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目前您們最新的作品《牽阮的手》是以現在立委田秋堇女士的父母田朝明和田孟淑為主，可不可以說明當初為什麼會去進行這支片，整個創作背景過程跟您們大概遇到的問題。
莊：會接這個片子是我害她的。公共電視找我們，說有這個題材問我們意思怎麼樣，而我們之前都不認識田秋堇她媽媽跟她爸爸，就做一些田野調查，上網查一些資料，覺得他們夫妻的故事還滿好玩的，就跟蘭權商量要接啊。
顏：後來事實上，我們覺得田朝明醫師是一個怪咖中的怪咖，他是太有趣的一個人。我第一次跟田媽媽見面，其實我有一點被女性的某種情愫所感動。
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剛好前天看到田爸爸的日記，看到某一段，因為田爸爸老了，去外面走街頭運動都是田媽媽去回來跟他報告，把他一個人丟在家。田爸爸是非常大男人主義的，稀飯或麵煮好了請他放在電鍋蒸熱他都不要，甘願吃冷的，從來不做廚房裡的任何一件事，那次他在日記上寫一句話：「有老婆跟沒老婆有什麼差別？」
田媽媽之前沒有看到那一本日記，後來看到了講到這件事一直哭一直哭，她覺得很對不起田爸爸，田爸爸當時人在醫院。一個七十幾歲的媽媽，一個已經快要九十幾歲的爸爸在談愛情。這個時候，我確實有被田媽媽竟為這件事如此愧疚煽到，覺得她如此對不起她丈夫，因為她丈夫倒下來，她應多花一點時間陪他。我記得當時我眼眶都濕了。第二個，我們去查田朝明覺得他是怪咖中的怪咖，然後我聽到一個人這麼說田朝明醫師：「田朝明醫師他這個人我們只能尊敬他，但無法follow他。」因為他太苦行僧，太潔身自愛，太理想化了。對我們這個年代來講，這純粹是太理想化的一個人，但迷不迷人？迷人！我們五年級生對這種最迷人就想去試試看，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我們才又出現一次衝動，去接了這個案子。
問：《牽阮的手》有牽扯到很大量的史料，最後您們選擇以動畫去呈現，為什麼有使用動畫的想法？而不是類戲劇或是用大量訪談。
顏：關於台灣歷史的紀錄片大部分偏向紀錄報導，就大家東說一塊，西說一塊，資料貼一貼，坦白說不太好看。我拍紀錄片不小心就會很用力，我就跟莊子說如果非得要用這個型式拍的話，就拒絕好了。其實我一直在搖擺，題材是真的滿有趣的。若就像你說的類戲劇，依我的龜毛性格這樣可能會負債上億，因為我們要走過1950年代，所有東西都必須重新考究場景設置，不然類戲劇怎麼做？就是一間客廳走完就好了，那設計場景都在這即可，不能走出門去，一走出去就毀了。
我就是還滿喜歡田媽他們那個愛情，對我來說真的是很美的東西。我就想到宮崎駿，想到《螢火蟲之墓》，想說寫實動畫的可能性，但是2D的錢也是不得了，也是算億，所以就只好作3D動畫，想要嘗試看看。當我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大家都反對，因為我們沒做過動畫，不知道動畫要花多少錢。我不是理性型的人。要做就做好，不然就不要做，所以公共電視當時也很反對，審企劃案的評審覺得這不是一個好辦法，紀錄片跟動畫結合，然後又要做那麼長，做那麼多故事。因為我太堅持！我就說不然就不要接，不然就答應我，我難得那麼固執！然後我很用力說服莊子，可是我現在很後悔，後悔他縱容我，因為做動畫這件事情是一個世紀大災難。
問：請您們就「再現」歷史，分享您們的製作理念或是經驗。
