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關於《野球孩子》，放映週報先前有做過很棒的訪問了，這次主要就針對其他的部分進行訪問。我想先請導演先談談開拍《野球孩子》時的前置作業是如何進行的。沈：前置作業一開始焦點不明，因為同是棒球這個主題裡有這麼多東西可以拍。後來開過幾次會討論方向。最後結果是，我覺得「少棒」是我比較感興趣的畢竟從一開始我就不是很想討論所謂的「棒球」議題。
今天如果去拍攝職棒、成棒、金龍旗的歷史，容易掉入一個議題，我本身對議題的取向有一點抗拒。那時候知道要拍棒球，有興趣是因為自己喜歡看棒球。但是什麼樣的題目會讓你有熱度想去拍，其實在一開始都還沒有出現。
後來是因為做田野調查而找到了張茂三教練，他曾在「台灣棒球百年系列」的報導節目中出現過。我們先後和教練與小朋友碰面，那個晚上我想了很多。
在一個大屋子裡，有一位大人和一群小朋友，而他們住在一起，這個畫面非常吸引人。但情況顯然有一點奇妙，這不是一般家庭的配置。而是一位教練帶著小朋友睡在一起，我對於教練有點像爸爸這件事感到好奇。
那天晚上我們和小朋友初步聊天。小朋友知道我們是媒體，知道有攝影機存在，因此都有一種刻板印象。然後我們問的問題也很刻板，比如：「你們將來長大要做什麼？」、「你的夢想是什麼？」、「你的偶像是誰？」
我發現每個小朋友回答都還蠻像的，每個人都想當鈴木一朗、王建民。這時，我開始覺得有一點奇怪。心裡想著，這是真的嗎？小朋友真的是這樣嗎？他們那天晚上都很緊張，不管說什麼都要看教練一眼。
木：在那個時候就有拍攝了嗎？
沈：有。就是現在放在部落格裡頭的那些片段，背景是白色的。那天回來在火車上我就一直思考著該拍嗎？要拍什麼？老實講，真的很模糊。不過我如果真的要選擇的話，一個少棒隊的童年會是吸引我的條件之一。而比較不是原住民議題，或者少棒教育議題。
小朋友的童年的確是我比較感興趣的點，也可能有受到《山村猶有讀書聲》等等以孩子為主的紀錄片的影響。但對這個題目我是陌生的，因為以前我不特別喜歡小孩子，也不知道怎麼跟他們相處。但我總覺得小孩子一定有點什麼可以拍吧，就是這樣的感覺。
後來我跟公共電視溝通說，我不是要拍一個棒球電影，而是要拍一個兒童電影。他們沒有反對，所以我就開始做了。
木：接下來的問題跟拍攝規劃和大綱有關。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影片結束時跑工作人員表的時候，有「編劇」，是您跟廖敬堯導演的名字。但在一般的紀錄片是不會掛上編劇的，所以我在想您在事前拍攝的設定上，是不是有一些特別的考量與規劃？
沈：因為我並不是一個很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從以前拍紀錄片到現在，常常要花很大的功夫去想像，而我也必須將這樣的想像打字紀錄下來，這個東西在我工作的每一天都在變化。
譬如說我會有「角色塑造」─楊聖偉是什麼樣的人，我就把每天的心得寫進去，把他們明天可能會做什麼寫進去，今天拍了什麼寫進去，一直會換來換去，一直去揣想我現在要塑造這個角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然後他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如果他的畫面是在片子中的某一段，那我明天應該去拍什麼，今天拍的東西是不是如預期。所以與其說想腳本，倒不如說它像拍攝時的一份觀察心得的整理。
但事實證明，所有的揣測都是無效的。它大概只是指引你在每一天的時間裡，去拍攝什麼而已。
