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紀錄片的完成，必須跟觀眾一起完成」 ─ 顏蘭權、莊益增，《無米樂》導演
寫文章時，我鮮少使用「我們」一詞。這兩個字對我而言，擁有著極大的煽動性，一旦使用了「我們」，無論是企圖誘導或喚醒些什麼，讀者將失去自己的獨身性，被迫在閱讀或情緒上做出相同的經驗和反應方式。
以作為一個寫作者的我來說，這種書寫策略固然相當有效，但卻有可能使情感凌駕理智，阻礙讀者開放思考。可是這次，基於某些因素和情緒，我必須要詳細且用力的寫 ─「為什麼我們不上院線」，並且，期望更多人能夠理解這其中的意義。
一直以來，參加紀錄片映演活動總能帶給我許多影片外的意外收穫。特別是紀錄片回到攝製當地的「回歸放映」，更常帶給人極大的衝擊。有時候，我會驚喜地發現坐在身邊的阿嬤阿伯原來正是片中的主角；有時候，被攝者會在映後座談裡發表了許多驚人之語，讓人深深思考紀錄片裡所謂「權力」和「觀點」（詮釋）問題，當然也還包括了紀錄影像與現實生活間有所落差的真實弔詭。
近來，我擔任紀錄九二一重建紀錄片《寶島曼波》巡迴映演團隊裡的一員，隨著影片在台灣各地巡迴，我不僅僅走訪了各縣市不同的放映場所，也更認識了觀眾，體會到各地方不同的觀影文化。記得過去幾年，每次放映紀錄片時我們都卯足了勁做宣傳，深怕沒有觀眾。但隨著這幾年紀錄片蓬勃發展的開發與累積，在這次《寶島曼波》的放映經驗裡，「找尋觀眾」這件事已經不用再花費太多的力氣，潛在的觀眾群們已自成網絡，許多觀眾甚至是自發性、義務性的幫忙宣傳，使得會場內總是有著滿滿的觀眾。對此，我以為這並不是意外的驚喜，反而像是這些年以紀錄片為職志的人們用力打下基椿的成果展現。
而假如參與放映的「觀眾人數」是紀錄片推向大眾時所謂「廣」的指標。那麼，當映演不必再擔心找不到觀眾時，紀錄片中那「深」的部份，理當成為放映所應追求的第一要點。
在這點上，每一場放映的映後座談便顯得重要無比，也必須先擬定議題（究竟這部片想刺激觀眾思考些什麼呢？），邀請相關來賓，盡量讓討論集中。座談絕不僅是影片的再延伸，其實更是一種創作者與觀眾間建立在理性上難得的「雙向溝通」與「意見交換」，因此也將隨著人、事、地產生不同的激盪。
有不少觀眾在問卷上寫到：「有沒有考慮將此片推上院線，讓更多人看見…」。當然有呀，但這個念頭隨即馬上打消了。一來，推上院線所需要的資金、人力過度累人龐大；二來，商業放映的方式與快速成效並非我們所追求的（沒辦法每場都座談）；三來，是否所有的紀錄片都適合走上院線的放映途徑呢？
也許可以試著回顧那些曾經因為「映演」而發生質變，或是產生烏龍效果的紀錄片。《生命》的熱潮現象曾被學者郭力昕寫道：「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來買一張贖罪券」；《無米樂》的熱賣使得片中主角煌明伯的手工棉被訂單不斷，讓他每天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力；《醫生》原本灰暗的「死亡」主題，硬是被訴求「感動、走出傷痛」的行銷策略給轉了調（註1）；法國紀錄片《山村猶有讀書聲》在歐洲熱賣後，片中的被攝者向電影公司索討回饋費……等等。
而在這麼多例子當中，最令人遺憾的當屬楊力州導演接下商業週刊委託而拍的《水蜜桃阿嬤》事件。一個獨力扶養孫女的原住民阿嬤的生活，在電視的強力放送後，片末打上了捐款帳戶…。
觀眾們善心的捐款是期望能改善阿嬤的困境，但，這些捐款卻流向了「商業週刊」要推行的「點亮孩子的未來計畫」。這部紀錄片因「放映管道」所造成的，不僅僅是涉嫌讓利益流入商周的口袋，更引發了一連串的關於紀錄片和濫用原住民形象的論戰。其中，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楊力州導演公開信中的一段話：「紀實片是一個委託製作案，關於商周募款的方式及使用，我無法承諾也無權承諾」。（註2）