莊：我沒特別的想法。因為拍攝紀錄片或者拍攝影片，碰到最大的困難就是影像在哪裡？是用照片替代呢？或是用報紙或者是有資料畫面？或者我們來畫插畫？一般做紀錄片不會用嘴巴說完，需要有影像。重演是不是一定要用動畫，最重要的還是解決影像的問題，我個人並沒有對美學上的主張。
顏：我想要重現那個年代的氛圍，我總覺得說，「說」不一定能把文字把言語化為影像。但是如果你把那個氛圍重現出來，慢慢地走過1950年代，觀看者若只有十幾分鐘、二十分鐘，他看不下去嘛。不然他會慢慢進去，跟著時代氛圍在流動。
我們要講這對夫妻的生命史，必須讓那個時代氛圍流動。所以寫實動畫對我來講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那些東西我靠什麼流動那些情感，我靠什麼要讓你們看到不一樣的感覺呢？動畫最困難的就是考究，髮型、衣服、車子，不同年代的公車，車門、車頭不一樣，既然我們要做寫實動畫我們就要完成那個考究，我不想做類戲劇是因為我的能力、金錢做不到，可是繪製我就盡量把它做到我們能夠做到的。以我們這麼小的工作團隊，我們兩個再加上一位助理去處理那個東西，希望我們能夠讓大家進入到一個氛圍，你做得越自然那個氛圍能夠流動情感。
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要從愛情講。如果你認識田媽媽，你就會從愛情講，因為田媽媽說她的生命從1952年開始，就是因為認識田醫生開始，愛情在她的心中非常非常重要，一直到老她都還是這樣，愛情是她生命的開始。接下來我們遇到更大的問題了，田爸、田媽不是檯面上的人物，所以我們要找到他們的素材非常非常困難，再來我們有一個企圖心，想要畫出那個歷史的輪廓，其實我們只是勾勒，並沒有深談為什麼。因為要支撐他們的生命史，如果歷史沒有一個客觀的東西在背後支撐，這個東西會變成非常個人的、偏頗的。如果我用田媽媽的觀點去談這段歷史，那會將是非常民進黨式的，非常黨外式的。
所以我們必須再拉一個第三者導演個人經驗去談那個歷史的輪廓，那些畫面要從零開始去找。莊子要看多少報紙，要去讀多少書，要去翻多少書籍，現在連翻拍報紙都要錢。尋找授權都花很多的心力，預算也很大，我們光老歌就快超過一百萬，影像幾十萬。
問：像《無米樂》是長期蹲點，《牽阮的手》是史料的分析和觀點的形成，這次你們的分工方式也一樣嗎？
顏：跟《無米樂》一樣，攝影以他為主，剪輯以我為主。然後一起討論。蒐集資料以他為主，包括所有的版權取得，所有都是他，所以死的最難看的是他。我只有坐在剪接室在罵人，他都要到外面去讓人家罵，付出非常大的心力。
莊：其實《牽阮的手》比較蹲點，我們拍了將近三年，這三年之中還有一年半做動畫，拍很久蹲點很久。我們要拍這個時，田媽媽的女兒田秋堇有警告過我們，你們真的要做嗎？我媽媽很難搞。
顏：田媽媽因為這幾年有被媒體炒作，在媒體有點小小表演的態度，可是我覺得在《牽阮的手》裡面沒有，因為我不斷地磨她，同樣的問題我一定問三遍以上。我要她去掉情緒，一直磨她一直逼她，我們跟她做了一個很長拉鋸戰，田媽媽長期以來有她的性格表達模式，那樣的人跟崑濱伯是非常不一樣的。她非常聰明，記憶力又非常好，她有一套她要講的話必須讓她講完，不管是情緒的話，都必須讓她講完，即便她這時是在表演都必須讓她演完，再來一次再問一次，在所有的生活過程裡面，我們找到機會我們就再問。光「李萬居」我們就問過三、四遍，田媽媽講話的量是一般人的兩倍到三倍之間。