所以如果說要到劇本的程度來講，其實是已經把畫面抓完了。我的剪接方法並不是寫好一個腳本然後剪，我是從頭到尾把整個素材看一遍，然後我覺得這場有意思，也就是說我可以替這場下一個定義時，我就會先把這場的畫面抓出來。
《野球孩子》最後我抓出了140幾場的畫面，稍微剪過，然後我給每場一個題目和一個標題，從這個標題裡面去排列組合，決定什麼東西要捨棄、留下，誰在前誰在後。所以，如果真的要提腳本的話，到那一個階段才比較像是腳本。
木：我知道《野球》的毛帶好像拍了三百多捲，通常是怎麼決定在現場開關機的時間呢？或者鎖定哪些人物？沈：這跟我剛剛講的每天要寫的東西有關。譬如說，什麼東西會誘使你去馬志恩的班級上拍，而不是去其他人的班上拍。可能就是因為前一天你觀察到馬志恩上自然課的時候不專心，他在偷偷看某個女生的時間遠遠超出預期。接下來你就會猜，是不是他正在談戀愛，所以第二天你就會忍不住想要去跟拍馬志恩。
或者說你今天發現陳育軒功課很好，但是他旁邊的陳凱文，數學好像算不出來。你就會想說，明天有一堂數學課，那我們是不是就去拍他。
諸如此類，每天都在猜測這些拍攝的對象，誰可能會發生什麼。假如我可以想像到，或者是我可以意識到一些跟我自己小時候比較類似的情節，就會嘗試選擇去拍攝。
至於開關機的決定。開機的時間比較隨意，因為一開始我就決定要等待了，這跟我拍《賽鴿風雲》的經驗有關。
我記得《賽鴿》第一場比賽的時候我嚇到了，當你發現事情發生的時候才開機，永遠都拍不到東西，事情已經發生完畢了。所以我從拍《賽鴿風雲》開始就已經習慣，當你發現有些東西是無可取代且臨時發生，基本上關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但，一直開機又會很沒安全感，會常自問現在到底在拍什麼的呢？所以開機的時間永遠是─「好，現在就開始等待吧」。
關機的時候通常是到自己已經沒有耐性了，覺得我已經等了18分鐘了，對象就只是在算數學啊。我會先忍耐，然後關機，看看等一下會發生什麼事。但是我通常不會離開，會等待完一整個時段，比如說數學課已經上完了，下一堂課要開始了，我和攝影機才會離開。
所有的等待大概都是這個樣子的。我記得前幾月拍攝的東西幾乎都沒有用進片子裡，因為會有一種焦慮，好像這邊也在發生事情，那邊也在發生事情，等下又要練球，或者其他的事情，有那麼多拍攝的對象。
那種焦慮會變成拍攝有點蜻蜓點水，回去看帶子就會在想我到底在拍什麼，我只不過在拍一些生活花絮，覺得很奇怪，反而是我原本預期小孩子比較動人私密的那些東西，我怎麼一秒都拍不到。所以我後來就發現不對，真的要很有耐心，必須賭了！
一直拍到這個對象下一堂上課，你決定要拍這個對象就賭了拍下去。什麼都不要管，假裝外面沒有發生事情，就在這裡等待。所以每次人家問我拍紀錄片最大的障礙，其實我覺得是自己的耐心，因為真的太沒安全感了。
毛帶的三百多個小時裡面，其實被拿掉的大概就是那些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的。拍小朋友考試就在那邊考啊，想說他們會不會作弊呢？結果也沒有；或者考不好會不會被老師罵呢？結果也沒有啊。其實有太多事情就跟我們小時候發生的一樣，就是沒什麼啊，沒什麼的東西拍了很多。所以開機就是決定開始等待了，關機就是在失去耐性的時候。
木：這個片子的工作人員好像主要有三個，這跟您過去拍紀錄片的團隊狀況是一樣的嗎？
沈：嗯，一樣。其實因為我自己也攝影，所以我覺得三個人的團隊是蠻好的狀態。因為當你今天要拍的東西是短期的時候，比如半年之內或者三個月之內的，的確比較可能擁有比較充沛的人力去作業比較不那麼辛苦。但如果拍攝案是一開始我就決定要從頭跟到尾，那經費就要使用在比較少的人力上頭，才能支撐比較久的時間。
木：三個人如何分配工作，是兩個攝影一個收音嗎？