我以為紀錄片導演並不是一個只顧著創作，單純完成拍攝、剪接的製片機器人，他更應該捍衛自己的立場，去關心並了解這部影片拍好後將被怎麼播放，怎麼被使用。楊導演的這番話顯然透露了他對於放映後所引發的爭議企圖卸責，「映演」當真能與導演脫離關係嗎？
這些看來「速成」的放映方式，真的就像是無法拴緊的水龍頭，一旦開啟，沒有人可以預料影片播出後有否可能被拿來挪為某種利益下的犧牲品；片段的觀看也可能造成某種偏見式的「誤讀」，對紀錄片中所涉及的一切事物，除了不尊重，也都將是極為不公平的。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紀錄片工作者會寧願選擇一條苦行的巡迴映演之路，並場場出席座談，細細講解拍攝的理念、過程、動機。因為當下我們所需要和訴求的，是需要去一點一滴灌溉，才有可能紮實的影像教育。
「映演」做為紀錄片完成的最後一個環節，總需要更多的用心和設計。而長期補助紀錄片映演的「國家文藝基金會」在今年9月20日公佈了新的補助辦法。其中增設的新規定竟然寫著「以院線映演方式為優先」（註3）。
國藝會的這項新規定，讓人相當氣憤、喪氣和失望。這簡直代表了一種追求數據、短視近利、急就章、只看表面風光成績的笨蛋心態。他們壓根不知道有多少人需要映演的補助款，才能辛苦的讓影片與觀眾見面。
正是那些拍出了好作品，卻缺少人脈、苦無資源的人，才需要補助經費；正是那些想要嘗試不同的紀錄片放映方式，想要帶給觀眾更多激盪的人，才需要這筆映演補助。紀錄片裡的影像，仍是真實世界裡的片面之像，唯有用時間和教育，紮實的推廣經營，才能打破真實的迷思，開拓對於影像及世界更深層的認識。
也許有人認為，大眾怎麼看待這些影片，或是引發了什麼社會現象，是自然的，也是自由的。但我卻認為，當人們能對整個事件有了比較全面性、深入的瞭解和看法，這個社會自然不會濫用，或不知如何去發散那些愛心和好意。這是無論站在哪一方，哪一個位階的誰，都要學習的重要事情。「映演」就是要站在這樓層上去審慎的思考。
並不是反對院線唷，而是必須思考「映演」的意義。所以，請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上院線，以及這個動作背後的一切思維。
而我真心地期盼「我們」，不是僅僅只有那些拍紀錄片的人、那些推廣紀錄片的人，而是涵蓋了關心這個社會的所有人。這就是我所期盼的大家，包括政府、補助單位、廣義的影像工作者們，以及最重要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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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醫生》的院線行銷人員，曾在2006年烏山頭影展講座中表示，公司在預 告片中加上煽情配樂，讓導演鍾孟宏相當不滿。而宣傳標語也寫著：「繼《生命》與《無米樂》之後，再一次讓台灣動容」。
註2，詳見〈說再見很難〉，水蜜桃阿嬤導演聲明0705。http://blog.pixnet.net/atwn2face2007/post/5743578
註3，詳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紀錄片映演專案」補助辦法，發佈日期：2007/9/20。 http://www.ncafroc.org.tw/Content/artnews-content.asp?Ser_No=846
延伸閱讀：
《貢寮，你好嗎？》的回歸映記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article_id=2038923
從邊緣到主流，紀錄片的冒險之旅 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article_id=2385524
