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起點(文/蔡崇隆)

兩年前某日﹐楊力州突然打了一通電話給我﹐說他想組一個工會﹐我好奇:「為什麼?」我想到我那群記者 朋友們﹐他們說要組工會已經說了十年﹐卻始終沒能成形。力州是紀錄片協會理事長﹐那幾年協會辦的幾場紀錄片推廣活動都很成功﹐他自己在這個領域也都一帆風 順﹐幹嘛自找麻煩?結果他說﹐因為跟他一起打拼的年輕弟兄們﹐有人為了一個勞保﹐只能加入瓦斯工會﹐因為協會並沒有資格為他們加保,大家這麼努力﹐卻連基 本的社會福利都沒有﹐這是不對的….。

我心想﹐這個人真的不是普通善良﹐一般人自己混得好就好﹐誰會管那麼多!我曾經待過兩個電視台的產業 工會﹐對人的自利心態了然於胸﹐也沒有什麼期待﹐其實比較想過獨善其身的清心日子。不過回頭想想﹐從電視台自我放生到體制外﹐除了教書打工﹐也的確體驗到 獨立製片環境的險惡﹐很多事情不以集體力量發聲﹐恐怕這些善良的人最終只能被公部門、媒體與企業予取予求、吃乾抹淨。所以﹐這就是工會的起點。他想到別人 ﹐我想到自己(人格高下立判)﹐他想到勞健保﹐我想到更多複雜的事情。

經過漫長的等待與折衝﹐紀錄片工作才終於被官方承認為一種職業﹐然後依法成立一個工會。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群高度勞力密集的人有時間弄工會嗎?大家對工會的想像是什麼﹐會越來越清楚嗎?從去年九月工會正式成立以來﹐這是我們一直在接受的考驗。對我來說﹐ 搞工會就像在養小孩一樣﹐他可以長成任何樣子(閹雞的、進步的…)﹐要看我們這群父母怎麼去養他﹐有沒有花心力在照顧他?別人的期待是一回事﹐自己的方向 感清不清楚最重要。

創會將滿一年﹐剛好發生水蜜桃阿嬤事件﹐工會產婆之一的力州被釘得滿頭包﹐這印證了我的假設﹐一個紀 錄片導演再善良﹐在複雜的社會脈絡中﹐稍有疏失﹐他的作品就可能被濫用﹐他的努力就可能付諸流水。如果一個成名導演都跌了那麼一大跤﹐那麼眾多的紀錄片工 作者難道不用更警惕﹐自己面對的政商及媒體環境何其惡質﹐從而在創作上更謹慎﹐在團結自保上更加一把勁嗎?

事件之後﹐有更多人開始關心紀錄片該怎麼成為社會進步的力量﹐而不只是被權力集團運用或消費的工具;也有人很具體的建議﹐工會可以提出一些商業合作的紅線或規範;還有人認為﹐工會可以加強著作權等法律權益的宣導。

林林總總﹐都超過了當年工會第一個起點的思考﹐我暗自欣慰的將它視為第二個起點。巧合的是﹐都跟力州有關﹐不同的是﹐現在已經不只兩個人﹐而是一群人﹐要怎麼走下去﹐就看大家的集體智慧與實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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