沈：基本上是我跟敬堯若有一個人不在，就是因為有時候一個人必須同時去接另外的案子來支撐這個拍攝案。當三個人都在的時候，基本上是我來決定今天拍攝的行程，現場是敬堯拍攝，我告訴他大概要拍什麼，以及拍攝尺寸的決定，我決定要離開還是繼續拍攝等等；小伍是負責溝通協調，負責一些事務的處理。
如果今天其中一個人不在的時候，就變成留下來的那個人要決定，但我們一定會先討論說，我覺得我最近觀察到的誰是拍攝的重心，譬如說李啟文是這星期的重心，或者馬至恩是這幾天的重心，大致上是這樣。到了比賽的時候，就變成多機模式，拍攝比賽時同時共有六部攝影機，拍《賽鴿風雲》的時候到比賽也是這樣子的規模。分工沒有很精準，有點導演兼攝影、公關事務之類的。
K：那打燈和收音的部份？
沈：打燈的部份大概都是我們自己輪流打。我跟敬堯認識很久了，從大學時期他的作業都是我當攝影，我的作業就是他當攝影，所以我們兩個合作彼此不用溝通也會明白。即使在隨機的狀態時，誰負責立刻打燈、收音，誰負責架攝影機，都是可以很快溝通的。
K：所以原則上這三項工作是兩個人隨機的在調整負責？沈：對，但是，拍攝到第四個月的時候，回頭看之前拍攝的東西，發現聲音不行。因為拍攝小朋友的鏡頭，如果聲音是用比較普通的，那戲劇性就不見了。
到第四個月的時候，有特別請收音人員來用比較好的器材收音。但是他不可能像我們一樣全天守候，所以變成我必須要決定，哪幾天需要特別發收音人員來。
有時候我會決定這個星期不拍練球，專心拍小朋友上課跟回家的畫面，這時就會需要收音人員在；但如果這星期的重心在比賽和練球，自己收音即可。小朋友細微的東西真的是需要好的收音才捕捉的到。
因為我前幾個月拍的東西我自己看到有點嚇到，除了說拍攝的東西沒有焦點，一直拍練球打球。其實練球打球對觀眾而言，是一樣的東西。不像體操，你會不會翻，有沒有翻成功，觀眾一看就知道。
打棒球的「厲害」與否比較難以看出來。拍《賽鴿風雲》的經驗影響我很多，有一些東西是不管你拍多少，觀眾其實是看不懂的。我們前幾個月就是在拍這些，而我們也太急躁，一直期待每天都有東西可以拍，都有好東西。所以一直到處拍，很浮躁，聲音也沒有戲劇張力，拍了很多無效的東西。所以前三、四個月的東西都不行。
木：這個片子後來是拍多久？
沈：拍了一年，後製作業也將近一年。剪完的時候已經是隔年的四、五月了（2006～2007）。
K：您說的這個情形，是只有發生在《野球孩子》，還是您拍紀錄片都有這樣的狀況？
沈：我覺得拍紀錄片有個特質，很像寫作者決定去「寫」一篇文章。但當你一個不小心，你的寫法很可能和過去得到的資訊重疊而不自知。寫下來的好像不是你的想法，而是匯集了很多資料資訊後的心得，反而自己怎麼看待這事情則是模糊的。
我每次拍紀錄片的前幾個月都有這樣的焦慮，都是幾個月之後，慢慢消化東西到一個程度，除了你已經理解了這篇文章該怎麼寫，對形式有了自信，才寫的下去。不然就是一直寫一直揉掉，一直寫一直揉掉，我每一次都這樣子。
K：這也取決於你使用HD、HDV才有可能嗎？因為如果你使用膠捲來拍攝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的。
沈：對，我原本是極端抗拒數位機器的人，因為是我學膠捲的，覺得數位是什麼玩意，這像話嗎這…。但老實說，會去拍紀錄片和數位媒材的的改進有極大的關係，因為當我知道我要去拍這東西時，拿數位機器比膠捲負擔輕多了，也比較敢放手去書寫。
所以我去瑞士真實影展，看到很多歐洲紀錄片用35厘米膠捲拍的時候，覺得「侷限」與「威力」並存。厲害的是，有些片還是控制了高手化和自由書寫的平衡。
這些35膠捲的片以些高度控管的模式拍攝，的確像是在看紀錄片，但有它的樂趣；但如果今天題材有賭博性，就像《賽鴿》與《野球》未來充滿不確定，如果樣拍，可能拍一半就要準備跑路了。控管程度高的話，我覺得追求高手化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不是的話，不用數位媒材拍那真的太可怕了。