我們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掙扎。田媽媽過去跟田爸爸對台灣過去三、四十年來付出努力，不管台灣獨立不獨立，光是人權跟民主運動這一塊，不能因為這幾年來民進黨執政後媒體炒作，把她的形象搞到另外一個位置後，去抹滅她過去四十年的貢獻。田爸爸是田媽媽的精神力量來源，我如何把那個東西挖回來，讓她再回到田爸爸教育她的那個年代，記住什麼她用什麼樣力量去完成這些東西，是拍這個片子最大的困難。
除了做動畫，我們其他時間也都是跟著田媽媽一直跟著她去聽她講所有的故事。崑濱伯只有一個餅乾盒，但她家是一樓到地下室滿滿的都是她的資料，然後她們所有家書我都有看過，所有文章我都讀過，她一百多捲的錄音帶莊子聽過。我們台北整個工作室都是她的東西，去聽、去驗證、去理解，雖然紀錄片很主觀我仍然希望去找到那個中肯的東西，這是我們兩個拍紀錄片一個很大的原則。
我舉個例子，崑濱伯和崑濱伯母都會在那邊互相調侃，有一天莊子提出一個質疑，會不會是崑濱伯在攝影機前表演，我說不然我們來觀察，不開攝影機時他們有沒有在玩，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如果本來平常不會玩，卻突然因為攝影機開始玩，表情一定會不太一樣。我們去觀察這樣的東西後來印證他們的生活原本就是這樣，才認定崑濱伯的個性本是比較瘋狂比較可愛的，而不是在攝影機前表演，所以這東西對我們拍紀錄片是非常重要的。
換言之，《牽阮的手》為什麼要花四年多的時間，是因為我們還要蹲點，還要找資料還有做動畫，而且真的是全部精神進入的。我現在還是要強調做紀錄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很羨慕周美玲在紀錄片領獎的時候她講過一句話，她說：「創作紀錄片是一件很甜美的事情。」到現在我還是非常佩服她，為她鼓掌，因為目前對我來講它都還是一件辛苦、心力交瘁的事。雖然目前動畫我評價只有七十分，因為動畫公司不是很有經驗的，而我也沒什麼錢，所以那個七十分我現在很滿意了。至少我們去做一個實驗，這個結果我們不覺得它太差，我覺得還是有一個可能性，一種結合的可能性，並且把相關歷史的紀錄片帶的比較生動一點，我相信有觀眾是拒絕的，可是我相信應該有幾成觀眾是接受的。
問：《牽阮的手》像製作時間那麼長，在整個經濟困境跟個人創作上，您們怎麼取得平衡？是透過什麼方法去維持一個生計？
莊：過程裡面多多少少，例如《無米樂》拍完多少去接宣導片賺錢做一年多，然後才做《牽阮的手》。當然如果製作紀錄片的過程裡面有一、兩個很簡單的案子可以賺些錢的，當然也會去做稍微平衡一下。
顏：拍《無米樂》根本都沒錢都沒空了，但是因為拖太久，欠公共電視錢，所以在《無米樂》推院線時，我們就已經開始接宣導片了，趕快賺錢要去還這筆，所以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救我們一命，所以那時候我們得到百萬首獎第一件事情我現場第一句話是「有錢還了！」真的是內心話。
接下來我們就面臨到這個困境了，開始非常害怕經濟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們要停下來先賺錢，所以記得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時間拼命接宣導片，他拍我剪，我連大門都不用走去，維持一年半的時間。心臟病發作過兩次，太勞累但是也變胖。那時候我們有累積到一點錢，因為我們接宣導片是不透過任何傳播公司的，然後我們都盡量自己來，也有設備，相對來講我們利潤會比人家高一點，累積的這些錢拍《牽阮的手》都散盡了。那你說我們怎麼面對經濟困境，今天為什麼我會在高雄？今天為什麼我要去教書？那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嚴重的負債，必須還錢，要不然我好想不要教書喔。
