的城市有太多社會議題應當更加深度探討，究竟多元共融的宣傳標語背後：山海城鄉、產業經濟、年齡性別、族群遷徙、歷史更迭等面向真實情境為何，是否能細緻且具批判性的詮釋「多元」所代表的意義。
關於工作坊的田野二三事
基於前述企劃核心，主題工作坊形式定調：不只是講座，更包含紀錄片作品賞析、現地走讀、實務習作等面向。四位導演依序帶來能量豐沛動人的內容：
1. 洪淳修「田野、故事與文本」
2. 洪淳修、楊門圈（被攝者、新屋漁民）「田野走讀＠新屋」
3. 高俊宏「影像創作之路：臺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
4. 林宇嬋「影像創作之路：無名有影」
5. 鄭慧玲「影像創作之路：遷徙與共生」
以下是我（本次工作坊的企劃與執行）參與田野故事工作坊的「第一手課程觀察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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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修導演強調：「創作一定要選自己感興趣的題材，情感動力才是創作的源頭。」 圖片提供 紀錄片工會 |
為工作坊打開序幕的洪淳修（阿修）導演，從創作實務面讓學員掌握紀錄片製作各階段（前置、拍攝、後製、發行）所需的基本概念，進而從自己兩部作品《河口人》、《織網打魚》分析長時間蹲點紀錄、短期拍攝的眉角。阿修導演多次提及：「我對世界充滿好奇的人！」作品幽默感與議題反思兼具，談起紀錄片及田野歷程時眼神發亮的他，強調敏銳的觀察生活周遭人事物是尋找敘事的關鍵。
同日下午，我們前往新屋，邀請《織網打魚》的被攝者楊門圈大哥現場示範手工織網。大夥在楊大哥的漁船上享受漁港暖陽，也積極向楊大哥進行口訪，從這位多年討海的職人身上，了解更多新屋近海捕撈的產業概況。接續的重頭戲是拍攝實作，阿修導演說：「教室學理論，而實踐是檢驗真實的最佳方式。」學員在漁港搜尋自己感興趣的拍攝題材，練習透過色彩、物件造型、符號、構圖衍伸出視覺聯想，用五張靜照建構影像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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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屋現場的靜照敘事，大家打開攝影之眼，練習以影像說故事。 圖片提供 紀錄片工會 |
第二週工作坊，鄭慧玲導演帶來熱騰騰的新作《我們仨》，分享三位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人生際遇的女性新住民，如何在台灣落地生根，以此對應桃園這座匯聚眾多族群的城市景觀。這部作品不只展現族群共處的家庭關係、生命遷徙的狀態，也破除新住民的刻板印象，片中三位被攝者有高度能動性，逐步在文化衝突與融合的夾縫中走出一條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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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玲導演：「訪問是一種交換，必須真心對待。」紀錄片創作除了觀點，還有關切。 圖片提供 紀錄片工會 |
說與不說同等重要：田野的反身性及其倫理
難以定義的藝術行動者――高俊宏老師，既是教授、當代視覺藝術家，也是紀錄片導演、評論人、作家。高老師透過《拉流斗霸》紀錄片片段、大豹群的部落耆老的訪談畫面，引領大家走進桃園復興區鮮少被訴說的泰雅族山林殖民史。老師長年走在需要山刀闢路的隘勇線上進行調查測繪，構建了厚實的空間遺址檔案，往後推動大豹社的轉型正義運動。
高俊宏回溯這段歷程：「多年前剛到志繼部落時，族人不知道我的來歷，我用很久的時間，每一到二週去到部落口述訪談，後來部落的墳場要遷移，族人允許我參加和拍攝，對我來說，那是我得到進出部落的通行證。」那天課程，像是人類學家攤開了田野日誌，一張地圖或照片都能夠拉出許多身體感及歷史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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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的形式有很多種，「陪伴參與」對高老師而言比創作更加重要。這段複雜而漫長的田野：找路、找地名、找回大豹族人的自我詮釋，老師說地圖上的舊地名還有很多想要細細追問，但族人耆老走得很快。 攝影／陳俊逸 |
林宇嬋導演的工作坊分享，把我們從前一天復興區的插天山，帶到桃園庶民生活場域的虎頭山。虎頭山下比鄰錯落「街頭理容攤」，每頂用塑膠帆布拼接起的攤位只有編號沒有名字，裡頭是一位位身懷絕技、來自不同年齡段的女性老闆，理容攤的客人以中高齡、勞動男性居多，小圈子映射許多社會問題但也有緊密互助的人情關係。歷時五年的紀錄片《沒有名字的理容院》從田調、拍攝、後期剪接等皆由宇嬋一人包辦。他說「拍這部片就像是讀了社會學研究所」，讀懂許多人情世故、拿捏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在這段深刻厚實的田野倫理關係裡，林宇嬋深思熟慮提到「說與不說同等重要」，好比訪談過程的沉默留白是一種情緒表達，又或是作者的觀點決定了素材放與不放。必須意識到被攝者對鏡頭的坦承及信任，是創作者應當承擔起的責任；適切的保留與保護，是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最基本的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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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嬋導演的工作坊，學員兩兩一組，從互訪中截取關鍵字，用自己的切入角度拉出敘事線介紹對方，同時也是「說與不說」的練習。／圖片提供 紀錄片工會 |
小結
紀錄片學者普萊拉克（Calvin Pryluck）的紀錄片倫理觀，提醒著紀錄片創作者：「我們終究是他人生命的局外人。我們可以帶著裝備回家，他們必須在原地繼續生活。」當我們的攝影鏡頭面向外於自己的對象時，倫理必然先於美學，並且意識到其潛在風險與力道。
五堂工作坊的田野及創作分享，從誠懇的創作者們身上，感受到具批判省思的觀察視野，以及在許許多多田野現場體現出另一種關於「陪伴度過」的時間觀。田野的人事物是記憶所聯繫之處，走進田野，很多時候的相處並非生產性導向，也在參與他者生活找到不一樣的生命節奏。更進一步的想，創作者帶著影像離開田野之後，如何藉由影像的力量，帶起後續的對話討論，創造雙向共做的田野復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