木：剛剛您提到思考觀眾，是在拍攝四個月後才想到這件事情。但之前拍《賽鴿》的時候，因為是國家地理頻道出資，所以理應在拍攝前就會先意識和考量到觀眾接受度，以及不同文化的觀眾是否能看懂。我接下來想請問，那麼《野球》是在拍攝的時候已思考觀眾，然後剪接又思考一次觀眾嗎？
沈：應該這麼說。《賽鴿》的說故事方法，或者國家地理頻道、Discovery這種，有種非常有效率的方法，就是「旁白」。
基本上旁白說什麼，觀眾就會相信。但是這種有效率的方法並不適用於野球，所以我一開始就決定了我不想要訪問，因為我可以想像出小孩子會回答些什麼，大概就是那些。而我也不想藉由訪談去誘導太多想給觀眾聽的東西，這不是我的預想。
所以在拍攝之前，在那四個月的毛燥之前，我所預想以及決定的是，這是一部劇情片。但劇情來自於哪呢？來自於日常生活。我要從瑣碎的日常生活中拼湊出一個劇情，真正的拼揍工作是在剪接的時候發生的。
木：另外我想請問，《野球》呈現比賽的畫面，用了很多字卡來說明現在發生了什麼，而且也非常明顯地表露自己的立場，我很好奇為什麼採用這樣的方式？
沈：本來完成第一版的時候，一張字卡都沒有。我整個剪完之後覺得很不錯，這就是我要的，就拿給很多人看。我記得拿給中影的剪接師曉東看，他看完說：「可尚，這太棒了。」後來拿給公共電視看，有個製作人說：「這部片好折磨人，我已經睡了三遍，片子還沒有演完。」聽完之後我自己就很緊張，拿給更多人看。
結果發現一個很明顯的情況，會對這個版本有興趣的人，都覺得這是一部形式特殊的紀錄片，沒有訪談和字卡，單純呈現生命的純粹，他們大多是喜歡藝術電影的人；相對的另一個反應，則是普遍覺得看片「好辛苦、好辛苦」。但是我又不肯放手，我就是要這樣阿，可是交片給公共電視也交不過呀，呈現一種拉鋸。
之後陸續剪了兩個版本，看起來都是藝術形式比較突出的紀錄片。除了少數喜歡藝術電影的觀眾會支持你一票之外，大部分人都會覺得昏昏欲睡。
當時我出國了一趟，回台灣的時候心理想著勢必要面對這個問題，於是我就回想著我當初拍這部片到底要做什麼？左想右想、左想右想之後，我發現我所回想起來的，都是這些孩子的臉。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了！因為我沒有打算讓觀眾很愛這群小孩子，我只是偷偷地想讓觀眾愛我。我思考著，「馬的，這怎麼對呢！」
後來我跟敬堯講，他趁我不在的時候有稍微修一下片子，於是我又看一次。看的過程中一直手抓著頭，覺得怎麼會這樣。因為當我想讓觀眾愛小孩，而不是愛我的時候，我的觀念和感受已經變了。我跟敬堯說你先休息，我要重剪，就開始刪去了很多段落，也加了很多段落，包括小朋友唱歌、洗澡，然後我加了字卡。
這些字卡可以說非常的「無恥」，因為作者的情感表露無疑。這時候有點掙扎，開玩笑！我可是學電影的人阿，怎麼可以這麼濫情的事。不過我的中心想法是，無論如何，我就是希望觀眾可以喜歡片裡的小朋友。所以哪怕我的情感很無恥那又如何，我就是和他們同一國，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不管了，就這麼做吧。
完成之後我先拿給黃茂昌製片看，他看完說「不錯」；中影的曉東看完說：「怎麼可以這樣呢，要有一點距離呀，之前的理性很好呀…」；
而我老婆看的時候，我很緊張不敢待在家，到外面去亂晃，看完之後老婆打電話給我：「不錯耶！之前我看片都像暈船，看不懂比賽的狀況，也不知道誰是誰，但現在我認識了片裡那些小孩。」聽完之後我就有點放心，因為剪接師廖慶松看之前的版本也有類似的說法，就是說我好像站在「藝術紀錄片之形式」以及「站在觀眾理解的角度」兩艘船上，不曉得哪邊比較好，有點像暈船。