蔡：現在因為經濟壓力教書會不會很無奈？
顏：我不會去想這個問題，你應該問我們為什麼會負債這麼嚴重，這才是問題。
我們剛做《牽阮的手》，除了要透過田媽媽跟田醫師這兩個人去講她們的愛情、生命史，以及對台灣人權民主所付出的一切之外，我們心裡面有小小的企圖心，這是我第一次就是想要畫歷史的輪廓，但我只想簡單地畫，也從來不覺得畫歷史的輪廓有什麼爭議性的問題，我們兩個在做的過程裡面沒有想過這些東西，但當你去畫那些歷史的輪廓後，被詮釋成你在談論政治議題的時候，問題就來了，會造成藍綠對決。我從來沒有去想過這個東西是爭議性的，是泛政治的。
對於以前民進黨處理這段歷史是過分誇大的，那才有問題啊。如果你是中肯地在寫這些東西，而且很多檔案影像還是來自國民黨的新聞畫面，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坦白講我光修剪八個月，我開場重剪十幾遍，結尾重剪十幾遍。我剪接是為了取悅一個人，就是他（莊子），這是很重要的事實。
莊：這可以說是加害者對受害者的一點點回報。我為了她去做動畫，我為了她乾脆跟公共電視談解約，都是為了她。
問：跟公視的糾紛，為什麼會導致現在的財務困境？
顏：因為造成一個所謂觀點的歧異嘛，公視希望能夠像《無米樂》一樣弭平藍綠的對決，坦白說這個主題不可能，而且我也做不到，公視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見。
莊：我們裡面有一大段篇幅在講「林（義雄）家血案」，他們希望篇幅縮短留三分之一就好，鄭南榕自焚那一段也覺得要整個剪掉。片子完成後，今年（2011）三月田爸爸過世，我們片尾有加一個字卡─以此片紀念「人權鬥士」田朝明醫師。公視建議不要再加上人權鬥士，還有一些瑣碎的旁白要修改。
顏：我為這個片子付出太多心力，從來沒做過這麼難的紀錄片，連命都進去了，幾度崩潰，自己都硬撐住了。它可以不被接受，可以說它不好看，但是不能否認我的能力，而且我非常盡力。我們兩個拍片是屬於拿命在拍片型的，再加上當時公視都還不斷挑小問題，莊子基於為了藝術、為了愛，提出解約。
莊：解約當然也讓彼此都有一條路好走，畢竟這個片子再怎麼改，有一半的人只要看到田媽媽、田爸爸就會沒法接受了。我覺得也不要再叫我改了，解約就好了。公共電視不要播出這個片子讓人家罵，讚美沒有用啦，只要把公視的網站、電話塞爆它就毀了。
顏：我們沒有辦法評斷。這樣說好了，其實我們片子已經審過了，在台北電影節播出反應過大，引發說會擔心造成藍綠對決這個問題，但到底怎麼引發的我也不曉得。可是在公共電視的流程，我們好像二月、三月審片過了後才去處理版權問題，處理到台北電影節的前兩天才送出去。之後就遇到這個問題，大家開始展開協商。當時我們同意一件事情，說要不然我們拿電影版權，電影版權影片照我的版本，公視版權的我照你的要求改，改怎樣我都答應，這個條件都還被拒絕，就沒有路可以走了！假設這樣子對公視來講傷害真的很大，那我們就三百多萬拿出來賠，然後大家平和，不然其實我們堅持不改是可以的，因為我們審片過了，已經審兩次了。