《寶島曼波》BLOGhttp://www.wretch.cc/blog/meetwith
寫文章時，我鮮少使用「我們」一詞。這兩個字對我而言，擁有著極大的煽動性，一旦使用了「我們」，無論是企圖誘導或喚醒些什麼，讀者將失去自己的獨身性，被迫在閱讀或情緒上做出相同的經驗和反應方式。
以作為一個寫作者的我來說，這種書寫策略固然相當有效，但卻有可能使情感凌駕理智，阻礙讀者開放思考。可是這次，基於某些因素和情緒，我必須要詳細且用力的寫 ─「為什麼我們不上院線」，並且，期望更多人能夠理解這其中的意義。
一直以來，參加紀錄片映演活動總能帶給我許多影片外的意外收穫。特別是紀錄片回到攝製當地的「回歸放映」，更常帶給人極大的衝擊。有時候，我會驚喜地發現坐在身邊的阿嬤阿伯原來正是片中的主角；有時候，被攝者會在映後座談裡發表了許多驚人之語，讓人深深思考紀錄片裡所謂「權力」和「觀點」（詮釋）問題，當然也還包括了紀錄影像與現實生活間有所落差的真實弔詭。
近來，我擔任紀錄九二一重建紀錄片《寶島曼波》巡迴映演團隊裡的一員，隨著影片在台灣各地巡迴，我不僅僅走訪了各縣市不同的放映場所，也更認識了觀眾，體會到各地方不同的觀影文化。記得過去幾年，每次放映紀錄片時我們都卯足了勁做宣傳，深怕沒有觀眾。但隨著這幾年紀錄片蓬勃發展的開發與累積，在這次《寶島曼波》的放映經驗裡，「找尋觀眾」這件事已經不用再花費太多的力氣，潛在的觀眾群們已自成網絡，許多觀眾甚至是自發性、義務性的幫忙宣傳，使得會場內總是有著滿滿的觀眾。對此，我以為這並不是意外的驚喜，反而像是這些年以紀錄片為職志的人們用力打下基椿的成果展現。
而假如參與放映的「觀眾人數」是紀錄片推向大眾時所謂「廣」的指標。那麼，當映演不必再擔心找不到觀眾時，紀錄片中那「深」的部份，理當成為放映所應追求的第一要點。
在這點上，每一場放映的映後座談便顯得重要無比，也必須先擬定議題（究竟這部片想刺激觀眾思考些什麼呢？），邀請相關來賓，盡量讓討論集中。座談絕不僅是影片的再延伸，其實更是一種創作者與觀眾間建立在理性上難得的「雙向溝通」與「意見交換」，因此也將隨著人、事、地產生不同的激盪。
有不少觀眾在問卷上寫到：「有沒有考慮將此片推上院線，讓更多人看見…」。當然有呀，但這個念頭隨即馬上打消了。一來，推上院線所需要的資金、人力過度累人龐大；二來，商業放映的方式與快速成效並非我們所追求的（沒辦法每場都座談）；三來，是否所有的紀錄片都適合走上院線的放映途徑呢？
也許可以試著回顧那些曾經因為「映演」而發生質變，或是產生烏龍效果的紀錄片。《生命》的熱潮現象曾被學者郭力昕寫道：「紀錄片不是一間告解室，不是為了讓人走進來買一張贖罪券」；《無米樂》的熱賣使得片中主角煌明伯的手工棉被訂單不斷，讓他每天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力；《醫生》原本灰暗的「死亡」主題，硬是被訴求「感動、走出傷痛」的行銷策略給轉了調（註1）；法國紀錄片《山村猶有讀書聲》在歐洲熱賣後，片中的被攝者向電影公司索討回饋費……等等。
而在這麼多例子當中，最令人遺憾的當屬楊力州導演接下商業週刊委託而拍的《水蜜桃阿嬤》事件。一個獨力扶養孫女的原住民阿嬤的生活，在電視的強力放送後，片末打上了捐款帳戶…。
觀眾們善心的捐款是期望能改善阿嬤的困境，但，這些捐款卻流向了「商業週刊」要推行的「點亮孩子的未來計畫」。這部紀錄片因「放映管道」所造成的，不僅僅是涉嫌讓利益流入商周的口袋，更引發了一連串的關於紀錄片和濫用原住民形象的論戰。其中，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楊力州導演公開信中的一段話：「紀實片是一個委託製作案，關於商周募款的方式及使用，我無法承諾也無權承諾」。（註2）
我以為紀錄片導演並不是一個只顧著創作，單純完成拍攝、剪接的製片機器人，他更應該捍衛自己的立場，去關心並了解這部影片拍好後將被怎麼播放，怎麼被使用。楊導演的這番話顯然透露了他對於放映後所引發的爭議企圖卸責，「映演」當真能與導演脫離關係嗎？