陳芯宜導演看完說：「你這字卡太誇張了啦！」但我不管了，我的目的就是讓觀眾喜歡小孩，哪怕字卡干參與了情緒，但我覺得那是誠實的，所以OK。
木：那您拍攝時候的心情，有期待或想過球隊會不會贏得比賽嗎？沈：就像拍《賽鴿》一樣，你永遠會希望比賽的結果是好的，因為你已經和他們有了感情，就像你自己去比賽一樣。不過幾次經驗告訴我，輸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像那次棒球隊要出去比全國大賽，村民們聚集起來向球員說「棒球隊加油！拿冠軍回來哦！」的那一天，我其實有種感覺，一切在這裡已經結束了。就是說接下來的旅程會發生什麼，沒有人知道，你一年裡所努力的種種，在出發的這一天已經畫下了句點，結束了，剩下都是你無法控制的。這很像人生，你很努力地準備很多，也做了很多，但未來將會怎樣呢？這件事情是否會如意呢？不知道。
所以雖然我很希望他們贏，但我也做好輸的心理準備了，只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們輸的那麼快，完全在預期之外。
木：我會問這點是因為很多關於比賽的紀錄片無論比賽輸或贏，都會放大球員們的情緒反應，可是《野球》卻沒有這麼做，可否談談這部分。
沈：當然在現場拍攝時，就如所有的紀錄片一樣。今天一輸我們也陷入錯愕，但下一秒想當然馬上要捕捉大家的情緒。教練一直嘆氣，小朋友默默的整裝準備離開，氣氛非常低迷。跟著他們到車上時，小朋友有的在哭，有的互相怪罪，有的沉默不語。我們全都拍了。
但為什麼後來都沒有使用？有一個原因我認為這是電影的魅力，就是「空白」。
今天努力了這麼久結果打輸了，我覺得觀眾應該已經參與他們的錯愕和難過，我不覺得應該再去放大什麼。如果要放大些什麼，我倒覺得童年的分水嶺是比較重要的，因為這是共同記憶，就是畢業典禮的部分。這是我寧可去強調的。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小朋友沒有大人那麼複雜，大人們好像會對一個痛苦停留很久，但小朋友可能痛苦20分鐘、一個鐘頭，接下來就是想我現在要去哪裡玩。
所以後來我把他們騎腳踏車、丟九宮格、在水溝裡玩剪接在比賽之後，是因為這比較像他們的心情。這其實不是這次大比賽後拍的畫面，而是之前的小比賽後的畫面，但我覺得放在這裡，很符合我所理解的他們隔天還是繼續玩的心情。
木：照著影片的順序問下來，剛剛雖然提到這片裡沒有訪談，但其實在影片的最後面有一段教練的正面訪談，難道這不擔心破壞形式上統一嗎？是否有特別的原因？
沈：有好多人都這樣建議我，這也是我固執的地方。老實說我都有訪談，但都盡量不剪進來，教練雖然談的很多，但我覺得那些和觀眾的距離比較遠。但為什麼最後會放一段呢？這有兩個考量。
第一個是，我覺得每個角色有每個角色的「氣」，一個角色在一部片子裡我希望是有一份氣是在流轉的。教練在片子裡很認真的督促，然後也很著急的要在比賽中獲勝，觀眾看到了一嚴格的教練，求勝心很強。當然我可以拍教練繼續督促小朋友然後這樣結束，但我還我剪進了一段踢足球的畫面，因為這是一年裡我唯一拍到教練笑的畫面。
不過我覺得這仍然不夠、不滿足。雖然教練的篇幅不多，但他是理性的主角，是小朋友的核心。我覺得片子裡教練的「氣」有點飄，我好像拒絕了觀眾和教練溝通，或是教練和觀眾溝通。大家看到了他的兇、要求，但這背後的核心是什麼，我覺得我沒有讓觀眾知道，所以我加進了這段訪談，有點「指針」的效果。
木：那小朋友看過之後？
沈：小朋友很好玩，他們會說你把我這個也剪進去好丟臉阿，或是怎麼我的鏡頭只有一點點，他們很單純。但也許十年後他們會怎麼看這不一定，時間的威力比較可怕。