蔡：我不懂審片既然過了，為什麼台北電影節之後又翻盤？
莊：而且還拍手叫好，叫我們一定要參加台北電影節。我本來不想參加，我怕不小心入圍的話，我的版權處理沒有把握。一共有二十五首歌，一首歌有三個版權，詞、曲、錄音，這樣就有七十五組，照片又那麼多，很多台語的錄音唱片公司背後是黑道，一首歌出價十萬我怎麼可能買，這個價格就泡茶喝茶，討價還價很麻煩的。
蔡：您們都自己處理嗎？
顏：歌談不攏只好換歌，但換歌要動到影像，那個已經都是定案的東西。我覺得這樣子不行，然後他也提出解約，他提出解約一者是為我，一者是為了和平，也不要為難公視。我相信片子在公視播出來，電話會接到手軟的。我們都會遇到觀眾當場就開罵了，何況是看電視的人，打電話罵更簡單。
莊：像我們有一次在高雄一個畫廊，主人好意想說在畫廊幫我們辦一場私映會，大約有四十人來看，那些人都是主人邀的。映後座談時，文學大師余光中的夫人有去看，我不認識她，她第一位舉手發言，說其實我們外省人為這塊土地做很多，不只是這些台灣人在做事情。譬如說高雄的硫酸亞工廠怎樣怎樣……，台灣農業就是因為有硫酸亞工廠的化肥，農業才會進步。她講話不是很衝，是很溫和、很有氣質的一個太太，口氣沒有不好。問題是片子裡我沒有提到那些人呀，我肯定我提到的這些人，並不是說我就否定我沒提到的那些人。
顏：對我來講很奇怪，為什麼我肯定A的努力，然後你也要告訴我B也很努力，這是兩回事吧！你也可以拍一個外省人在台灣生根立命，為台灣付出很多的影片。很多主題有很多可能性，但為什麼她從一個影片裡的肯定，而對自己產生那麼多的否定。
蔡：我覺得那是藍綠問題。
莊：《牽阮的手》有參加女性影展，一個記者問了一個很好玩的問題，他說我們兩個為什麼這麼勇敢去處理這部爭議題材的影片，我們都傻住了，這支片子根本沒有勇敢不勇敢的問題嘛！現在是2011年了，在我們的看法裡面，任何主題都可以處理，這哪來的犧牲勇敢。
蔡：我覺得他真正想要問的是，您們那麼勇敢，不怕因為影片被貼上政治標籤嗎？
莊：我們真的沒想過，但是那是免不了的。
顏：我們沒想過這個，你那是後設。我們那時想的是怕中國統一以後我們兩個會被貼黑名單，可是我們想的不是台灣這個狀態，我們是認為台灣被收走是未來必然的現象。那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那跟曾經有一群人為台灣這塊土地留在這麼多的努力，她們那個年代的美德、對理想的堅持跟執著這個東西要被留下來是兩回事啊，可是我可能會得罪誰？中國嘛，所以我兩個開玩笑說，一旦中國統一台灣的時候，我們兩個都要站起來說因為年少不懂事所以拍錯了一個片子，其實我們是愛中國，回歸祖國的。這是開玩笑啦！
蔡：所以您們只有想到對岸的反應，沒有想到台灣的觀眾的反應，可是藍綠的對決您們知道啊？
顏：因為藍綠對決的事本來就存在，對我來講，跟我們無關啊！
蔡：跟您們無關，反正您們也不在意。
顏：對我們來講，你不喜歡就不要看。不是這樣子而已嗎？我不是要你認同他們的理念，但我希望你看見他們的美德，去知道台灣有一群人去為台灣付出這麼多。而且也不只是這一對夫妻，是有一群人，像雷震、李萬居，我都有篇幅去處理的，這個地方是要被看見的，如果你要認為它是在為民進黨服務，我認為這有問題，因為看完以後更多人是認為這是打民進黨一巴掌，坦白講這個影片根本是三面不討好，支持過民進黨的人看完，以目前台灣的亂象他會對民進黨更生氣；國民黨一定也很不爽，中國看到裡面喊台灣獨立超過百句以上也很不爽。可是我沒有想到貼標籤，或正義性的問題。