這些看來「速成」的放映方式，真的就像是無法拴緊的水龍頭，一旦開啟，沒有人可以預料影片播出後有否可能被拿來挪為某種利益下的犧牲品；片段的觀看也可能造成某種偏見式的「誤讀」，對紀錄片中所涉及的一切事物，除了不尊重，也都將是極為不公平的。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紀錄片工作者會寧願選擇一條苦行的巡迴映演之路，並場場出席座談，細細講解拍攝的理念、過程、動機。因為當下我們所需要和訴求的，是需要去一點一滴灌溉，才有可能紮實的影像教育。
「映演」做為紀錄片完成的最後一個環節，總需要更多的用心和設計。而長期補助紀錄片映演的「國家文藝基金會」在今年9月20日公佈了新的補助辦法。其中增設的新規定竟然寫著「以院線映演方式為優先」（註3）。
國藝會的這項新規定，讓人相當氣憤、喪氣和失望。這簡直代表了一種追求數據、短視近利、急就章、只看表面風光成績的笨蛋心態。他們壓根不知道有多少人需要映演的補助款，才能辛苦的讓影片與觀眾見面。
正是那些拍出了好作品，卻缺少人脈、苦無資源的人，才需要補助經費；正是那些想要嘗試不同的紀錄片放映方式，想要帶給觀眾更多激盪的人，才需要這筆映演補助。紀錄片裡的影像，仍是真實世界裡的片面之像，唯有用時間和教育，紮實的推廣經營，才能打破真實的迷思，開拓對於影像及世界更深層的認識。
也許有人認為，大眾怎麼看待這些影片，或是引發了什麼社會現象，是自然的，也是自由的。但我卻認為，當人們能對整個事件有了比較全面性、深入的瞭解和看法，這個社會自然不會濫用，或不知如何去發散那些愛心和好意。這是無論站在哪一方，哪一個位階的誰，都要學習的重要事情。「映演」就是要站在這樓層上去審慎的思考。
並不是反對院線唷，而是必須思考「映演」的意義。所以，請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上院線，以及這個動作背後的一切思維。
而我真心地期盼「我們」，不是僅僅只有那些拍紀錄片的人、那些推廣紀錄片的人，而是涵蓋了關心這個社會的所有人。這就是我所期盼的大家，包括政府、補助單位、廣義的影像工作者們，以及最重要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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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醫生》的院線行銷人員，曾在2006年烏山頭影展講座中表示，公司在預 告片中加上煽情配樂，讓導演鍾孟宏相當不滿。而宣傳標語也寫著：「繼《生命》與《無米樂》之後，再一次讓台灣動容」。
註2，詳見〈說再見很難〉，水蜜桃阿嬤導演聲明0705。http://blog.pixnet.net/atwn2face2007/post/5743578
註3，詳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紀錄片映演專案」補助辦法，發佈日期：2007/9/20。 http://www.ncafroc.org.tw/Content/artnews-content.asp?Ser_No=846
延伸閱讀：
《貢寮，你好嗎？》的回歸映記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article_id=2038923
從邊緣到主流，紀錄片的冒險之旅 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article_id=2385524
《寶島曼波》BLOGhttp://www.wretch.cc/blog/meet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