木：記得您在「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中得到台灣首獎，評審的評語是，這 是一部控制力很強的電影。你怎麼看這樣的評論？
沈：我覺得可能紀錄片的傳統中一直有種「去高手化」的東西，我覺得這是紀錄片裡非常有趣的。因為紀錄片有強大的隨機性和不可預測。我以前還沒拍紀錄片，就單純只是觀賞的時候，常常會為了一些「去高手化」的紀錄片感到困擾。因為這樣拍片好像很簡單，拿出攝影機就可以拍了。的確，這樣一個人的編制真的可以拍出一些很強烈、很動人的東西。但是，我自己的偏好是，我有時會覺得畢竟是以「影像」來傳遞東西，所以完全的去高手化對我來說是困擾的。
所以我還沒拍紀錄片之前，我就很希望自己拍紀錄片可以盡可能的控制影像的成分，包含品質，也包含影像到底傳遞什麼訊息，即便是比較抽象的部分，我都希望可以掌握。
木&K：接下來請您談談拍攝這部紀錄片的難處。會不會因為一直等待，或因為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而感到焦慮或不安？
沈：我的焦慮比較來自於自己。好比我現在在拍自閉症，認識了很多家長和朋友。但我心裡面有種感覺是，全世界好像都希望你去拍一個能讓一般人認識自閉兒，或是幫助他們在人生的路上能夠被理解和被協助的紀錄片。
你不可能不答應的。因為人家把生命展露給你看，把故事告訴你。你不會說「沒有耶，我沒有要拍這個。」
但心裡某個比較隱性沒說出口的可能是，我覺得應該要拍出那個世界的奇特。這可能要透過影像的方式去再現，去戲劇化，甚至加上動畫，讓觀眾更能體會。但你很難告訴家長說，沒有耶，我是用這樣的故事但我沒有要拍，我要用假的。這種事是說不出口的。
所以我覺得拍紀錄片好像永遠在掙扎。你是一直在檢討自己追求的「真實」，還是一直在檢討自己的「誠實」。在我自己少數的經驗裡告訴我，如果我選擇「誠實」，未來會比較有力氣做下去；如果我選擇向「真實」靠攏的話，我可能熱情度不會那麼高。
所以其實富源村的家長們其實看了《野球》並不那麼滿意，他們以為影片會拍到村落發展的問題、小朋友教育的議題。那些東西我們都有拍，甚至還跟著家長去做板模，該有的其實我們都拍到了，也有因為隔代教養很辛苦，而邊講邊掉淚的訪談。但最後影片裡這些都沒有出現，只剪了那些小朋友最不重要的事，很多人會覺得難道小朋友玩眼睛很重要嗎？
我想，這東西永遠是一種兩難，只能選擇對自己誠實，這某程度上是導演的決定權。
木：最後一題了。我知道您剛開始是以劇情片的工作為主，但現在您對紀錄片的關注好像漸漸變多了，興趣變高了，是這樣子嗎？
沈：其實是耶。我原本是個從來不喜歡紀錄片的人，我記得我大二上紀錄片的課，每次上課都昏昏欲睡，很乏味很累。可是後來接觸紀錄片，一開始是很想要逃離做廣告的節奏。但是真的接觸之後，我發現真的很有趣─「哪怕再平凡的人，生命中就是有一些東西，比劇情片還有魅力。」
還有一個很私心的是，紀錄片帶我去很多地方。我自己是活在比較封閉想像世界的人，拍紀錄片就被迫去很多地方，像我不會說台語，連當兵都在台北，我是台北長大的。拍原住民時，就必須去山上；拍《賽鴿》時，就要去大林那樣的村落住一年多：拍《野球》要去花蓮住。拍紀錄片讓我的人生比較不那麼刻板，我可以去認識這個世界更多更多。
但是在情感上，我有時候看到他們的故事，有時候覺得這比我坐在咖啡廳想出來的紀錄片腳本還要動人很多。所以如果問說我現在是不是比較愛拍紀錄片，是的，沒錯。
我甚至也會覺得，如果我之後拍劇情片，我也會把某種紀錄的特質拿來運用。我現在對於某種極端控管的影像製作流程感到厭煩，我反而欣賞某種軟性的、隨機的，比較自由的，這些都是紀錄片才有的魅力。如果可以運用在劇情片上，我會想要試試看。
木&K：謝謝您接受紀工報訪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