我勇敢應該是在這裡，但這畢竟是台灣目前的一個事實，所以還了公視的錢再加上我們之前還有一些累積的負債，這個片子我們估算它超過六、七百萬以上的成本。目前我們三、四百萬的債務就是跟銀行借貸，每個月一定要還，所以我得去教書這東西不用掙扎。
我要講的是「妥協」，不是我們兩個能夠點頭決定的。如果今天我點頭要如何面對田朝明醫師，我日後沒有辦法面對我自己，但是三百萬有還清的一天。我很感謝莊導做出的決定。
蔡：那您們有沒有評估上院線可能票房比《無米樂》更高一點？但也搞不好負債更多。
顏：不知道。
莊：我們會募一些款項來上院線。
顏：我們現在想慢慢地進行，然後募一些錢，想想看有什麼方式。我們有進行小額募款，五百或一千都好，我會跟觀眾這樣講，如果你們曾經喜歡過《無米樂》，就讓我騙一次吧！見到我你還可以吐我口水沒有關係。
問：紀錄片密集上院線的一個環境你們有什麼看法？
顏：你們同不同意紀錄片上院線這件事？
蔡：紀錄片有很多類型，所以我覺得有些片子是可以上院線的，且甚至它應該上院線。有些片子就算上院線也不見得會討好或有太大的意義，對我來講是看紀錄片的類型。但我覺得今天很難判斷的是什麼片子上院線會得到支持或讚賞，真的很難講，就像您們的《無米樂》。
那關於紀錄片的消費，我也往另一個方向講。也有一種可能。就是拍攝者目的性很強，希望他的作品進影展，或是未來可以上院線去賣錢。不排除有這種可能，那可能會消費到被他拍攝的人，這個風險是存在的。
莊：紀錄片會碰觸到倫理的問題，而倫理的問題不是商不商業的問題，是拍攝紀錄片的初衷。若是為了商業的成功去選角去選議題，為了得獎，我覺得那些都很奇怪，本質上都已經扭曲了，但是它的檢驗會是簡單的。
回過頭來，我沒有一個標準，只能自由心證，自己知道。不可能說這幾個阿伯這麼可愛，以後上院線一定有票房，我不可能去拍田媽媽跟她老公躺在病床上很可憐，所以這個煽情有票房，不可能這樣設想。這在製作紀錄片的倫理上，是我無法忍受的事情。
蔡：像您們現在上院線一定有碰到這樣的問題，像《音樂人生》的導演及被拍攝者就翻臉，可是知道的人很少，大家只知道它的名聲跟它的情況。
顏：當初拍《無米樂》我們倆受很多質疑。我們倆跑去鄉下拿攝影機蹲點拍，有些三姑六婆會問說這兩個是做什麼的？會不會騙你們？有沒有跟你們要錢？阿伯都有偷偷跟我們說。
莊：我們做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們要不要付費給被拍攝對象，到目前為止我都還無法接受這個交易關係。
顏：後製回台北更慘，阿伯遭受更多質疑，常被說這兩個騙你的啦，他們不是真的在拍，阿伯就有苦說不出，後來他女兒打電話給我們，說希望我們過去一下，不然大家都覺得她的父母被騙了，不知怎麼回應。我們都還有遇到這樣的狀態，太多這種東西了，可是我總相信紀錄片裡拍攝者某些誠懇度能被看的到。
莊：沒那麼簡單，那太難了。
顏：像我剛回台灣，最討厭的一件事我看到紀錄片導演戴著太大的光環，他變成一個弱勢者的代言人。我曾經跟莊子說過一句話，如果一天我有機會，一定要把我的拍攝對象推到前面去，我覺得掌聲是他們的。然後今天我可以很驕傲說《無米樂》我做到了！只要是影展我都帶他們到現場，把講話機會讓給他們，掌聲在他們身上才對，我們很努力在做這件事情。它是很多可能性的，不是一個單一的的想法，我覺得用所謂的「商業」或「消費」這兩個字框住太過固執，太簡化那個模式。
其實有很多東西是可以進行操作的，也可以協助，目前台灣紀錄片不管有幾支多紅，到底有多少拍攝對象可以被記的很清楚的，那個就是檢驗。可是太多不是，若我們只記得某某導演，那個對我來講就是失敗的。
問：《無米樂》的版權在公視，《牽阮的手》當然現在解約了。但像柯金源導演是在體制內，他的作品版權也都是公視的，依目前台灣紀錄片版權的分配，您們有什麼看法？
顏：很鬱卒，每一個導演都很鬱卒。現在問題是說現在工會企圖要去處理，這件事情大家努力很久了。我會覺得有點難，第一個是為什麼公部門非得讓你拍紀錄片不可，如果它屬於公益性質，那為什麼版權非要你個人不可？這是一個公部門的說法，或是商業說法，因為它出錢。
可是我們老了怎麼辦？我覺得這需要雙方坐下來去談，國藝會為什麼就可以把版權交給導演，電視台不行，那他們的共同想法是什麼；版權可以共同擁有，怎麼樣的共同擁有法，甚至這個版權有沒有可能五年後大家都擁有播放的權利，DVD可以細水長流地賣，回饋版稅給導演。
這個協商必須立基在紀錄片工作者對他的工作投入真的是太多了，第二個台灣紀錄片在預算不足的情況下，大家要面對公共電視告訴你上限一百二十萬。你明明就是需要兩百五十萬，但你還是只能拿一百二十萬，剩下要自己想辦法。公視不接受兩百五十萬合理的，彼此去平均分配版權。（※這一段話好像有點不太順暢）所以有沒有可能給一個合理的預算，或是能夠正常有一個工資，這是每個紀錄片工作者千萬期待的事情，但遙遙無期。
蔡：您覺得不樂觀，在過去一兩年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但現在我慢慢覺得有一些可能，就看要不要努力去爭，我覺得現在氣氛好像有點不一樣。
莊：我講另外一個經驗，做《牽阮的手》有用到一些公共電視的檔案資料畫面，解約之後我回頭要跟公共電視買，它居然授權期限一年！你覺得過不過分，他是公共電視，不是TVBS！不是三立！不是中天！這是雙重標準，王八蛋的雙重標準。我到前幾個月才知道個事實，合約書下來我才知道，期限是這樣，一年到了再買，他們的制式合約是這個樣子。
問：最後一個問題，對於現在新生代的紀錄片工作者有沒有什麼建議？
莊：其實我幾乎沒有跟新生代的有來往。
顏：你以前不是都說「快把我們這些老人幹掉吧！」
莊：不是！是趕快給我們多一點退休金，讓我們趕快退休。在影片上，包括劇情片我們這些五年級應該趕快退出，讓年輕人去搞就好。譬如說像電影拍那麼久，還是那些老人家在分配資源在掌權，都是這些人在拍片。這樣國片怎麼可能有進步，不可能進步，全部這些三十歲以上的人都不要拍片，所有國家資金都分配給二十二歲到三十歲之間的人拍就好，十年以後國片怎麼會沒有未來！我不要講紀錄片，光是國片喔，確實是再怎麼樣都是那些老人在拍，怎麼拍都很難看。
顏：這一兩年我做評審，看到一些年輕導演一些短片還有一些長片。其實我發覺他們想像力都非常足夠，攝影也都非常的棒，但是唯一我覺得基礎功不夠，比方說他們找到一個好的主題，也找到一個很好的點，可是流暢度經常沒有辦法做的很好。在紀錄片裡流暢度是很重要的，那個東西是基礎功，要花時間的，年輕人對於這一部分可能比較缺乏耐心。第二個，我看到的紀錄片一直有很多很炫的開場，但是沒有內容去支撐。
電影超過百年，經典片那麼多，那就是你的老師啊！那些都可以帶給大家很多刺激，而年輕人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不看書，不看電影，但是認為他會拍片，想像力夠，勇氣夠，可是基礎功不夠，因為電影看的不夠多，因為看多了會在你腦袋形成一個東西，那個東西就是你的。我覺得我最開心的是我年輕時看過很多電影，而且我們這一代大部分都是我們年輕的時候看過好多好多的電影。